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係列二十：文宗治世之十四：杜牧著書論政與鄭注得寵

大和七年即公元833年八月初十（癸巳），太子太保楊元卿去世。

賢良方正杜牧為河朔三鎮的藩臣桀驁不馴感到無比憤慨，而朝廷大臣卻專門一味姑息，因此著作了一書，名為《罪言》，大略意思是：“國家自從天寶末年盜寇興起（即安史之亂），河北百餘城鎮朝廷卻得不到尺寸土地。人們望著那裏猶如眼望回鶻和吐蕃，不敢窺探。齊、梁、蔡等地受到河朔的影響，也淪落為寇。國家未曾有過五年沒有戰亂的時期，焦土頹敗長達七十多年了。現在的上策莫如首先自我整頓，中策莫如攻取魏博，最下策則是隨便征戰，既不估計地勢是否有利，也不考慮攻守是否適宜。”

他又感傷府兵製度的廢壞，著作了《原十六衛》，說：“國家最初遵循隋朝的體製，建立了十六個衛府。就現狀而言，要說設官毫無作用，指的不就是這十六衛嗎！追根究底，其實十六衛是保衛天下的根本。貞觀年間，朝廷在內靠十六衛蓄養武臣，在外開設五百七十四個折衝和果毅府，儲備兵馬部伍。武臣有事則帶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居內時，武臣尊貴富有，承蒙恩澤，奉養身家；所部的兵馬則散居在諸府。上府不超過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種，一時練兵；戶籍保存在將府，部伍則散歸田裏；部隊的勢力分散，人人自愛；這樣即使有蚩尤這樣的叛賊為帥，也沒有機會可以作亂。居外時，所部將士奉檄而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忙著對付強大的敵寇，哪裏會有閑暇考慮叛亂的異略！所以即使有蚩尤這樣的叛賊為帥，也沒有能力可以叛亂。自貞觀直至開元的一百三十年間，武臣率領的部伍從未有過篡逆的事情。這正是大聖人之所以能掌管軍權和控製內外的聖算神術。到了開元末年，愚蠢的腐儒上奏說：‘天下靠文略取勝，請求撤銷府兵。’武夫則上奏說：‘國家的兵力強盛，請求征服四夷。’於是府兵製度在內部被取消，而邊兵體製在外麵興起。武臣率領部隊馳往藩鎮，朝內再無一人。於是導致尾大不丟，中間幹癟，幽燕（即安祿山控製的範陽）偏重，最終引起天下大亂，根本全被焚毀；致使七聖（從唐肅宗到唐敬宗的七帝）日夜辛勞，想要除去藩鎮割據現象，卻無能為力。由此看來，武臣和他們控製的兵馬，並非短期內就能使他們互相脫節！然而國家不能沒有兵馬，但武臣居外則叛，居內則篡。要使他們居外不叛，居內不篡，古今以來，最管用的辦法，其實就是設置府兵和建立衛府！近代以來朝廷依賴藩鎮大將，這一弊病非常嚴重。大抵都是那些帶著金玉的兒輩，依靠父親的門蔭或通過大肆賄賂，得到了節度使的大位。他們根本不懂得父兄的禮義之教，也不再擁有慷慨的負義之氣。百城千裏的地盤，一朝到手，其中那些強硬剛愎的則不顧法製，為了不讓人約束自己，還殺害甚至族滅忠良；為了不讓人違背自己，便將大權集中在手裏；因此無不成為寇盜。其中那些陰險狡詐的，也懂得橫征暴斂，將大權交給奸邪的佞幸，然後通過賄賂宦官權貴，由卿大夫變成公爵，離開小郡而得到都邑；他們管轄的地方都成為自己私人的館舍。假如某個家夥不幸長壽，那麽他就盤剝百姓，荼毒天下。所以天下的戰亂不息，民眾困弊，無不由此而來。嗚呼！文皇帝（即唐太宗）十六衛的宗旨，又有誰能理解並加以匡複？”

