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慶三年即公元658年十一月十九(戊戌),唐高宗李治任命許敬宗為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為兼侍中。十一月二十五(甲辰),開府儀同三司鄂忠武公尉遲敬德去世。
也在這年,愛州刺史褚遂良病逝。褚遂良是散騎常侍褚亮的兒子。隋煬帝太業末年,他隨父親在隴西。薛舉僣號稱帝時,署任他為通事舍人。薛舉敗後,他歸附朝廷,被授為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唐太宗貞觀十年(636),他從秘書郎升任起居郎。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其擅長隸書,父親的朋友歐陽詢非常器重他。唐太宗曾跟侍中魏徵說:“虞世南死後,沒人可以再和朕談論書法了。”魏徵說:“褚遂良下筆遒勁,很得王逸少(即王羲之)的書體。”唐太宗當天就召見並任命他為侍書(侍奉帝王掌管文書的官員)。唐太宗曾拿出禦府裏的金銀布帛購求王羲之的書法真跡,天下人爭著拿古時的書帖到宮闕敬獻,當時也沒人能辯別真偽。褚遂良看了這些書帖後,講出它們的出處,沒有一處謬誤。貞觀十五年,唐太宗下詔要到泰山封禪,先去了洛陽。當時有彗星出現在太微,侵犯了郎位。褚遂良跟唐太宗說:“陛下撥亂反正,功勳超過先前的英烈。現在即將前往東嶽祭告成就,是天下人的榮幸。然而禦駕來到洛陽,卻見到彗星,這或許象征著有什麽不適當的地方。況且漢武帝猶豫了好幾年後,才開始巡行岱宗(泰山)舉行封禪典禮,臣的愚見是,還希望陛下慎重考慮。”唐太宗覺得很有道理,便下詔取消了封禪的事。那年,他升任諫議大夫,並兼知起居事(即記錄帝王的日常事務)。唐太宗曾問他:“愛卿負責起居,到底都記錄了些什麽?人君能夠看看嗎?”褚遂良回答說:“今天的帝王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專門記錄人君的言行,也記載人君做的好事壞事,作為今後的鑒誡,希望人主不做非法的事情。沒聽說過帝王可以自己觀看起居注。”唐太宗說:“朕如果做了什麽錯事,愛卿也一定得記錄嗎?”褚遂良說:“守衛正道不如忠於職守,臣的本職就是用筆記載,君主的一舉一動都必須記錄。”黃門侍郎劉洎說:“即使褚遂良不記錄,天下人也會記錄。”唐太宗覺得很對。
當時庶出的魏王李泰受到唐太宗的寵愛,得到的禮遇和品秩如同嫡嗣。那年,唐太宗問侍臣們說:“當今國家什麽事情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說:“《傳》裏說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其實出自《論語·為政》)。由此看來,禮義最急。”褚遂良進言道:“當今全國百姓景仰德行,誰敢為非作歹?但太子和諸王,必須確定名義。陛下應當製定千秋萬代的法則留給子孫。”唐太宗說:“這話在理。朕即將五十歲了,已感覺有點衰老惰怠。雖然已經立長子為東宮太子,然而諸弟以及庶子多達近五十人。心裏經常憂慮,大多都是因為這一原因。但自古以來,不論嫡庶,如沒有良好的佐吏,何曾沒導致過國家的傾亡衰敗?你們必須為朕搜羅尋訪賢良的德才,作為儲宮的師傅,包括諸王,也都應當尋找正直人士。另外,事奉人年月久了,自然會產生深厚感情,因此導致諸王有非分覬覦的,多數也是這個原因。”於是限製各王府的部屬官僚不得超過四次考核任期。
