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何以慰藉我輩？ 從魏文帝曹丕說起...

 文學何以慰藉我輩？——從魏文帝曹丕談起

一：無形之痛與帝王挽歌

當我們談及悲劇，慣常指向人與命運的激烈對抗：屈原投江，是忠義不得伸張；李陵投降，是忠心不被信任。他們的痛苦皆可溯源至具體的權力結構與曆史抉擇。然而，曹丕卻是個異數。他的悲劇沒有指向明確的敵人，他身居帝位，是最終的勝利者，卻又如同一個失敗者，沉默地看著命運無情地從身邊碾過。這種悲劇感，不以激烈示人，卻反而更顯深遠，總令我忍不住聯想起另一位命運悲劇中的王者——俄狄浦斯。（黃曉丹先生將曹丕與俄狄浦斯並置，深得我心。）

將曹丕與俄狄浦斯王並置並非刻意為之，兩者皆曾觸及“至高”之境：前者是手握王權的魏文帝，後者是解開斯芬克斯之謎的底比斯國王。然而，他們都在這高點之後，無可避免地滑入下沉的軌道。不同的是，俄狄浦斯最終洞悉“認識自己”將他導向毀滅；而曹丕，麵對命運的碾壓，卻似乎從未聲張過絲毫怨怒。他沒有李賀“斬龍足，嚼龍肉”那般極致的憤怒，他的文字，總是冷靜中帶著隱忍，深情裏透著宿命的清醒。

二：權力巔峰的深刻悲哀

曹丕確實渴望過權力，並最終擁有了它。但這遠非一個熱血青年壯誌得酬的意氣風發故事。當他被立為世子之時，少年時代的知己故友已“零落略盡”；著手整理朋友們的文集，他寫下：“觀其姓名，已為鬼錄。”這不是盛世帝王的喜悅，而更像是一場私人的悼詞。他並未沉溺於權勢之樂，反而似乎更早地意識到“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的普世真理。那種清醒，既源於其敏銳的才情，也來自目睹太多消逝後的不動聲色。

在文學史上，曹丕無疑是重要的奠基者。他不僅以“文以氣為主”係統闡述文體理論，更開創了以情感自述為主的文人化樂府風格。他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開山之作，而其詩、賦、書信則在“建安風骨”中自成格調。嚴肅、深刻、節製，是他一以貫之的美學態度。

然而，在大眾印象中，曹丕的知名度卻遠不如其弟曹植。（“三曹”之中，曹丕聲名最不顯赫。）民間傳頌的是曹子建“七步成詩”的天才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冤屈。他之所以被銘記，是因為他代表了被壓抑的才能和未遂的浪漫；而曹丕，則常被視為壓製弟弟、為權力不擇手段、不顧親情的“壞哥哥”的現實象征。借用易中天先生談曹操的說法，曹丕的文學形象、曆史形象與民間形象，可謂大相徑庭。

這或許正是曹丕文學魅力的悖論。他筆下的名句，如“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如“天地無窮極，人生有時已”，沒有驚天動地的激情，卻有耐人咀嚼的沉靜。他不靠傾訴來激起同情，而是以一種極致疏離的方式，將痛感寫進文字深處。他在文學史上占據著崇高的位置，但他的名字卻被熱鬧的人群漸漸遺忘。

三： 文學不朽的困惑與慰藉

我始終不解，既然生命本身如此脆弱，**為何“文學的不朽”能夠成為一種令人信服、值得追尋和倚靠的意義？** 文學的生命依賴於流傳，而這種流傳，又仰賴於一代代同樣脆弱的生命。我們以有限的存在，承載著無限的文本，可這中間的斷裂與跳躍，是無法彌合的。那麽，文學對我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是尋求認同，還是僅僅試圖留下痕跡？又為何，這種“留下”會帶來安慰呢？

如黃曉丹先生所言：“他們相信靠自己的才幹足以掌管世界。但瘟疫挫敗了他們。如風中高樹般敏感，如牆頭蒿草般脆弱，這就是曹丕對生命的感受。我們隻有在最脆弱、最敏感的時候才最接近曹丕。” 曹丕或許曾希望通過文學來解惑，然而麵對短暫的快樂和似乎更永恒的死亡，文學似乎未能全然做到。

那麽，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文學能給予的，或許僅僅是安慰——正如海子詩句所問：“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 也許我們可以換一個問法：當人生的問題無法被解決時，什麽值得被我們緊握？

文學或許無法解答我們所有的困惑，但它能給予慰藉；而這種慰藉，正是我們在這個無解世界裏，所能進行的最溫柔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