杜牧又著作《戰論》，說：“河北看待天下，猶如珠寶；天下看待河北，猶如四肢。河北人的風氣和習俗渾厚，果於作戰，勤於農耕，加上地方出產健馬，便於馳騁殺敵，所以出戰往往能勝，安處則帶來富饒；不用窺探天下的物產，自己便能豐衣足食。也就像富裕的大家農戶，不用珠寶也稱得上富有。但國家如果沒有河北，那麽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全都沒了，等於是去了一肢，兵沒了。河東、盟津、滑台、大梁、彭城、東平，全都駐紮著重兵，是防止胡寇入塞的要衝。要沒了，等於是去了第二肢，兵又沒了。西北六鎮的官軍，缺少費用高達三億。他們低頭等待朝廷的供給，而度支部門根本應付不了，隻好靠淮水以北，黃河以南，東至大海，西抵洛陽，隨便征斂，才能滿足六鎮的開支。要沒了，等於是去了第三肢，財沒了。鹹陽西北，駐紮著大量西戎兵馬。朝廷得依賴吳、越、荊、楚的富饒去支撐邊塞的防守。要沒了，等於是去了第四肢，財又沒了。天下的四肢全都解體，頭腦和腹部莫名其妙地留在那裏，這樣的安定豈能持久！如今朝廷如果真能整治五大敗政，那麽一戰就能決定命運，四肢也能恢複。一般說來，天下無事的時刻，殿堂的大臣傾向於苟且偷安，奉行私事；軍隊的將士也傾向於離心離德，兵甲鈍弊。這是平時不肯練兵的過錯，也是敗政之一。一百個拿著兵戈的士兵，仰賴縣官的供給，卻以一千人的名義索求軍餉。大將小校無不靠此賺錢，以胡虜的強大為幸運，以王師的疲勞為娛樂。所以真正拿兵器作戰的人經常很少，而登記兵員吃空餉的人經常很多。這是沒有落實兵員的過錯，也是敗政之二。打個小勝仗就張揚大功，奔走告捷好邀功求賞，要麽一日兩賜，要麽一月累封。凱旋尚未高歌，官品已經增加，爵命已經至極，田園已經廣袤，金繒已經溢滿，連子孫也己封官。這樣，誰還會拚死出力，勤奮王事！這就是封賞過厚的過錯，也是敗政之三。戰敗而喪失將士，導致大都陷落，主帥隻要跳牆逃回京師，很快又到別處當刺史去了。回視朝廷的法典，氣色十分安然。一年還沒過去，他又回到了朝堂之上。這就是懲罰過輕的過錯，也就是敗政之四。大將不能全權執掌兵柄，朝廷的寵臣和敕使不斷輪番前來，頤指氣使，堂皇地指揮兵陣，忙碌地掌管戰鼓，一下要偃月陣，一下又要魚麗陣，結果搞得三軍數萬將士，盤旋在徘徊驚駭之間。於是胡虜的鐵騎趁機猛攻，最終奪走了王師的旗鼓。這就是不信任主將的過錯，也就是敗政之五。今天如果真要欲調整策略，橫掃汙穢，帶來萬世的安寧，那麽就決不能繼續重蹈前車的覆轍。”

