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係列八：中睿相繼之八：中唐名臣魏元忠之死

神龍三年即公元707年九月初九（甲辰），在左衛將軍宗楚客一再陷害之下，唐中宗李顯將魏元忠進一步貶為務川尉。

結果魏元忠在前往務川的路上在涪陵病故。魏元忠是宋州宋城人，本名真宰，為了避諱武則天母親的名號改為元忠。當初他任太學生時，風流倜儻，不在意被舉薦為官，因此多年沒升遷。當時左史盩厔人江融撰寫了《九州設險圖》，詳細記錄了古今用兵成敗的大事，魏元忠於是向他請教並得到他的傳授。儀鳳中年（677），吐蕃頻繁侵犯邊塞，魏元忠赴洛陽上呈密封奏事，談論任命將領和用兵的關鍵，說：

“臣聽說掌握治理天下的權柄，關鍵在兩件事，即文與武。然而文武之道，雖是兩件事，但在製勝禦人方麵，其實道理是一樣的。如今王略和皇威已經播揚遠方，朝廷建立禮樂而陶冶士民，訓練軍旅而威懾百姓。然而談論武事的人們隻注重弓馬，而不考核將領的權謀策略；談論文事的人們也隻講究文章，而不了解士人的經綸遠識。人們為此競爭文武官職，因此造就了這虛浮習俗。臣曾讀過魏、晉的曆史，總是鄙夷何晏和王衍之流的終日空談。近來閱覽了齊、梁的史書，人才和文士也著實不少，但卻對治理亂世毫無裨益！由此而言，可以清楚地知道，為何陸士衡（西晉陸機）著述《辨亡論》，卻不能挽救河橋的慘敗；養由基射箭能夠穿過厚劄，而止不住鄢陵的潰散。從前趙岐撰寫過禦寇的論述，山濤也陳述過用兵的根本，都是坐著運籌帷幄，和孫、吳的兵法暗中吻合。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篇》）。’何平叔和王夷甫（即何晏和王衍）豈能和他們同日而語！

“臣聽說‘才生於代，代實須才。’哪個時代沒出現過人才，哪個人才不用於時代？所以也許有過人物不求出仕，但從來沒有缺少人物的年代；也許有過士人沒被任用，但從未有過沒有士人的時期。凡是有誌氣的士人，不論富貴貧賤，都會考慮建立功名，希望流芳百世。所以班超有投筆從戎的感歎，祖逖有中流擊楫的誓言。這都是有才能而決心應用它的例子。況且知己難逢，英哲罕遇。身懷珍奇美玉而埋沒於塵埃的士人，具有棟梁大材而困頓在溝壑的人物，都隻是可悲之流。隻目睹他們的貧賤，哪知道他們的驚人方略！所以漢高祖拜韓信為大將，全軍驚訝譏笑。蜀後主任用魏延，群臣失望怨恨。嗟乎，富貴者容易為善，貧賤者難以成功，竟然一至於此！

“也有人處在能夠為國立功的地位，卻不能伸展他們的誌向和才略；也有人當時的君主都很熟知，最終竟不能盡到自己的才用。相比之下，貧賤之士還有什麽好抱怨的！漢文帝時，魏尚和李廣都身為邊將，擔任郡守。漢文帝不知道魏尚的賢能而囚禁了他，也不知道李廣的才幹而不能任用他。漢文帝經常感歎，說李廣生不逢時；如果他出生在漢高祖的年代，當個萬戶侯豈足道哉！李廣的才氣，天下無雙，匈奴人怕他，號稱他為飛將。那時胡騎隨意欺淩中原，時勢足夠讓李廣伸展他的才用。但漢文帝不能賦以大任，反而感歎他生不逢時。人就在眼前，他卻不知道魏尚和李廣的賢能，反而想得到古代的廉頗和李牧。所以馮唐說，文帝即使有廉頗和李牧，也未必能用他們，就是因為他們近在當代的原故。由此而言，疏遠和貶斥賈誼，又有什麽奇怪。這就是自身被當時的君主所熟知，最終竟不能盡到自己的才用的例子。晉朝的羊祜獻出平吳的計策，賈充和荀勖想阻擾。羊祜歎道：‘天下不如意的事總是十有七八。’因為荀、賈的反對，羊祜的計策最終沒得到實行。這就是處在能夠立功的地位，卻不能伸展自己的誌向和才略的例子。而身穿布衣葦帶的平民百姓，懷著一個奇謀，抱著一個寶策，到闕下上書，早上進呈而盼望著在黃昏得到召見，怎麽可能！臣請求陛下曆訪朝廷內外五品以上的文武職事，一定會有像羊祜那麽智慧善謀、像李廣那麽武藝高強的人。關鍵在用與不用之間，在能不能讓他們馳騁才略。還希望陛下降下寬大的恩詔，使他們各言其誌。千萬不要讓汲黯那樣的直臣，臥死在淮陽；讓董仲舒那樣的大才，屈居於諸侯的相位。”

