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寫母親的文章有許許多多，可是寫繼母的文章卻很少。多數人都是在母親的愛撫下長大的，可是我的生母在我僅僅16個月大時就去世了。我8歲那年，父親娶了繼母。繼母姓宋，與父親在同一個醫學院任教。她戴著一副秀朗架眼鏡，白淨的臉龐，淡淡的眉毛，一望就知道是一個知識分子。
大文豪托爾斯泰說過一句話﹕「愛丈夫的妻子，也應當愛他所愛的繼子女；愛父親的兒女，也應當愛他所愛的繼母。」托爾斯泰的話當然是對的，可做起來卻不容易。在年幼的我看來，繼母的出現是「鳩占鵲巢」，取代了我生母的正統地位。在繼母那方麵，要她如同對待她的親生兒子一樣來對待我，也是勉為其難的。毋庸諱言，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我同繼母的關係是不那麽融洽的。
上中學時，我認識到自己的想法是幼稚的。後來我離家去外地求學，我同繼母的關係，僅止於我暑假回家時客客氣氣地相處兩個月，但彼此仍有一層無形的隔閡。這樣的局麵本來大概會維持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前後發生的事情，卻改變了我同繼母的關係。
1964年，科學界出了一則轟動性的大新聞。北朝鮮一個名叫金鳳漢的學者，宣稱發現了人體經絡的物質基礎，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為「鳳漢小體」和「鳳漢管」。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就提出人體經絡的概念，然而根本的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到底有沒有經絡？如果有，其物質基礎是什麽？金鳳漢的發現如果被證實，得到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是無疑的。金鳳漢的消息使得大陸當局挺難堪的：一來經絡是我們的老祖宗提出來的，卻被北朝鮮拔得了頭籌；二來金鳳漢原本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助教，前不久還到沈陽進修過，想不到才回去就有了這麽重大的發現。有關當局於是下令全國都來尋找「鳳漢小體」。
我母親所在的醫學院自然不能例外，院長兼黨委書記親自擔任研究組的組長，以示重視。但院長是一個「老革命」，對此一竅不通，就請我母親擔任副組長。這對許多人來說是爭都爭不到的榮耀，我母親卻明白表示不願擔任。她說：「我從事人體組織學教學和研究這麽多年了，在顯微鏡下麵看過成千上萬的組織切片，從來沒有見過鳳漢小體和鳳漢管那樣的結構，這樣的研究我不能參加。」院長無奈，隻好讓旁的人先幹起來。一班人忙了兩三個月，製作觀察了上千張組織切片，從中找到十幾張有些象「鳳漢小體」和「鳳漢管」的片子。院長非常高興，但他深知這些人的學術水平不如我母親，就指示：「無論如何都要請宋老師來鑒定一下，隻要她點了頭，我明天就去北京報喜。」母親在顯微鏡下麵仔細觀察這些片子，而院長就站在她身後等待著她的結論。母親站起來說：「這些沒有一張有鳳漢小體和鳳漢管。」她逐一解釋，某一張是肥大細胞，某一張是染色的偽影等等。院長的臉色一下子變得難看，對母親說：「宋老師，你再仔細看看，他們可是忙了兩三個月的喲。」母親說﹕「不必了，我相信自己的觀察。」
就這樣，院長沒有能去搶頭功。一些人對母親的執著深感不滿，說母親不識時務，話該說得模棱兩可些。母親卻無怨無悔，她說：「不是提倡要實事求是嗎，我怎麽能違背科學良心，把黑的說成白的呢？」要知道，當時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已有不少知識分子因敢於直言觸怒了領導，而被打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來批判，母親毅然拒絕院長，甘冒「敬酒不吃吃罰酒」的風險，是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氣的。好在沒過多長時間，事實就證明母親是正確的。原來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們沒有一個能重複出金鳳漢的「發現」，紛紛要求他加以解釋。金鳳漢不得不承認他的那些「結果」都是偽造的。北朝鮮顏麵大失，金鳳漢畏罪自殺，一場偽科學鬧劇就此收場。院長感歎地說﹕「幸虧有宋老師把關，否則報到北京去，這笑話就鬧大了。」我當時是一名剛進大學不久的生物係學生，適逢暑假在家，耳聞目睹了母親堅持學術觀點的全過程，不由得生發出對她的深深敬佩。文化大革命中，院長受了不少批判，但找鳳漢小體的事無人提起。文革過後，院長見到母親，又提到要不是宋老師堅持，他在文革中還要多受不少罪。
許多年後，我也經受了一次類似的考驗。我調到一個機構去工作，那裏說要開展運動與體內激素關係的研究。可是我很快就發現那是掛羊頭賣狗肉，在那塊招牌下實際做著的是給運動員服用違禁的興奮劑。我如果退出，那麽很可能被穿小鞋。相反，我如果繼續參加，就可以得到較多的錢及其它好處，但是，這明顯是違反科學道德和體育道德的。在這兩難的時候，母親當年頂住壓力堅持不為「鳳漢小體」背書的形象又出現在我的眼前，使我做出了正確的抉擇。
如果說金鳳漢的鬧劇使我對母親有了敬意，那麽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同母親之間就又添了親情。在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中，高等院校的教師深受其害。1968年12月，就在我畢業分配的那一天，我接到父親寄來的生活費匯款單。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他的簡短附言：「今後不再寄。與媽媽取得聯係。畢業分配後回家一次。照顧好弟弟。」我立刻意識到父親出事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父親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前夕，抓住最後機會傳遞給我的信號。我心急如焚，當晚就登上了北上的火車。打開家門一看，這那裏還是我熟悉的家？「專政隊」已來抄過兩次家，衣服和書籍被扔得到處都是，就差沒有底朝天。而父母親早已被強迫參加所謂的「政治野營」，到深山溝裏「紮營」去了。我找到弟弟，他是繼母所生，當時才12歲。我帶著弟弟，以給母親送冬衣為由，得到了「革命委員會」的批準去探望她。我們乘了三四個小時的火車，又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中，踏著皚皚的白雪，跋涉了四五十裏路，才來到他們「紮營」的地方。
