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係列十五：姑息藩鎮之十四：竇參之死與陸贄建議邊防改革

貞元九年即公元793年春正月初一（庚辰），朝賀完畢後，唐德宗李適詠賦《退朝觀仗歸營詩》。正月初七（乙酉），劍南東川節度使王叔邕來長安上朝。

正月二十四（癸卯），朝廷首次征收茶稅。凡是州、縣出產的茶以及茶山外頭的交通要道，官府都得估算價值，然後以什一征稅。這是根據鹽鐵使張滂的請求製定的新稅法。張滂上奏說：“去年因為水災減稅，造成朝廷的用度不足，所以請求陛下征收茶稅加以彌補。自明年以往，茶稅的收入，各地不許另外存放。一旦出現水旱災害，將用茶稅收入取代民間的田稅。”自那時以後，每年征收的茶稅錢高達四十萬緡，但從未用以拯救水旱災害。茶稅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張滂又上奏說：“奸邪的人們銷毀錢幣，製作銅器以求得贏利。臣請求全部禁止使用銅器。銅山可以隨便開采，但不得私賣。”正月二十五（甲辰），朝廷下詔禁止賣劍和銅器。各地的銅礦任人開采，但開采的銅必須官買，除鑄造銅鏡之外，不得鑄造其他任何物品。

先前，宰相覺得三個大節朝廷賜宴時，府縣有提供場地帳篷等的費用和辛勞，所以請求分出部分宴席的錢給他們，並下令各部門自己選擇優勝美地舉行宴會。唐德宗也同意了。二月初一（庚戌）是中和節，宰相們在曲江亭舉行宴會，其他部門則隨便。宰相和各司分別宴席就是這時開始的。

二月初五（甲寅），唐德宗任命義武留後（即易定留守）張升雲為義武節度使。

自從貞元三年（787）鹽州被吐蕃攻陷後，塞外就再也沒有保障。吐蕃經常派兵隔絕靈武，侵擾鄜坊。二月十二（辛酉），唐德宗下詔征用三萬五千士兵去重建鹽州城，又下詔讓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境內，好分散他們的軍勢。鹽州新城二十天就竣工了。唐德宗命令鹽州節度使杜彥光前往衛戍，並讓朔方都虞候楊朝晟衛戍木波堡。於是靈武、銀州、夏州、河西都得以安寧，邊患也平息了。

唐德宗派人跟陸贄交代說：“重要的事，不要跟趙憬討論，應當用密封手疏直接奏聞。”他又交代說：“苗粲父親苗晉卿往年攝政時，曾有過嚴重失去臣禮的言論。他的幾個兒子也都和古代帝王同名。如今朕不想公開貶斥驅逐他們，但苗家兄弟必須全部出朝擔任外官，千萬不要讓他們到靠近駐軍的地方。”他還交代說：“愛卿過於清廉謹慎，諸道的饋贈都一概拒絕。這樣做朕擔心會造成信息不通。像馬鞭和長靴之類的小禮物，收下也沒什麽大不了。”

陸贄上奏，大略意思是：“昨天臣上奏的事情，隻有趙憬知道。陛下已經非常辛勞費神，還要委曲自己防範臣下。看來在心腹大臣之間，還不能做到完全坦蕩交心。表麵上一視同仁而其實不然，很少能成事的。這麽做恐怕也有虧為政無私的仁德，而且會有傷改過不吝的英明。”他又說：“給人封爵必在朝堂，處決罪犯必在東市。這是惟恐眾人沒有親眼目睹，生怕事情無法彰明昭著。君上行為毫無愧心，百姓聽了毫無疑議；受賞的人心安理得，毫無愧色；被罰的人平靜接受，毫無怨言。這才是聖王之所以宣明典章，將所有事情都公開給天下的原因。凡是私下傾訴的事，大多都不能相信。這麽做隻會有利於中傷他人，害怕在公開場合明辯是非。也許他們會說：歲月已久，無法尋根究底；也許他們會說：事體有礙，必須為之隱忍；也許他們會說：惡跡未露，應當用其它事情為名；也許他們會說：但棄其人，何必公開加以責難羞辱。這些話似乎都很近情理，其實更像是說謊和誣陷。傷害好人，兜售奸邪，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如果苗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應當公開討論如何用法典處置他們。如果他們被誣陷冤枉，豈能讓他們不明不白地被發配流放？一般說來，聽取訴訟和分辨讒言時，都必須找到實情，辨別行跡。實情證實，行跡落實，被告無話可說時，然後才加以刑罰。這樣才能做到底下沒有含冤的人，上頭沒有謬聽錯判的事。”他又說：“監守自盜，收受賄賂，都得受到刑處。至於低級的士人胥吏，都得嚴禁受賄。何況臣身居風化的首席，怎能反而如此！賄賂的門路一旦開啟，輾轉請托的事就將一發不可收拾。馬鞭和長靴之類不斷，接著必然就是金銀玉帛。眼睛看到想要的東西，怎能輕易就控製內心的需求！已經和人家有了私交，又怎能拒絕人家的心願！所以說‘涓流不絕，溪壑成災。’正是這個道理。”他又說：“如果有所接受，有所謝絕，那麽被謝絕的人自然就會懷疑，不理解什麽原因。如果全都謝辭不受，那麽大家都知道謝絕禮物是常理，也就沒什麽好猜疑的了！”

