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四年即公元783年十月十一左右,自稱秦帝的朱泚親自帶兵緊逼唐德宗李適避難的奉天,雙方開展了長達一個多月的血腥攻守戰。
當時朱泚黨羽所占據的隻有長安而已,援軍的遊騎時不時都能跑到望春樓下。守衛長安的李忠臣等人屢次出兵,但總是失敗,隻好向朱泚求救。朱泚又怕百姓利用他的困弊搗亂,因此派出的兵馬都是在夜晚出行。朱泚擔憂長安出事,所以加緊進攻奉天,讓僧人法堅建造雲梯,高度和寬度各數丈,再用兕(古代犀牛)皮裹住,下頭裝上巨輪,上頭可容納壯士五百人。城中守軍望見後無不驚慌恐懼。唐德宗因此征求群臣的禦敵意見,渾瑊和侯仲莊回答說:“臣注意到他們的雲梯很重,重就容易陷進地裏。臣請求在他們前來進攻的路下挖鑿地道,積蓄柴薪和火苗等待他們。”神武軍使韓澄說:“雲梯不過雕蟲小伎,不足讓陛下煩勞聖慮。臣請求負責抵禦。”於是他估計了雲梯的去向,將東北角的城牆增廣三十步寬,在那裏儲存了很多膏油鬆脂和柴薪蘆葦。
十一月十四(丁亥),朱泚派大軍擊鼓呐喊著要進攻南城。韓遊瑰說:“這是想分散我們的兵力。”於是帶兵嚴加防備東北角。次日,北風刮得很凶,朱泚的軍隊推著雲梯,上頭鋪了濕氈,懸掛水袋,載著壯士攻城。他們還在兩翼安排了轒轀(上頭蒙著牛皮,下麵可容納十來人的大型木製攻城戰車),上頭站著不少士兵,抱著柴薪,背著土袋,一邊填平壕塹一邊前進,矢石火炬也不能傷悼到他們。叛軍出動所有兵力進攻奉天城的東北角,矢石如雨,城中守軍死傷不可勝數。叛軍已有人登上了城牆,唐德宗得知後,和渾瑊相對哭泣,群臣也隻有仰首朝天,祈求保佑。唐德宗將自禦史大夫和五百戶封邑以下的千餘空白告身(即委任狀)全都交給渾瑊,讓他招募敢死隊去抵禦叛軍,還賜給他禦筆,讓他根據他們的功勞大小全權署名發給,告身不夠時可以在他們身上書寫任命。唐德宗還跟他說:“今天便與愛卿道別了。”渾瑊俯伏在地,淚流滿麵。唐德宗拊著他的背,歔欷痛哭,悲不自勝。當時士卒饑寒交迫,又四處尋找甲胄。渾瑊安撫曉諭他們,並用忠義激勵大家,於是士卒無不擊鼓呐喊,拚死力戰。渾瑊中了流矢,但仍然不停地戰鬥,起初毫不感覺疼痛。剛好這時雲梯輾到地道上頭,一隻巨輪偏斜後陷進地裏,既不能前進也無法退卻。大火從地裏冒出,風勢也回了過來。城上守軍於是往雲梯上投擲蘆葦火炬,倒下鬆脂,加以膏油,歡呼聲震天動地。須臾之間,雲梯和梯上的敵兵全都化為灰燼,臭味幾裏外都能聞到。叛軍這才退下。於是奉天的三座城門全都打開,官軍衝了出來,太子親自督戰,叛軍因此一敗塗地,死了數千人。受傷的官軍將士,太子親自為他們包裹瘡傷。到了夜裏,朱泚再次前來攻城,流矢都射到禦座前三步才墜下。唐德宗大驚失色。
李懷光從蒲城帶兵直趨涇陽,沿著北山西進,並先派兵馬使張韶扮成百姓走小路前往唐德宗的行在,將奏折藏在一粒蠟丸裏。張韶到奉天時,正值叛軍猛烈攻城。他們見到張韶後,以為他是個賤人,便驅使他和其他百姓一道去填平壕塹。張韶找到機會,越過壕塹抵達城下,向上頭喊道:“我是朔方軍派來的使者。”城上守軍放下長繩把他拉上去。到了牆上時,張韶已經身中幾十箭,還是堅持從衣服中拿出奏折呈上。唐德宗喜出望外,讓人抬著張韶四處巡視,用以激勵將士。城上歡聲如雷。叛軍不知道怎麽回事,非常疑心恐懼,隻好緩慢了進攻。
十一月二十(癸巳),李懷光在澧泉(《新唐書》作魯店)打敗朱泚的部隊。朱泚得知後非常恐懼,當夜隻好解除對奉天的包圍,帶兵逃回長安。大家都知道如果李懷光再過三天還不來的話,奉天就要失守了。同時,神策軍大將李晟自定州率師赴難勤王,進駐渭橋。
