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曆史
本人是喜歡曆史的機械工程師，有點風馬牛不相及。
公元546年八月，東魏丞相高歡來到鄴城。他的世子高澄將洛陽《石經》五十二碑遷移到鄴都。
同時，西魏改任並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並讓他在諸將中舉薦可以代他出鎮玉壁（今山西稷山）的人選。王思政舉薦了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宇文泰同意了。
高歡打算發動太行山以東的部隊討伐西魏。殿中將軍曹魏祖勸他說：“我看不行。今年八月是西方為王。以死氣對抗生氣，於客不利，主人則可以。大軍一旦出發，會傷害大將軍。”高歡沒理他。自從東西魏交戰以來，鄴下總看到黃螞蟻和黑螞蟻發生陣鬥，占卜的人認為東魏的軍服是黃色的，因此黃螞蟻代表東魏；而西魏的軍服是黑色的，因此黑螞蟻代表西魏。人們以此決定勝負。當時黃螞蟻都死了。但高歡不睬這一套。八月二十三（癸巳），東魏大軍從鄴城出發到晉陽會合，並於九月包圍了玉壁。他想以此挑釁西魏，但西魏不肯出兵反擊。
高歡攻打玉壁，晝夜不息，西魏守將韋孝寬隨機應變，盡力抵禦。城中缺水，居民都到汾水河裏打水。高歡派兵去挖土將汾水改道，一晚上就完工了。城牆上經常擺出鐵麵具，高歡讓士兵朝它射箭，總是射中鐵麵具的眼睛。高歡接著在城南堆起一座土山，想利用土山攻進城裏。城上先前已有兩座城樓，韋孝寬派人在上頭捆綁木頭加高，讓城樓高出土山，加以防禦。高歡派人告訴他說：“你即使把城樓加高到天上，我也會穿過地下把你拿下。”於是派兵去挖鑿十個地道，又用術士李業興的所謂“孤虛法”，聚集大軍攻打城北。城北有天險憑籍。韋孝寬派人挖掘長壕，去堵截東魏兵挖的地道，並挑選戰士守衛在塹壕上。每次看到東魏士兵挖到塹壕附近時，西魏戰士就把他們擒殺了。他們又在塹壕外堆積柴火，隻要發現有東魏兵在地道裏，他們就把柴火點燃後塞進地道，再用皮排吹風進去，一鼓作氣後，東魏兵就被燒得焦頭爛額。東魏兵又用攻城車撞擊城牆，攻城車所到之處，城牆無不被摧毀，沒人能夠抵禦。韋孝寬於是派人把棉布縫成大幔，張在攻城車前麵。大幔懸空，所以攻城車不能損壞。東魏兵又把鬆枝和大麻綁在竹竿上，灌油加火用來燒布，並想以此焚燒城樓。韋孝寬派人製作長鉤，把鉤刃磨得鋒利；火竿快到時，西魏兵就用長鉤遠遠就把它們都切斷了，結果鬆麻全都落到地上。東魏兵又在城四麵挖了二十個地道，用柱子撐住城牆的根基，然後縱火燒了柱子。柱子紛紛燒毀折斷，那些地方的城牆也就崩塌了。韋孝寬即刻派人在崩塌的城牆處豎立木柵捍衛，東魏兵還是進不了城。城外想盡了一切攻城的戰術，而城裏的守禦卻總有辦法對付。韋孝寬又派兵搶占了土山。
高歡終於無計可施，隻好派倉曹參軍祖珽去勸韋孝寬說：“使君獨守這座孤城，而西邊又不來救援，恐怕最終還是不能保全。為何不投降呢？”韋孝寬回複說：“我的城池非常堅固，士兵的糧食也綽綽有餘。攻者自然勞苦，守者卻經常安逸。哪裏才堅守了短短一二十天就需要救援！其實也怕一旦救兵來了，你們有回不去的危險。我韋孝寬是關西男子，當然不會成為一員投降將軍！”祖珽又跟城中人說：“韋城主得到他們的榮祿，也許應當為他們這麽做。其他的軍民，何必跟隨他赴湯蹈火？”於是將懸賞的布告射進城裏，去招募敢死人員，說：“能斬城主投降的，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布帛一萬匹。”韋孝寬親手在布告背麵題字，然後再把布告射到城外，說：“能斬高歡的也將得到一樣的待遇。”祖珽是祖瑩的兒子。東魏苦苦攻打了五十天，士卒戰死或病死的多達七萬人，全埋在一個大墓穴裏。高歡終於精疲力盡，因此生了大病。同時，有流星墜落在高歡的軍營中，軍營裏的驢子齊聲高叫，士兵們都非常恐懼。十一月初三（庚子），高歡終於無可奈何地解圍而去。