當初，竇參很厭惡左司郎中李巽，把他支出朝去當常州刺史。當竇參被貶到郴州時，李巽任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送給竇參五十匹絹，李巽趁機上奏，指控竇參交結藩鎮大員。朝廷的中使在路上遇見劉士寧，也證實了這事。唐德宗因此勃然大怒，要殺了竇參。陸贄認為竇參的罪不至於死，唐德宗這才作罷。後來他又派中使去跟陸贄說：“愛卿等人所奏，於大體雖好。然而竇參交結朝廷內外大臣，他的意圖難以猜測。朕仔細看了他的情節，事情非常明顯。竇參在那裏的確和各個戎帥交往。社稷的大事重要，愛卿應當盡快呈上文書，決定如何處置他。”

陸贄上奏說：“臣當麵接承陛下的德音，幸奉聖上的密旨，都談到社稷的重要。臣又知道這案件經過詳盡審理，怎敢不和陛下一同憂慮憤概？臣內心絕無狐疑，哪裏願意推遲回奏，讓陛下繼續憂慮？隻是因為參常官身居重任，才稱作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竇參曾是朝廷大臣，誅殺他不能沒有名義。當年劉晏長期執掌財政，也招到眾多怨恨。他的死，到底犯了什麽罪一直不明白，至今輿論還為他的冤死感到憤概，當時的叛臣也以此作為反叛的口實。用刑曖昧，造成的損害不輕。竇參的犯事並不太久，朝廷還應當格外慎重。竇參專擅大權，怙恩徇私，貪受錢財，放縱親黨，這些罪行，朝臣全都清楚，天下人也都知道。至於他暗中懷有異圖，將要掀起大惡；那些形跡則十分曖昧，人們也都不知道。臣等剛剛接到詔令，決定如何判刑，隻聽說他有凶險的意圖，卻不清楚具體做了什麽。何況他們都在流放的地方，哪裏能這麽快全都了解清楚。如果忽然就將他處以如此嚴峻的刑罰，必然會讓人覺得冤屈，也將會引起不小的震驚。這實在不是小事。如不加以認真審理，恐怕很難定下罪名。臣乞求陛下應用聖上的睿智，稍微再認真思考一番。竇參跟臣不和，陛下是清楚的。趁機報怨，是人之常情。然而臣身居宰輔，做事必須公道。臣哪裏是為了營救這人？全是因為這事有關國家的大體，理應杜絕私人的嫌隙。臣隻是不想朝廷濫用刑法，以免君主的王道有虧聖德而已。”

三月，唐德宗進一步將竇參貶為驩州司馬，把他的子女也都發配流放。當時唐德宗身邊的宦官尤其痛恨竇參，不斷在唐德宗麵前誹謗詆毀他。竇參還沒抵達驩州，就被賜死在邕州的武經鎮，終年六十歲。竇申也被杖殺，竇家的財產和奴婢全被用驛站馬車轉送到京師。

