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這個人,真是一言難盡啊。他可以說是政治上的罪人,文化上的巨人了吧?
從42歲到69歲,庾信在北方度過了漫長的二十八個風雨春秋,到死也未能南歸。前半生在南方,後半生在北方,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是他的個人史。
在庾信生命的最後時刻,南北兩個世界即將在政治上實現統一,但在文化上卻仍然涇渭分明。
南北朝後期,統一已是必然趨勢,南北文學的裂縫同樣需要彌合。西魏破江陵後,打開了一個缺口——大批南方的名士進入北方,庾信便是其中的標杆人物。
經過命運的浮沉之後,庾信將南方的綺麗與北方的沉雄很好地結合起來,創造了一種既有別於純粹濃豔又不同於純粹質樸的悲壯文風。他的“哀思”超越了六朝人慣於表現的兒女相戀之悲、仕途失意之悲,為那時的文學注入了真摯、深沉的感情。
至此,南風北漸,有若細雨潤物。但,政治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文化卻講究潛移默化。即便到了初唐之時,還有人誤會庾信是“靡靡之音”的代表,他們認為,南朝的文學輕浮、淫豔,失去了本該有的厚重,是當之無愧的“亡國之音”,而身為南朝文學代表的庾信首當其衝地背上了“辭賦之罪人”的罵名。
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會有人發現庾信的價值。唐代文學的新氣象,早在建康的宮廷和長安的山河間紮下了根,它等待的是一個羈旅之人,而他恰好需要經曆一場戰爭的洗禮,就像當年庾信經曆過的一樣。
隻有同為天涯淪落人,才能夠發現彼此的微光。所以,在人生的流離失所與家國浮沉中,杜甫最終發現了一個不一樣的庾信——深沉憂鬱、撕心裂肺。最能體現杜甫與庾信異代同調之悲的是《詠懷古跡五首》其一: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三峽樓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悲慘的時代氛圍和共同的人生命運,在杜甫與庾信之間架起一座跨越時間的橋梁,兩人的身影重合在了一起——或許,不止是杜甫發現了庾信,庾信同樣也發現了杜甫。
個人命運在時代的洪流中,隻是一聲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