他又著作《守論》，認為：“現在朝臣們都說：‘對那些固執強悍的藩帥，我們用良將勁兵牽製他們，用高位美爵滿足他們；安撫而不用刁難，外放而不用拘控；也就像豢養虎狼那樣，不指望他們內心馴服；這樣一來，他們的怒氣就不會萌芽。這就是大曆和貞元年間朝廷之所以能夠守衛邦國的原因；又何必出兵征戰，讓百姓陷入水深火熱，然後才覺得痛快！’我的愚見則認為：大曆和貞元年間，恰恰是因此導致了禍患。當時，你隻要有幾十座城池，千百個士兵，那麽朝廷就得對你另眼看待，對你寬貸法度。於是藩鎮目無朝廷，大言不慚，自樹一家，破壞法製，競相尊奢。天子放下威嚴而不予過問，有司若無其事而不予嗬責。朝廷賜給的王侯爵位，他們無功也照樣接受；國家要求的入朝覲見，他們拒絕前來卻照樣得到節杖。叛逆藩帥的後嗣，朝廷還得把公主嫁給他們，嫁妝極為豐盛，無所不備。所以他們地盤更加廣袤，兵力更加強盛，僣越更加嚴重，野心更加昭著。於是國家的土地和名號被他們瓜分殆盡，而這幫賊人的貪婪卻毫無止境，於是有人淫名越號，要麽稱帝，要麽稱王，盟誓自立，恬淡不畏，派兵四處攻略以滿足他們的野心。所以趙、魏、燕、齊首先反叛，梁、蔡、吳、蜀接踵響應；其餘的藩鎮也甚囂塵上，想要仿效他們的比比皆是。幸好遇到孝武皇帝（即唐憲宗），晝夜不忘朝廷的恥辱，前後任用英傑，早晚和大臣商議對策，所以能做到大的叛臣則出兵誅鋤，小的則靠恩惠招降。不然的話，周、秦的京郊（指洛陽和長安附近）幾乎成為反賊的獵場！大抵說來，活人都有許多欲望，欲望不能滿足就會憤怒，一旦憤怒爭亂就會接踵而來。所以在家父母必須管教鞭笞，在國朝廷必須處以刑罰，或者在各地出兵征伐，這就是用以控製他們的欲望而停止他們的爭亂。大曆和貞元年間，朝廷全都反其道而行之，靠很有限的土地和名號去杜塞無止境的爭亂，所以身體的首尾和手指四肢，幾乎不能相互運作。今天我們居然還不懂得吸取教訓，反而還將這當作經驗之談。我的愚見覺得這樣下去，成為寇盜的將遠不止河北三鎮而已。嗚呼！大曆和貞元的所謂守邦朝政，必須永以為戒！”

杜牧又注釋了《孫子》，並撰寫序言，說：“軍事就是刑法；而刑法就是政事。孔夫子的子弟中，其實就是仲由和冉有懂得軍事。不知自何代何人開始，人們將政事分為所謂文、武二道，分離開來，兩道並行。結果使得身插牙笏的縉紳朝臣不敢談論軍事，或者以談論軍事為恥。假使有人談論軍事，世人就會把他們當作殘暴的粗人，都不願意和他們為伍。嗚呼！根本的喪失，這是最嚴重的！《禮記》說：‘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曆觀自古以來，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曾不是由軍事起始的。掌管軍事的必定是聖賢，既有才能又博識多聞的人士，才能成功。軍事必須在朝廷的廊廟上充分商議，形成軍事策略，然後交付給將帥。漢高祖說：‘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就是這個道理。而他們為相的大臣卻說：‘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則說：‘勿居其位可也！’”

九月初一（甲寅，《舊唐書》和通鑒均作甲寅，但又將順序排在丙寅之前。暫時隻好如此），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軍節度使王智興照樣守太傅兼侍中，出任河中尹和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取代王起；任命王起為兵部尚書。