竇參字時中，是工部尚書竇誕的玄孫。他父親竇審言曾任聞喜尉，因竇參的富貴被追贈吏部尚書。竇參熟悉法令，精通政術，生性矜持嚴苛，強直果斷。他少年時因為門蔭經累授官至萬年尉。當時有個同僚當值，晚上聽說親人得病，便請竇參代替他。剛好那天夜裏獄囚逃走，京兆尹根據值班簿冊，準備奏報那同僚的失職。竇參急忙承認說：“他因家裏急事來不及報告，那晚其實是我代他，罪責在我。”因此被貶為江夏尉。人們因此稱讚他的義氣。竇參經累遷出任奉先尉。縣人曹芬名義上隸屬北門禁軍。曹芬平素凶狠殘暴，因為酒醉毆打他的妹妹。他父親無法相救，居然投井而死。竇參逮捕了曹芬兄弟，判處他們死刑。其他官員都請求等他們服完喪再處決，竇參說：“子因父生，父由子死。如果因為喪期而延緩他們的死罪，那等於是殺父沒罪。”於是正式判處死罪，將他們杖殺了，因此全縣對他畏服。他後來轉任大理司直，曾被派到江淮一帶處理案件。他到揚州時，節度使陳少遊驕橫蹇慢，沒到郊外迎接，隻是讓軍吏前去問候。竇參義正辭嚴地責讓了陳少遊。陳少遊後悔懼怕，急忙去拜詣竇參。竇參也不等他，徑直渡江離開了。他回朝奏報，朝廷十分滿意。當時婺州刺史鄧珽被指控貪贓八千貫。鄧珽跟執政大臣交情很深，又遇上大赦，所以想避免歸還贓款。朝廷下詔讓百官到尚書省討論這事，多數人都秉承執政大臣的意思，隻有竇參獨自堅持要依法辦理，最終還是征回了贓款。翌年，竇參出任監察禦史，奉使前往審理湖南判官馬彝的案件。當時馬彝檢舉他下屬縣令貪贓，數目多達一千貫，結果反而被那人的兒子利用佞幸近臣的關係誣陷。竇參最終探明馬彝無罪。馬彝其實是名能幹的官吏，後來多次輔佐曹王李皋，以正直強幹聞名。

竇參接著轉任殿中侍禦史，又改任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侍禦史、知雜事。沒多久，他升遷禦史中丞，在任上不避權貴，處理案件以嚴格著稱。他多次承蒙唐德宗的召見，得以談論天下大事，又經常和執政大臣意見相左，因此深得唐德宗的器重，有時也參與決定大政。當時宰相們都有點忌妒他，所以多方排擠壓抑，但也無法傷害竇參。然而他經常憑自己高興而違犯律法。他起初製定百官俸料時，因為自己曾任司直，便給同樣官吏的俸料多過本寺的丞。他又製定百官的班秩，最初讓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他因為厭惡詹事李昇，所以將詹事的班次退居到諸府尹之下，因此有見識的人對他的做法嗤之以鼻。不久他兼任戶部侍郎。當時京師有戶人家豬欄裏生了隻兩首四足的豬崽，有司想要上奏說是祥瑞。竇參說：“這是豕禍，怎能奏聞朝廷！”下令將豬崽丟棄。當時，太常寺飼養的郊牛（用以郊祭的牛）生了有六隻腳的牛犢，太仆卿周皓請宰相奏聞朝廷，當時的宰相李泌也開玩笑地把他給打發走了。

已故淮南節度使陳少遊的兒子陳正儀想要請求襲封，竇參在尚書省大門上用大字書寫說：“陳少遊位兼將相之崇，節變艱危之際，君上含垢，未能發明，愚子何心，輒求傳襲。”陳正儀得知後非常恐懼，不敢再請求襲封，狼狽地離開了京師。當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但被大將軍誣陷，聲稱孟華謀反；右龍武將軍李建玉，早先身陷吐蕃，許久後想法逃了回來，結果被部曲誣告，說他暗中勾結吐蕃。這兩人都罪當處死，也無從辯白。竇參審理了案件，都為他們洗雪了，因此人們都對他期望很高。翌年，他官拜中書侍郎和同平章事，兼領度支和鹽鐵轉運使。每次宰相隔日在延英殿被召見應對時，其他宰相出去後，竇參必定會單獨留下很久，以匯報度支事情為口實，實際是想專擅大政。竇參沒多少學問，隻是引用了很多親信黨羽，讓他們身居要職，作為自己的耳目。全國各地的藩鎮將帥，都很怕他。李納也很害怕竇參，給了他很多饋贈，表麵上好像敬重竇參，其實暗中對他挑撥離間。唐德宗親信的近臣，大多都在他麵前詆毀竇參。他的族子竇申與吳通玄交往的事被發覺，竇參繼續包庇他，並仗恃大權貪圖利益，不顧律法和綱紀，終於導致自己的失敗。貞元八年（792）四月唐德宗將他貶為郴州別駕。竇參後來的事都已細說，就不贅述了。他被貶為驩州司馬時，他兒子竇景伯被發配到泉州，女兒尼姑真如也被送到郴州。