他還說：“臣聽說帝王之道，務必注重經略。經略之術，務必依仗英奇。國家初創時的良將，就是很好的例子。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滅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然靠的是國家的威靈，也是因為他們的才力所致。古人這樣說過：‘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能否。’由此看來，安定邊境，建立功名，關鍵在於良將。所以趙充國出征先零，馮子明討伐南羌，全都計不空施，機不虛發，這就是良將立功的明證。然而使用兵革，是帝王的大事，關係到國家的存亡。如果任人得當，必將摧毀凶殘，扼殺暴虐。如果用人不當，則將國敗人亡。北齊的段孝玄曾說：‘持大兵者，如擎盤水。傾在俯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意思是率領大軍的將領，如同端著一大盤水。一不小心失去平衡，就會造成翻悔，那時想製止，能行嗎？）由此而言，周亞夫堅守不戰而挫敗吳楚，司馬懿關閉軍營而困乏孔明，都是上策。這都是不戰而卻敵，全軍以製勝的策略。所以知道大將麵臨軍事決策，必須以機智為根本。漢高祖那麽英雄大度，還堅持說‘我寧可鬥智’；魏武帝那麽神武絕倫，還依據孫吳兵法。即使有項籍那樣的豪邁氣魄，袁紹那樣的宏偉根基，然而都因為缺乏機智，任意行事，最終無不全軍破滅，何況比他們差的人！而且上智下愚，明暗不等，多算少謀，眾寡懸殊（都是勝敗的因素）。所以魏國用柏直抗拒漢兵，韓信鄙視地將他看作豎子；燕國任用慕容評對抗前秦，王猛把他稱作奴才。這是因為柏直和慕容評都是非智非勇的人物。一般說來，才能中庸的人，曆來毫無智略，一旦身居元帥的重任，便會意氣軒昂，自以為可以摧毀任何阻攔他鋒芒的敵軍，卻哪裏知道戎昭果毅、敦《詩》說《禮》的事情（語出《左傳·宣公二年》：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意思是大將不單靠武藝，更必須有學識）！所以李信請求率領二十萬部眾獨自奪取鄢郢，後來果然給秦軍帶來極大恥辱（指公元前225年秦將李信被楚將項燕擊潰）。樊噲希望得到十萬部眾橫掃匈奴，立即被季布駁斥得臉麵掃地，這就是明證。

“當今朝廷用人，一般都取自將門子弟，也有戰死將領的子弟得到提攜的。他們本來並非因才幹和謀略見知，即使竭力盡誠，也不免於傾覆失敗，怎能讓他們承擔邊關的重任？後漢的馬賢出討西羌，皇甫規說他必敗。宋文帝派王玄謨收複河南，沈慶之清楚知道他不能成功。謝玄以書生的姿態，抗拒苻堅全天下的兵馬，而郗超卻知道他必勝無疑。桓溫帶領數萬兵馬，不遠萬裏去襲取成都，劉真長（即劉惔）預期他必定成功。雖然古今不同，但人事皆可推測，隻要看他們的大體，觀察他們的銳誌和膽識而已。明智的人往往根據小事進行觀察，成敗之形，昭然若揭。京房曾說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也就是昔日的賢能和今天的哲人，沒多大差別。關鍵在於時機罷了。全都因為時勢而立功，哪裏用得著到古代去尋找賢能，等待未來去得到人才？關鍵在於知與不知，用與不用。凡是建功立業的人，隻談他們能辦到的，而不談他們的出身；隻談他們的能力，而不談他們的憑藉。就像陳湯、呂蒙、馬隆、孟觀，全都出身貧賤，但卻立下可觀的功勞，從未聽說他們家曾世代為將。董仲舒說：‘為政之用，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弦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意思是為政就像彈琴。音律非常不協調時，就必須鬆開琴弦，改弦更張後才能演奏）所以陰陽不和時，提攜奇士為相；蠻夷不恭時，選拔精卒為將，這就是改弦更張的道理。以四海之廣，億兆之眾，其中豈能沒有卓越奇絕的人士？臣怕隻是‘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語出《論語·子罕》。這裏引用的意思應當是：也許是沒有很好思考過吧，哪裏是遙不可及？）”

