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係列五：貞觀盛世之十七：魏徵上十思進諫與溫彥博病逝

貞觀十年即公元636年三月二十三（癸醜），唐太宗李世民送新封的諸王前往他們的藩國。六月二十（己卯），無比賢惠的長孫皇後在立政殿病逝。

貞觀十一年即公元637年春正月初一（丁亥），唐太宗改封鄶王李元裕為鄧王，譙王李元名為舒王。

正月初五（辛卯），唐太宗任命吳王李恪為安州都督，晉王李治為並州都督，紀王李慎為秦州都督。他們即將赴任時，唐太宗賜給一封書信告戒他們說：“我本想送你們一些珍寶器玩，但擔心你們因此更加驕奢。所以不如得到一些建議為好。”

正月初七（癸巳），唐太宗加授魏王李泰為雍州牧兼左武候大將軍。

唐太宗開始興建飛山宮。正月十四（庚子），特進魏徵上疏認為：“隋煬帝仗恃國家的富強，不考慮後患，窮奢極侈，致使百姓窮困潦落，以至自己死在他人手裏，社稷也變成廢墟。陛下撥亂反正，應當時刻考慮隋之所以失去天下，我之所以得到天下，撤去他們的高峻樓宇，安於自己的謙卑宮室。如果在舊基上增廣擴建，對舊殿加以豪華裝飾，這將是以亂易亂，禍殃和罪咎必然就會自來。艱難得到的東西容易失去，陛下不能不時刻放在心裏！”

房玄齡等人早先接受詔書製定律令。他認為：“根據舊法，兄弟如果分開居住，門蔭互不相及，然而謀反時卻連坐而都被處死。祖孫有蔭，連坐時隻能判處發配流放。根據禮儀和考慮人情，連坐處死非常不妥。今天製定律令，祖孫與兄弟連坐的全都處以發配流放。”唐太宗同意了。自那以後，近代的死刑，大半都被廢除了，天下稱道。房玄齡等人製定了律令五百條，建立了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少了九十二條死罪，減少了七十一條流放發配罪，其他削減煩瑣，去除不當，變重為輕的改革，更是不可勝數。他們又製定了法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根據唐高祖武德年間的舊製，在太學舉行釋奠儀式時，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房玄齡他們建議停止祭奠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享。他們又刪除了武德以來的敕格（即朝廷頒布的律令），隻留下七百條，到這時（即正月十四庚子）正式頒布施行。還有，所有用於體罰的刑具，諸如枷、笞、鉗、鎖、杖、笞等，都有長短寬窄的規定。

正月二十八（甲寅），房玄齡等人呈上所修撰的《五禮》。唐太宗下詔讓有關部門實行。

自從張蘊古冤死（見貞觀五年事）以來，法官都把他為犯人減罪的事作為警戒。經常有些誤判的事，法官也不因此被治罪。唐太宗曾問大理卿劉德威說：“近來刑法有點嚴厲，這是什麽原因？”劉德威答道：“這原因關鍵在主上，而不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根據律文：錯判的官員降職三等，錯放的官員卻降職五等。但如今錯判的沒事，錯放的罪倒更大了，所以官吏為了保護自己，爭著從嚴判決。其實並非有人要他們這麽做，隻不過怕得罪而已。陛下如果要求嚴格根據律法斷案，那麽這一風氣將會立刻改變。”唐太宗很高興，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斷獄變得更為平允。

唐太宗覺得漢朝時為皇帝預先修建山陵，免卻了子孫到時倉促辦事，費用也更高的麻煩。他又一心想要節儉薄葬，擔心子孫會依照習俗在安葬上過分奢靡。因此他於二月初二（丁巳）下詔為自己製定了終製，要求依山為陵，墓穴的大小隻要能容納一部棺柩就行了。同時，他還要求朝廷為去世的佐命功臣和宗室貴戚營造一座墳地，配以秘器，讓他們在逝世時不至於喪事欠缺。