竇申是竇參的族子。他經累遷官至京兆少尹，後轉給事中。竇參特別喜愛他，每次要任命或提拔官員時，他總要征求竇申的意見。竇申有時也向人透露，以權招賄。所以竇申每到一處，人們都把他當作報喜事的喜鵲。

當初，陸贄任兵部侍郎，和竇參有矛盾。吳通微和吳通玄弟兄和金吾大將軍嗣虢王李則之和竇申他們關係密切，因此聯合要搞倒陸贄。竇參倒台後，唐德宗又跟陸贄說：“竇申、竇榮、李則之和竇參首末同惡，無惡不作。他們又都是卑微小臣，不比竇參。愛卿應當商量如何處置他們，必須將他們的所有親信黨羽全都發遣到邊遠的惡地去。”陸贄上奏說：

“竇參犯罪，的確應當遭受誅夷。然而陛下聖德寬弘，務必保全事體，所以特予寬貸，保留他的餘生。陛下對臣下有始有終的恩典，實在讓人感動；仁慈和煦的恩惠，並不單獨降臨此人。然而陛下提出對這些人的貶官，臣謹表示些不同意見。竇申、竇榮、李則之等人，當然和竇參都是同惡，的確很難寬容。然而罪行相因，法律也區分首犯和脅從。首犯必當從重，脅從應當從輕。竇參既然承蒙皇恩得以保全，竇申等人也應當減降罪責。又有，他們的黨羽之內，也有善惡之別，應該稍加區分，足以彰明懲惡勸善的效果。竇榮和竇參雖非近親，但關係也很密切。然而在他們親密往來之間，沒聽說有過什麽邪惡的事情，反而聽說他曾經激憤，屢有直言，因此雙方逐漸產生猜嫌，晚年關係更加疏遠。如果要說他們現在暗中的事情，則尚未審查清楚。但根據他近來的行為，應該不至於過分凶險。恐怕必須分別對待，以表明朝廷辦事詳細周到。臣等商量之後，覺得應將竇榮貶為遠官，竇申和李則之一同官場除名，發配流放。陛下真能允許從輕發落，將是對臣下好生的恩典。趨炎附勢，是世俗常態。如果沒有出眾的高風亮節，又怎能特立不群？竇參長久身居高位，特承陛下的恩寵。君王親信的人，誰敢不巴結？有的交遊於他的門庭，有的和他稱兄道弟，有的變著法子跟他拉扯關係，有的很快就被推薦延聘。像這樣的人，經常十有八九。如果聽信流言，會把他們都當做他的黨羽。除非實在和他過往甚密的，怎能將這些人全都株連貶斥？更何況竇參已被罷黜，他剛剛獲罪時，私黨和近親都已連坐。現在人心已安定了許久，不好再加以動搖。臣等商量，除了和竇參一道實行陰謀的，其他一律不予追問。”

唐德宗下詔聽從了，因此竇申等人才隻被發配流放到嶺南。不過後來當竇參被賜死時，竇申也被杖殺了。竇家很多人都被貶斥，竇榮得免一死。

唐德宗又想籍沒竇參的家產，陸贄說：“根據法律，反叛篡逆的人籍沒家財，貪官汙吏則隻沒收他們非法得來的東西。這些都必須在作出正確結論和判刑之後，才決定是否籍沒家產。如今他的罪行尚未明確，陛下已心存恩惠，予以寬貸。如果再抄查沒收他的家產，恐怕會因為財產而傷了大義。”

