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節：20年代末的虛假繁榮造就了民族主義的底氣
既然是民族主義，自然要向洋人爭利益，表麵上還不能那麽俗，得說爭權利。五卅運動後，收回權利是全民意識，占據道德製高點。哪篇文章，哪個講話裏麵都得有二句收回權利的話以示新潮。國民黨在野的時候就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一旦在朝還是這個調調。1927年7月7日的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大會上，蔣介石，黃郛等人相繼發言，內容不離收回租界。而且這不是說說而已的，馬上有實際行動。
-1927年1月，收回租界審判權。撤銷會審公廨，成立臨時法院。1930年將之直接隸屬江蘇高等法院，取消領事會審製度。
-1928年關稅自主，收回關稅主權。
-1928年成立中央銀行，外匯匯兌權利歸央行所有，從此匯豐的外匯經營權要有央行特許。
怎麽樣，刀刀見血吧！一刀砍掉了治外法權。一刀砍掉了洋人緊握中國財權的手，最後那刀最厲害，動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的根本。民族英雄們，你們明白這一刀下去的意義嗎？你有所準備嗎？後來的曆史證明了，他們毫無準備，最終一敗塗地。
權利是和義務緊密相連的。洋人入中華，的確非法攫取了不應該的權利，但是他也提供義務。你剝奪了他的權利，你也同樣剝奪了他盡義務的機會。而沒有匯豐，進入20世紀，沒有日本，中國的白銀外匯循環圈就不可能轉得下去，沒有了內外的金融周轉，必然的結果就是貿易衰竭，經濟倒退。這些，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人懂得。一個也沒有。你哥大，芝大經濟學博士沒有用，因你沒有參與過上海洋商銀行的金融實踐。你張公權，陳光甫作為中國第一批具有外匯操作實際經驗的人才也不可能起什麽作用。因為你的那些外匯知識就不是從匯豐學來的。匯豐的機要部門-外匯匯兌部門從來不用中國人，他從來不用除英國人外的任何人。所以當張公權他們要辦外匯部的時候，他們向誰學生意？耿愛德，一個奧地利猶太人。一個遊離在盎格魯撒克遜銀行業邊緣做外匯，黃金投機的自由職業者。耿愛德外匯金融知識雖然豐富，到底沒有在匯豐的外匯部裏麵實際操作過。學其中者，得其下，張公權們的水平可知一斑。在一片無知無畏之中，中國經濟這列火車，換了個民族主義的車頭，上路了。
1929年是祥和的一年，充滿了好運和希望。這一年中國終於形式上統一了，又有了中央政府。萬象更新，有點民國初年那種再造新中國的氣象。上半年中國第一次自主了關稅，實行了新稅則，增加了稅收。下半年白銀大跌，增進了出口。全年進出口總額24.8億關兩，達到了有史以來中國外貿的巔峰數值。下一次再到達這個數字要等到1953年。貿易逆差雖然還在1億關兩以上，但是市麵上白銀充斥。1925年來，上海白銀總庫存月均一直在1億規兩左右徘徊，29年底一舉上升到1.6億規兩。形勢一片大好之下，有些東西在發酵，秋風起於青萍之末：
當時銀行周刊有過文章，論及上海和內地的白銀流動狀況，指出白銀向西，向北流出後會有流回，唯獨向南，白銀流出後一去不回。這是新情況，從29年開始的。當時人都不明白，為什麽會這樣呢？今天，在我看來，這是明明白白的信號。匯豐放棄了他的外匯責任，僑匯成了維持中國外匯平衡的主要來源。本來它是遠遠不夠的。偏偏29，30，31年白銀大跌，29年上半年國際銀價一盎司26.625便士，1931年中到過12.125便士。白銀狂跌觸發了史無前例的僑匯大流入，30，31，32連續三年僑匯數額都在2億兩以上，掩蓋了中國外匯缺乏的基本麵。[1]中國的外匯短缺等到看出來的時候，已經是1934年了。
白銀方麵，上海白銀庫存也慢慢多起來了。29年月均是1.6億規兩，30年1.9億，32年2.5億，33年史無前例，3.3億。怎麽來理解這些數據，看看以前的同類數據吧：平均5年一期，月均
| 1917-1921 | 1922-1926 | 1927-1931 |
| 4274萬規兩 | 7889萬規兩 | 1.5億規兩 |