貞觀十七年,唐太宗問褚遂良道:“虞舜製造盛食品的漆器,大禹雕刻裝祭品的器皿,而當時想勸止他們的人有十來個。食物的器皿有什麽大不了,何必要如此苦諫?”褚遂良說:“精雕細琢會妨礙農事,精美織錦會勞累女工。如果開創了奢侈淫逸的先例,將會逐漸導致危亡。一旦不斷地製造漆器,必定慢慢就會用黃金替代;不斷製造金器,必定逐漸會用玉石替代。所以諍臣一定得在一開始就諫止,等到已經過份了,再勸諫就沒用了。”唐太宗覺得非常有理,於是說:“作為人君,不為黎民百姓著想而沉湎於奢侈淫逸,危亡的日子將指日可待。”當時很多年幼的皇子都擔任都督或刺史,褚遂良上疏說:“當年兩漢靠郡國治理百姓,除了郡以外,還分封諸子。他們裂土分疆,混雜著使用周朝的體製。如今朝廷的州縣,基本依照秦朝的法度。幼年的皇子,不少被授予刺史。陛下怎能不用自己的骨肉諸王,去鎮守捍衛四方?這一製度,比古代還要高明。但根據臣的愚見,還有些小缺憾。為何這麽說呢?刺史是郡的主帥,民眾仰賴他得到太平。得到一位好人,那麽郡內安寧平息;遇到一個壞人,那麽整州都將勞累疲弊。所以人君愛恤百姓,經常為他們選擇賢良。因此有的刺史‘河潤九裏,京師蒙福(語出《後漢書-郭伋傳》:‘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裏,冀京師並蒙福也。’)’;有的刺史深得人心,被百姓歌頌,甚至活著時就為他立祠。漢宣帝曾說:‘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隻是優良的地方長吏)’根據臣的愚見,陛下應當將年齡尚幼,還不能勝任的兒子們,暫且留在京師,用經學教育他們。一則他們害怕陛下的天威,不敢隨便犯禁;二則他們可以觀察陛下的朝儀,自然就慢慢領會了。他們因此養成習慣,自己開始懂得為人。到陛下覺得他們可以勝任州郡的大任後,再派他們赴任。臣謹注意到漢明帝、章帝、和帝三帝,能友愛子弟,從那時以後,友愛子弟便成為選擇儲君的一項準則。陛下分封的諸王,雖然各有自己的國土,但年齡幼小的,可以把他們召回到京師,以禮法加以訓導,對他們垂以恩惠。朝廷至今已經曆了三世(封王的從唐高祖的兄弟到他的孫子為三世),諸王多達百十來人,而隻有二王(指李建成和李元吉)稍微惡劣,其餘都活在和諧環境裏,耳聞目染,基本全是善人。前事已經應驗,還希望陛下詳察。”唐太宗覺得他講的非常有理,全都采納了。那年,太子李承乾因罪被廢,魏王李泰進宮入侍,唐太宗當麵許諾要立他為太子。他因此詢問侍臣們說:“昨天青雀自己投在朕的懷抱裏說:‘臣今日才開始真正成為陛下的兒子,是重生之日。臣隻有一個兒子。臣百年之後,將為陛下殺了他,然後將皇位傳給晉王(李治)。’父子之愛都是天性。我見到他這樣,感到十分憐惜。”褚遂良進言道:“陛下失言了。還希望陛下深思熟慮,不要犯錯。陛下百年之後,魏王掌握大權,成為天下之主,那時他怎麽還能殺了自己的愛子,將皇位傳給晉王?陛下當年立承乾為太子,後來又寵愛魏王,對他的禮數超過了承乾,正是由於嫡庶不分,所以造成了這一局麵。豐富的前車之鑒,為時不遠,足以成為一麵明鏡。陛下今日既然要立魏王,那麽臣希望把晉王安置到別處,這樣才能讓他得到安全。”唐太宗淚流滿麵地說:“我不能這麽做。”當天他就把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褚遂良等人召進宮裏,決定立晉王李治為皇太子。當時老是有飛雉聚集在宮殿之內,唐太宗問群臣道:“這是什麽吉祥之兆?”大家都說:“春秋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的在陳倉鳴叫,雄的則在南陽鳴叫。童子說:‘得雄者王,得雌者霸。’秦文公便以為那是寶雞。後來漢光武帝得到雄雉,因此在南陽起兵後得到了天下。陛下以前封秦王,所以雄雉出現在秦地。這正是為了彰明陛下的聖德。”唐太宗高興地說:“立身之道,不能沒有學問。褚遂良知識淵博,可以深為倚重。”不久便任命他為太子賓客。
