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係列十五：姑息藩鎮之十七：南詔國打敗吐蕃與陸贄奏請均節賦稅

貞元十年即公元794年春正月十一（乙酉），唐德宗李適任命虔王李諒為朔方靈鹽豐節度大使，任命朔方等道行軍司馬李欒為留後。

這期間，劍南和西山的羌族和蠻人二萬多戶歸降朝廷，唐德宗因此下詔加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為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

韋皋的使者崔佐時到了雲南王的都城羊苴咩城，幾百名吐蕃使者已經先在那裏了。雲南王異牟尋還不想讓吐蕃知道他和唐朝來往，便讓崔佐時穿著牂柯的服飾前來。崔佐時不肯，還說：“我是大唐使者，豈能身穿小夷的服裝！”異牟尋不得已，隻好在夜晚迎接他。崔佐時大張聲勢地宣讀詔書，搞得異牟尋非常緊張和恐懼。他環顧左右，臉色蒼白。但已經歸附唐朝，他也隻好歔欷流淚，俯伏在地，接受詔書。傾向大唐的雲南相國鄭回秘密去見崔佐時，教他要這麽做，所以崔佐時完全了解內情。他接著勸異牟尋把吐蕃使者全都殺了，去掉吐蕃給他的封號，獻出金印，恢複南詔國舊名。異牟尋全都聽從了，並銘刻金質契約獻上。接著異牟尋帶著他兒子尋夢湊等人和崔佐時在點蒼山的神祠結盟。

先前，吐蕃和回鶻爭奪北庭，雙方大戰，死傷了很多人。吐蕃於是向雲南征兵一萬人。異牟尋借口國家太小，請求隻征三千人。吐蕃覺得太少，要求增到五千，雲南隻好答應了。異牟尋派五千人先行，自己率領數萬人跟在後頭，晝夜兼行，前去襲擊吐蕃。雙方在神川交戰，雲南軍隊擊潰了吐蕃。正月二十四（戊戌，《舊唐書》作六天前即壬辰。估計那天是神川大捷），雲南派使者來長安獻捷。

正月二十五（己亥），昭義節度使兼檢校司空平章事李抱真請求降官，唐德宗於是改授他為檢校左仆射。當時李抱真得病，巫師的禱祝說他必須降爵才能恢複，所以才有這一請求。

瀛州刺史劉澭被他兄長盧龍節度使劉濟所逼，請求到西部去守衛隴坻一帶。他帶領所部兵馬一千五百人，以及一萬多平民前往京師。他號令嚴整，一路上對百姓秋毫無犯，沒人敢偷拿民眾的雞犬。唐德宗十分嘉許，因此於二月初三（丙午）任命他為秦州刺史兼隴右經略軍使，治所設在普潤，以普潤軍為名。他軍中巡夜時不敲木梆，平時不設音樂；士卒病了，劉澭親自前去探視；有人死了，他也親自前去哭悼。

二月十二（乙卯），唐德宗任命給事中齊抗為河南尹。

二月二十二（乙醜），義成節度使兼鄭滑觀察使李融去世。兩天後，唐德宗下詔說：“君臣之間，情義深重。每次聽說大臣去世，朕總是深感悲悼惻隱。今後文武朝臣去世時，他們的月俸和料理應當全部發給，並準照本官的一月俸料，作為喪事的賻贈。”同時（《舊唐書》作三月初），他任命華州刺史李複為義成節度使兼滑州刺史。李複是李齊物的兒子。李複聘用河南尉洛陽人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多次幹涉軍政，盧坦總是據理力爭。薛盈珍常說：“盧侍禦說的都很公正，我自然也不反對。”

三月初二（乙亥），長安到處都是黃色霧霾，日色無光。

同時，滄州刺史兼橫海節度使程懷直到長安入朝，唐德宗賜給他一棟安業坊的宅第和女妓一人，然後讓他回到鎮所。

三月初七（庚辰），南詔王異牟尋在神川大捷後，接著攻取吐蕃鐵橋以東的十六座城壘，還生擒他們王爺五人，降服了民眾十多萬。

三月初九（壬午，《舊唐書》誤作壬申，三月無壬申），唐德宗任命同州刺史盧征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三月二十八（辛醜），他為延州刺史李如暹所部的蕃落賜名叫安塞軍，任命李如暹為軍使。

四月初一（癸卯），唐德宗赦免京城的囚犯。四月初六（戊申），京師地震，並於四月十一（癸醜）又震了一次。同時，恒州上奏，說那裏見到巨人的足跡。同時，唐德宗封雲南派來告捷的使者高細龍為左武衛將軍。

