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節：匯豐的戲法-白銀對內，外匯對外的雙平衡
第一小節：外債裏的白銀外匯平衡模式
說書到此，還沒有被我繞昏的，尚保持頭腦清醒的同學有疑問了。你說來說去，無非就是“算了”二字。就像我國對手中的一萬億美債一樣，不就是“算了”嗎？哪個還會指望美國人還這個一萬億？那麽上海對內地可以用“算了”來了結貿易逆差。匯豐對上海也可以用“算了”來了結貿易逆差。但是匯豐回過頭去不是還是要對外付出外匯的嗎？全世界的發貨人是不會用“算了”來了結對華貿易貨款的。那個“算了”的鏈條到匯豐為止。那麽匯豐對中國用“算了”來了卻中國的付款義務，[1]對世界卻要承擔起全中國的對外支付。那它還是個商業銀行呢，利潤考量何在？就算是大英帝國的政策工具，自私自利不就是大英帝國的一貫政策嗎？憑什麽來為中國做這個雷鋒？不是說了嗎，匯豐的利潤主要的來自中國，匯豐這麽多海外分行都不賺什麽錢，真正賺錢的隻有在中國。那麽這些錢哪裏冒出來的？另一方麵，由於當時中國外貿逆差和外債賠款，單靠拆票這個單一工具無法阻擋白銀流向匯豐，這個趨勢到了庚子以後就越來越明顯，匯豐一手托兩家，對外，要付出外匯，對內要放出白銀，它是怎麽做到的呢？
我解答得了這些疑問嗎？我解答得了，那我的中國近代史就算是通了。我可以試一試。中國近代史是個艱難的題目。資料浩如煙海，一輩子都看不完。有些資料你還永遠看不到。比如匯豐的日常賬冊，來往信件，匯豐是永遠不會讓人看的。日本人當初抄了匯豐的時候倒是看到過一眼，不過你得懂日文不是，還要看東亞研究所在戰敗前那短短的幾年裏到底窺探出多少秘密。1950年代匯豐被趕出中國的時候知道一個時代結束了，於是想到了撰史。它組織了一個內部人的班子，察看舊檔案，摘抄出部分來，提供給一個英國曆史學家來寫匯豐史。1965年匯豐百年大慶，這部書出版。人家曆史學家在前言裏開宗明義，說我原始資料一份沒見著，這部書是根據匯豐自己的摘錄寫成的，因此有點像個通俗故事，而且這也是匯豐的本意。匯豐願意讓人看作一個灰姑娘般成功的故事，至於怎麽成功的，這些都是要帶進墳墓的。其他的匯豐銀行研究，或者中國近代金融研究，我讀了這麽多的書，記憶所及，沒有一條資料是直接引自匯豐原始檔案的。一般國內研究匯豐都是源自當時的報刊雜誌和匯豐自己的財務年度報告。國外就是Frank HH King的那本匯豐史。大概到了1987年，匯豐覺得以前的那部匯豐史太不專業了，就挑了個香港大學的自己人，King 嘛，重寫一遍。這次的確專業了，大部頭四卷。似乎沒有中文版。而且連英文版本地圖書館裏都沒有，Amazon上舊的一卷都要一百多，哪裏讀得起啊！不過我看讀過此書的中國學者的引用也多是些財務報表等公開資料。
其實呢，大部頭的匯豐史我雖然很感興趣。但是跟我現在寫的這篇文章不太相幹。我不用這麽浩大卷帙，我隻想知道匯豐史裏的一小條，它在技術上是怎麽做到對內放出白銀，對外平衡外匯的。白銀的事比較容易，因為這個事不是秘密，許多中國史料裏都有記載。唯獨外匯平衡的秘訣隻有匯豐檔案裏才有，統治之術啊！怎麽可能公布？你們自己猜去。那我就先易後難，從外債開始猜起。
如前所述，中國在甲午戰爭前，外匯的壓力並不大。因為外貿還沒有形成一麵倒的逆差。外債也不過4000萬關兩，還都還了，餘額有，不大。這個時期的匯豐手裏沒多少銀子。它的拆票金額常年維持在一，二百萬規兩左右，還時不時地撤回融資。那個時候它還窮啊。不過窮歸窮，做央行的誌氣並不短。那個時候它就瞄上了中國政府，要做政府的債權人。可是你不是沒錢嘛？那有什麽關係？可以做投行嘛！因為那時的歐洲資金泛濫，一個普法戰爭，50億法郎的賠款，相當於10億銀元，二次公債就搞定了，還超額申購2倍，不單把債還了，法國戰後複興的資金都有了。利率呢？不過才5%。