當時薛延陀酋長派使者來求婚,唐太宗許諾將宗室女兒嫁給他,並收了他們的聘禮,但後來又改變了主意。褚遂良上疏說:
“臣聽說信譽是國家的根本,百姓的依托。所以周文王掩埋枯骨而取義於民(典故出自《呂氏春秋》:周文王使人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邪?遂令吏以衣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人乎!),孔仲尼寧可不食而存信於禮(語出《論語》:‘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薛延陀以前不過一個俟斤(西域大部落領袖稱可汗,小部落稱俟斤)而已。當朝廷神兵北指,蕩平沙塞,狼山、瀚海之後,北荒萬裏蕭條。陛下雖然對外用兵,但對內施恩,覺得他們的殘餘盜寇到處奔逃,必須立個酋長加以安撫,所以賜給他一道璽書以及大鼓和旗纛,立他為可汗,讓他感恩戴德,仰望天朝,也致使西域的其他戎狄,無不知曉,得以共同沐浴和風,享受恩信。近來他多年派遣使臣,來向大國求婚。陛下又降下宏大私恩,答應他的聯姻。於是遠報吐蕃,遙告思摩(突厥頭領,唐太宗賜他姓李),並通報全中國,使得五尺童子人人皆知。陛下還親臨北門,接受他們的獻食。當時朝廷百官端正地手持牙笏,各族戎夷衣襟左衽地站立階下,接著舉行歡宴,全都聽到陛下許婚的德音。大家無不口裏歌功頌德,身上手舞足蹈,一整天都無不歡樂。盛會之後,百官也各表見解,全都認為陛下為了百姓的安寧,不想邊境再發生戰爭,因此不惜將一位皇家的女子嫁給可汗。這一切都是為了百姓,所以深感陛下的恩德。今天突然改變主意,有悔婚的想法,臣為國家覺得可惜。君子不失態於物,不失信於人。當年晉文公包圍原國時,許諾三天裏攻克,下令軍隊隻帶三日的口糧。三天後原國還沒有投降,晉文公即命令撤圍離去。探馬報告說:‘原國馬上就要投降了。’軍吏們都請求再等等。晉文公說:‘信譽是國家的珍寶,百姓的庇護。得到原國卻失去信譽,將用什麽來庇護百姓?’陛下的顧慮出乎意外,信譽在諾言之前,今天臨時忽然變卦,其實值得珍惜的很少(指不過一個皇家女子而已),而失去的卻很多(指對異族民眾失信)。情理既然不通,必定產生嫌隙,導致對方畏懼忌恨,隻怕邊境將會風塵大起。西州和朔方,能不受到困勞和驚擾?他們胡人因為君主被欺騙而心懷怨恨,而我們的朝士因為自己的失信而心懷慚愧,也許就無法訓練士兵,激勵軍事。還希望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天下四方。自從陛下君臨天下以來,已有十五個年頭,總是以仁恩感化民眾,以信義安撫戎夷,漢人夷人無不欣然歸化,因此得以輕鬆治理天下。現在的世人,無不思報陛下的厚德;他們的後代,也盼望報答陛下的子孫。今天將一位公主許配給他,繼續保全陛下的信譽,有始有終,陛下不就是個聖人嗎!而且龍沙以北,異族部落多如牛毛,中國派兵出擊,終究無法全部消滅,他們也照樣會此起彼伏,就像可北敗了,芮芮興起,突厥亡了,延陀強盛。所以古人忽略外域而重視內地,對他們懷之以德,有錯也在於外族而不在於華夏,失信也在於對方而不在我方。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所以平定了高昌,打敗了吐渾,扶立了延陀,消滅了頡利。陛下還減輕刑罰,降低租賦,從不積壓政務,因此經年糧食豐收,祥符屢屢出現。即使堯、舜、禹、湯都遠遠比不上陛下。還希望陛下也把平和帶給旁支,增廣養育蒼生的範圍。而對絕域遠藩的忿恨和覬覦,並非停息幹戈和興文將武的好辦法。臣平庸暗弱,愧居陛下左右。今天鬥膽進獻連篇瞎話,不勝戰戰兢兢。”
