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昌五年即公元845年春正月己酉朔,宰相李德裕、杜忭、李讓夷、崔鉉、太常卿孫簡等人率領文武百僚為唐武宗李炎上尊號為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裏最初沒有“道”字,後來根據宮中旨意加了上去。當天,他到太清宮舉行朝獻儀式。
次日,唐武宗去拜謁太廟,並於第二天到南郊祭祀昊天上帝。禮儀完畢後,他登禦承天門,宣布大赦天下,還賜給文武官員階、勳、爵;並給文宣公(孔子)、二王、三恪(前朝正統後嗣)的一個兒子出身。
同時,他下敕要在南郊祭壇修建望仙台。當時道士趙歸真特別得寵,但因為輿論對他反應很壞,他便舉薦羅浮道士鄧元起,說他有讓人長生不老的法術。唐武宗於是派中使去迎接他前來。此後鄧元起就和衡山道士劉玄靖以及趙歸真搞得如膠似漆,一同排擠詆毀佛教,因而拆毀佛寺的請求得以實行。
正月十二(庚申),義安太後王氏駕崩。她是唐敬宗的母親,遺詔讓皇帝三日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兵部尚書歸融上奏說:“事情貴在適中,禮儀跟從順變,配享太廟的禮儀,應有等級差別。臣請求將服喪的日期,以日易月,十二日釋服。朝廷內外的臣僚,也請在那日釋服。陵園的規模體製,則請不用遞減。”唐武宗準奏。
唐武宗任命前太原節度使兼檢校司空李石以本官出任東都留守。他還任命秘書監盧弘宣為義武(即易定)節度使。盧弘宣生性寬厚,然而頗有威嚴,難以冒犯,為政簡易,屬下的官民都因此得到便利。根據河北以前的律法,軍中竊竊偶語的人要被處斬。盧弘宣到任後,革除了這一苛刻的律法。唐武宗下詔賜給義武穀粟三十萬斛。然而穀粟遠在飛狐(今河北淶源)西麵,估計運費就超過穀粟的價格。盧弘宣派官吏去守護這些穀粟。剛好遇到春旱,盧弘宣便命令軍民隨意自己前往領取,因此穀粟都進入了易定境內。他還跟百姓約定在秋收時償還。當時成德和魏博都鬧饑荒,隻有易定境內免受其害。
二月初一(戊寅),出現太白(金星)掩昴宿北側的天象。同時,諫議大夫兼代理禮部貢舉的陳商選了進士三十人中第,但輿論認為其中很多人都是通過請托關係中舉的。唐武宗讓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結果張瀆、李玗、薛忱、張覿、崔凜、王諶、劉伯芻等七人落榜。
淮南節度使李紳立案調查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即公差用錢),以及強娶轄下百姓顏悅的女兒等事,並估算他家的資產和行裝,當作贓款,因此奏請判處他死罪。吳湘是信州名人吳武陵兄長的兒子,而李德裕曆來厭惡吳武陵。議事的朝臣大多覺得吳湘冤枉,諫官也請求覆審此案。唐武宗於是下詔,派監察禦史崔元藻和李稠到淮南複審。他倆回來後上奏說:“吳湘盜用程糧錢的事屬實。不過顏悅本是衢州人,曾擔任青州牙推,他妻子也是士族,所以吳湘不能算作強娶民女。”李德裕認為他倆的結論模棱兩可,於是也在二月,迫使朝廷將崔元藻貶為端州司戶,李稠貶為汀州司戶。朝廷對此案也不再複審,也不交付法司部門詳細斷案,當即批準李紳的奏請,判處吳湘死刑。諫議大夫柳仲郢和敬晦都上疏力爭,但唐武宗沒有納。李稠是晉江人;敬晦是河陽節度使敬昕的弟弟。
李德裕奏請柳仲郢為京兆尹。柳仲郢曆來和牛僧孺關係密切,因此他到李德裕那裏感謝他說:“想不到太尉對我如此獎勵。為了仰報太尉的厚德,我怎敢不繼續到奇章公(即牛僧孺)的門館拜訪!”李德裕也不覺得這是忤逆自己。
三月,關中幹旱。
夏四月,唐武宗封皇四女為延慶公主,五女為靖樂公主。他還下敕讓祠部檢核全國的寺廟及僧尼人數。
四月二十六(壬寅),唐武宗任命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黠戛斯可汗使。