那你看看左宗棠1876第四次西征借款的利息15%，差多少？這裏麵匯豐實際隻拿了10%，另外5%被個德國洋行拿走了。為什麽呢？匯豐哪裏有錢？不是要去找錢嗎？歐洲大把的錢，清政府不願拿，它還是比較偏愛在中國地界找錢，緩急之間，手可以撩著。中國地界誰有這五百萬兩？除了洋行還有誰？這樣的借債模式其實匯豐並不喜歡，因為它不涉及外匯。債權債務雙方都在中國地界，匯豐不過是一中間人，這樣的中間人誰都可以做的，這不，左大人第五次借款不就找上胡雪岩了嗎？要達到壟斷清政府的債務，必須涉外。而且光白銀周轉是沒用的。比如左宗棠的這1375萬兩西征借款，一部分還不是要付出去購買西洋軍火？白銀怎麽支付? 不是還要靠匯豐兌成英鎊？那匯豐哪裏來的英鎊？它還不是要靠外麵匯入來平衡嘛？與其匯豐想方設法吸引外匯，不如中國政府直接對外借債，匯豐做個媒人，外匯白銀一次搞定。
可是清政府對大規模海外借債是有顧忌的。外債最遠發到香港為止。甲午戰爭後，自然顧不上這麽許多了。這以後，中國的外債模式是這樣的：中國還本付息的白銀付到匯豐，匯豐將之兌成英鎊匯出，這樣匯豐手上有了白銀的多倉，英鎊的空倉。這二個倉是必須平掉的。白銀積累在匯豐使本來就不寬裕的上海銀根繃得更緊，影響所至，深入內地，極大地損害中國的貿易環境；外匯不能平衡將使得中國失去充足的外匯供應，觸發白銀外流。[2]這些都事關中國的生死存亡，絕不可等閑視之的。當時的中國人對這種國際貿易金融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是聞所未聞的，可偏偏又身不由己地卷入進去。它之所以毫發無損地走了過來，完全是因為有匯豐在牽手。辦法就是還舊債，借新債。由匯豐做獨家代理，還必須是匯豐做代理，因為白銀在它手裏，代理中國政府在歐洲發行外匯公債，這樣外匯進來可以平衡以前的外匯空倉，空倉一旦平掉，白銀的多倉自然成了應付賬款，支付給中國政府，最終重新注入經濟。以後，隨著其他外國銀行手中也慢慢積累了中國的白銀，債權中介由匯豐獨家，變成銀行團分享。還規定中國政府的外債必須先向銀行團籌借。袁世凱就不服，向比利時借了點。那比利時和中國沒什麽貿易，他手裏沒有因對華貿易順差而積累下的白銀，他也不能將白銀船載以入，他給老袁的款子就是外匯匯入，可是老袁要外匯何用？老袁要的是白銀！那白銀還不是要過銀行團這個關？銀行團哪裏肯用自己的白銀為比利時作嫁衣裳? 結果這借款硬是被銀行團逼得吐了回去。老袁還是不懂呀！貨幣統治這套東西直到1949年中國沒什麽人懂，在朝的孔宋，看著象懂行，其實也是半懂不懂。[3]
[1]所謂“算了”隻是一個便於理解的通俗說法。其實是不可能“算了”的。比如我們的那一萬億美元的國債，明知收不回來，誰也不會明言“算了”。匯豐也不會。長期而言，匯豐是盡量將拆票控製在一個範圍裏，不讓它無限膨脹。辦法是時不時一邊放出白銀，一邊催逼兌現莊票。真遇到大危機就逼著中國政府承認下部分債務，另外的部分誰欠誰還，決不輕易銷賬的。辛亥革命後，上海金融界共欠外國銀行800萬白銀，一直逼債，直到20年代末才全部還清。同理上海對內地也是如此，賬隨欠隨清，隨清隨欠，雖然欠款金額越來越大，實際上形成了內地對上海的永久性債務，但技術上，也不能說人家欠賬不還。
[2]其中的道理，待我慢慢道來。
[3]即使中國當時的金融界人士也未必懂。比如1920年都知道有外國第二次銀行團，其實還有個內國銀行團是中國金融界組織的，要同洋人分政府貸款這杯羹。可見他們並不懂外債問題涉及外匯平衡，隻有洋商銀行可以辦理。
金銀期貨，大宗商品，國債市場都是地下有暗通道的，匯豐能平衡這些應該也不算太難吧。
米國有家大糧商叫Cargill,它有很詳細的公司史，發掘發掘沒準能找到些有意思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