這篇奏疏文辭斐然,意義深遠,所以被收進褚遂良的傳記。
當時唐太宗打算親征高麗。他環顧侍臣們說:“高麗的莫離支(相當宰相)弑殺了他的國王,虐待他的臣民。凡是出師吊民伐罪,都應當利用時機的便利。如今趁著他的弑虐,幹掉他十分容易。”褚遂良答道:“陛下的神機妙算,人們往往猜不透徹。隋末的紛亂離析,是陛下親手平定了寇亂。當北狄侵犯邊塞,西蕃失去臣禮時,陛下原想命令將領出擊,但群臣無不苦諫;結果陛下聖明獨斷,派兵進討,最終將他們全都誅滅。海內的民眾,域外的國家,害怕陛下的威嚴而懾服朝廷,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如今陛下將要興師遼東,但臣卻感到困惑。為什麽呢?陛下的神武,不比前代帝王差。大軍一旦渡過遼水,自然期待指日獲勝。但萬一出了什麽差錯,將無以威懾遠方。如果因此再次發動氣憤的兵馬,那將安危難測。”唐太宗覺得非常有理。兵部尚書李勣說:“前不久薛延陀侵犯邊塞,陛下本想派兵追擊,但後來聽了魏徵的諫言,結果錯過了機會。如果順著陛下的聖策,那麽薛延陀將無一人生還,邊塞可以五十年疆場無事。”唐太宗說:“的確像愛卿說的那樣,被魏徵耽誤了。朕不想因為一個失誤就抱怨他。不過今後有好計策,朕怎肯輕易錯過。”於是聽從了李勣的話,部署了渡遼的大軍。褚遂良因為唐太宗執意東征三韓(即高麗。古代朝鮮南部由馬韓、辰韓、弁韓三韓構成),怕他以後遺憾後悔,便於翌日上疏諫道:
“臣聽說國家就好比身體,兩京等於心腹,四境好比手足,而他方絕域,好似身外之物。臣近來在禦座下,接受口敕,向群臣宣布,說陛下要親自討伐遼東。臣連續幾個夜晚都在思量,但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高麗王是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了他,陛下討伐篡逆,收複失地,這的確是個可趁之機。關東賴於陛下的恩德仁澤,長期沒有征戰,但隻要命令兩三員勇將,發動四五萬兵馬,飛石輕梯,拿下他們將易如反掌。聖人有所作為時,總要遵循常規,才能克平凶亂,駕馭才傑。陛下弘揚了陰陽兩儀之道,光大了三皇五帝之風,提攜英雄人物,個個都願意為陛下效命。像侯君集和李靖那樣的平庸人士,都能橫掃萬裏之外的高昌,平定千載之久的突厥,都是因為陛下的具體指示,所以聲譽歸於聖明。臣鑽研了不少史籍,發現直到近代,作為帝王的,從沒親自出討遼東的先例。作為人臣出征的,倒是有過。漢朝時有荀彘和楊仆,曹魏時則有毌丘儉和王頎;司馬懿還是人臣時,慕容真僣號的兒子,也都曾為他們的君主長驅高麗,虜走他們的百姓,削平他們的城壘。陛下立下的功勳可比天地,建下的政績包於古昔,自然應當超越百王,豈能把自己等同於以上的六人?陛下當年翦平寇盜叛逆,手下不少爪牙部將。他們尚未衰老,猶堪重任,並非隻有陛下才能指揮他們,他們自己也可以出征得勝。如今太子新立,年齡著實幼少,其餘的藩鎮邊屏,陛下自己也很清楚。如今一旦放棄金湯般的安全,冒險渡到遼海之外,臣一想到這裏,總是思慮萬千,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這指的是人君不能輕易遠行。況且長白山和遼水以東,經常會遇上暴雨,波濤翻騰,平地也會水淹數尺。帶方和玄菟一帶,海路深邃浩渺,並非萬乘之軀應當前去冒險的。東京和太原,稱作中心地區,東向可以聲援征遼軍,西指足以摧毀薛延陀;距離西京路途也不遠。陛下可以到那裏節度各路大軍,部署軍事要略,讓將領們把枷鎖套在莫離支的頸上,在皇家太廟獻俘。這才實在是最安全的上策,社稷的根本。特乞求陛下的天慈,省察臣的一片苦心。”