朱泚的大軍退走後,邕從唐德宗的群臣全來祝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說:“陛下性子太急,不能寬容他人。如果這一性子不改,即使朱泚敗亡,隻怕憂患並未就此結束!”唐德宗也不覺得被他冒犯,反而十分讚許他的直言。侍禦史萬俟著接著又派人打開金銀布帛和通商運輸的道路。重圍解除後,各道進貢的租賦相繼來到,朝廷的費用也開始有了保證。
十一月二十一(甲午),唐德宗任命商州都虞候王仙鶴暫領商州防禦使。
朱泚回到長安後,隻專心在城防事務上,但還時不時讓人從城外過來,繞著城牆喊叫道:“奉天已被攻破了!”想以此迷惑大眾。他占有了府庫的財富,不惜拿出大量金銀布帛取悅將士,公卿大臣在長安的家屬也都照樣發給月俸。隨從禦駕到奉天的神策及六軍將士,以及哥舒曜和李晟的部下,他也給他們的家庭發放糧食;再加上修繕器械等,每天的費用也很大。後來朝廷收複了長安,發現府庫尚有剩餘積蓄,見到的人都追怨有司部門過去的橫征暴斂。
有人跟朱泚說:“陛下既然接受天命,唐朝的山陵宗廟就不能繼續保留。”朱泚說:“朕曾北麵事奉唐朝,怎忍心做出這樣的事!”有人又說:“百官的位置大多空缺,請派兵脅迫士人來填補。”朱泚說:“強迫他們當官會造成人們的恐懼。隻要願意出仕,就讓他們當官,何必到各家敲門拜官!”他所用的隻有範陽和神策團練的將士;涇原的將士驕傲專橫,都不聽他的使喚,隻是為他守護掠奪來的資產,不肯出戰。他們又密謀要暗殺朱泚,但事情不成,也就算了。
李懷光生性粗心疏忽。他從崤山以東趕來赴難後,多次和他人談論盧杞、趙讚、白誌貞的奸佞,還說:“天下大亂,都是這幫人造成的!我見皇上時,一定請求誅殺了他們。”奉天之圍解除後,他仗著自己的功勞,以為唐德宗一定會用特殊禮儀接待他。有人勸王翃和趙讚說:“李懷光來時一路上憤慨感歎,覺得宰相們的謀略非常失當,度支征收的租賦煩重,京兆尹對他部隊的犒勞賞賜卻很刻薄。導致禦駕顛沛流離的,都是這三個大臣的罪過。如今李懷光新立大功,主上一定會推心置腹地對待他,征求他對朝政得失的見解。如果讓他把這番話告訴主上,大家不是都很危險嗎!”王翃和趙讚將這話轉告盧杞。盧杞十分恐懼,便私下跟唐德宗說:“李懷光的功勳業績,是社稷的依賴。賊徒對他聞風破膽,全無堅守的決心。陛下如果派他乘勝攻取長安,那麽一舉即可滅賊。這正是所謂破竹之勢。如今聽任他入朝,陛下必得賜他宴席。這樣留連多日,一旦讓賊兵退入京城,得以從容加緊防備,那時恐怕就很難對付了!”唐德宗覺得很有道理,於是下詔派李懷光直接帶兵進駐便橋,與李建徽和李晟以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定期共同攻取長安。李懷光覺得自己不遠數千裏,竭誠赴難,打敗朱泚,解除重圍,而近在咫尺卻不能見到天子,因此怏怏不樂。他說:“我今天已被奸臣排擠,以後的事情可想而知!”於是帶兵離去,在魯店逗留了兩天才前進(《新唐書》說,這期間唐德宗任命李懷光為中書令兼朔方、邠寧、同華、陝虢、河中、晉絳、慈隰行營兵馬副元帥)。
這期間,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朏率領所部兵馬作亂,進入成都。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棄城逃奔漢州。鹿頭衛戍將領叱幹遂等人出兵討伐,殺了張朏及其黨羽,張延賞這才重新回到成都。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帶兵討伐李希烈,進駐盱眙。得知朱泚作亂後,他回到廣陵,修築壕塹和堡壘,也修繕甲胄和兵器。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關閉和封鎖關口橋梁,禁止馬牛出境,同時修築石頭城,穿鑿近百口水井,還修繕了幾十座館舍樓第和城塢壁壘。從建業直抵京峴,樓房城堞緊緊相連。他這樣做既是為了準備迎接禦駕渡江,也是為了自固。陳少遊征發三千士兵在江北舉行大閱兵。韓滉也征發三千水師在京江耀武揚威,和陳少遊互相呼應。