二月初九（甲子），唐太宗前往洛陽宮，還命令去祭祀漢文帝。

三月初一（丙戌），日食。次日，禦駕抵達洛陽。唐太宗來到顯仁宮時，因為官吏缺少儲備，獻上的食物不夠滿意，所以有人受到嚴厲譴責。魏徵諫道：“陛下因為儲備不足而譴責官吏，臣擔心會因此造成不良風氣。今後官吏為此而造成民不聊生，豈不是違背了陛下出巡的本意嗎？當年隋煬帝暗示郡縣進獻食品，根據它們的奢華程度決定賞罰，最終造成全國反叛，這都是陛下親眼所見。為何今天仿效他！”唐太宗大吃一驚道：“要不是魏公，我是聽不到這樣的忠言。”於是跟長孫無忌等人說：“朕以前經過這裏，自己買飯吃，隨便找個地方睡而已。今天他們供應得如此周到，朕哪能還嫌不足！”

三月十一（丙申），朝廷將洛州改名為洛陽宮。

三月十五（庚子），唐太宗在洛陽宮西苑舉行宴會，並在積翠池泛舟。他看著侍臣們說：“隋煬帝修建這座宮苑，結果和百姓積下怨恨。今天這些地方全被朕擁有，正是由於宇文述、虞世基、裴蘊這幫人在內極盡諂諛，在外蒙蔽視聽的緣故。能不引以為戒？”

房玄齡和魏徵呈上他們製定的新禮一百三十八篇。三月二十一（丙午），朝廷下詔頒布施行。

唐太宗任命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李泰的師傅。唐太宗跟李泰說：“你事奉他應當像事奉我一般。”李泰見到王珪總是先行下拜，而王珪也以師道自居。王珪的兒子王敬直娶了南平公主。先前，公主下嫁，一般都不按照婦禮事奉公婆。王珪說：“如今主上欽明，總是遵循禮法。我接受公主的謁見，豈是為了自身的榮耀？其實是要成就朝廷的美名。”於是和他妻子就席坐下，讓公主對公婆做行饋之禮。皇家出嫁的公主用媳婦的禮儀侍奉公婆，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三月二十六（辛亥），唐太宗在廣城澤舉行大蒐禮（原是春秋時期諸侯借用田獵活動來組織軍隊、任命將帥、訓練士卒的重要軍事活動，後來演變為重要的國事與軍事活動）。兩天後，禦駕回宮。

群臣再次請求到泰山封禪。唐太宗讓秘書監顏師古等人商議封禪的禮儀，然後由房玄齡裁定。

夏四月初十（甲子），乾元殿前的槐樹被小地震震倒。兩天後，唐太宗下詔讓河北和淮南地區舉薦孝悌淳篤和兼達時務的人才，送他們到洛陽宮。

四月二十五（己卯），魏徵上疏認為：“人主善始者很多，但善終者卻很少。難道是因為奪取政權容易，保守政權很難嗎？其實是因為充滿憂患時，人主會竭誠盡心對待下屬，而安逸無憂時，人主容易驕橫專恣輕視他人。竭誠待下則胡越同心，驕恣輕人則六親離德。即使用威嚴和憤怒震懾部屬，他們也都將貌從而心不服。”

他接著說：“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僣，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這就是魏徵著名的十思之諫，意思是：希望人主真能做到以下的十個思考：在欲望上來時思考到知足常樂，在大興土木時思考到適可而止，在身居高位時思考到謙卑恭謹，在麵臨豐盛時思考到減損壓抑，在安逸玩樂時思考到樸素節儉，在天下升平時思考到潛在後患，在耳目閉塞時思考到延納賢才，在疾惡讒邪時思考到端正己行，在實行封賞時思考到因喜而僭，在施用刑罰思考到因怒而濫。一旦兼有了這十思，又能選賢任能，那自然就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讓自己過度操勞，去取代朝廷各部門的職責！”

五月十八（壬寅，通鑒作壬申，疑有誤），魏徵上疏認為：“陛上從善的願望似乎不如以前，聞過必改的真誠好像也不如前。對臣下的譴責和懲罰逐漸增多，威嚴和惱怒也逐漸嚴厲。臣這才體會到‘貴不期驕，富不期侈’（語出《書·周官》：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意思是貴人不期望變成驕橫，而驕橫自至；富人不期望奢侈，而奢侈自來），並非是一句虛言。而且隋朝府庫、倉廩、戶口、甲兵的強盛，現在怎能和它相比！然而隋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的道理，一目了然。當年隋未大亂時，他們自以為必定不會大亂；他們尚未敗亡時，也自以為必定不會敗亡。所以他們不斷地搜括賦稅，征用徭役，討伐不息，以至禍難即將降臨，自己還沒醒悟過來。要想看到自己的形狀莫過借鑒河水，要想了解失敗的原因莫如借鑒亡國。還希望陛下吸取隋亡的教訓，除去奢侈，崇尚儉約，親近忠臣，遠離佞幸，在當今平安無事的情景下，繼續實行先前恭儉的政策，那就盡善盡美，無人可比了。奪取天下其實很難，守衛江山其實容易。陛下既然能辦到很難的，難道不能守衛容易的！”

