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團聚、夫妻在一起生活乃天經地義,但是三、四十年前,夫妻分居兩地在中國大陸卻相當普遍。這裏說的並非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兩地,而是指由於工作、戶口等原因夫妻不得不分居兩地。據1979年統計,全國夫妻兩地分居的職工高達600多萬。每逢春節前,擠滿火車的人潮裏,很大部分就是趕回家與配偶團聚者。短短的探親假一過,火車上又擠滿返回工作地點的人群。
1970年時,我所在的蘇北某縣試製合成橡膠,我被分配參與其事。因為合成橡膠生產工藝相當複雜,就向由前蘇聯幫助建設的蘭州合成橡膠廠求援。對方很爽氣,很快派了三位四十歲左右的師傅來指導,為期一年。我與蘭州師傅熟悉後,才知道他們有個共同難題,就是夫妻兩地分居。他們年輕時從江蘇、安徽被招工去蘭州,十幾年來一直與留在家鄉的老婆分居兩地。兩地分居之苦,一言難盡。首先是生活困難,夫妻難以相互照顧。其次是經濟困難,工資本來就低,分居必然增加開支。最難言之苦,毋庸諱言就是性生活不正常,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澇起來澇得要死,旱起來旱得要命”。每年短短14天探親假,這期間是高密度的性生活,人累得虛脫,在回蘭州的火車上簡直要癱倒。但在接下來的三百多天裏,他們卻不得不承受高度的性饑渴,就像某位蘇聯專家的名字,叫“亞曆山大”,就是體內荷爾蒙的壓力大得要爆炸。
蘭州師傅兩地分居十幾年,一直無法將老婆調去,成為老大難問題。這次我們去求援,他們領導之所以如此爽氣,其實就是提供機會:希望他們既完成援助任務,又把兩地分居解決了,豈非兩全其美?我們當然更是樂觀其成:解決了蘭州師傅的兩地分居,他們就能長期為我們工作了。然而此事辦起來,卻被政策卡住。當時六億中國人被分成兩類: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兩類戶口之間隔著鴻溝,最主要的差別在於:農村居民吃糧食靠自己種,而城市居民由國家提供糧食;農村居民到了城市,連糧食都沒得吃。蘭州師傅是城市戶口,調來不成問題;然而他們的老婆卻是農村戶口,要轉為城市戶口,比登天還難。我們雖然多方努力,卻還是愛莫能助。無奈之下,我們隻能讓蘭州師傅每隔兩、三個月享受一次探親假,援建期滿後不得不讓他們失望而歸。
沒想到幾年後,我竟步了蘭州師傅的後塵。為了圓自己的科學研究之夢,我於1978年考取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告別妻子來到上海,住進集體宿舍,就此加入兩地分居大軍。畢業後,我獨自在上海帶著兩個女兒,既當爹又當娘,還要努力工作,實在心力交瘁。妻子隻能在每年短短的探親假裏來上海,我們嚐盡了家庭分居的苦澀。按理說我妻子是城市戶口,不存在蘭州師傅那樣的難題,然而另一道難題在等著我們。當時強調嚴格控製大中城市人口,因此由小城市調到大城市很難,調到北京、天津、上海這三個特大城市,更是難上加難。我所在的研究所,上級下達允許調進上海的名額,每年隻有區區兩、三個,而分居者卻有三、四十人之眾,乃名符其實的粥少僧多,胡子等白都未必等得到。
眼見得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有些人就另辟蹊徑,讓洋人來解決兩地分居難題。他們先申請出國當訪問學者,首選當然是美國;一年半載後,就向所在的大學提出讓配偶孩子來美國。老美視家庭團聚為天經地義,根本不管什麽城市戶口還是農村戶口,很快就辦成了。兩地分居的夫妻,在中國團聚不了,反倒在美國團聚了,被戲稱為“曲線救家”。
正當我們不知道還要熬多久家庭才能團聚,嚴重的兩地分居問題引起了胡耀邦的關注。胡耀邦體察民情、關心群眾疾苦且通達人性。早在文革期間的1975年他主持中科院工作時,就想方設法解決科技人員的夫妻分居問題。1979年胡耀邦晉身中共最高領導層後,在全國人事局長會議上講到夫妻兩地分居,他動情地吟誦宋朝李之儀的詞句:“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胡耀邦以此表達關心群眾疾苦的真情實感,要求各級領導設身處地,體恤分居夫妻的痛苦。在胡耀邦親自推動下,全國中級知識分子的兩地分居問題終於在1985年得到解決,惠及所有夫妻分居的講師、工程師、主治醫師和助理研究員。我的家庭分離了八年,也終於團聚。正因為有此切身體驗,我們在過去30年裏一直銘記與感恩胡耀邦的這一德政。
三十年後的今天,兩地分居再一次成為中國大陸的普遍現象。大量農民到沿海城市務工,為經濟發展立下汗馬功勞。但是農民工的兩地分居也引發了一係列社會問題,如婚外情、性病多發、色情業“繁榮娼盛”、子女缺乏教育等。如果說30年前兩地分居者數以百萬計,如今兩地分居者則以千萬計。如何人性化地解決新時期的兩地分居問題,正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
(圖片取自網絡)
中國有七千萬個原因取消戶口製度
嗬嗬,還考驗執政者智慧,一看你就離執政者太遠。執政者才不 care 你分不分居。
其實在中國哪個地方沒有賣淫女存在呢?為什麽政府不好好管理起來?總是一陣陣的搞什麽掃黃!!!結果怎樣呢?????我隻能說,政府智商存在嚴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