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準備送往京師。陳少遊覺得叛軍占據長安,何時能夠收複還不清楚,便想強行留下。包佶不肯,陳少遊居然要殺他。包佶怕了,將妻兒藏在裝公事文書的櫃子裏,急忙渡江離去。陳少遊將鹽鐵收入的錢帛全都拿走。包佶還有守衛錢財的三千士卒,陳少遊也將他們占為己有。包佶才帶著幾十人準備一道前往上元,結果這幾十人也被韓滉奪走。
當時南方的藩鎮都閉境自守,惟有曹王李皋多次派使者到西北交納貢賦。李希烈攻打緊逼汴、鄭一帶,江、淮的道路斷絕,朝貢都隻能經由宣、饒、荊、襄一帶抵達武關。李皋修治郵驛,鋪平道路,因此往來的使者得以通行無阻。
唐德宗詢問陸贄什麽才是當今的急切事務。陸贄覺得近來產生的動亂,主要是由於上下缺乏交流,便勸唐德宗虛心接待臣下,從諫如流。於是他上疏進諫,大略意思說:“臣認為當今的急務在於審察眾人的心願。如果眾人的心願覺得該這麽做,陛下可以率先實行。如果眾人的心願覺得應當革除,陛下可以率先除去。君主的好惡和天下人一致而天下卻不歸心,自古及今,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治理動亂的根本,關鍵在於人心,更何況正當變故動搖之時,和危疑向背之際。人心所歸則政權能夠穩定,人心失去則政權將會傾覆。陛下怎能不審察眾人的心願,跟他們的好惡一致,使黎民百姓歸心朝廷,一致安邦靖國!這的確就是當今的所急。”他又說:“近來臣私下聽到些輿論,也了解了眾人的心願。全國各地擔心的是朝廷內外意見分歧,朝廷百官擔心的則是君臣之間無法交流。郡國的想法不能達到朝廷,朝廷的誠意又局限在殿堂。皇上的恩澤無法普及下民,而下民的心願也無法上聞朝廷。真實的事情陛下未必知道,而陛下知道的事情未必真實。上下隔絕於其際,真偽混雜於其間。聚在一塊的抱怨甚囂塵上,翻騰胡鬧的誹謗一片狼籍。在這種情況下想要沒有猜疑和阻隔,可能嗎!”他又說:“如果能總結天下的智慧,幫助陛下耳聰目明;能順應天下的心願,幫助陛下實施教令;那麽就能做到君臣同心,有什麽不能相從!一旦遠近歸心,誰敢繼續為亂!”他又說:“有些顧慮看似愚蠢卻接近正道,有些事情非常重要卻看似迂腐。”
疏奏呈上十來天後,唐德宗沒有任何措施,也不再征求他的意見。陸贄於是又上疏,大略意思是:“臣聽說立國的根本,在於得到民心;而得到民心的關鍵,在於了解下情。所以孔仲尼覺得下情是聖王的田地,說治國的大道就生長在那上頭。”他又說:“根據《易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天在下而地處上,就位置而言是反了,但反而說這是安泰,是因為上下交流的緣故。君在上而臣處下,就大義而言是順了,但反而說這是否定,是因為上下沒有交流的緣故。君上約束自己而富裕了下民,下民必然高興而甘願事奉君上,這難道不叫作益嗎!君上蔑視下民而放縱自己,下民必然怨恨而背叛君上,這難道不叫作損嗎!”他又說:“舟即君上之道,水即下民之情。舟順著水之道則可浮起,違背水之道則將沉沒。君上得到下民之情則王權穩固,失去下民之情則王權危亡。所以古代的聖王要居人上,必先讓自己的欲望順從天下人的心,而不敢以天下人的心順從自己的欲望。”他又說:“陛下因為習俗妨礙了國家的治理而氣憤,所以任意削平藩鎮,將大權收歸朝廷,以明威駕臨藩臣,以嚴法製服叛亂。