三月二十一（己亥），唐德宗任命駕部郎中兼知製誥張式為虢州刺史。

夏四月十三（辛酉），關中地區地震，震聲如雷，河中和三輔尤其嚴重，震壞了城牆和廬舍，地上開裂，井水湧出。

海州團練使張升璘是義武節度使張升雲的弟弟，也是李納的女婿。他因為父親去世兩周年的大祥忌日回歸定州時，曾在公座上大罵王武俊。王武俊將這事奏聞朝廷。四月二十九（丁醜），唐德宗下詔削去張升璘的官職，派中使杖責他後將他囚禁起來。定州十分富庶，王武俊常想占為己有，因此派兵去襲取義豐，掠奪安喜和無極的一萬多人口，將他們遷徙到德、棣二州。張升雲閉城自守，屢次派人向他謝罪，王武俊這才作罷。

唐德宗命令淄青節度使李師古毀掉三汊城。李師古雖然奉詔，但經常招聚亡命之徒，凡是有得罪於朝廷的人，都被他招撫使用。

五月十三（庚寅，《舊唐書》作庚申為誤，五月無庚申），朝廷取消各州府的執刀衛士。

五月二十七（甲辰），唐德宗任命中書侍郎趙憬為門下侍郎和同平章事；同時任命義成節度使兼檢校右仆射賈耽為右仆射，右丞盧邁守本官，一道出任同平章事。盧邁是盧翰的族子。趙憬懷疑陸贄仗恃恩寵，想要專擅大權，故意將自己排擠到門下，所以經常稱病，不參與政事。因此他和陸贄有了嫌隙。同時，唐德宗任命鄭州刺史李融為滑州刺史兼義成軍節度使，取代賈耽。

陸贄上奏論述防備邊塞的六大失誤，認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製。”具體就是：

“關東的衛戍士卒，對西部水土不服，身體吃不消邊塞荒野的困苦，心裏又懼怕狄戎胡虜。國家出資把他們當作天之驕子，姑息他們就好像是自己的倩人。他屈指計算回歸的日期，舒心過日隻等著吃飯。有的利用王師的失敗，趁機擾亂地方並往東潰逃。有的撤離城鎮，動搖遠近的軍心。他們豈止是毫無益處，其實對國家很有損害。士卒中不少因犯罪而被貶謫遷徙過來的人，本來就不是善類，再加上懷念故土的情緒。他們一心思亂，幸災樂禍，更甚於其他衛戍士卒。這就是所謂的措置乖方（措施失當）。

“自從近來將兵權移交給藩鎮以來，朝廷失去了權柄。將軍的號令很少能在軍隊執行，國家的法典也經常管不了藩將。他們養尊處優，得過且過。朝廷想要獎賞一個有功的人，總擔心造成無功的人反側不安。想要懲罰一個有罪的人，又害怕讓同惡的人憂慮擔心。因此隻好隱忍他們的罪行而不敢彰明，害怕讓人嫌疑也不敢獎賞功臣。姑息養奸的政策，竟然一至於此。所以導致忘身效節的人被同輩譏笑，身先士卒的人被士卒抱怨；一敗塗地喪失國土的人毫無慚愧畏懼，救援不力誤過軍期的人反而自以為是。這正是義士之所以痛心，勇夫之所以疾首的原因。這就是所謂的課責虧度（賞罰失度）。

“胡虜每次入寇，將帥總是互相推托，也沒人敢說什麽。他們還誇張賊兵的勢力奏聞朝廷，借口說兵力太少無法匹敵。朝廷也不認真訪察，隻管為他們增加軍隊，根本收不到防備抵禦的效果，隻是徒勞地增加後勤供給的費用。結果百姓的財力日益衰竭，朝廷的征收也更加繁雜。用編戶傾家蕩產的物資，加上有司部門鹽酒專賣的稅利，全都用在邊塞防禦之上。這就是所謂財匱於兵眾（錢財全耗在兵眾之上）。