先前，高歡另外派侯景帶兵直取齊子嶺。西魏建州刺史楊檦鎮守車箱，擔心侯景入寇邵郡，便親自率領騎兵前往抵禦。侯景聽說楊檦來了，在六十多裏外就砍下很多木頭堵塞了他的來路。即使這樣他還膽戰心驚，感到不安，最後還是退回到河陽去了。
十一月十三（庚戌），高歡派段韶跟從太原公元洋鎮守鄴都，並於次日征世子高澄到晉陽會麵。當時有一群討厭的烏鴉棲息在亭樹上，高澄讓斛律光把它們都射殺了。
西魏接著任命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當時人們都覺得王思政知人善任。
十二月十二（己卯），高歡因為自己出師無功，上表請求解除負責朝廷內外諸軍的都督職位，東魏孝靜帝元善見答應了。高歡從玉壁歸來時，軍中訛傳說韋孝寬用定功弩射殺了丞相。西魏朝廷聽說後，下了一道詔令稱：“勁弩一發，凶身自隕。”高歡得悉後，抱病勉強坐起來接見朝廷諸位權貴。他還讓斛律金作《敕勒歌》，自己親自和奏，並頓時感到哀傷而淚流滿麵。
西魏大行台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生性忠誠儉樸，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總是舉薦提拔賢惠能人，端正嚴肅朝政。丞相宇文泰推心置腹地信任他，無人能夠離間他們。偶爾出遊時，宇文泰經常預先簽署了空白令紙交給蘇綽，讓他在必要的時候，自己做決定，等到他回來後再轉告就行了。蘇綽總認為“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次與公卿大臣討論政事時，他總是經常通宵達旦；事無巨細，他全都了若指掌，終於因為積勞成疾而過早病逝。宇文泰為他的死深感痛惜。他跟公卿大臣們說：“蘇尚書平生廉潔謙讓，我想成全他曆來的誌向，但又怕一般人無法了解這點。如果為他厚加贈諡，又違背了以前和他相知之心。你們覺得該怎麽辦？”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言說：“晏子是春秋時齊國的賢大夫。他非常儉樸，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當他去世時，齊侯為了尊重他的遺誌，隻派了一輛靈車給他送終。蘇綽操行高尚，一身清白，謙虛謹慎，從不驕矜自居。所以臣的愚見是應當儉約，這樣才能彰揚他的美德。”宇文泰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朝廷將蘇綽歸葬武功，將他的棺柩放在一輛簡便的布車上，宇文泰和大臣們步行跟在殯儀車後麵，送出同州城外。宇文泰在車後把酒灑在地上表示祭悼，然後說：“尚書平生做的事情，即使自己的妻兒兄弟都不知道的，我也都知道。隻有你知道我的心思，我知道你的誌向。正要和你共定天下，你怎麽這麽匆忙就舍我而去，怎能這樣！”因而放聲慟哭，不覺中酒杯從手裏落下。
蘇綽字令綽，是武功人，曹魏侍中蘇則的九世孫，祖上擔任過二千石大官的很多。他父親蘇協擔任過武功郡守。蘇綽少年時就好學，博覽群書，尤其善於算術。他的堂兄蘇讓出任汾州刺史時，宇文泰在東都門外為他餞行。臨別時宇文泰問他道：“你家子弟之中，誰可以被任用？”蘇讓因此舉薦了蘇綽。宇文泰於是召他擔任行台郎中。蘇綽後來的事前麵都提到過。