然而流弊已經太久,而陛下的做法也太過。所以遠處的藩臣因為驚懼猜疑而抗拒朝命,為了逃避死罪而起兵作亂;而近處的臣僚因為畏懼膽怯而敷衍朝廷,為了避免獲罪而醜態畢生。於是君臣意見分歧,上下交流隔絕。君上一心要求國家的治理,而臣下則一心逃避自家的誅夷。臣下即使想要盡忠,而君上又擔心受到欺騙。所以君上的睿誠無法下達眾人,而眾人的下情也無法上達君上。臣以前曾任禦史,獲得朝謁陛下的機會,雖然僅有半年。陛下森嚴深邃,高居在上,從未降旨征求群臣的意見,而群臣也局促不安,急趨急退,也不羅列要事詳細奏陳。朝堂之間,尚且無法交流,那麽宇宙之廣,何以溝通!雖然陛下恢複了慣例,召使臣問對,也另外延請宰輔,征求意見。但這畢竟不同於師錫(即在朝堂上群臣獻言),也有異於公言(公開談論)。對尚未實行的事則相互告戒說不要談論朝廷的機密;對已經實行的事又認為不用進諫既成的事實。群臣逐漸心生顧慮,動不動就害怕遭到猜嫌。於是人們各自隱瞞實情,說話擔心冒犯忌諱。至於即將發生的事變和動亂,黎民百姓都非常擔憂,而隻有陛下恬然不知,還以為天下的太平指日可致。陛下如果將今日親眼目睹的事和以往聽到的相比,孰真孰虛,何得何失,事情的通暢和堵塞,不是一目了然了嗎!人情的真偽也不是非常清楚了嗎!”
唐德宗看了奏疏後,派宦官去曉諭他說:“朕的本性其實對人非常推誠置信,也能納諫。隻因為覺得君臣一體,所以全無堤防。正是由於推誠置信,對人沒有猜疑,所以經常被奸人賣弄。如今所導致的禍患危害,朕思來想去,過失其實反而在於推誠置信。又有,諫官論事時,很少能做到謹慎嚴密,照例自我炫耀,將過失歸於朕以取得自己的名聲。朕自從即位以來,見到很多人的奏對論事,大抵全是雷同,道聽途說。稍微加以質問,他們馬上就答不上來了。如果真有奇才異能的人,朕豈會舍不得拔擢重用?朕見到長久以來,事情不過都是如此,所以近來也不經常找人問對,其實也並非對接納臣下感到厭倦。愛卿應當深刻理解這點。”
陸贄覺得人主君臨臣下,應當以誠信為本。進諫的人即使言辭和意見低鄙拙劣,也應當寬容他們,好大開言路。如果靠震怒威懾他們,以爭辯反駁他們,那麽臣下怎敢言無不盡?於是他又上疏,大略意思是:“天子之道,和天相同。天不因為地有惡劣樹木就廢除萬物生長,天子也不應當因為時有小人就廢除聽納諫言。”他又說:“隻有誠與信才是至關重要,一旦失去就無法彌補。一旦失去真誠則人心難保,一旦失去信用則言而無效。陛下所謂的因過於誠信以導致禍患,臣私下覺得這話有點過頭。”他又說:“靠小聰明駕馭臣下則人們變得欺詐,以大猜疑對待臣下則人們學會敷衍。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如果自己不能盡到誠信,卻希望別人盡到,眾人必然得過且過而不會聽從。如果自己首先缺乏誠信,卻說今後會誠信,眾人必然心生疑慮而不會相信。所以說誠信之道,任何時候都不能離身。還希望陛下慎守此道,行之有加,而不是追悔自己的誠信!”他又說:“臣聽說仲虺曾讚揚成湯,不稱讚他沒有過失,而是稱讚他能夠改過。吉甫曾歌頌周宣,不讚美他毫無缺陷,而是讚美他能夠彌補缺陷。所以聖賢的意思非常明朗,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這是因為人們立身處世,必定會有過錯,不管上智還是下愚,都在所難免。但智者能夠改過而遷善,而愚者卻恥過而為非;遷善則智者的仁德日新月異,為非則愚者的惡行與日俱增。”他又說:“諫官的進言不夠周密卻又自我炫耀,的確是不夠忠厚的做法;但這並不損害陛下的聖德。陛下如果納諫不違,那麽傳出去隻會更增加陛下的美名;陛下如果違諫不納,又怎能禁止他們的話傳出去!”