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靠依附得寵宦官王守澄，權勢熏天，唐文宗對他深感厭惡。九月十三（丙寅），侍禦史李款在內閣上奏彈劾鄭注，說：“鄭注在內勾結敕使，在外連接朝臣。他在兩地往來，收受賄賂；晝伏夜動，竊取大權；以致人們連話都不敢說，路上都隻能以目示意。請陛下將他交付法司處置。”十來天裏，他先後就上了幾十道表章。王守澄將鄭注藏匿在右神策軍。左神策軍中尉韋元素與樞密使楊承和和王踐言也都厭惡鄭注。左神策軍將領李弘楚勸說韋元素說：“鄭注無比奸猾。如果不趁他還未出卵殼時除掉，等到他長成了羽翼，必將成為國患。如今因為禦史的彈劾，他藏匿在神策軍中。我請求以中尉的名義去見他，假裝說中尉有病，召他前來醫治。他來後中尉可以請他入座，我則在旁邊伺候。等到中尉舉目示意時，我就拿下他杖殺了。中尉然後趁機去見主上，叩頭請罪，並詳細揭發他的奸邪。楊承和與王踐言必定會幫中尉說話。何況中尉有翼戴主上的大功，怎會因為除奸而獲罪！”韋元素覺得有理，便去召鄭注前來。鄭注來了後，點頭哈腰，卑躬屈膝，討好奉承的話如同泉湧。韋元素不知不覺地和他拉著手，關係頓時密切了很多，還諦聽他的言談，忘了疲倦。李弘楚再三用眼神向他示意，但韋元素全然不顧，最終還用金銀布帛厚贈鄭注，然後送他回去。李弘楚憤怒地說：“中尉失去了今日決斷的時機，必然不免他日的大禍！”因此憤怒地辭去軍職離去。不久，他就背上生疽死了。王涯之所以為相，是因為鄭注出了很大氣力，並且他害怕王守澄的權勢，便將李款的奏折給扣壓了。王守澄在唐文宗麵前為鄭注開脫，唐文宗也就赦免了他。很快王守澄又奏請鄭注為通王府司馬兼侍禦史，出任右神策判官。朝野為此驚駭慨歎。

冬十月初一（癸未），揚州上奏，說那裏的江都等七縣發生水災，損害了莊稼收成。

十月初十（壬辰）是唐文宗的生日，僧徒和道士到麟德殿講道。次日，唐文宗登禦延英殿，跟宰臣們說：“降誕日設齋，起自近代。朕因為這習慣已經相承很久，不便匆忙革除。雖然置辦了齋會，隻是叫前來應對的王源中等人暫時入殿。到僧徒和道士開始講道時，朕都不怎麽聽聞。”宰相路隨等人上奏說：“生日舉行齋會，誠然是為了追求冥福，本不是中國的教法。臣見到開元十七年時，張說和乾源曜以玄宗的生日為千秋節，在朝廷內外舉行宴樂，慶祝這一嘉慶的日子。臣覺得頗為得禮。”唐文宗覺得十分有理，宰臣因此請求將十月十日作為慶成節，即上誕日。唐文宗同意了。

十月十五（丁酉，《舊唐書》作辛酉，但十月無辛酉），潤、常、蘇、湖四州上奏，說那裏發生水災，傷害了莊稼。

十一月二十三（乙亥），涇源節度使康誌睦去世。四天後，唐文宗任命左神策長武城使朱叔夜為涇州刺史，出任涇原節度使。十一月三十（壬午），朝廷在銀州設置監牧。

群臣覺得唐文宗即位已有八年，從未接受過尊號，因此於十二月十二（甲午）為他上尊號為太和文武仁聖皇帝。剛好五坊中使（宦官）薛季棱自同、華二州回來，說那裏的鄉閭百姓十分凋弊。唐文宗歎道：“關中如今是小豐年，百姓還這樣不堪，更何況江、淮一帶近年遭受大水災，那裏的百姓該如何過日子！朕沒有辦法賑救，怎麽還敢崇尚虛名！”於是賜了通天帶獎賞薛季棱。群臣共上了四次表章，唐文宗最終還是沒有接受。

十二月十七（己亥），刑部詳細製定了大理丞謝登新編的《格後敕》六十卷，唐文宗下令刪減後詳定為五十卷。次日，唐文宗臨幸望春宮，但在那裏中風，說不出話了。王守澄推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史書沒說他何時從神策判官變為昭義司馬），說他精通醫學。唐文宗於是征召鄭注至京師，飲用了他開的藥，結果頗為有效。鄭注於是得寵。