他又說：“臣聽說賞賜是禮法的基礎，處罰是刑法的根本。所以禮法注重竭盡其能的謀士，厚賞視死如歸的義士。刑法公正則鼓勵正人君子，處罰嚴厲則懲治逆臣小人。因此賞罰是軍國的綱紀，政教的良藥。綱紀舉起則眾多事務自然得到治理，良藥實行則文武百官自然盡心職守。當時吐蕃不過蟻結蜂聚的烏合之眾，本非朝廷的勁敵。然而薛仁貴和郭待封得到朝廷對邊鎮重將的寄托，奉命專征，卻不能激勵將士，趁機殲滅敵寇。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為福，利用時機建立功勳，以致丟兵棄甲，脫身逃走。幸好遇到朝廷寬政，罪止削除官爵而已。國家的法網疏漏，錯過如此巨大罪行，還有什麽比這更嚴重？天皇（高宗李治）感念他們舊日的功勳，觀其後效。其實當今朝廷所缺少的，豈止隻有這一二人？況且賞賜不公稱作止善，刑罰不嚴稱作縱惡。薛仁貴自從出征遼東以來，身無寸功，坐著享受金銀絲帛，收取賄賂貪得無厭；如今朝廷又不予誅殺，縱惡更甚。臣以疏賤的身份地位，幹預自己分外之事，哪裏是想要離間天皇的君臣，故意要得罪薛仁貴？隻是因為刑罰和賞賜不公，綱紀百年無法恢複。臣的區區所懷，實在就在這上頭。

“古人說：‘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化。’如今刑罰不能實行，賞賜也難以取信，所以民間議論紛紛，人們都說，‘近來出征，隻有賞格的虛名而沒有其實。’這都是由於平庸之人不識大體，擔心賞賜立功將士會耗竭府庫，以為保留這些微不足道的錐刀小利，就有益於國家。為了眼前的近利，忘記了經久的遠圖。這正是所謂錯之毫厘，失之千裏的意思。況且黎民雖然微小，但不能靠欺騙他們去滿足自己。百姓瞻仰盼望朝廷的恩澤，必然有所需求才願意出力。既然有所需求，朝廷就必須以實際滿足他們，豈能發出毫無信用的命令，設置空虛的賞格？近來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這個緣故。文子說：‘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所以商鞅移木以取信，曹公割發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語出《左傳·哀公七年》，意思是這哪裏合乎禮法，隻是有原因罷了）。自從蘇定方平定遼東，李勣攻破平壤以來，賞賜無法實行，授勳也都遲滯，結果造成多年的混亂和真偽相雜。即使對不真實的功勳加以淘汰，也無法澄清事實。臣認為官吏不奉守國法，原因來自京師，虛假功勳的由來，是主管部門的過失。責任不在遠處，近在尚書省中。臣沒聽說過朝廷因追究責任而處斬過一名台郎，殺戮過一個令史，讓天下人知道責任之所在。天皇陛下怎能光照亮遠方而不照亮近處！神州是教化的核心，萬國共同尊仰，文昌閣又是朝政的根本，全國各地的楷模。製定規範和宣揚風氣，是治理混亂的關鍵所在。所以臣不斷披露心跡，冒死盡言。