東魏文帝大統七年（541）時，宇文泰銳意改革時政，蘇綽竭盡全力支持他，並為他製定了六條詔書（雖然前麵簡單地提過，但這裏詳細介紹如下）：
其一，先治心：
如今的藩鎮大員和地方長吏，全都是接受天朝的任命，管理自己的地盤。他們尊貴的程度，堪比古代的諸侯。所以前世的帝王總是說，和他共同治理天下的，隻有優良的藩國大員和地方長吏而已。雖然明知朝廷百官和公卿大臣，各有不同的重要職責，然而治理民眾的根本，沒有比地方長吏更重要的了。大凡治理民眾，首先得治心。心是一身的主宰，百行的根本。心不清淨，則不好的想法都出來了。不好的想法一出來，則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了。不懂的基本道理，則是非繆亂而無法分明。是非謬亂，則自己都不能自治。自己都不能自治，卻怎能去治理民眾！所以治理民眾的關鍵，隻在清心寡欲而已。所謂清心寡欲，並不僅僅指的不貪圖財富，而是要使自己的心氣清和，誌意端靜。心氣清和，誌意端靜，則邪惡荒謬的想法，就沒有機會發揮。沒有了邪惡荒謬的想法，則他們心裏思考的，無不都是一心為公的道理。帶著一心為公的思想去管理民眾，那麽他們管轄的民眾將無不感化。所以說治理民眾的根本，首先在於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大凡人君自身，應是百姓的表率和一個國家的目標。表率不正，影子肯定也會不正；目標不明，射擊肯定也無法中的。如今君主自身不能自治，而期望去治理百姓，這就相當於用彎曲的表率去尋求正直的影子；君主的行為不能自修，而想要百姓去修正行為，這就相當於沒有目標卻責怪人家沒有射中。因此做為人君，必須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親自實踐仁義，實踐孝悌，實踐忠信，實踐禮讓，實踐廉平，實踐儉約，然後繼之以孜孜無倦，加之以明察秋毫。實行了這八項，就能以此教育民眾，做到他的臣民對他“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這樣一來，不用天天進行家教，就可以看到良好的行為成為風氣。
其二，敦教化：
天地之間，唯人為貴。正因為人有中和之心和仁恕之行，不同於木石和禽獸，所以是尊貴的。然而人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社會風氣而更改。受到敦樸者的教化，則會變得質樸正直；受到虛偽者的影響，則會變得虛浮輕薄。虛浮輕薄的人多了，則形成衰弊的風氣；質樸正直的人多了，則形成淳和的習俗。衰弊的風氣盛行，則禍亂交替興起。淳和的習俗流行，則天下自然大治。所以說，大治或大亂，興盛或衰亡，全都是由於教化或影響造成的。
然而世道的凋零和衰敗，至今已數百年了。大亂的滋長蔓延，也有二十年。百姓沒有見到德政，看到的隻有兵荒馬亂。君王沒有實行教化，使用的隻是酷刑嚴罰。而中興剛剛開始，大難尚未平息，加上頻繁的征戰，和長期的饑饉，朝廷所有的製度，多數都是權宜之計。致使禮讓的風氣無法興起，舊的習俗無法更改。近年來糧食略有豐收，徭賦也稍有減輕。衣食不缺，則教化可修。全體州牧郡守和地方令長，都應當乘此機會洗心革麵，上麵承接朝廷的意旨，下麵宣揚百姓的教化。
