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架上“戲台”的親情---讀羅偉章的中篇小說戲台

羅偉章的中篇小說《戲台》，講了一個讓人讀完以後心裏發悶發堵的故事。小說真實中又帶著些許荒誕，非常特別，從一眾中篇小說中脫穎而出。

 

故事本身並不複雜： 表哥紀軍找到“我”，請求“我”幫忙演一出戲：假裝爭奪外婆留下的房產，目的是讓吵了大半輩子的父母（“我”的姨父姨母）能有一個共同目標，在姨父離世前過上幾天“夫妻該有的日子”。原本隻是一場戲，最後卻假戲真做，兩家親戚從此再不相聚。

 

這整個故事的荒誕之處在於：表哥搭這座戲台，本意是好的。他爸爸得了癌症，他媽媽看不起爸一輩子，兩個人吵了幾十年，冷漠得不像夫妻。表哥想用“爭房產”這件事把他們綁在一起：有了共同的敵人，他們就是戰友了，就可以一直對外了。結果這招確實管用了。老兩口真的一條心了，甚至連姨父的癌症都不治而愈。

 

你看，多諷刺。讓這對夫妻真正“齊心”的，不是愛，是利益。而讓他們停止內耗的，不是溝通，是把矛頭一致對外。這出戲“成功”了，但成功的代價是什麽？是所有人從此陷入了更深的欲望泥潭，誰也無法收場。

 

 

作者羅偉章先生厲害的地方在於，他沒有把這對夫妻的矛盾寫成簡單的性格不合。姨母年輕時是城裏去農村插隊的知青，因為被強暴懷了別人的孩子，不得不嫁給了當地做獸醫的姨父。後來知青回城，姨父怕她“放歸大海”，使了手段不讓她走。

 

姨母從穿裙子的城市姑娘，變成了掛著圍裙賣炒貨的下崗工人。她看不起丈夫，不是具體恨他哪件事，是恨自己這一生的錯位都與他有關。而姨父呢？他的“愛”裏有著自私和自卑，他沒有本事留住妻子的心，隻能用手段留住她的人。

 

這不是兩個人的悲劇，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表麵上看，表哥是導演，“我”是執行者。但實際上，當“爭房產”這件事被拋出去之後，它就活了，有了自己的生命。

 

“我”為了把戲做真，故意散布拆遷的假消息；父母為了爭房子，動用了一輩子沒用過的心機；姨父姨母為了守住“自己的東西”，連家都不敢回。每個人都在“演”，但又好像每個人都在演自己：那些平日裏被體麵壓住的貪婪，計較，不甘，全借著這場戲湧了出來。

 

到最後，沒有一個人是清白的。那座戲台搭起來之後，所有人都成了台上的角兒，鑼鼓點一響，誰也下不來了。正如金庸先生所說： 有情皆虐，無人不冤。

 

小說的結尾看似輕描淡寫，但卻壓得人喘不過氣：

 

“我們一家和姨母一家再不相聚了。這也沒什麽特別，俗話說‘有老人在，家才在；老人不在，家就散了’，我們兩家無非是散了而已。”

 

“無非是散了而已”：這句輕飄飄的話，卻比任何控訴都重。

 

作者沒有在小說裏跳出來罵誰貪婪，也沒有讓誰幡然悔悟，抱頭痛哭。他隻是把人性放在那座戲台上，讓每個人自己走一遍。結果你會發現，台上沒有壞人，但所有人都輸了。

 

讀完《戲台》，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如果親情/人性經不起考驗，那我們到底是應該避免去考驗它，還是應該承認它本來就是這樣？

 

羅偉章在創作談裏說了一句話：“ 我們不僅能感知生命的美，還能感知生命的親。親是在過程中培育的，比美更 日 常，更寬闊，更厚實。‘’

 

談到創作這部小說的種子（ 原始靈感 ），他說： 所謂種子，是能發芽，能破土出苗、隨風見長。否則就不是種子，最多是一粒死去的種子：沒落進地裏就死了，是提前死去。提前死去的種子當然同樣不是種子 。有時候，或者說許多時候，寫作的失敗，就在於把死去的種子當成種子 ，人物和故事都喪失了主體性和能動性 ， 隻見作者在那裏使勁兒，就像毛姆說的，或許有強烈的感情，卻沒有心。這跟我們說大詞是一樣的。因為沒有心，感情也是虛假的，虛假不可能賦予生命以氣息、溫度和力量。

 

這大概是這篇小說最讓我難受的地方。我們總是把精力耗在爭奪，計較，證明上，以為贏了這一局就能得到安寧，卻忘了問自己一句：我到底想過成什麽樣的人？

 

最後想說一下小說的文筆：

 

‘’我一進屋，寂靜猛然抬起頭來 ，嚇得尖叫 ，卻並不逃走 ，也不躲避 ，隻在原地蹲著 、趴著，對我怒目而視 。‘’

 

寂靜本是無形無狀的東西，被他一寫，忽然有了生命，像個蹲在暗處的活物。這種比喻，擬人的修辭方法有張愛玲之風啊。

 

還有比如這句：

 

‘’父親終於把兩粒花生拍進嘴裏，花生被煮過，本以為早就死去了 ，但在父親的牙齒底下 ，依然發出被切割的痛楚呻喚 。‘’

 

父親的懼內，不滿，麻木，在文字中表現觸目驚心，有一種奇異怪誕的淩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