五月十六(壬戌,《新唐書》作十天前即壬子),朝廷將恭僖皇後(即唐穆宗的皇後)安葬在光陵柏城之外。
同一天,門下侍郎兼同平章事杜忭被罷相,改任右仆射(《舊唐書》說四月杜忭被罷免參知政事。唐武宗還任命戶部侍郎兼判戶部崔元式為同平章事);中書侍郎兼同平章事崔鉉也被罷相,改任戶部尚書(《舊唐書》說崔鉉在三月被罷免參知政事,出任陝虢觀察使)。五月十九(乙醜),唐武宗任命戶部侍郎李回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照樣兼判戶部(《舊唐書》說這項任命也在三月,此處以通鑒和《新唐書》為準)。
也在五月,祠部上奏,說經過統計,全國有四千六百座寺廟,四萬座蘭若寺,共有二十六萬五百僧侶和尼姑。
同時,唐武宗下詔冊封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六月初一(丙子),唐武宗下敕說:“漢、魏以來,朝廷的大政都必須下達公卿詳細討論,廣泛征求意見和辨明道理,好讓群臣都表達看法。所以朝政必有理由,人們也都向往王道。今後事關禮法,群臣有疑問的,都必須讓本司申報尚書都省,下達禮官討論。如是有關刑獄的事,也必須先讓法官詳細討論,然後申報刑部複審。如果郎官和禦史能夠駁難,或者根據經史和慣例,議論精辟恰當的,即可提擢或授遷或改任,加以褒獎。如言涉浮華,又沒有經史依據,則不在申報奏聞之列。”
六月初九(甲申),神策軍上奏,說那裏修建的望仙樓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間已經竣工。
秋七月初一(丙午),日食。
唐武宗憎惡僧侶和尼姑消耗和蠹食天下的財富,想要全部取締了他們,而道士趙歸真等人又極力勸他這麽做。七月初七(壬子,《舊唐書》作庚子,但七月無庚子),唐武宗下敕,要合並和裁減天下的佛寺。中書門下省逐條上疏說:“根據令式,各個上州在國忌日州府官吏通常要到寺院行香,所以上州希望各保留一座寺院。其他寺院如有列聖的尊容,請下令遷移到保留的寺內。下州的寺院則一並廢棄。上都(長安)和東都(洛陽)的兩街請各留十座寺院,各保留寺僧十人。”唐武宗下敕說:“上州理應保留一些寺院,建築做工精妙的可以保留;那些破落陳舊的必須拆毀廢棄。理應行香那天,官吏應上道觀行香。上都和下都每條街各保留寺院兩座,每座保留僧侶三十人。上都左街的留慈恩和薦福寺,右街的留西明和莊嚴寺必須保留。”中書又上奏說:“全國各地拆毀的廢棄寺院,裏麵的銅像和鍾磬都委托鹽鐵使銷毀後用以鑄錢;裏麵的鐵像則委托本州銷毀後改鑄農器;金、銀、鍮石等佛像銷毀後交付度支。衣冠士族和平民家裏的所有金、銀、銅、鐵的佛像,在本敕令下達後限一月內上繳官府,如有違犯,委托鹽鐵使依照禁銅法予以處置。理應保留的寺院裏的土、木、石等佛像可以依舊保留。”中書省又上奏說:“僧侶和尼姑不應隸屬祠部,請改為隸屬鴻臚寺。如果是外國人,請送回本處收管。”
(通鑒的說法稍有不同:唐武宗決定先毀掉山野的招提和蘭若寺,並下敕讓上都長安和東都洛陽的兩條街各留兩座寺院,每座寺院留下三十僧侶;各地的節度使和觀察使的治所及同、華、商、汝四州各留一座寺院,留下的寺院分為三等:上等保留僧侶二十人,中等保留十人,下等保留五人。其餘僧侶和尼姑,以及襖教即基督教之前在中東最有影響的宗教教徒和大秦穆護即襖教傳教士都被勒令還俗。不在保留範圍的寺院,朝廷下令在定期內由地方官府予以拆毀,還派禦史分道監督這事。寺院的財產和田產也全都籍沒官府,寺院拆下來的木材用來修繕官府的公廨驛館,佛教的銅像和鍾磐也都銷毀用來鑄錢。)
也在七月,唐武宗任命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為檢校右仆射和同平章事。