“況且明鏡用於照形，往事可以知今。臣的見識不及深究古代的事情，就請求談談近代的大事。貞觀年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弄墨，想把自己裝扮成智者，以此謀求成敗。太宗看透他的奸詐，將他處以棄市的極刑。當出征高麗時，總管張君乂擊賊不力，不肯前進，太宗當下將他在旗下斬首。臣覺得冒稱功勳的罪行，要比司馬玄景的更為嚴重；薛仁貴等人的敗績，也比張君乂的遲滯危害更大。如果朝廷及早誅殺薛仁貴和郭待封，那麽其餘諸將，在以後的征戰中豈敢再次失利？韓子說：‘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這話雖小，卻可以用來比喻大事。公孫弘業說過：‘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擔心天皇的毛病在於著眼不夠廣大，過失在於太像慈父。這也算是偶爾的一個日食或月食。還有，今天的將吏，多數貪婪殘暴，一心都在玩弄狗馬狩獵之上，追求的也隻有錢財寶物，缺乏趙奢和吳起那樣散發金銀豢養勇士的風格。即使出征行軍，也全是這類人物。臣恐怕平定吐蕃的日子，並非旦夕可待的事。”

唐高宗閱覽了奏折後，非常驚歎，對魏元忠感到奇異，當即授他為秘書省正字，讓他在中書省當值，並在禁內供奉皇上；不久又提拔他為監察禦史。

文明那年（684），武則天升遷他為殿中侍禦史。同年，徐敬業占據揚州作亂，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督領大軍出討，武則天下詔讓魏元忠監督軍事。李孝逸到了臨淮，而偏將雷仁智被徐敬業的先鋒打敗。徐敬業接著又攻陷潤州，回兵抗拒李孝逸。李孝逸懼怕他的鋒芒，按兵不敢前進。魏元忠跟李孝逸說：“朝廷因為明公是王室的懿親，所以將在外的軍事委托明公。天下的安危，實在就在這一決斷。而且海內升平已經很久，百姓聽說突然發生瘋狂的叛亂，莫不傾心注視局勢的發展，等候朝廷去迅速鎮壓他們。如今大軍留滯不進，隻能讓遠近的人們大失所望。萬一朝廷改任其他將領取代明公，明公將用什麽理由逃避逗留遲滯的罪責？希望明公盡速進兵，好建立大功。不然的話，禍難即將來臨。”李孝逸覺得他說得有理，於是率領士卒出發進討。

當時徐敬業駐紮在下阿溪，徐敬業弟弟徐敬猷率領偏師緊逼淮陰。魏元忠請求先去出擊徐敬猷，但將領們都說：“不如先去攻打徐敬業。一旦徐敬業敗了，那麽徐敬猷將不戰而擒。如果攻打徐敬猷，那麽徐敬業帶兵來救，到時我們將腹背受敵。”魏元忠說：“並非如此。賊人的勁兵精卒全在下阿。他們集聚前來，利在速戰速決；萬一失利，他們的大事就去了。徐敬猷本來是個賭徒，不熟悉軍事；他的部眾人少勢弱，軍心容易動搖。一旦大軍兵臨他的寨下，我們一定能攻克他。一旦打敗徐敬猷，我們即可乘勝進軍。對方如果帶兵來救淮陰，估計太遠，趕來不及。同時他們又擔心我們襲擊江都，所以一定會在中途截擊我們。那樣對方將辛勞疲倦，我們則以逸待勞，攻破他們絕對沒有問題。這就好比追逐野獸，無非先獵殺弱者。豈能舍棄即將到手的弱獸，去對付很難戰勝的強兵？我擔心這樣不行。”李孝逸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帶兵出擊徐敬猷，一戰就擊敗了他，徐敬猷脫身逃走。李孝逸接著進軍，和徐敬業隔著下阿溪相持。前軍總管蘇孝祥被徐軍打敗，李孝逸又懼怕了，便想撤退。當初，徐敬業來到下阿，有流星墜入他的行宮。到這時，又有幾群烏鴉飛噪在他的陣容之上。魏元忠說：“看這樣子，就是賊兵失敗的征兆。現在正好順風，蘆葦也很幹燥，是火攻的最好時機。”所以一再請求和徐敬業決戰，因此最終平定了徐敬業之亂。魏元忠因功被提升為司刑正，稍後升遷洛陽令。

