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節：日本-工業化迷思及其對華影響
中美關係以二戰為界，戰前基本乏善可陳，戰後二者的關係密切而複雜，有破壞性，也有建設性。中日關係正好倒過來，戰後乏善可陳，戰前的中日關係非常複雜。它的破壞性眾所周知，琅琅上口，它的建設性則緘口不語。所以認真敘述戰前，戰時的中日關係。那都是雷區，必須小心翼翼。好在本節隻是敘述一下在英國人主持的這個中國白銀外匯流轉的局裏麵，日本人起過什麽作用，應該大致可以滑溜過去的。
第一小節：中日貿易的互補性和中國巨大的對日貿易逆差
日本的奇跡是忽然間搞了明治維新。當然現在有研究說明治維新不是忽然的，不是偶然的，它是和江戶200年的繁榮分不開的，是以它為基礎，為準備的。日本學者多持此論。別的我沒什麽研究，至少在金銀貨幣上的確如此。日本以前是個非常貧窮的地方，你現在看日本人的生活習慣還可以看出曆史上的貧窮。而且還不是一般的窮，整個民族吃不飽飯，貴族和平民都一樣。區別僅僅在貴族吃茶泡飯，平民白水煮蘿卜。到了1880年，日本人口3800萬，總耕地麵積才5000萬畝，人均1.3畝。我們中國這樣窮，還人均3畝呢。那麽日本的年人均糧食產量又是多少呢？1.05石，我們中國是5石。你再怎麽說日本石是中國石的1.8倍（其實未必）那日本人的人均口糧也少得可憐。這麽一個飯都吃不飽的國家，到了16世紀發了洋財，天上掉下了白銀。據說僅流入中國的就達8千噸。來自中國的物資造就了江戶200年的繁榮。明治維新之所以能夠成功，一個重要因素是日本有錢。同期相比，幕末的日本，其貨幣存量自然小於中國不少，但是人均貨幣擁有量比中國高得多。中國大概是人均一兩白銀多點，日本可以達到4到5兩。[1]相對寬裕的貨幣環境為明治政府疾風暴雨式的社會資源動員提供了貨幣手段。到1886年日本初步完成了它的工業骨架，建立了以輕工業為主的近代工業和與之配套的社會基礎設施。它的代價， 在金錢上至少花費了5億日元，折合1億英鎊。[2]這筆錢基本由日本人民出資，外資外債都很少[3]。那麽你看看我們中國，直到1925年，北洋政府的國債餘額才1.7億銀元，合1.85億日元，這個日元和1886年的日元還不是一回事。嚷嚷著中國怎麽就不如日本那樣搞明治維新的，可以先數一下中國口袋裏的錢。
從1868年到1886年，19年間建立了日本的近代工業。當時日本精英的想法還很幼稚簡單。西方嘛，無非是富國強兵，富國強兵嘛，無非是入超金銀，而入超金銀靠的貿易優勢。追求貿易優勢則要發展工業。而輕工業作為能生金蛋的母雞得到了優先發展。這些粗看都沒錯。錯在日本是個小國，它的工業體係的生產能力遠遠超出了日本的國內需求。1900年，日本棉紡廠的紗錠總數113萬，年產棉紗64.7萬捆，一捆棉紗400磅，360斤的樣子，64.7萬捆就是2.58億磅，2.32億斤，合日本人均6.13斤棉紗一年，就是說日本每人每年可以至少做二，三件新衣服。這自然超出了當時日本普通大眾的消費能力。出路隻能是出口。1900年當年日本的棉紗出口金額占產值的36-40%。其後日本棉紡織工業的產能還在不停地擴展，1914年棉紗產量達到6億磅，出口額始終保持在產值的40%左右。就是說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日本紡織工業的生產能力從一開始就不是隻為滿足日本國內需求而設計的，它的目標是滿足全東亞的需求。那麽他必然地要以海外做為其原料供應地和產品銷售市場。1894年甲午戰爭本質上也是一場貿易戰爭，是日本工業化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中日貿易1886年以前乏善可陳，都是農業國，產品都相似，進出口總額500萬關兩不到，放在當時中國進出口總額1.5億關兩的盤子裏不成個比例。1886年是轉折點，不光反映在中日貿易上，在日本近代經濟史上也是一個轉折點。這年日本的近代工業企業開始正常運轉，從此，日本開始以工礦業產品和中國的農礦產品做交換，中日二國的產品構成了互補的結構。日本開始大量進口中國棉花，同時向中國出口棉紡織品。1887年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價值為211萬關兩，大部分是棉花，以後逐年攀升，1894年中日進出口總額是1800多萬關兩，進出口基本平衡。甲午戰爭一打完，1895年的進出口總額馬上跳升到3200萬關兩，中國逆差237萬關兩。從此奠定了中日貿易的基本結構。日本居下遊，我們居上遊，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相互契合，其程度是相當緊密的。比如，當時華北，東北的煤炭輸往日本的很多，同時日本的煤炭又輸往中國，因為地理位置，運輸方式，訂貨規模，碼頭設施決定了平津地區還是使用日本煤來的合算，耐用，燃燒率高。而華北，東北煤炭適合大宗出口，其成分裏有適合煉鋼的東西，工業化的日本正是合適的客戶。這個例子裏你既可以看到東北，華北，朝鮮，日本沿著渤海，黃海形成了一體化的經濟圈，又可以看到中國北方粗壙的生產方式和日本小家小戶精細的經營方式的互補。這樣的局麵造成了二個結果：一個，貿易量飛速增長。到了1913年，中日進出口總額已經到達1.52億關兩，占當時中國總進出口額的15%。二，中國對日貿易逆差巨大，一戰前這二年，逆差額總在每年五，六千萬關兩，占同期中國對外貿易逆差的三分之一強。戰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中日貿易量從海關統計的那部分來看是放緩了增長速度，但是中國對日逆差卻持續增長，1917-1922年，中日進出口總額年均3.86億關兩，逆差達年均7340萬關兩。1930年逆差達到1億關兩。那時中國全國的財政收入不過3.85億兩。日本有學者估算了1907到1930，24年間的中日貿易總逆差金額，得出了24億日元這個數據，大概就是20億銀元，15億兩白銀。年均6250萬兩的對日逆差。這個數據相當驚人，因為同期中國對外貿易總逆差才不過年均9660萬關兩。對日逆差要達到三分之二強
體量夠大，但是還不夠大，而且以低端貿易為主。
看到一篇學者的文章，寫得的東西與你的有點關係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2588
林滿紅：如何利用舊海關資料來研究中國近代史
裏麵提到銀貴錢賤的問題，有點意思
戰前戰後日本工業化的方向是不變的。變的是策略。戰前是對華順差，對美歐逆差。順差了拿不到硬通貨，逆差了必須支付硬通貨，這樣就必須借債維持國際收支。你也可以說日本對英美開戰是被債務逼瘋的。戰後倒過來了，追求對美順差，積累硬通貨，避免像站前那樣陷入債務泥潭。不管是哪一種辦法，在初期的好處吃過後，副作用都顯示了出來。歸根結底，日本人樹立不起來貿易平衡的概念，這個又是和他們對工業化的理解有關，所以這節的題目取作“工業化迷思“。
剛看了新聞，日本六年來第一次貿易順差，對中國還是逆差，
中國的這些順差，似乎是到紐約倫敦盧森堡去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