這也是一篇文辭斐然意義深遠的奏疏,但唐太宗不聽。貞觀十八年(644),褚遂良官拜黃門侍郎,參與朝政(等於入相)。高麗的莫離支派使者來長安進貢白金。褚遂良跟唐太宗說:“莫離支弑殺他的君主,被所有異族所不容。陛下為此興兵,即將吊民伐罪,為遼山百姓報君主被害的恥辱。古時候,討伐弑君的賊臣時,是不接受他們錢財的。春秋時弑殺了宋君的華督送給魯君一座郜鼎,魯桓公在太廟接受了它。臧哀伯諫道:‘君主應當昭明仁德,杜絕違法。如今拋棄仁德,助長違法,居然把他賄賂的器皿放在太廟,百官對它膜拜。這樣又如何誅伐違法之人?周武王滅商後,將九鼎遷移到洛邑,義士還為此非難他。更何況今天竟將違亂之人賄賂的器皿放置在太廟。這到底要幹什麽?’《春秋》的記載,是後代百王效法的依據。如果接受叛臣的禮物,納取弑逆的朝貢,而不覺得不對,那征伐他意義何在?臣認為莫離支所進獻的東西,自然不能接受。”唐太宗采納了他的建議,將莫離支的使者關進了廷尉監獄。
唐太宗消滅高昌後,每年都要征調一千多人到那裏駐防。褚遂良上疏說:
“臣聽說古代的聖哲帝王,總是以華夏為先,然後才考慮夷狄;務必廣施德化,但並不注重荒僻地區。所以周宣王沒怎麽征伐,隻到邊境就停止了。秦始皇遠征塞外,造成中國分崩離析。漢武帝利用文景之治積累的財富,利用兵馬的餘力,開始溝通西域,首次設置負責西部地區的校尉。軍旅連年出征,將近三十年之久。還到宛城得到駿馬,在安息采摘葡萄。結果導致全國財力虛竭,百姓流離失所,征稅甚至征到六畜,預算包括車船,又遇上荒年,造成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又迎合他的旨意,請求派士卒到遙遠的輪台(地處天山南麓和塔裏木盆地北緣)屯田,修築城池威懾西域。漢武帝終於翻然追悔,衷心改變政策,拋棄了輪台的駐防,下達哀痛的詔書,於是人神共同感悅,全國開始康複。如果漢武帝采用了桑弘羊的建議,天下生靈也許全都喪生。所以漢光武帝的中興,不超越蔥嶺。漢孝章即位時,召回了西域都護。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服他們凶惡的君長,任命為州縣長吏。然而王師剛剛出發那年,河西地區為了供應大軍的糧草,到處征收租調,結果導致十室九空,數郡一片蕭條,五年無法恢複。如今陛下每年派一千多人老遠地前往駐防,整年要和家人離別,他們無不萬裏思歸。派去駐防的士兵還得自己置裝,負責其他費用;他們不但要出賣稻菽,還得變賣織機。路上死亡的人,還不算在內。朝廷又發配罪人到那裏,想以此增強駐防。但那些罪人,出身貧賤,終生懶惰,犯禁違法;他們隻能擾亂邊城,實在對駐防部隊毫無幫助。派出的士兵裏,也有不少人逃亡;官司出兵捉捕,又給國家增添麻煩。高昌的路途,沙漠千裏,冬風冰冽,夏風如焚。來往的行人,一旦遇到風暴,多數都死了。《易經》說:‘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假使張掖和酒泉一帶出現緊急情況,陛下難道能得到高昌地區的一兵一卒,一粒菽粟嗎?終究還得征發隴西各州,星夜兼程,趕往救助。由此看來,這河西地區好比心腹,那高昌一帶好比他人的手足。豈能浪費中華的資源在毫無用處的地方?《尚書》說:‘不作無益害有益。’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陛下的王道輝映先天,威嚴遍行內外,在漠外平定頡利;在西海消滅吐渾。突厥的殘餘部落,陛下為他們立了可汗;吐渾的剩餘民眾,陛下為他們更樹君長。所以重建高昌,並非沒有先例,這就是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的意思。四海的百蠻,誰不喜聞樂見,感懷陛下再生的大恩,畏懼朝廷的威嚴,仰慕中華的仁德。所以陛下應當選擇可立為君的高昌人,征召他成為首領,然後遣送他回到本國。他定將感恩戴德,長久成為藩鎮屏障。中國不再為高昌困擾,他也將既富裕又安寧,傳給子孫,直到永世。”
