六一前夕：當年給蘇聯小朋友寫信

1950年代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政治方麵唯蘇聯馬首是瞻，經濟和科學方麵唯蘇聯“先進經驗”是從，就連教育也不例外，數以千萬計的學生必須學俄語。我從高中一年級到大學三年級，每星期上三節俄語課，外加三小時早讀與三小時課後複習，六年間花了3000小時。誰知道花這麽大力氣學的俄語，後來在我的工作與生活中根本無用，不得不重起爐灶學習英語。回想起來，我學的俄語唯一實際應用過的，是給蘇聯小朋友寫信。

 

1960年某日，俄語老師說有一批蘇聯中學生想交中國朋友，這是促進兩國人民友誼的好事，要大家踴躍回應。我當即報了名，分配給我聯絡的蘇聯男生名叫阿遼沙，與我同歲，家住遠東的伊爾庫茨克。我按照地址發出了信，過了一個月阿遼沙就回信到我的學校，轉給了我。這讓我又驚又喜：這可是自己有生以來收到的第一封國外來信！那時的中國大陸幾乎是全封閉，即使有親朋好友在西方國家，也不敢聯係，生怕惹麻煩，往輕裏說是“海外關係”，往重裏說是“特務嫌疑”。隻有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是例外，與蘇聯小朋友通信，不僅沒有風險，而且增進兩國友誼，是件光榮的事。那年月學俄語的比學英語的神氣：“我們能交蘇聯小朋友，你們學英語的敢交美國朋友嗎？不抓起來才怪呢。”

 

我與阿遼沙通信用俄語，他寫信不難，我就很難很難了，因為當年的俄語課，教的是政治口號式的文章，應用文與日常生活內容幾乎沒有。我們談各自的家庭、談學習和學校、也談各自的城市。他給我寄來蘇聯第一位航天員加加林的相片、伊爾庫茨克的風景照片，還有蘇聯最小的錢幣“戈比”，讓我的同學們羨慕不已。作為回禮，我寄去上海的風景照片，還有中國的一分、兩分與五分硬幣。

 

我與阿遼沙大約一個月交換一封信。然而從1962年起，我就接不到阿遼沙的回信了，不知不覺就斷了聯係。不但是我，別的同學也接不到回信了。後來知道，其實蘇聯小朋友們是回了信的，但都被我的學校扣下了，而學校是奉了上麵的指示。原來，為了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毛澤東同赫魯曉夫鬧翻，蘇聯專家從中國撤走，而中國留學生從蘇聯撤回。赫氏指責毛頭腦發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毛則回罵赫氏投降美帝，是現代修正主義。我們這些毛頭孩子，哪裏知道高層的這些破事？當初提倡與蘇聯小朋友通信，說是增進友誼；後來不許通信了，又說是反對修正主義，反正橫豎都是他們有理。

 

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封資修”的浪潮鋪天蓋地，弄得知識分子人人自危。這“修”字，指的就是蘇聯修正主義，凡同蘇聯搭上點關係的，都難免沾上“修”字。我猛然想起阿遼沙的十幾封來信，壓在箱底四年多了，一旦被查出，弄不好就被說成是裏通外國。左思右想之後，我找了個僻靜角落，把阿遼沙來信連同他的照片付之一炬。我學俄語的經曆，也隨之告終，到如今連俄語字母的發音都記不全了。

 

整整半個世紀過去，世事變化如滄海桑田：不可一世的蘇聯巨無霸解體成15個獨立國家，阿遼沙如果還在伊爾庫茨克，當是俄羅斯公民；中國大陸從閉關鎖國中走出，向世界開放，我得以來到美國。想想我與阿遼沙通信，已經是50年前的事了，我們都從毛頭小子變成了老頭子。不知道他還記得有過一個中國小朋友嗎？如今我在紐約，向地球另一麵的他遙遙地喊一聲：“阿遼沙，你還好嗎？”

（圖片取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