這月，太白晝見（金星出現在白天，是不吉利天象）。又有大鳥飛集宮中，吃各種混雜骨頭。這年春季，老是下雨，罕見晴日。

四月二十八（庚午），宣武軍發生動亂，留後李萬榮鎮壓了叛亂的士兵。先前，宣武親兵三百人曆來驕慢專橫，李萬榮非常厭惡他們，於是派他們到京西防秋（防禦秋季西戎入侵）。親兵們極為怨恨。大將韓惟清和張彥琳趁機引誘親兵作亂，攻打李萬榮。李萬榮率軍擊潰了他們，親兵到處搶掠後潰散，多數人都逃到宋州，得到宋州刺史劉逸準的厚待和安撫。韓惟清逃奔鄭州，張彥琳逃奔東都。李萬榮將參與叛亂的士兵連同他們的妻兒全都殺了，死了數千人。有幾個軍士跑到街市大喊道：“今晚大軍會過來，城池將被攻破。”李萬榮將他們搜捕後殺了，然後上奏，聲稱動亂都是劉士寧指使的。五月二十八（庚子），唐德宗隻好將劉士寧遷徙到郴州（《舊唐書》說汴州軍亂發生在七月而不是四月底，還說朝廷在七月二十八己亥將前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送到郴州安置）。

這期間，欽州蠻人酋長黃少卿反叛，包圍州城。邕管經略使孫公器奏請征發嶺南兵馬前往救援，但唐德宗不肯，而是派中使前往勸諭和解。

陸贄上言說：“郊祭大禮後的大赦已下達將近半年，而被發配貶謫的人尚未沾恩。”於是擬定了三道奏折，列出名單呈上。唐德宗派人跟他說：“按照慣例，被貶謫的官員在大赦後量移（即酌量遷移到近處），但也不過移近三五百裏。現在你的提議似乎超越了這一常規，多數又靠近兵馬集中以及接鄰大路的州縣。恐怕不太妥當。”陸贄又上言說：“王者以真誠待人；可以譴責發怒，但不能猜疑嫌棄；可以懲罰處置，但不能抱怨忌恨。貶斥遠方是用以警戒臣下不能恪守職責，甄別寬恕則是用以勉勵他們改過自新。如果不予警戒則逐漸導致臣下遭受威刑，如果不予勉勵則可能導致他們再次遭到黜削。這樣，即使屢進屢退，也並非愛憎分明的做法。實行律法暫時將臣下貶謫，念及才幹而逐漸重新敘用。知道能夠再被啟用，誰不更加修身養善！何必擔憂他們會亂了常論，也何必害怕他們會心懷怨憾！如果因為他們遭到貶黜，便認為他們奸邪凶殘，永遠將他們安放在閑置的地方加以防範，長期把他們放置在擯棄的行列不管不顧，那麽悔過的人就沒有理由自我補救，懷才的人也將始終得不到伸展。就人情而言，窮則思變。處境淒涼，便會思亂，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如今遷移被貶謫的人在三五百裏之內，那麽發配到邊疆的人將不離本道，水土也許比舊州更為惡劣。這將是徒有遷徙的辛勞，反而增加移動的煩擾。又有，當今的郡府，多的是軍兵；所在的邊疆，少的是館驛。這麽做隻能讓人覺得朝廷繼續猜疑他們，並非寬宏大量的做法。還請求陛下重新審慎考慮。”

唐德宗生性比較猜忌，不肯信任臣下，官職不論大小，總要親自選拔任用；宰相進擬的名單，很少讓他稱心如意。臣下一旦遭到譴責，往往終身不再錄用。他喜歡根據人們的口才識別人才，所以得不到敦實的士人。他在提拔進用方麵十分吝嗇，因此造成人才的滯留。陸贄因此上奏勸諫，大略意思是：“一般說來，進位用以獎勵功勳，黜退用以懲處過失。二者交替應用，道理就像循環一般。進位後發現有過失則加以懲處，懲處後知道能改過則重新進位。這樣，既不廢棄律法，也不拋棄人才；即使連纖細的過失也加以懲處，但任用的人才也還不至於匱乏。所以能使黜退的人克勤自勵，求得重新起用；能使進位的人警戒自律，恪守臣下職責；從而做到主上沒有滯留猜疑，臣下也不心懷怨望。”他又說：“明主不以言辭判斷人才，也不以好惡選拔士人。如果因為個人的好惡而不挑選能用的人才，因為喜歡臣下的言辭而不檢驗他們的操行，進退根據主上的個人愛憎，離合出於陛下的看法異同，那等於是舍棄墨繩而要裁定曲直（木匠用墨繩找直），放棄權衡而要估計輕重。這麽做，即使是精微的事也未必不會出現謬誤。”他又說：“一般智慧的臣下，都各有長處。如果真能區別使用，授予適當的職位，讓他們各自適應自己的秉性，各自發揮自己的能力，也都能夠成功。這和任用一個全才沒什麽兩樣。關鍵在於陛下明鑒大度，駕馭有道而已。”他又說：“靠一兩句令人稱心如意的好話就判斷一個人的能力，而不去考核他的虛實；因一兩件忤逆聖旨的事就決定一個 人的過錯，而不去考察他的忠邪。對他稱心如意就對他信任無涯，毫不考慮他不夠的地方；因他忤逆聖旨就對他大加指責，決不寬恕他缺乏的能力。這麽做正是導致所謂‘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的原因。”但唐德宗不聽。