重視教化會帶來很多好處：它能煽起人們淳樸的風氣，引導人們泰然地處事，教育人們行為的道德，示範人們樸素地生活。它能使百姓勤勉不倦，逐漸從善。邪惡虛偽的心思，喜歡不良嗜好和縱欲的本性，將被潛移默化，百姓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現自己已經從善了。這就是所謂的感化。然後用孝悌教育他們，使民眾懂得慈愛；用仁順教育他們，使民眾懂得和睦；用禮義教育他們，使民眾懂得敬讓。一旦慈愛了，則不會丟下親人不管；一旦和睦了，則不會整天抱怨別人；一旦敬讓了，則不會和人爭強鬥勝。三者一旦兼備，則王道就形成了。這就是所謂的教育。先王之所以能夠移風易俗，讓社會回到淳真和樸素，垂拱著雙手治理天下，並取得太平盛世，莫不是這樣才做到的。這就稱作要理，至關緊要的道理。
其三，盡地利：
人生在天地之間，生存靠的是衣食。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如果饑寒傷了身體，卻還要民眾實踐禮讓，那就好比逆阪走丸（讓彈丸在斜板上往上滾），是絕對做不到的。所以古代的聖王，清楚地知道這點，總是先讓百姓豐衣足食，然後才進行教化。衣食之所以豐足的原因，在於充分利用地利。地利之所以得到充分利用，在於勸導有方。而負責勸導民眾的，隻在於州牧郡守和地方令長而已。百姓沒有文化，智慧也不周全，所以必須勸導教育，然後才能盡力。各個州郡縣城，每到年初，都必須告戒自己管轄下的民眾，不論老少，隻要能夠操作農具的，都必須到田裏耕作，利用天時墾發，千萬不要錯過時機。播種之後，還必須照看幼苗。每當秋收季節，和春蠶吐絲的時候，不論男女老少，都必須全力以赴，就好像去援助溺水的人、去救火、或者寇盜即將到來那般緊急。這樣一來，農夫就不會荒廢他們的事業，蠶婦也得以成就她們的功績。如果發現有人遊手好閑，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那麽鄉正裏長們則必須將他們的姓名上報給郡縣，太守和縣令則必須根據性質的嚴重加以懲罰，罪一勸百。這樣一來，就明確了地方長吏的責任。
百畝之田，都必須經過春耕，夏種，秋收，然後才有糧食過冬。這三個時節，是農業的關鍵。如果錯過其中一時，則整年都得不到穀物。所以先王告戒說：“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如果在這三個農時期間，地方長吏不負責任，而導致民眾荒廢了農業，那等於要了百姓的性命，把他們往死路上驅趕。孤單並缺乏勞力的民戶，或者家中沒牛的人家，地方長吏應當勸他人幫助他們，使得大家都得到好處。還應當利用三個農忙的間隙，以及陰雨天的閑暇，教民眾如何種植桑樹和果樹，學會種菜的園藝，修繕自家的園圃，養育家禽家畜，預備生育後代的資產，以供養老的需要。
為政不能過於瑣碎，過於瑣碎則百姓會變得厭煩；勸導農桑也不容過於簡單，過於簡單則民眾會變得懶怠。善於為政的人，都必須因時製宜，采取煩瑣和簡便適中的政策。所以《詩經》說：“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這樣，則遲早要走上犯罪的道路。
其四，擢賢良：
天下的廣大民眾，不能自己治理自己，所以必須建立君主來治理他們。人君不能獨自治理民眾，所以又必須設置臣僚去輔佐他。所以上至帝王，下及郡國，得到賢良的臣僚則得到大治，失去賢良則大亂。這是自然的道理，即使一百位君王都不能改變這個道理。