那是一個群山環繞的村子，一片白雪世界。當地的農民在這數九寒天都貓在家裏歇冬，可是這一大批知識分子卻被迫從四五百裏路外徒步到這裏紮營。母親請了半天假，悄悄地告訴我，兩個月前，父親和她被勒令參加「政治野營」。她患有嚴重的風濕性心髒病，請求照顧，卻被革委會嚴詞拒絕。他們說：「像你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參加誰參加！」她被迫背著沉重的行李，每天行軍數十裏路。後來走山路，她實在體力不支，呼吸困難，嘴唇發紫。到了這一步革委會也不讓她離隊，竟派了兩個人左右挾持著她走。在今天看來，凡此種種實屬荒誕，可是在當時，這些摧殘知識分子的倒行逆施都是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
母親訴說了父親的遭遇。有一天天色已晚，他們大隊人馬一字長蛇走在下滿白雪的山上。父親是高度近視，他一腳踏空跌倒，坡陡雪滑，不知道翻了多少跟鬥，一直滾到山腳下麵。他掙紮著爬起來，眼鏡已摔得不知去向。他撿回一條命已是萬幸，革委會竟還說他是「畏罪潛逃」。原來他們早把父親內定為「階級敵人」，要在這次「政治野營」的某個時候揪出來。父親這次出事，他們就決定提前把他揪出來「示眾」，而且加上了「畏罪潛逃」的新罪狀。在第二天舉行的大會上，兩條大漢把父親拉出來，他們把父親的雙臂用力朝後朝上倒剪，一個人把父親的脖子硬向下壓，另一個人揪住父親的頭發用力向後提。父親就這樣在一片打倒聲中成了「階級敵人」，失去了本來就極其有限的一點自由。革委會非但叫母親目睹父親被批鬥，還逼她揭發父親。他們對母親說：「你的問題，推一推就是敵我矛盾，拉一拉就是人民內部矛盾，現在就看你能不能同他劃清界限，揭發他的罪行了。」威逼利誘夫妻互相揭發，在文革期間是司空見慣的。夫妻生活在一起，誰不曾說過不滿當時黑暗現實的話？要相互揭發起來，這真真假假的罪狀可以說要多少有多少。對丈夫（或妻子）反戈一擊，以求保住自身，甚至以此求榮的，人們見得還少嗎？但是母親對我說﹕「我沒有辦法阻止他們批鬥你爸爸，但我不會落井下石的。」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她用自已的被批判保護了父親。
母親把弟弟摟在懷裏對我說﹕「你爸爸的情形你都知道了，我也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我已經準備好回不去，死在這裏了。可是我放心不下你的弟弟，多虧你這次把他帶來，讓我還能見見他。」她流著淚說﹕「你弟弟還小，不能把他一個人留在家裏，我隻能把他托付給你這個當哥哥的了。」我鼻子一酸，眼淚一下就流了下來，我哽咽著說：「媽媽，你放心，我一定盡心盡力照顧好弟弟。」就這樣，在這寒風呼嘯的冬天，在這荒寂僻遠的山村，我和繼母之間存在了十多年的隔閡消融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親情在我的心中油然生起。我因而永遠記得1968年12月15日，遼寧省本溪縣一個叫連山關的地方。在後來的歲月裏，我們之間的親情一直維係了下去。
多虧上蒼的保佑，父親和母親僥幸地逃過了政治野營這一劫，但是革委會仍然給父親扣上了一頂「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帽子。直到毛澤東死後，父親才得以平反，摘掉了這頂沉重的帽子。倘偌毛不是在1976年死去，我的父母親同許許多多知識分子一樣，早晚會在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中被整死。
母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知識分子，她兢兢業業地教書育人，為祖國培養了許多醫學人才。如果不是由於當政者對知識分子的摧殘打擊，她本來是能夠在學術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些、攀得更高些的。盡管她沒有留下多少著作，可是她稟持科學道德、恪守做人良心的形象永遠地留在我的心中。
一位作家說過，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往往隻有幾個。母親的一生是平凡的，而她在生命曆程的兩個緊要處，表現出不平凡的風範。在鳳漢小體事件中，她顯示出自己的正直和坦率﹔而麵對父親的被鬥，她顯示出自己的善良和堅強。我想，正直、堅強、善良、坦率，這些不正是我們每個中國知識分子都應該稟持的品格嗎？母親能在專製製度的壓力下這樣做，就更加難能可貴了。
母親在1987年去世後，父親多次同我談起她。他說﹕「我同宋老師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磕磕跘跘的地方不少，可是我們是能夠同患難的。在文化大革命那樣險惡的關頭，她沒有出賣我，僅這一點就足夠我永遠感激她的了。」父親知道我還能動動筆，多次囑咐我要寫寫母親。如今父親也已去世，同母親合葬在秀麗的太湖之濱，願他們在另一個世界裏相濡以沫，永遠廝守。
我的父親與母親（攝於1980年代）
毛臘肉及其黨羽，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難書。咱們這些過來人，應該盡量把事實和真相寫出來，希望來者能夠吸取教訓，希望中華民族不再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