十二月二十一（癸卯），平盧軍節度兼檢校司空王承元去世。王承元是成德藩帥王武俊的孫子，王士真的第二子。他兄長王承宗接領節鉞後，奏請王承元為觀察支使、朝議郎、左金吾衛胄曹參軍，兼監察禦史；那年他才十六歲。他勸王承宗帶領二千騎兵幫助王師平定淄青的李師道，但王承宗沒有采用他的建言。元和十五年（820）冬，王承宗病故，成德軍秘不發喪，大將們密謀讓旁郡大帥接管。當時參謀崔燧與手握兵權的人密謀，便以王承宗祖母涼國夫人的名義，告訴親兵及諸將，讓他們拜王承元為帥。王承元下拜哭泣，不肯接受。諸將不斷請求，王承元說：“天子派中使貴人監軍，有事何不先和他商議？”當監軍來時，便征求諸將的意見。王承元跟諸將說：“諸公不忘先人的恩德，也不覺得我年輕，要讓我接領節度使事。我想效忠於國，好奉守先人的遺誌，諸公能聽從嗎？”諸將都許諾了。於是他在衙門聽事廳處理政事，要求身邊隨從不許稱他為留後；事無巨細，都和參佐一道決定。他還秘密上疏，請求朝廷派主帥前來接替王承宗。唐憲宗非常嘉許，授他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鄰鎮用河南河北近年來家族世襲節度使的慣例諷勸他，但王承元不聽，諸將也因此後悔。當起居舍人柏耆奉詔到成德宣布滑州的任命時，將士有的下拜，有的哭泣。王承元與柏耆在驛站館舍召諸將前來，宣布了朝命，諸將號哭，一片喧嘩。王承元責備他們說：“諸公因為我先人的緣故，不想讓我失去成德，這厚意我心領了。然而沒有及時奉詔，耽擱滯留，這罪可大了！先前李師道尚未敗亡時，朝廷曾打算赦免他的罪行。當時李師道想到長安入朝，部將們攔住了他。後來殺害李師道的，也是他的部將！今天你們千萬不要再做李師道部將做的事。我拜求你們了。”於是向諸將下拜，悲傷哭泣，不能自勝。王承元於是拿出所有家財，登記成德的戶籍，散發給州人，還提拔了勤奮的人。牙將李寂等十多人堅持要王承元留下，結果他將李寂等人殺了，軍中才開始安定下來。王承元離開鎮州（成德治所，今河北正定附近）時十八歲；跟隨他的將吏，凡是有人帶著器用和貨幣的，王承元全命令他們將財物留下。王承元兄弟及堂兄弟中被授郡守的有四人，登朝的也有四人；他的從事和有功勞的將校也都被提擢起用。他祖母涼國夫人入朝，唐穆宗下令在內宮設宴招待，賜予非常豐厚。但不久，王庭湊殺害接任成德的田弘正，占據鎮州反叛。王承元改任鄜坊丹延節度使時，順便請求入宮覲見。唐穆宗很器重他，多次召他來征求意見。不久，他改任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和涇原接鄰，沒有山穀的險要，吐蕃人因此可以徑直前來入寇。王承元在要衝的地方修築堡壘，派出一千人守衛，賜名叫臨汧城。唐德宗下詔讓他襲取岐國公，並累加他為檢校左仆射。鳳翔城東是商旅密集的地方，大多居民都靠烽火互相報警。王承元上奏，請求加寬城牆，環繞烽火台。他在鳳翔十年後，又加授檢校司空和禦史大夫，改任平盧軍節度兼淄青登萊觀察等使。當時朝廷的均輸鹽法尚未在河南河北施行，王承元首次請求在他的轄區施行鹽法，將收入歸於朝廷有司部門。此後兗、鄆諸鎮也都施行了均輸鹽法。王承元為政寬惠，頗有節製，淄青稱得上得到很好的治理。這時他在平盧淄青去世，終年才三十三歲。唐文宗冊贈他為司徒。

王承元去世四天後，即十二月二十五（丁未），唐文宗任命河南尹嚴休複為檢校禮部尚書，出任平盧軍節度和淄青登萊棣觀察等使。次日，他任命給事中王質暫時代理河南尹，任命河東節度副使李石為給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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