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工業化沉澱了本來就不多的資金
其次士大夫的行為模式變了。前清時候，士大夫辦實業的不多見。一般都是官辦，士大夫的股份作為商股夾雜在裏麵。存款也是唯恐人家知道，偷偷摸摸地存在洋商銀行裏。有的連家人都不告訴。李鴻章死後，天津匯豐給出150萬兩存款。李經方拒收，認為他父親在匯豐的存款絕不止這點。大清一倒，這些就都漂白了。可以拿出來用了。幹什麽呢，辦實業。民國初的風氣是士大夫人人談實業，個個講救國，形勢看得都很明白，地主階級必須趕緊向資產階級轉變，過了這個村可沒這個店了。中國的民族資本從此誕生了。工業投資是很耗費資金的，即便是輕工業。
一戰是中國工業騰飛的起點。投資主要來自二個方向：一個是日資，一個是民族資本。日資前一章已經充分敘述過了。並不消耗中國的白銀，他實際上是向中國注入白銀。現在單說民族資本。1911年民族工業資本是1.5億銀元。到1933年不包括東北的數據是4億元。這些民族工業資本數據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工業固定資產投資額。當時的民族資本家是根本不考慮流動資金的，都是先投入固定資本，周轉的事情等廠子轉起來再說。1911年全中國白銀存量才12億庫平兩，民族工業固定資本幾乎要占據10%。1933年全國流通銀元大概17億元，民族固定資產要占23.5%. 這是新出現的問題，跟工業化之前的經濟模式不一樣。以前都是辦貨，貨如輪轉，錢也是飛快周轉的。1911年中國12億庫平兩的白銀能夠支撐100億兩左右的商品經濟規模，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個經濟主要是以貿易為主的。一戰以後，變了，辦貨變成了辦廠，工業化像個怪獸，源源不斷地吞噬中國本來就不多的資金。其實何止是工業化，現代化本身就是錢坑。通訊，交通，公用事業哪個不是費錢的無底洞？Rawsky做了個估算，他把所有的帶現代味道的固定資本投資全部算進去， 1903-1936，中國年均投資4.95億元。總共168億元。就算東北全是日本人在投資好了，去掉44億元，剩餘124億元。這些錢妥妥地沉澱到了近代中國經濟的底層，成了他的地基，周轉緩慢。
3.銀根奇緊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
新的社會經濟行為帶來了新的資金使用模式，從而造成了新的問題。一戰爆發，歐洲各國暫停了金本位，禁止金銀輸出，鼓勵輸入。英國開始從中國抽回白銀，1914-1917年海關記錄了8170萬關兩白銀的淨輸出。偏偏1916年開始中國的民族工業快速崛起，二下夾攻，再加上農村日益增長的銀元需求，上海的銀底撐不住了。
銀根緊到什麽程度？17，18，19年連續三年上海的白銀存底月平均金額始終保持在3000多萬規兩。這是什麽概念？當時全國中外鈔票發行量在1.2億元，準備金至少要求5000萬銀元；那還有存款保證金呢，1922光中交二行的存款就達3億元，外商銀行方麵，單是匯豐一家就有1億元存款在內地，10%的保證金起碼的吧？這就是4000萬元！二項相加9000萬元，合6480萬規兩是雷打不能動的；錢莊日常結算資金呢？前麵章節裏說過100億左右的全年結算金額，一天就是3333萬，10%的現金結算都要300萬元；其他零零碎碎的比如標金，外匯倉位保證金等等，這些都得靠月均3000萬規兩銀底來支撐，難不難？千難萬難！
但是飯不能一天不吃啊，生意也不能一天不做。每年春季絲茶上市，中秋一過，棉花，雜糧，上海都要拿出白花花的銀子去采購。一年之中，上海銀底，洋底的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可以相差三千萬規兩。[1]一到冬季洋貨結賬和土貨收購兩麵夾擊，一邊是白銀嘩嘩地向洋商銀行裏流，一邊是銀元大量下鄉。銀拆，洋厘本來應該是個蹺蹺板，此時卻同時上漲。銀根極緊，商家到處找銀子，急如星火，深夜不息。1923年冬季上海可以動用的存銀下降到500萬規兩。連洋商銀行都恐慌了，從來沒有過的事。[2] 1924年冬季基於上年的教訓，大家都多準備了白銀。總庫存從23年的月均5399萬規兩上升到月均6985萬規兩。結果還是出了事，還倒了幾家錢莊，比23年還不如。[3]那麽上海的白銀少了，內地的白銀是否就多了呢？才不是呢！看當時的報刊，大家都在叫錢少，而且都將原因歸結給對方。上海叫嚷內地土貨吸收了太多的銀元。內地叫嚷上海的錢莊將頭寸全部調回上海，總之誰都缺錢。錢到哪裏去了，一個沉澱到了農村裏了，一個沉澱到了洋商銀行裏去了。
