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 中國文明的倒退

張宏傑的書，我讀了三本：世界坐標下的中國，饑餓的盛世和大明帝國的7張麵孔

都非常推薦。他是寫史的怪才，並非科班出身，但寫的讓人有讀下去的願望。

他把中國史放在世界史的坐標上來聊，在比較中讀曆史，更容易看清楚，看到真相.

比如，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往往以改朝換代為目標。劉邦、朱元璋都出身最底層，最後通過戰爭奪得了皇位。而放眼整個世界，這種事情在別的國家就沒有發生過，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哪個農民成功當上了國王。

根子就在體製。

 

中國文明的倒退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作家張宏傑認為，在中國封建曆史上，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人形象最好的時代。

那時候的中國人，個個都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時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都能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

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讓人不敢相信。春秋時期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在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隻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發。”

《南京大屠殺資料集》中，一個日本軍人的回憶，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默然地經過如山的同伴屍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個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國人太容易馴服，或者是中國人對死亡悟得太透？日軍以一百人小分隊屠殺幾千人，曾很擔心中國軍人反抗，但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

是什麽徹底改變了中國人？

這個改變從秦朝開始。在當時的七國中，秦國處於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靠遊牧和狩獵為生。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曆過充分中原化的過程，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了濃烈的蠻夷氣質。草原文化中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很團結。後來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迅速統一思想，提出了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秦國的文化與中原國家是非常不同的，他們認為窮要打、富要打，沒有文人、商人的國家，國家一定強大，國富而不戰鬥，就會出現儒生、商人那樣的國害，國家會羸弱下去。本來，夏商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製。

 

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形成。但是商鞅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這種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當時的中原文化經過長期發展，已經變得比較柔軟，比較有寬容度，比較崇尚優雅和尊嚴。但是秦國不同。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

商鞅從軍爵製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製度，收回特權，隻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的，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百姓，不管出身貴賤，隻要有軍功戰績，都可以根據殺敵多少獲得相稱的爵位，獲得功名富貴。有野心的人，通過打仗、殺敵，血腥的屠殺，獲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就屠殺了700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們全部流放到偏僻的邊境、窮山惡水中去，從此再也沒有人反對他。

當時其他國家稱秦國為“虎狼之國”。但打來打去，最後野蠻戰勝了文明，秦國擊敗六國，統一了天下。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雖然動蕩、混亂、戰爭不止，但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卻是百家爭鳴，自由、開放、多元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國家，施展自己的才華和抱負。

各國競爭，為了生存、發展，都拚命延攬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製度之間不斷碰撞，讓社會朝前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淩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

孔子周遊列國，不是為了高官厚祿，隻是為了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最後感覺列國都不能行他的道，還堅持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也”。

孟子的性格比孔子更張揚、更鋒利。他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意思是，別太把國君當回事，就把他們當成什麽都不懂的小孩。知識分子的這種言論、氣概，在後代的知識分子身上看不到了。

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隻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選擇的機會，也沒有逃亡的自由，隻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

秦始皇的暴政，尤其是“焚書坑儒”，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見解，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禁止私學，殺死大批知識分子。

秦始皇確立了君憲製度，給專製製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這個專製製度建立得太強硬，剝奪天下的意圖太明顯，結果二世而亡。

漢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訓，給秦始皇建立的硬製度加上一層“軟裝修”，“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要行王道、行仁政，給專製製度配上一個非常合適的意識形態體係。

漢代統一思想，對全國人民的大腦進行格式化刪除，徹底剪掉了知識分子思想的翅膀，中國人的智力開始持續下降。

從漢武帝開始，直到今天，中國沒能出現春秋戰國那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沒有再出現過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後麵的曆朝曆代，繼續在專製的基礎上添磚加瓦。

接下來隋煬帝、唐太宗完善了科舉製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識分子統一到科舉考試上，從製度上有力地控製了知識分子的頭腦。

宋代重文輕武，有意識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對中央進行反叛。

到了明朝朱元璋時期，文化人連隱居山林的選擇也沒有了，凡不聽從號令、不為朱家王朝服務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殺掉。中國文人連“歸隱田園”的可能性也沒有了。

到了清朝，知識分子更慘，幾代皇帝前赴後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動不動就滿門抄斬，用暴力和恐怖在人們的思想大腦裏建立監獄。

對知識分子實現特務恐怖，甚至清查文章裏的隱喻，連談曆史的興衰，借古喻今都成為罪證，徹底讓一個民族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僵屍。

在這樣的專製下，清代的知識分子喪失了創造力。為皇帝服務的大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喪失尊嚴、人格，無思想、無操守，老老實實當奴才，賣命效力，以獲得功名利祿。一有機會，他們就大肆貪汙腐敗，盜竊皇帝的家產。

 

曆史即當下

 

當下發生的一些社會現象，在曆史上都發生過。打擊貪汙腐敗、百姓冤屈上訪、國家工程貪汙，這些問題曆朝曆代都發生過，相似度高得驚人，好像那個時代的事物改頭換麵，換一套馬甲又穿越回來了，像是時光倒流。

所以翻讀曆史的時候，漸漸發現，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都不是現代的問題，而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製度的問題，問題的根源都在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