陸贄又請求平均並節省稅賦，總共提出六條意見：

其一，他談論了兩稅的弊病，大略意思是：“從前賦役的方法稱作租、調、庸。男丁每人接受百畝農田，每年交納兩石穀粟，稱作租。每戶根據地方不同交納兩丈絹或綾或絁，和三兩綿；不能養蠶的地方則交納二丈五尺布和三斤麻，稱作調。每個男丁每年要服役，代替服役的則要征收他們的庸，即每免一天即交納三尺絹，稱作庸。天下一家，法製平等，即使你想遷移到其他地方也無法免除，所以不容易弄虛作假，人心也不容易動搖，事情也都有定製和常規。當羯胡亂華，民眾困擾時，國家的版圖縮小，朝廷到別處避難，隻好為了支持軍隊而破壞正常的稅賦法。建中初年（780），朝廷全麵革新，執政大臣知道必須改革這些弊病，然而做法卻失去了原來的目的；知道可以簡化稅賦征收，然而做法卻沒有得到要領。要改革弊病，通常必須徹底弄清弊病的來由。如果是時弊（即時代造成的弊病），那麽隻要改變時事就行了；如果是法弊（即製度的弊病），則必須進行全盤改革。所為必當，其悔乃亡（語出《易經》：‘革而當，其悔乃亡。’意思是改革恰當，就不會後悔）。自從動亂以來，朝廷的花費沒有限度。這算是時弊，並非法弊。而朝廷卻匆忙去更改租、庸、調的征稅方法，分遣使者，搜刮郡邑，校驗簿冊，每州根據代宗大曆期間一年稅率最高的標準，作為兩稅的定額。財富的產生必須根據人力，所以先王製定稅賦收入時，必定根據人丁數量作為根本。不因為糧食種多而增加稅賦，也不因為穀粟減產而減少租賦；這樣百姓就會播種得更多。不因為家產增多而增加征收，也不因為流浪他鄉而免除租調；這樣人們就會留在自己的家鄉。不因為勤勉努力就加重徭役，也不因為懶惰怠工就蠲免收庸；這樣民眾就會辛勤勞動。都能做到如此，那麽人們將安居樂業，竭盡全力。兩稅的訂立，隻根據資產而不以人丁作為根本，卻不明白在資產之中。有藏在衣襟懷裏或袋子篋盒裏的，也有價值高昂而人們卻不認得的；有堆積在場地園圃或糧倉裏穀粟，價值雖輕而大眾卻以為富有；有到處流通還能繁衍升值的貨物，數量雖少而每天都在收取贏利；還有廬舍裏常用的器具商品，價格雖高而終年沒有利潤。如此等等，名目繁多，一概通過估計折算成錢緡，自然未必準確，也會助長弄虛作假。於是那些不務正業而喜歡流浪的人，總能避免徭稅；而從事本業而居家置產的人，總被稅役困擾。這等於是引誘人們作奸行騙，驅使他們逃避徭役，以致官府得不到勞力，朝廷征不到租賦。加上兩稅製新創不久，顧不上統一公平，征收的方法有煩瑣和簡易的區別，地方長吏也有能幹與否的差異。各地的徭役租賦，輕重十分懸殊；朝廷派出的使臣，意見也各不相同。估計的數目一旦上報，隻能有加無減。又有，大曆中年，供給軍隊和進奉朝廷之類的稅收，都包括在兩稅裏了。而今天在兩稅之外，又加了這些額外稅收。還希望陛下稍微減輕賦稅，使之更為平均，以拯救凋敝的百姓。”