上海的月均白銀庫存每隔5年翻一番。哪裏來的白銀？上麵敘述過了，日元的供應過剩觸發了白銀流入。但是你回頭去看看，到了1926年，日元已經基本和銀元等值。就是說，到了26，27年日元的過剩供應沒有了。但是海外白銀仍在繼續流入，海關紀錄顯示26-31年，中國淨流入4.4億關兩的白銀，其中28，29年就是2個億。所以中國1920年代前後的白銀大流入一半大概4-5億關兩和日本有關，另一半其實和日本不相幹。那麽這一半到底是怎麽來的？是中國商人當作普通貨物進口進來的。29年大蕭條之前，世界物價有個快速上衝的時間段，萬物湧貴，獨一樣便宜，白銀。中國商人賣了貨，手持外匯一看，沒什麽好買的，就把白銀當貨物買回來了。30,31年上海投機市場熱的發燙， 運回白銀投機比運回貨物更有利可圖， 二年裏又淨流入了1.1億兩。這個事實說明遲至1930年，中國金融市場還是二多，白銀多，外匯多。這是民族主義者向洋人收回權利的底氣所在。
但是再深一步探究下去，這個“二多”和28年以前的“二多”性質大不相同。以前的外匯有匯豐托底，多了固然減輕了匯豐的負擔，少了則自然有匯豐在。一戰後，日本人還拚命從匯豐身上搶過外匯負擔自己來挑。這些行為，特別是日本那種，都是國家行為，都不以當前，短期利益為考量的。因此英日的外匯供應的特點就是穩定，均衡。惟其如此，才能夠維持中國對外貿易的正常結算。日本不計成本的對華外匯輸入，從16年到26年，維持了10年，穩定地保證了中國的外匯，白銀供應。如今，到了29，30年，你民族主義狂熱，危及人家的在華利益。人家整個的對華政策都要被迫重新評估，調整，其間自然停止一切動作，袖手旁觀。兄弟啊，今後得靠你自己了。可是至少在29年，兄弟我沒有什麽好怕的。中國的金融市場延續慣性，仍舊“二多”，但是這個“二多”的性質變了。你的主要外匯構成是什麽？是各種原由的對華私人匯款，要麽不具備均衡持續的特性，要麽不利於中國內部白銀流轉。是一種“惡”匯。即使是這個“惡”匯，每年到底進來多少？你阿搞得清楚？你每年的貿易都有至少1億兩的逆差，沒了帝國主義的外匯供應，你隻能按國際銀價將白銀賣斷給人家作為結算。什麽？反正賣給匯豐也是賣？人家匯豐雖然是帝國主義，但是站在你這邊的帝國主義，它好歹是個中國本地銀行，它的生存依賴於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你覺得賣給匯豐，和賣給某國某公司是一回事？你最好再仔細想想！另一方麵，你白銀多是閥？你那些白銀不是結算進來的入超白銀，是內外銀價差異下的商人套利行為，一旦利差因為套利而消失，套利自動停止。因此也是不可持續的。再說了國內銀價為什麽會高過國外銀價？那還不是要靠外匯多？白銀外匯歸根到底都是一句話，要外匯多！你外匯真的多嗎? 多乎哉？不多也！
[1]如今把這些海外私人匯入統一算作僑匯，其實大有可疑。這裏麵參雜有中國私人資本的海外撤資，當時有二個因素造成海外華人資本撤回中國，一個當然是世界金融危機，另一個是黨國要人和江浙資本在海外對中國國債的投機獲利。據場格講當時海外市場上的中國國債30%都在中國資本手中，28年前價格低到過5折，6折，29，30年整理外債，重新支付本息後，價格一飛衝天，中國資本起碼有30%的盈利。當時違約的海外中國國債麵值數額起碼10億兩，中國資本盈利5千萬兩左右是有可能的。單此一項本利回流就是2億。另外從中國的白銀流動上看，白銀雖然從上海流向華南，但是從來沒有每年超過5000萬兩以上的數額。所以30年代初的外匯大流入未必都是僑匯。
外債的流程是這樣的。中國政府和銀行團簽約，由銀團包銷債券，折頭由82，86不等，年息4-6%.銀團一筆總的支付給中國政府，轉過身去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在歐洲發行債券，分銷出去，每張債券都有中國大使簽字認可。地點總不外倫敦，巴黎，柏林。發行完畢後，債券可以在倫敦巴黎的市場上自由買賣。外債是不在上海買賣的， 上海買賣的是內債。但是35年前中國資本可以自由地進出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投資，既然中國外債跌破麵值50%，而且國民黨又承諾重新支付本息，那江浙資本還不趁低買入，28-32年之間，國民政府和江浙資本還是一夥的，左手製定政策，右手利用這個政策發財。
應該是國民黨已經當政了吧，常凱申擺平各路軍閥不知道要到什麽時候？
吳蓀甫是做空頭的，他的對頭趙伯蓀做多頭。
描寫當時上海資本家的小說不多，子夜算一本，
另一本叫東風化雨，看的人很少，也是講三十年代的事情
順便問一句，外債在什麽地方交易，也是在上海？
是南京國民政府發的債還是北平北洋政府發的債？
子夜寫的事情就是30年代初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