“吐蕃全國能夠當兵打仗的人，不過相當於中國十幾個大郡而已。他們一動，中國就害怕他們的人多而不敢抵抗；他們一靜，中國又害怕他們的強大而不敢入侵。這實在太沒道理了！這都是因為中國對將帥的節製太多，而吐蕃的統帥能夠專權罷了。統帥一旦專權，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一致，快慢隨意。這樣就不會錯過戰機，氣勢自然就更為強盛。這就是他們能以少為眾，以弱為強的原因。開元和天寶之間，我們控製和抵禦西北的兩蕃，靠的隻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使。中興以來，沒精力出外討伐，抵抗兩蕃的也隻有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使而已。近來朝廷將朔方分成三個區域，建立牙帳和擁有旌節的節度使就有三人，其餘的鎮軍多達四十，還都秉承特詔委任，朝廷並派中使權貴前來監軍，造成人人互相抗衡，沒有統一指揮。每次等到邊塞派人前來告急，才讓他們聚集一起商討用兵對策，也沒主帥以軍法麵臨部下，隻能用客禮相待。用兵靠的是氣勢，氣聚則盛，氣散則消；勢合則威，勢分則弱。如今的邊塞防備，勢弱氣消。這就是所謂的力分於將多（勢力因為將領太多而分散）。

“治理軍隊的關鍵，在於根據訓練考核的優劣製定衣食待遇的等級，使能幹的有所期待，不行的也別無他求。雖然這樣會有待遇的區別，但卻沒有不滿和怨恨的問題。如今邊塞地方困窮，長期鎮守的士兵，無不身經百戰，遍體創傷，終年非常勤勞辛苦。然而朝廷供給的衣糧隻夠自身，一旦分給妻兒，他們就經常要挨餓受凍。而關東的衛戍士卒，在應敵上經常怯陣，在服役上十分懈怠，然而朝廷頒發給他們的衣糧反而要比邊塞的優厚數等。還有，他們平素並非禁軍，本來也是邊塞部隊，隻是因為將校詭詐，懂得獻媚，因而請求名義上隸屬禁衛神策；結果並沒離開駐地，隻是改換了虛名，就這樣得到了豐盛的衣糧，比平常多了三倍。責任和事務並未增加而給養卻如此特殊，如果人們沒有忘記這事，誰會不感到憤怒！這就是所謂怨生於不均（因為不公平而產生抱怨）。

“想要選任將帥，必先考察他們的操行和能力。行的派出，不行的退回；有懷疑的不用，要用的就不懷疑。所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來邊防部隊的去就，大多都由朝廷裁決；選用邊將時，首先要求是容易控製；派給很多部將去分散他的權力，輕視邊防的重任去削弱他的決心。結果導致邊將即使不合軍情也聽命於朝廷，即使有違事宜也聽命於陛下。戎狄胡虜馳騁突襲，迅猛得就象疾風狂飆；靠驛馬飛馳到朝廷匯報，得花十天半月。守衛邊城的因為兵寡不敢抗敵，分守各鎮的因為沒有詔令不肯出師。賊兵縱情劫掠後撤軍回歸，他們這才報功告捷。戰敗喪師時他們將傷亡數字減少到百分之一，有所俘獲時他們則十倍誇張戰果。將帥感到幸運，因為最後決定都在朝廷，所以不擔心歸罪他們；陛下覺得大權由自己掌握，所以也不追究責任。這就是所謂機失於遙製（因為遙控而失去戰機）。

“依臣的愚見，陛下應當取消諸道派將士防秋的製度，讓本道隻供給衣糧，然後招募願意留下的衛戍士卒，以及蕃人和漢人子弟，派往邊塞。另外，邊軍應當開辟更多屯田，收成由官府收購。敵寇來了則人自為戰，農時到了則家自力農。這和目前這種忽來忽往地頻繁調動部隊的做法，豈可同日而語！又有，朝廷應當認真挑選能幹的文武大臣出任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別統領沿著邊境的諸節度使；除非必要，任憑他們就近全權調遣合並。朝廷接著再裁減那些虛假浮誇的費用，以充實國庫的財富；製定不同的軍餉衣糧等級，用以和諧和激勵兵眾；弘揚用人不疑的做法，用以表示對將帥的信任；公布獎賞和懲罰的章典，用以鑒別將士的功過。如果能都這麽做的話，那麽戎狄將會感懷朝廷的威嚴，邊塞也將得以安寧。”唐德宗雖然不能全部采納他的建議，但心裏非常尊重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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