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在寢殿旁另外修置了一座大院,令太子居住,不讓他住到東宮。褚遂良又上疏諫道:“臣聽說周朝時太子進宮問安,三次後就必須退下。漢朝時儲君為帝王視膳,每隔五天才能前來一次。前代賢人的做法,影響深遠。禮法說:‘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難道說古代的賢達,就沒有仁慈之心?他們克製自己的私愛,就是想讓兒子有所成就。凡人尚且如此,何況君主的世子?自然應當春季誦經,夏季學弦,親近師傅,體會人間的庶事,適應君臣的大道,使他能夠非常認真地傾聽有益的聲音。就像歲首都有陽春,玄天都有日月一樣。弘揚這一美德,就能造就儲君元良。陛下的大道養育三才(天才,地才,人才),功勳包涵九州,親自樹立太子,天下莫不欣欣。既然說是廢黜昏聵,另立英明,就必須讓天下稱道瞻仰。然而陛下教育訓導的辦法,實在還比較欠缺。讓太子不離膝下,經常深居宮內,太保太傅的教誨無法暢通,經史書籍的談論也無法做到。況且俗話說,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定會導致怨恨;父子不可以溺愛,溺愛或許會產生罪過。還希望陛下就遠借鑒殷、周,就近遵循漢、魏,不能突然改變常規,事情必須逐步改進。可以嚐試十天半月,讓太子一半時間回到東宮,專門學藝以增強自身,讓天下人知道他的良好聲譽。那麽微臣即使死了,就像還活著一般。”唐太宗聽從了他的建言。
褚遂良前後的諫奏和良好建議共有幾十道,多數都被采納。那年,他加授銀青光祿大夫。貞觀二十一年,他以本官檢校(代理)大理卿,但不久因父親去世而丁憂解職。翌年,朝廷要求他回來恢複舊職,很快又拜中書令。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召褚遂良和長孫無忌進入臥內,跟他們說:“愛卿等人的忠烈,都記在朕的心裏。當年漢武帝寄望於霍光,劉備托孤給諸葛亮。朕的後事,全都交給愛卿了。太子十分仁孝,愛卿都很熟悉,必須盡心盡誠輔佐他,永保宗廟社稷。”又望著太子說:“隻要無忌和遂良在,國家的大事,你就不用擔憂了。”於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詔書。唐高宗李治即位後,封褚遂良為河南縣公。永徽元年(649),他進封為郡公,但不久因事被貶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唐高宗內征他出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授光祿大夫。那月,他又兼任太子賓客。永徽四年,他取代張行成出任尚書右仆射,依舊參知政事。
褚遂良的事其實前麵大部分都談過,就不贅述了。他後來因得罪了武皇後最終被貶為愛州刺史,這時死在任上,終年六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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