他又說:“沒有效用的高談闊論不必采用,很有道理的隻言片語不必違背。辭句笨拙而效用迅速的未必就是愚劣,言辭甘美而注重利益的未必就是智慧。所以對任何諫言都必須以實事求是加以分析,憑最終目的加以考慮,即‘其用無他,唯善所在(除了對朝政有益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他又說:“陛下說:‘近來見到很多人的奏對論事,大抵全是雷同,道聽途說。’臣私下覺得眾多的建議中,足以見到下情,必有可行之處,也有可畏之事,恐怕不宜一概輕蔑地加以否認,全不省閱采納。陛下又說:‘稍微加以質問,他們馬上就答不上來了。’臣隻是覺得陛下雖然讓他們答不上來,然而卻未必讓他們覺得自己沒有道理。陛下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他又說:“作為臣下的莫不願意盡忠,作為君上的莫不想取得大治。然而臣下總是苦於君上無法取得大治,而君上也總是苦於臣下不能盡忠。為何會這樣呢?是因為兩情沒有很好交流的緣故。臣下的建議莫不願意得到君上的采納,君上的旨意莫不尋求臣下的理解。然而臣下總是苦於君上難以聽納,君上總是苦於臣下難以理解。為何會這樣呢?這是因為無法除去九種弊病的緣故。所謂九種弊病,君上有其六而臣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這六者是君上的弊病。諂諛,顧望,畏愞,這三者是臣下的弊病。君上好勝必然喜歡聽到佞臣的言辭;君上恥過必然忌諱聽到忠臣的直諫;這樣一來諂諛的臣下就順從旨意,而忠實的言語就無法上達。君上騁辯必然抄襲先聖的言論,用以反駁臣下;君上眩明必然臆想猜疑,總擔心臣下欺詐;這樣一來顧望的臣下就得過且過,而懇切的進諫就不能盡言。君上厲威必然不能放下架子接待臣下;君上恣愎必然不能自我引咎接受規勸;這樣一來畏愞的臣下就盡量避禍,而有理的建議就不法上申。國家的區域如此廣大,天下的生靈如此眾多,陛下的宮闕如此深重,地位的高卑如此隻隔絕,自黎民中的賢人以上,能夠獲睹陛下尊容的,千萬人裏也不到一人;而獲睹至尊的人裏,得到陛下接見問對的,千百人裏也不到一人;幸而得到接見的,又有九種弊病叢中作梗,因此上下之情實在難以交流。上情不通於下則眾人感到困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主產生猜疑。產生猜疑則不能相信眾人的真誠,感到困惑則不能聽從陛下的詔令。臣下真誠而不見采納則將導致繆悖,君上詔令而不見遵從則將加以刑誅。下悖上刑,不失敗還更待何時!所以動亂的時代居多,大治的時代居少,自古以來都是如此。”他又說:“從前趙武口齒不清卻成為晉的賢臣,絳侯為人木訥卻成為漢的元輔。所以說能言善辯的人說的事未必可信,言窮辭屈的人講的話也許有理。知人很難,連堯、舜都感到頭疼,所以怎能光憑君臣間的一問一答就能完全知人!以此了解天下的民情,當然會失去很多真實。以此輕視天下的士人,必定會遺漏很多人才。”他又說:“諫者多,表示我能喜好善言;諫者直,表示我能寬容諍臣;諫者狂誣,表明我的仁恕胸懷;諫者漏泄,表明我的從諫如流。隻要有其中之一,都算是盛德。這就是人君和諫者互相交流相得益彰之道。諫者得到封爵賞賜的好處,人君也有天下安定治理的利益。諫者得到獻可替否的名聲,人君得到博采廣納的美名。即使這樣,諫者也有失去中肯的時候,而人君卻還有納諫的美名;唯恐忠讜之言不夠懇切,天下之情無法上聞。這樣則納諫的美德將更加光彩了。”唐德宗采納了他的許多諫言。
要想知道唐德宗後來的情況,請看下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