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溫彥博病逝。溫彥博幼年時就十分聰悟，很有口才，也涉獵經書傳記。當初，他父親的朋友薛道衡和李綱常見到溫彥博兄弟三人，都驚歎道：“你們都是宰相的人才。”隋文帝開皇末年，他經州牧秦孝王楊俊推薦，授任文林郎，在內史省當值，後轉為通直謁者。當隋朝大亂時，幽州總管羅藝聘他為司馬。羅藝在幽州歸降唐朝時，溫彥博極力讚成，因此被授任幽州總管府長史。沒多久，朝廷征召他為中書舍人，不久升遷中書侍郎，封西河郡公。當時高麗派使者來進貢地方特產，唐高祖跟群臣說：“名實之間，理應相副。高麗當時稱臣於隋，最終又抗拒煬帝，這算什麽臣下？朕敬重天下萬物，不想獨自驕貴，既然占有了天下，就必須和天下人和平相處，何必一定要讓他稱臣而妄自尊大？可以書寫詔書，闡述朕的這一心懷。”溫彥博進言說：“遼東的地盤，周朝時隻是箕子的封國，漢朝時也不過是玄菟郡而已。魏、晉以前，它都在我國版圖之內，所以不能允許他們不稱臣。如果高麗敢於分庭抗禮，那麽四夷又怎會瞻仰本朝？況且中國對於夷狄而言，猶如太陽對於群星，所以道理上不能自降尊嚴，把自己跟夷貊同列。”唐高祖這才打消了這念頭。那年，突厥入寇，唐高祖派右衛大將軍張瑾為並州道行軍總管，出兵抗拒，並任命溫彥博為行軍長史。結果兵敗，溫彥博被突厥俘虜。突厥因為他是唐高祖近臣，便一再逼問他有關國家虛實以及兵馬多少，溫彥博拒不回答。頡利可汗很憤怒，就把他遷徙到陰山苦寒的地方居住。唐太宗即位後才開始征溫彥博回朝，授任雍州治中，不久讓他代理吏部侍郎。溫彥博有意要淘汰不勝任的官員，所以不少人被降貶，而退位的人不服，在朝堂上鬧事。溫彥博能言善辯，和他們當麵爭吵，整天喧鬧不已，因此有點被人嗤笑。後來又官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貞觀二年，他升遷禦史大夫，仍代理中書侍郎事。溫彥博善於宣旨，談吐不凡。每次從外藩奉使入朝，朝廷向他了解四方風俗，他總是高聲應對，胸有成竹，猶如朗誦事先寫好的詩歌。他聲韻高朗，響徹殿庭，舉止雍容，讓觀者無不拭目。貞觀四年，他升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唐高祖當年經常宴請朝臣，曾讓太子李世民宣旨。回宮後他老是問近臣：“太子跟溫彥博相比如何？”可見他看重溫彥博的程度。

溫彥博去世時六十四歲。他自從掌管機務後，就杜絕賓客，對國家大事，他總是知無不言，唐太宗因此很讚許他。他去世時，唐太宗跟侍臣說：“溫彥博因為憂國的緣故，身心耗竭。我見到他身體不行，已有兩年了。遺恨沒讓他縱情安逸，得享天年！”溫彥博家裏沒有正式的寢室，所以他去世那天，不得不在另一個房間下殯。唐太宗命令有司部門為他建造靈堂，追贈他為特進，諡名為恭，陪葬在長孫皇後的昭陵。