不久他被周興陷害下獄，綁赴東市即將被行刑。武則天因為魏元忠有討平徐敬業的大功，特別赦免他的死罪，將他發配貴州。當時傳送敕令的人快到東市時，先派人趕去傳呼，監刑的人因此急忙讓魏元忠起身。魏元忠說：“不知道這敕令是真是假，怎能隨便起身。”悠然地跪著等待來使正式宣讀敕令後，才開始起身謝恩。圍看的觀眾對他的臨刑冷靜和神色不變極為歎服。聖曆元年（698），武則天召他回來任侍禦史，又提拔他為禦史中丞。他再次被來俊臣和侯思止陷害，又被流放到嶺南，但很快就又回來出任禦史中丞。魏元忠前後三次被流放，但當時人們都說他無罪。武則天曾問他：“愛卿屢次受到誹謗，是什麽原因？”魏元忠說：“臣就像隻鹿，而羅織罪名的黨徒，就像獵人，隻不過要臣的肉作肉湯罷了。這幫人想殺了臣謀求飛黃騰達，臣又有什麽罪過。”

聖曆二年，他官拜鳳閣侍郎兼同鳳閣鸞台平章事，檢校（代理）並州長史；沒多久，又加授銀青光祿大夫，升遷左肅政台禦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他在洛州政令清嚴。長安中年（703左右），相王李旦出任並州元帥，魏元忠為副。當時的奉宸令張易之曾縱容他的家奴淩暴百姓，魏元忠用鞭子笞殺了他，洛陽權貴豪門為此莫不敬畏。當時突厥與吐蕃多次侵犯邊塞，魏元忠總是出任大總管，帶兵抗拒他們。魏元忠在軍隊裏時，隻是持重自守，最終並沒打過什麽大勝仗，但也未曾敗北。

唐中宗李顯還是太子時，魏元忠檢校（代理）太子左庶子。當時張易之和張昌宗的權勢和恩寵日益加盛，傾朝大臣無不投靠他們。魏元忠曾上奏給武則天說：“臣承蒙先帝的顧眄，又受到陛下的厚恩，不能盡忠死節，卻讓小人得到機會侍奉在君側。這是臣的罪過。”武則天很不高興。張易之和張昌宗因此很恨他。趁武則天身體不適，在她麵前誣陷魏元忠與司禮丞高戩謀反。武則天被他們迷惑，將魏元忠關進詔獄。後來雖然查無實據，然而因為張昌宗的緣故，武則天還是將他貶為端州高要尉。

唐中宗李顯即位後，當天就派驛馬去召回魏元忠，授他為衛尉卿兼同中書門下三品。沒多久，他又升遷魏元忠為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如故。不久魏元忠又進拜侍中，兼檢校兵部尚書。武則天駕崩後，唐中宗居喪諒暗，基本不親理政事，軍國的大政，好幾天都隻交給魏元忠處理。沒過多久，魏元忠又升遷中書令，加授光祿大夫，累封齊國公，監修國史。神龍二年（706），魏元忠與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衝、韋承慶、崔融、岑羲、徐堅等人撰寫了《則天皇後實錄》二十卷，和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上朝廷。唐中宗很滿意，賜給魏元忠一千段布帛，還封他的兒子衛王府諮議參軍魏升為任城縣男。當時魏元忠特別得到寵信和殊榮，當朝用事。當初魏元忠在武則天朝代任相，輿論都認為他公允清正。到這時他再次出掌政事時，天下人無不翹首以待，希望他對朝政有所弘揚裨益。然而魏元忠開始親附權貴豪門，壓抑摒棄寒士俊秀，最終不能賞善罰惡，勉修時政，輿論因此對他有所批評。同年秋，他取代唐休璟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尚書事，監修國史。沒多久，魏元忠請求回鄉拜掃先人墳墓，唐中宗特賜他錦袍一領、銀一千兩，還派給他羽林千騎四人，在他身邊護送，並賜手敕說：“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意思是：衣錦還鄉，就在今日；散金施惠，屬於此辰。然而魏元忠回到鄉裏，竟然把銀子都藏在自家，沒有施舍給鄉鄰。回來後，唐中宗又親自到白馬寺迎接慰勞，對他的恩遇就是如此深厚。魏元忠後來的事前麵都已細說，就不贅述了。他死時七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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