唐武宗下詔征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一千五百去衛戍振武。昭義節度使盧鈞一直走到裴村為士兵餞行。潞州的士卒平時就很驕橫,怕出遠門衛戍,於是趁著酒醉,舉著旗幟返回上黨城,然後關閉城門,大聲喧鬧。盧鈞跑到潞城避難。監軍王惟直親自出麵曉諭,但被亂兵打傷,十多天後就死了。李德裕上奏說:“請朝廷下詔給河東節度使王宰,命令他帶領步騎一千守衛石會關,另派三千人自儀州的道路去占據武安,斷絕亂兵前往邢、洺二州的道路;再下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帶兵守衛澤州,讓河中節度使韋恭甫征發步騎一千人去衛戍晉州。如此一來,賊人必定無能為力。”唐武宗全都聽從。
八月,李德裕等人上奏說:“東都九廟裏原有的二十六個神主牌位,現在貯存在太微宮的小屋裏。請求利用廢棄寺院拆毀下來的木材重新修建太廟。”
八月初七(壬午),唐武宗正式頒布拆毀佛寺的製令,說:
“朕聽說夏商周三代以前,未曾談過佛祖;漢魏之後,佛像和佛教才逐漸興起。都是在朝代末年,這一異教才開始流傳,趁著政治荒蕪的時機民眾耳濡目染,因此廣為蔓衍,以致不知不覺地消耗天下的財富,蠹害國家的風尚。佛教誘惑人意,而民眾卻日益沉迷。從九州山原,直到兩京關外,僧徒日益增多,佛寺日益高聳;浪費了百姓的勞力在土木工程之上,褫奪了民間的利益在金寶裝飾方麵;為了佛教的師尊而遺棄君上和親人,因為寺院的戒律而不顧配偶和家庭。破壞法律貽害他人,沒什麽比佛教更過分的了。況且一個男人不從事農田,就有人因此受饑;一個婦女不從事蠶桑,就有人因此受寒。如今天下的僧尼不可勝數,無不依靠農夫得到糧食,依賴蠶婦得到衣裳。官府的寺宇和地方的招提,都建得沒有限製,無不高大宏偉,裝飾華麗,簡直可以和皇宮媲美。晉、宋、齊、梁,朝廷財力凋敝,風俗敗壞,莫不因此而致。何況我高祖和太宗,靠武力平定禍亂,以文明治理華夏;執此文武二柄,足以經國安邦,豈能允許區區的西方宗教,與我抗衡!貞觀和開元年間,也曾對佛教進行改革,然而剷除不盡,流害卻變得更深。朕博覽前人的語言,旁求輿論的評議,知道對弊病的革除,關鍵在於果斷不疑。而朝廷內外忠誠臣屬,無不體會朕的旨意,奏上的條疏至為恰當,必須堅決執行。懲處千古蠹害的根源,成就百王治國的法典,為大眾謀取利益,朕豈能退讓!現下令拆毀全國四千六百多座寺院,還俗的二十六萬五百僧尼,全都成為上繳兩稅的民戶;並拆毀四萬多座招堤和蘭若(即民間修建的)寺廟,沒收肥沃的上田數千萬頃,和轉成兩稅戶的奴婢十五萬人。保留下來的僧尼將隸屬於主客(負責外蕃的官府),不再隸屬祠部,好明確表示佛教是外國的宗教。勒令大秦穆護和襖教教徒三千多人還俗,不讓他們混雜中華的風俗。於戲(感歎)!前古從未實行,似乎還有待來日;但今天將之盡去,豈能說是不是時候?驅逐那些遊手好閑之徒,已經超逾十萬;廢棄這些豪華無用之室,價值又何止億千。自此之後,將以清淨訓人,仰慕無為之理;將以簡易齊政,成就一俗之功。將使天下的黎民百姓,同歸皇化。還因為革除弊病剛剛開始,百姓天天這麽做了卻未必知道道理何在。所以下達這道明確製令,讓民眾體會朕的意旨。”
製令頒布後,朝廷百官都奉表稱賀。很快唐武宗又下詔,將東都保留的僧尼減少到二十人,諸道保留二十人的減掉一半,保留十人的減到三人,保留五人的則一個不留。
五台山的僧侶大多逃亡到幽州。李德裕召見幽州來的進奏官,跟他說:“趕快去轉告你的節度使:五台山的僧人為將必定不如幽州的將領,為卒必定不如幽州的士卒。為何平白弄了個容納僧侶的名聲,給其他人留下口實!你們難道沒見到近日劉從諫招聚無賴閑人的教訓,對他有什麽好處!”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當即封緘了兩把寶刀交付居庸關守關主將,說:“如有遊僧入境,立斬不赦。”