今天的刺史和太守以及縣令，都有自己屬下的僚吏，也都是輔佐他們的人。刺史府上的官員都是天朝直接任命的，但州吏以下的官員，則都是他們自己選拔的。自古以來，州郡的大吏，隻看門第出身，多數不看是否賢良；而低級部門的小吏，隻考核他們刀筆的水平，並不在乎他們的誌向和操行。門第高貴的，都是因為前代人的爵位和俸祿，並不保證他們的子孫裏沒有愚昧或不達事理的人。而操用刀筆的，都是士族以外的低等小才，並不保證他們之中沒有虛偽或狡詐的人。如果在出身高貴的人中找到賢良的人才，那等於騎著駿馬去行路千裏。如果在出身高貴的人中找到愚昧或不達事理的，那等於是土牛木馬，外形相似而作用全非，根本不能騎著上路。如果在刀筆小吏之中得到有誌向和操行的人才，那等於是金的外相，玉的實質，內外俱美，確實是人間之寶。如果在刀筆小吏之中得到虛偽或狡詐的，那等於是用美麗的圖案裝飾腐朽的木頭，好看一時，但絕不能充當榱椽（架屋承瓦的木料）使用。如今對官員的選拔，不應當局限在門第出身上，隻能根據是否勝任。如果的確勝任，即使是小廝和差役也能成為公卿宰相，就像伊尹和傅說（都是商朝的名臣）那樣，更何況州郡的職務。如果不能勝任，即使是像丹朱和商均（堯舜的兒子）那樣帝王的後裔，也不能守住區區百裏的封地，更何況公卿的子孫。根據這點就可以見到，作為帝王的正道，就是任人唯賢。
帝王所尋求的才幹和能力，是用來治理民眾的。如果很有才幹，並以正直為根本，那麽他一定會利用他的能力很好地治理百姓。但如果很有才幹，卻以奸偽為根本，那麽他一定會利用他的職位牟取私利而帶來混亂，卻從哪裏得到大治？所以在尋求才幹和能力之前，必先選擇有誌向和操行的人。如果他們的操行很好，則可以舉薦。誌向和操行不好的，則應當擯棄。而如今選拔人才時多數人都說：“邦國沒有賢能的人才，不知道該舉薦誰。”這都是未經思考，很沒有道理的言論。之所以這麽說呢？古人說過：“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後土。”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治世能臣。所以殷朝和周朝並不等待虞舜時稷、契那樣能臣的到來，曹魏和兩晉也不借助西漢時蕭、曹那樣的佐吏。孔仲尼說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哪有在像長安這樣萬家的都城裏，還說沒有人才。隻是沒有認真尋求，謹慎選拔罷了；或用的人才不得其所，不盡其材，所以說沒有人才而已。古人說過：“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如今能夠勝任一個官職，操行在一個地方聞名的人，難道不是接近孔夫子所說的英雋人士嗎？隻要能勤奮而認真地加以審察，去虛取實，在各個州郡找到最能幹最有操守的人才，那麽不論轄下的民眾有多少，都足以很好地治理。誰說天下沒有賢良！
良玉尚未雕琢之前，跟瓦石沒什麽兩樣；名驥尚未馳騁之前，和駑馬也沒什麽區別。隻是在雕琢閃光之後，在試跑馳騁之後，良玉和瓦石，駑馬和名驥，才開始分出高低。賢士尚未被擢用之前，混在低品官員之中，當然看不出優劣。隻有將大事委托給他們，把重任托付給他們，才能使他們從平庸之流中脫穎而出。當年呂望的垂釣，百裏奚的放牛，寧戚的扣角，管夷吾的三敗，在那些時候，平庸的人們，怎麽知道他們的賢能？隻是在他們輔佐王朝，成為霸國，經過了幾十年，功成名就之後，人們才開始認識他們真是奇士。於是後世對他們的稱頌，不絕於口。即使像他們那樣的瑰偉人材，不世英傑，還不能在沒有碰到知遇之前，表現出異於常人的才幹，更何況才幹不如他們的人。如果一定要等到出現了薑太公那樣的人才才擢用，那將是千載都沒有薑太公。如果一定要等到出現了管夷吾那樣的能人才任用，那將是百世都沒有管夷吾。之所以這麽說呢？因為士人必須從低微逐漸到著名，功勞也必須從微小積累到巨大，豈有尚未上任就已成功，沒有敘用就先發達的道理。如果充分認識了這道理，那麽就可以得到賢能，也可以選擇士人。得到賢能予以委任，得到士人加以使用，那麽天下大治，何必是隻能向往而不能得到的事？