其二，他請求征收兩稅以布帛而不是錢數為定額，大略意思是：“國家的賦稅征收通常都必須量力而行，因地製宜。所以征收的一般都是布、麻、繒、纊與各種穀物而已。先王害怕物品的貴賤失去公平，而人的交易難有標準，所以又建立了泉布即貨幣製度，用以調節物品的輕重。貨物的收集或發散，物品的短缺或緊張，都必須由貨幣決定。理財的重大權柄，關係到國家的巨大利益，必須由官府掌管，不能交給下頭。穀物和布帛是百姓生產的；金錢和貨幣則是由官府製作的。所以國家製定法令，租出於穀，庸出於絹，調出於繒、纊、布；何曾有過禁止民間鑄錢而要用錢充當稅賦的事情！今天的兩稅，獨獨和原來的章典不同，隻是估價資產的差別，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算各種雜物的價值，每年的稅收五花八門，隻計算得到的利益，而不管征收的難易。所征收的未必就是人家的產業，而人家的產業也未必征收；因此造成加價購買他們沒有的東西，減價出賣他們已有的貨物。這樣一增一減，耗損已經夠多的了。還希望朝廷核查各州最初征收兩稅那年的絹布數量，比較當今的時價，該加價的加，該減價的減，酌情選取中值，然後總計相應的稅錢，折換成布帛的數目。”他又說：“地上生長的萬物盡管巨大，畢竟都有限度。獲取必須適當，使用也必須節儉，這樣就能經常滿足需求。如果獲取毫無限度，使用也毫不節儉，那麽就會經常覺得不足。物產的豐富和歉收取決於天，使用物品的多少則取決於人。所以聖王建立製度，量入為出，這樣即使遇到災難，民間也不會因此窮困。一旦治理失當，則反其道而行之，量出為入，那樣就無法對付困難時期。夏桀有整個天下還用度不足，商湯隻有七十裏地盤還有剩餘。所以用度的盈餘和欠缺，隻是在於節儉與否罷了。”

其三，他談到要根據地方的戶籍增添、租稅增加、開辟新田考核長吏的政績，大略意思是：“地方長吏很少能理解遷徙更地的情況，不能本著一心為公的意願。他們相繼施點小恩小惠，爭著引誘奸民盲流，以傾奪鄰境為智慧和能力，以招誘流民為理政和教化。那些舍棄那裏搬到這裏的人，作為新近接納的人口可以免稅；來去飄忽不定的人，又因為要恢複家業得到優待。隻有那些懷念故土安居樂業，始終沒有遷移的人，稅賦的負擔日益沉重，官府的征斂日益增多。因此導致固定居民總要替代遊手好閑的人交納租賦和從事徭役。這不等於是逼迫他們輾轉遷徙，教誨他們訛騙欺詐？這都是因為地方大官不懂得變通，隻是考慮自己地區利益導致的。”他又說：“國家立法管理民眾，時間久了難免沒有弊病。治理百姓的人如不知道適時調整，那麽弄虛作假的事情就會萌生，也總是因為不聽勸阻而滋長。請陛下命令有司部門，詳細製定考績標準。如果在管轄區內，人口增加，土地殷實，原定的稅額還有省餘，那麽可以允許他們根據戶口平均減稅，根據減數的多少作為考績的等級。和管轄區通常稅收相比，每戶十分減三的為上等，減二的其次，減一的又再次。如果管轄區內很多人口流亡，不得不讓留下的戶籍增稅，那麽對那裏的長吏也應實行相應的懲罰。”

其四，他談論了稅務期限的緊迫，大略意思是：“建製官府和創立國家，是為了養育百姓。向民眾征收賦財，是為了維持國家。明君不會為了增加國家的資產而去傷害他們養育的百姓，所以他們總是先辦好百姓的事情，然後才借取他們的剩餘勞力；先讓百姓滿足家用，然後才征斂他們多餘的財富。”他又說：“養蠶的事剛開始，官府就急著要征收縑稅；農田的事還沒完，官府就忙著征斂穀租。上司的限令非常嚴苛，下吏的威暴就更加急促。有東西的人隻好急著賤賣，結果損失了一半的價值；沒有東西的人隻好到處借貸，結果得加倍償還。還希望陛下重新詳細製定征稅期限。”

其五，他請求用茶稅錢設置義倉以防備水旱災害，大略意思是：“古代有九年和六年儲蓄的說法（語出《禮記·王製》：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這是根據全國包括官和民統計的，並非隻為了官府的糧倉，而不計算編戶民眾。近來有司部門奏請征收茶稅，每年大約可得五十萬貫錢。先前陛下敕令將該收入貯存在戶部，用以救濟百姓的凶年和饑荒。現在如果改成儲蓄糧食，恰好符合陛下先前的旨意。”

其六，他談到兼並土地的富豪，私斂重於公稅，大略意思是：“如今京畿地區之內，每畝農田征官稅五升，而有些私家收租竟然高達每畝一石，等於二十倍的官稅。即使中等的也有一半。土地是王者所有，耕稼農夫從事生產，而兼並土地的富豪，卻坐享高利。”他又說：“希望陛下對所有侵占農田的人，約定限製條款，裁減田租，務必做到便利窮人。法律可貴的地方在於必須嚴格執行，應當慎重的地方在於防止深嚴苛刻。充實法製用以方便民庶，嚴格律令用以懲處違法。臣覺得必須稍微減少點富豪的利益，用以幫助窮人。這樣，富豪的損失不會影響他們的富裕，而窮人卻得到了及時的賑濟。這是安富恤窮的好辦法，陛下不能舍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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