主客郎中韋博認為朝廷不該把事情做得太絕,李德裕十分惱火,因此將他支出朝廷去擔任靈武節度副使。
同時,唐武宗下製封皇六女為樂溫公主,七女為長寧公主。中書省上奏說:“臣等見到公主上表時自稱‘妾某者’,是臣妾的名義,取用賤稱。然而以家人的禮數,則應當有所區別。臣等商量之後,認為公主上表,應當根據長公主的先例,都稱‘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郡主和縣主也希望依此例稱謂。”唐武宗準奏。
再說,昭義亂兵推舉都將李文矩為帥,但李文矩不肯,亂兵也不敢害他。李文矩用禍福利害勸諭他們,亂兵逐漸開始聽從命令,於是派人到潞城向盧鈞謝罪。盧鈞回到上黨,還照樣派遣他們去衛戍振武。這些士兵走了一個驛站的路後,盧鈞暗中精選了親兵追上他們,並於次日在太平驛趕上,然後將他們全都殺了。盧鈞接著奏聞朝廷,並請求朝廷將派到昭義邊境的河東和河陽軍隊撤回。唐武宗答應了。
九月,唐武宗下詔修建東都的太廟。
李德裕請求設置備邊庫,讓戶部從每年的錢帛收入中拿出十二萬緡錢和布匹,讓度支從每年的鹽鐵收入中拿出錢帛十二萬緡錢和布匹,放到備邊庫裏,明年減去三之一。諸道所進獻的助軍物資則全都收進備邊庫,並讓度支郎中掌管這事。
王才人寵冠後宮,唐武宗想立她為皇後。李德裕覺得王才人出身寒族,而且沒有兒子,恐怕不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唐武宗這才打消了這念頭。
也在九月,出現火星犯上將星宿的天象。
唐武宗吃下方士給他提煉的金丹後,性情更加急躁,變得喜怒無常。冬十月,他向李德裕打聽外間的事,李德裕說:“陛下的威嚴和決斷難以預測,外間朝臣頗為驚駭恐懼。前一段寇盜叛逆暴橫,陛下固然應當靠威嚴製服他們。如今天下既然已經安平,還希望陛下靠寬仁治理朝政。隻要讓獲罪的人沒有怨言,為善的人不會驚駭,那就算是寬仁了。”
十月十一(乙卯,《舊唐書》作乙亥,但十月無乙亥),中書省上奏說:“氾水縣武牢關是太宗當年生擒王世充和竇建德的地方,虎牢關城外的東峰有二聖(估計指高祖和太宗)的雕塑尊容,在一座祠堂之內。臣等覺得山河依舊,城壘猶存;二聖的威靈皆盛於(東漢)雲台大將,風雲不亞於(西漢)豐沛故舊。誠然應當百代嚴格侍奉,萬邦景慕瞻仰。按照西漢慣例,祖宗曾行幸的地方,都得讓藩國建立廟堂。今天正好定覺寺理應拆毀,希望朝廷取來寺中大殿的木材,在東峰建造一座殿堂,四麵設置宮牆,並希望命名為昭武廟,以昭明聖祖武功的強盛。請朝廷委托懷孟節度使派判官一人負責這事。因為塑像年代已久,還希望陛下讓李石在東都精選好的畫手,就地增加二聖的威嚴修飾。動工那日,還希望陛下命令東都派一位分司官員報告朝廷。”唐武宗準奏。
同時,唐武宗封衡山道士劉玄靜為銀青光祿大夫和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並為他修建崇玄館,設置官吏和鑄造大印。劉玄靜一再推辭,乞求回歸衡山,唐武宗隻好答應。
十一月初一(甲辰),唐武宗下敕說:“各地的悲田養病坊,因為僧尼還俗,所以無人主持,恐怕殘疾人得不到照料。兩京應酌量給予寺田賑濟。各州府則考慮給予七頃至十頃的田畝,並各於本管選一位老人負責,官府將為他提供夥食。”
李德裕秉政的時日漸久,辦事經常出於個人的愛憎,因此招致很多人的怨恨。自從杜忭和崔鉉罷相以來,宦官和唐武宗身邊侍從也都說他過於專權,唐武宗也有點不太高興。
十二月,唐武宗的禦駕臨幸鹹陽。同時,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說宰相的權力太重,不應再兼領三司(即戶部、度支、鹽鐵)的錢穀。李德裕上奏聲稱:
