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政府到底知道不知道明是亡於白銀的?反正從它的詔書上是看不出來的。對於政府,禁海的理由是保護人民,對抗海賊,開海的理由是照顧民生。堂皇說辭掩蓋著它的真實目的。就是試圖控製白銀。這從它的一係列行為中可以看出來的。首先是長達28年的禁海,而且不是明朝的那種禁法,是真正的餓死人都在所不惜的禁海。這樣的政策,你看一眼就明白了,北方人重新奪回了對中央政府的控製,堵住了天朝流血的傷口。白銀流入總算被遏製住了。接下來的問題,國內的貨幣流通怎麽辦?用錢!24朝裏清是鑄錢最多的朝代,大大超過北宋。而且清初的錢法不是中華傳統錢法。它是以銀為基準發行的。一文等於一厘銀。1千文等於一兩銀。清政府甚至討論過發行“直千錢”對應白銀一兩。這樣一來,請初的錢一文的重量就不是傳統的一錢,而是要根據白銀的市價隨時調整,有時是八,九分,有時可以重達一錢四分。總之,意圖就是保持1千文等於一兩的匯率,將民間的用銀習慣慢慢地調整到用錢上來。這個貨幣政策,其實用性和可行性且不去說它。從這種怪異的反傳統做法上可以看出清初政府的思路:就是要用銅將銀驅逐出流通領域去。當然它是失敗了的。這樣的奇怪政策缺點很多。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的人口快速增長給銅錢的供應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個問題請政府是沒有辦法徹底解決的。因為銅源有限,雲南,日本二地是主要供應地,最多不會超過年1000萬斤銅的供應量。而要大量使用日本銅就不得不麵對海外貿易問題。康熙二十四年廢除海禁,其中一個考慮就是擴大日本銅的進口量,因為光靠官船,運輸量太小,必須利用民間資金。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滿清統治已經維持了四十年了。這時它對白銀,對海外貿易有了新的認識。也切身體會到了明不得不用白銀的苦衷。中國太大了,人口又這麽多,銅錢,且不說它根本就不適合做大額貿易,光從數量上講就不能滿足民生的需求。一味強調用錢,你連稅都收不上來。所以康雍間常有詔書下去鼓勵民間用銀。你要人家用銀,你就要放開海外貿易的口子。再說海外貿易也不光進來白銀,還有銅,還有米,這些都是清政府急需的。南方人口這麽膨脹,錢,糧的壓力都很大,海外貿易是一條出路。於是這出收收放放的多幕悲喜劇又上演了。
海禁一開,白銀就又源源不斷地流入了中國。但是在白銀流入這個事上,清和明不一樣。明基本上是控製不住海外貿易的。禁的時候,走私遍地,放的時候管理缺失。總之,是個寬容的政權。清則嚴酷的多。稅重,管理到位,有一整套的製度和辦法。在清,海外貿易是政府嚴格約束下的有限貿易。絕對不要解讀為自由貿易。反映在白銀上就是流入的速度完全操控在政府手裏。直到乾嘉之際才失控。從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紀錄上可以看到,白銀大量輸入中國的年份都是中國政府財政困難的年份:康熙末,雍正,乾隆末,整個嘉慶朝。到了道光轉向白銀流出。那麽從康熙二十四年到鴉片戰爭,一共有多少白銀流入中國? 這個不好回答,靠譜的證據隻有東印度公司紀錄的7000萬兩。其他的都是估算。馬尼拉和長崎港務當局對進出口船隻的噸位是有長期紀錄的,一般的研究都是根據這些噸位數據推算出每年的白銀流入量。最後的結果各個不同。我比較傾向於2.5億兩這個數據。就是說清初至鴉片戰爭這200年的白銀輸入和明1550-1650間差不多,你可以看出在清政府的操控之下,白銀流入中國的的速度平均比明慢了一半。它的峰值最高也就是3,4百萬兩一年,這個和明一樣。但是絕沒有如明那樣放任它橫行50年這樣的事。而且清海外貿易的內容比明複雜。它有銀貨貿易,有貨貨貿易,有紋銀和銀元的貿易,有黃金和白銀的貿易,有白銀借貸流入。所以鴉片戰爭之前的這個2.5億的流入和明朝的那個2.5億的流入,其意義是不同的。清海外貿易上的問題不是單向的銀貨交易導致資源外流,而是自身卡得太嚴,完全忽視了長江流域人口增長帶來的巨大生產力,堵住了釋放這種生產力的渠道。按照清政府的行政能力,這種忽視不應該發生,而且堵塞人民的生產能力,不能不讓人懷疑清政府的動機。理念和生存衝突的主旋律,再一次奏響。這次乾隆爺聰明了,選擇了理念。結果大家都看到了。明亡於居正,清亡於乾隆。隨你怎麽選擇都是一個亡字。[1]抓狂一問,為什麽呢?那你打開窗戶向外看,終乾隆一朝,外部世界天翻地覆了。英國為首的西方對中華物資的需求幾乎是無窮無盡的。一個有巨大的初級產品生產力,一個有巨大的消費力,反過來看,一個經過工業革命,已經擁有了無窮盡的工業品生產能力,一個是具有4億人口的巨大消費市場,二者之間隻隔著一個專製自私的滿清皇帝。最後鴉片戰爭解決了這個矛盾
[1]在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方麵,康熙的“永不加賦”,雍正的“攤丁入畝”都是朝著解放生產力的方向走。乾隆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