然而善於選拔官員的人必須先懂得精簡官職。官職精簡了，則容易找到善人擔任官職；容易找到善人當官，則政事將得到妥善處理。官職繁亂，則必然要混雜著使用一些不善的人；混雜使用不善的人，則政事必然有所得失。所以俗話說：“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的由來，在於官職的繁亂或精簡。細查一下如今的官員，數量真是不少。以往百姓的人數眾多，事情相應也多，還說得過去。但現在國家的戶口減少消耗了很多，依照人口設置官員，也許並不算多。但聽說下頭的州郡，還有很多兼職和掛名的。他們經常侵擾百姓，還無理取鬧。諸如這幫官吏，全應該予以罷黜，不能讓他們照常這樣下去。不但隻有州郡的官員，必須挑選善人，即使黨族閭裏正等五長的職務，也必須認真選擇，各自得到鄉裏勝任的人選，好互相監督。正長是治理民眾的基礎。基礎沒有傾倒，上頭就安定了。
凡是求賢的道路，並非隻有一條。然而之所以說得認真審核，就是因為必須通過任用才能試出好壞，通過考核才能分辨優劣。從白身提拔起來，經過基層的考驗，了解和觀察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的能力就會變得很清楚，操行也可以得到甄別。用這樣的辦法選拔官員，那麽幾乎不會有後悔的事。
其五，恤獄訟：
人受陰陽之氣而生，所以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一旦分清，賞罰也隨之而來。賞罰如果公正，則罪惡將得以終止，善行將得以發揚。賞罰如果不公，則民眾將不知所措。民眾如果不知所措，則怨恨和反叛的心思就會產生。所以先王非常重視賞罰的公正，特別要求必須警戒慎重。必須警戒慎重的原因，就是要讓負責刑獄的地方宰守，精心辦事，全心全意地去追究事情的根源。他們首先必須進行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再加以驗證，巧妙地觀察背景狀況，盡力發掘隱藏埋伏的事實，使得奸人沒有容身之處，罪人得到應有懲罰。然後根據罪行的程度處以刑罰，輕重適當。同時也應當赦免無意的過失，憐憫愚昧的行為。得到案件的實情時也不要過分高興。地方宰守又必須懂得分析情理，認真斟酌禮製和法律，一定要做到盡心盡力，明加教誨，使得罪犯心服口服。這是為善的最高境界。然而地方宰守並非一人，不能要求人人都有同樣的認識。推理分析，找到實情，經常難以辦到。但隻要帶著一心為公的願望，懷有避免冤枉無辜的誌向，務必找到事情的曲直，盡力做到公平恰當，那也算不錯了。辦理刑案的道理，就在於一定要找到所有的證據，然後才依法進行拷問，既不應嚴苛，也不該殘暴。有疑問時則從輕發落，沒審清前則不妄加懲罰，根據事實斷案，處理刑獄也不拖延時間。這是其次。最壞的是沒有仁恕之心，放肆自己的殘暴，把民眾當作木頭石塊，任意嚴刑拷打。這樣的結果，隻會讓那些有罪但卻能說會道的人獲免，讓那些無罪但卻口舌笨拙的人被罰。這樣的地方宰守，才是最要不得的，決不是治理好民眾所可以依賴的人。現今的地方宰守，應當努力做到中等水準，並爭取達到最高境界。如果屬於那種最要不得的，則必須對他們治罪不赦。