“臣等前不久在延英殿應對,恭敬地聽取陛下的意旨,常要讓朝廷尊貴,臣下肅穆。這是陛下極力要求得大治的根本。臣按照《管子》的說法:‘凡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國安在於尊君,尊君在於行令。’君臨天下的關鍵,本就沒什麽比下達命令更重要。所以說:‘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得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又說:‘令行於上,而下論不可,是上失其威,下係於人也。’自大和以來,出現了很大弊病。令出於上,卻遭到臣下的非議。這一弊病不除,將無以治理國家。昨天韋弘質說:宰相不應兼領錢穀。臣等當即將這事的大體道理陳述奏聞。從前匡衡這麽說過:‘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傳》說:‘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韋弘質受人指使誘導,匆忙之間獻上他的密封奏章,這正是‘賤人圖柄’。蕭望之是漢朝的名儒重德,作為禦史大夫,他曾奏稱:‘今首歲日月少光,罪在臣等,’皇上覺得蕭望之蔑視丞相,將他交給侍中禦史責問。貞觀中年,監察禦史陳師合上書說:‘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總數職。’太宗說:‘此人妄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於是將陳師合流放到嶺外。賈誼說過:‘人主如堂,群臣如陛,陛高則堂高。’指的也是由於將相貴則君主尊,勢在必然。如果宰相隱藏他們的奸謀,那麽人人都能上論。至於君主下製讓宰相兼任官職,那自然是人主的權柄,並非小人所能幹預議論的。古時在朝廷之上,大家各守本官,不謀職位以外的政事。韋弘質賤人一個,豈能用並非他應當說的話來瀆褻明主,這等於是蔑視宰相,阻擾時政。從前東漢的處士橫加非議朝政,這才有了黨錮事件。這樣的事必須嚴加懲處禁絕。還希望陛下認真考察他的奸詐,去掉他的朋黨,那樣朝廷自然就會安靜,製令也會得到肅然實施。臣等不勝感憤之至。”
韋弘質因此被貶官,於是眾臣對李德裕更加怨恨憤怒。李德裕又奏稱:“天寶以前,中書省除了機密和遷授之外,其他政事也都和中書舍人一同商量。自從安史之亂以來,為了方便起見,朝政便很少經過台閣,事情大多又和軍事有關,所以朝廷決斷萬機,沒時間博采眾議。臣等商量,今後除了機密公事外,諸侯的表疏、百僚的奏事、錢穀和刑獄等事,還希望讓中書舍人六人,依照先前的慣例先詳細討論可否,然後由臣等商議後奏聞。”唐武宗準奏。李德裕在相位已經很久,被他壓抑的朝臣都很怨恨他。而翰林學士白敏中他們,又暗中指使韋弘質上奏論事,所以有了這一奏折。而李德裕結怨之深,也由此可見。
唐武宗自從秋冬之交以來,就感覺自己有病,而道士卻認為他是吃了金丹後正脫胎換骨。因此他隱瞞了自己生病的事,外人隻是感到奇怪為什麽他不再出外遊獵,奏事的宰相也不敢久留。唐武宗還下詔取消來年正月元旦的朝會。
吐蕃的論恐熱重新糾合諸部去攻擊尚婢婢,尚婢婢派結藏帶兵五千抗拒,結果論恐熱大敗,隻帶著數十隨騎逃走。尚婢婢傳送檄文到河、湟一帶,曆數論恐熱殘忍暴虐的罪行,說:“你們本來都是唐朝的百姓。如今吐蕃沒了主子,你們應當一塊去歸附大唐,千萬不要成為論恐熱獵取的狐狸和野兔!”於是河、湟諸部紛紛開始脫離論恐熱的控製。
這年,唐朝全國登記有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戶。
朝廷雖然為黨項人設置了大使,但黨項人依然侵盜不已,還攻陷邠、寧、鹽州界的城堡,進駐叱利寨。宰相請求派使者前去宣慰,但唐武宗下決心派兵出討。
要想知道唐武宗後來的事,請看下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