1911年以後的中國需要錢，需要大量的錢來和日益增長的經濟規模相匹配，來完成從商貿經濟到工業經濟的轉變，但是中國沒有一個起碼的現代貨幣製度，中國法幣的發行之路遲至1935年，還是被迫，不得已才走上去的。之前，中國隻有白銀，隻能依靠白銀輸入和加速周轉來解決自己的貨幣困境。輸入的事慢慢再說。先說周轉
這些對經濟成長有沒有幫助，隻能維持。前兩年米國還談論重修橋梁和公路，走PPP的方式，
但是私人資本要求保正收益，似乎也沒下文了，可能是各個利益集團之間內部談不攏。
低利率，人工控製yield curve， 對大公司大企業有好處，對pension fund最不利，對一般的工資階層中性，對沒房的，要付房租的不利。
目前是騎虎難下，低利率是毀滅性的，因為抬高了資產價格，使資金定向流入，並且排斥其他一切經濟活動。損害了各行各業的，尤其是銀行的盈利能力。使得房地產成為全社會幾乎唯一的盈利點，逼迫銀行加緊向房地產放貸，推高資產價格。而高聳入雲的資產價格反過來又要求央行維持低利率，更低的利率。一旦進入自我循環，就很難改出。tail spin，在經濟活動並不罕見。
我們生在了一個偉大的時代。
對了，我想了一下，融資功能的確是央行的第一職能。
所以我說現在的央行不是真正的央行，是富人們洗劫窮人的工具。至少目前階段央行的主要功能應該是收錢，而不是所謂金融融通。收錢了我會失業，他們就會跳樓，二敗俱傷，但是我們的孩子可以有一個新的起點，野火繞盡了，春風才能吹生。
所以說如果貨幣供應是央行的主要職能的話，那中國央行的傳統源遠流長，不說得很遠，北宋發了多少貨幣？隻不過沒有央行這個名稱而已。
這麽一個東西，我們沒有。因為我們沒有國債這個概念。國就是皇上，皇上取你項上人頭一用都不用給出理由。債是個什麽東西？中國第一次國債是光緒發的，叫做“昭信股票“。當時一群五毛如喪考妣地嚎叫，天地都要坍塌了。有人在北京門市部買入若幹債票，當場撕碎。為什麽？自古以來不曾有過的！是違背禮教的。
中國是個奇異的國家，很多情況下，理念和現實可以毫不相幹，二層皮，水和火相容，篤悠悠的過日子。前清中國到底有沒有國債？現實當中有的是！就不說淮揚鹽商，廣東行商，就說山西票號吧。山西票號一年幾千萬兩的銀兩匯兌，都是依附在政府身上的，那清的財政一年多少？不過五，六千萬兩到八千萬兩。就是說清政府南來北往，東調西撥，離不開票號。中國這個的製度，對任何民間的力量都是心存戒心的，所以清政府曾經討論過甩掉山西票號，不就是個匯兌嗎？政府成立個局，自己幹部就行了，還肥水不留外人田。後來有奏折上來說不行，這不是一個匯兌的問題，各地上繳稅款，中央下撥用款實際上錢款都到不了位的，要票號先墊上的。左宗棠說朝廷播下的西征款，出不了北京城，票號的人跟在他的軍營裏，隨取隨用，一旦用款批撥下來，直接進了票號。這實際上就是國債，當然是短期的。我不相信這個國債是山西票號自己的生意款，它一定和各地的錢莊票號有拆借關係，其實就是政府短期國債的包銷分拆，我也相信這對上海天津的利率是有影響的。同時山西票號也收攬政府存款，並將餘額拆借給上海的錢莊。
天下的商人都是一樣的思維，實踐上都有，程度不同，理論覺悟不同而已。那麽為什麽中國的山西票號沒有發展出類似英格蘭銀行的組織？環境不同。英格蘭銀行是獨立的。他是國王或者議會的債主，這個債務如教會般神聖不可侵犯，惟其如此，才有信用。山西票號沒有這個好運。他連自身的生存都時刻在政府的威脅之下。隻要政府願意，他頃刻間就可以完蛋。後來他真完蛋了，不是因為辛亥革命，他之前就奄奄一息了。開始是督撫用私人開票號，與山西票號競爭。後來幹脆每個省都建立自己的錢號還是錢局，沒有足夠的資金怎麽辦，發紙幣，政府強行推廣使用，當時小票滿天飛，各省都有，各省還各自鑄幣，大洋，小樣，銅元，銀角，再也用不著票號了。再後來呢？政府垮了，因為沒錢，地方政府有各種撈錢的辦法，但是中央政府沒有，它隻能靠稅收，要麽借債，再看山西票號，他已經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