溫彥博的長兄溫大雅也是名臣。他字彥弘，是太原祁縣人。父親溫君悠曾任北齊文林館學士和隋泗州司馬。隋煬帝大業末年，他擔任司隸從事，見到隋政日益混亂，便稱病回家。溫大雅性格至孝，少年就好學，以才辯知名。他曾曆任隋東宮學士和長安縣尉，因父親去世去職。後因天下大亂，他就呆在家裏。李淵鎮守太原時，對他十分禮遇。李淵晉陽起兵時，聘他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管文翰。李淵禪代隋朝之際，他與司錄竇威和主簿陳叔達參定禮儀。武德元年，他曆次升遷後成為黃門侍郎。溫彥博當時任中書侍郎，辦事的地方和他靠近，人們都覺得他一家很有麵子，甚至唐高祖李淵都開玩笑地說：“朕在晉陽起義，就是為了你們一門而已。”唐太宗即位後，溫大雅累次升遷後官至禮部尚書，封黎國公。他將要改葬祖父時，占卜的人警告他說：“改葬在此地，害兄而福弟。”溫大雅說：“如果能讓家弟得到永遠安康，我將含笑入地。”可惜的是，改葬一年多後他真就病死了，他曾撰寫過《創業起居注》三卷。

六月初四（丁巳），唐太宗臨幸明德宮，並在兩天後下詔，讓荊州都督荊王李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的刺史，全由自己的子孫世襲。六月十五（戊辰），他又任命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為刺史，並定製讓功臣成為世襲刺史，也讓他們子孫世襲，除非發生巨大變故，不得廢黜罷免。同時，他改封任城王李道宗為江夏郡王，趙郡王李孝恭為河間郡王。次日，唐太宗改封許王李元祥為江王。

秋七月初一（癸未），洛陽一帶下大雨，穀水和洛水泛濫，溢入洛陽宮。水深四尺，淹壞了左掖門，毀壞了宮寺十九座以及不少民居，溺死的多達六千餘人，還衝走了六百家房屋。

七月初八（庚寅），唐太宗下詔，因為水災命令百官呈上密封奏事，極言朝政的得失。

魏徵上疏認為：“《文子》說：‘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意思是信任和真誠至關重要。自從陛下實行王道，政治清明以來，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尚未普及的原因，是因為陛下待下之情還不夠誠信的緣故。如今製定政策以取得大治，一定得委任君子。有得有失的小事，或許可以去詢問小人。一般來說，對待君子都敬而遠之，而遇到小人卻輕而近之。親近則言無不盡，疏遠則難以溝通。中等智慧的人，豈能沒那麽點小聰明！然而他們的才器不能治理國家，考慮問題無法深遠，即使竭力盡誠，也難免有出大錯的時候，更何況那些心懷奸宄的人。他們必然會造成深遠的災難！即使君子也不能避免犯些小錯，但隻要不危害正道，可以忽略。既然認定他們是君子而又猜疑和不信任他們，這跟樹立了一根直木而去懷疑它的影子是否彎曲，還有什麽兩樣！陛下如果真能慎重挑選君子，用禮義和信任使用他們，還怕無法取得大治嗎？要不然，國家何時危亡，就說不準了。”唐太宗賜給他親筆手詔，褒揚讚美他說：“當年晉武帝平吳之後，意氣驕慢惰怠。何曾位極人臣，高居台輔，卻不能直諫，而是私下跟子孫說司馬氏敗亡在即，自以為十分明智。這是極端不忠的表現。得到魏公的直諫，朕知道自己的過錯了。朕準備將魏公的奏折放在案幾上，當作弦韋（弦指弓弦，韋指獸皮。弦緊而皮軟，比喻性子急緩不同。古人佩弦以警戒自己的性緩，佩韋以警戒自己的性急。“弦韋”逐漸演變為朋友的規勸）隨時警戒自己。”

七月十三（乙未），唐太宗的禦駕回到洛陽。他下詔說：“洛陽宮殿裏被洪水毀壞的地方，稍加修繕，就可以居住。從外地運來的木材，都給城裏損壞了住宅的百姓使用。朕下令百官各自呈上密封奏事，極言朕的過失。”七月二十（壬寅），唐太宗下令拆毀明德宮以及飛山宮的玄圃院，將拆下的木材給災民使用，並賜給他們不同數量的布帛。

七月二十四（丙午），唐太宗下令在亳州修建太上老君廟，在兗州修建孔宣尼廟，各讓附近二十戶人家免稅去負責祭祀；同時重新免除涼武昭王李暠墓陵附近二十戶人家的租稅，讓他們擔任守衛，仍然禁止在墓地周圍放牧或砍柴。唐朝宗室將李暠當作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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