還有，應當深思熟慮，把眼光放遠，心存德教。先王的製度是這樣的：“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如果真的無法斷案，那麽寧可錯放有罪的，也不要冤枉無辜的。今天執政的人則不然。他們總是寫出深刻的奏文和巧妙的彈劾，寧可將無辜的人繩之以法，也不能讓有罪的人逃過刑罰。他們之所以這樣，倒不是因為他們都是嗜殺的人，隻是覺得作為官吏，寧可嚴酷一點，可免留下後患。這其實是隻顧自己，而不考慮公眾的利益。如此執法，其實都算是奸人。人是天地之間尊貴的事物，死了不能複生。然而在嚴刑毒打之下，很多人忍不住痛楚而誣陷自己。酷吏也不加以認真審理，便根據屈打成招的口供，判處他們死刑。這樣的事怕今後還會經常出現。所以自古以來，設有五聽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的法律，著明對刑獄訴訟要慎重的章典，這都是非常愛護民眾的表現。即使像伐木殺草，任意狩獵這類事情，古人都覺得因為違背了時令，而不符合帝王之道。更何況刑罰不公，濫殺無辜，這難道不傷了天心、犯了和氣嗎！天心傷了，和氣損了，還想要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安好，蒼生悅樂，這可能嗎？所以有這樣的說法：“一夫籲嗟，王道為之傾覆。”指的就是這。所以眾多的地方宰守，難道不應該謹慎再謹慎嗎？
如果有深奸巨猾，傷風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意背棄王道的人，當然可以殺一儆百，以清王化。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施行重刑是允許的。認識了這兩種途徑，則刑政就全麵了。
其六，均賦役：
聖人的大寶座稱作位。用以守住寶位的叫仁，用以聚集人才的叫財。明智的先王一定會用財去集聚人才，用仁去守住寶位。國家一旦無財，那麽寶位就無法守住。所以自從三王五帝以來，都有征稅的法律。雖然征稅的輕重不同，但派的用場一樣。如今逆寇尚未平定，軍隊的費用很大，所以目前還不能減省租稅，用以撫恤民間的疾苦。然而我們務必做到征稅公允平均，使得下民不至於因此過於貧困。平均的意思就是，征稅時不能放過豪強，而隻征收貧窮弱小百姓的租稅；不能縱容奸巧，而專門讓愚昧笨拙的下民陷入困苦。這就是所謂的“均”。所以聖人說：“蓋均無貧。”（《論語.季氏》：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然而財富的產生，並不容易。紡紗織布，得一步一步慢慢來，並不是十來天時間就能完成。首先必須勸課農桑，讓民眾參與經營。製作絹布的鄉村，也必須先進行紡紗，然後才能織布。先要做好準備工作，到時才有產品輸出。隻有這樣，王室的賦稅才能得到滿足，下民也不會陷入貧困。如果不預先進行勸戒，臨時再匆促行事，隻怕這樣會造成失期和耽誤，變成自己的過錯，弄不好將受到刑法的懲罰，皮肉受苦，甚至馬上被官府法辦。富商大賈就會利用這樣的時機，牟取暴利。東西少了，價格就貴了，有錢人可以貴買，沒錢的隻好靠借高利貸。這樣一來，交稅民眾的境況就變得很糟糕了。
征收租稅的時候，雖然有朝廷的政策宏觀控製，但根據貧富情況，征稅有先後多少的區別。這些事是由基層的正長處理，由郡守縣令最後決定。如果這些事情經過很好的斟酌，處理得恰當，那將政治和諧，百姓喜悅。但如果處理得不好，那將給奸詐的官吏帶來盤剝百姓的機會，民眾生怨。還有，那些負責征用徭役的官差，多數都不存善意，因而導致貧窮弱小的民眾不得不服重役，到邊遠的地方從軍；而富有的豪強則可以就近服役。用心如此不良的郡縣守令，毫無體恤民眾的心理，他們真的都是實行王道政治的罪人。
宇文泰對這六條非常重視，把它當作座右銘，還命令朝廷各部門都要熟讀並加以實行。州郡牧守和地方令長，必須非常熟悉這六條以及蘇綽創立的記賬方法，才能上任就職。
要想知道蘇綽還做了些其它什麽改革，請看下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