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真誠是文化自信的根基-————談長篇小說《海殤》、《北方的白樺樹》

     

文化真誠是文化自信的根基

——談長篇小說《海殤》、《北方的白樺樹》

 

汪 應 果

 

 主持此次國際文化論壇的澳門大學文學院朱壽桐教授要我從自己的小說創作出發談談文化自信的問題。我奉旨行事，談談下列的看法：

 

• 關於文化自信的思考

說實在話，我是從來都不缺乏文化自信的，因為這從來不是個問題。試問有哪個民族對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沒有了自信的？即使是太平洋島國的食人族，連他們都堅信吃人的目的是為了讓被食者的靈魂升到天國；廣大藏民們也堅信“天葬”，因為讓巨鷹吞食盡敲碎了的死者屍骨可以令死者隨著老鷹飛升天堂。對於世界上的所有民族，當文化強盛時人們對自身文化信心滿滿自不必說，哪怕是到了文化衰亡時代，也不存在喪失文化信心的問題。比如二十世紀初西風東漸清王朝風雨飄搖之時，先覺者也力圖引進西方文化移植進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然而就連“西化”最徹底的嚴複都堅持認為“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與熊純如書）。他也始終充滿著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這是被“文化”的獨特的品格所決定的：所謂“文化”，其核心就是一個族群的價值觀，它同樣也是商品，本身就具有“價值”，而且是具有最高的“價值”。然而它除了具有“商品”的共同屬性外，“文化”還有一個所有商品都沒有的獨特品格，就叫做“真誠”。“文化”本質是真誠，一旦失去了真誠，它就不成其為文化了。“真誠”與“真實”不是一個概念，“真實”是描述客體；“真誠”是描述主體，意思就是“真正誠實”。因為“文化”的核心就是一個族群的信仰。作為一般商品隻要“貨真價實”的“真實”就可以了，絕不會要求它成為自己的信仰，而作為文化內核的價值觀卻是來自一個民族根據數千年生活的經驗積澱而成的關於終極智慧的穩定觀念，它們得到族群世代相傳的靈魂認同和相守，它能不真誠嗎？。理解了這一點，就知道文化自信不可能成其為問題的原因。

然而，如果我們需要堅守自信的是一種需要使用諸如火星文、“尬聊”、甲骨文等等五花八門令中國人都眩暈的怪誕荒唐虛假文化，我們處在那種“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自己是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的文化語境中。這就出現了嚴重問題，誰也不可能對這種文化抱有自信，因為這種文化失去最起碼的文化品格——真誠。

這就是說文化自信的前提就是必須對作為載體的文化先進行是否真誠或虛偽的鑒別，然後才能談能不能自信。對此，我想就我本人退休後所進行的小說創作做些介紹來談文化自信的問題。

自退休後，我一共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海殤》、《烽火中的水晶球》、《北方的白樺樹》，它們全都取材於我本人和家族的經曆，其中《烽火中的水晶球》定位於少兒文學，在本文中暫不涉及先講講其他兩部吧。

 

二  、對海權意識和海洋文化的思考——談《海殤》的寫作

這是一部最早試圖緊迫地喚醒國人海權意識然而後來卻被夭折的華文長篇小說

2003年我從南京大學正式退休，有了大塊的空閑時間。由於我父親是晚清及民國海軍將領曾保衛過南中國海疆的原因，因而長期以來，我始終十分關注於南中國海的國際形勢。雖然當時那片遼闊的海域，暫時尚處於風平浪靜當中，但我已聽到那即將來臨的海洋的湧浪。然而此時的國人竟然毫無警覺。我就做了一些嚐試，要求有關部門給以重視，但始終毫無回應。於是我去了南京海軍指揮學院，請教了專家高曉星教授。在其後的無數次的交往、了解、學習中，我知道那裏的形勢早已遠遠超出人們之想象——南中國海大部分島嶼早已被周邊國家瓜分殆盡，而我們的高層領導卻在“悶聲大發財”的陶醉中對此不聞不問，據說當時的高層還有人在竭力阻撓中國海軍的建設。

鑒於此，我決定立即開始搜集資料準備寫作《海殤》，以期用文學作品喚醒國人。

研究、收集資料的工作，連同寫作，一共用了兩年的時間。2005年我把第一部《海殤》交給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年出版。

本書原計劃寫三部，總題目為《百年海夢》。它以清末海軍將領汪治東的家庭為主線，全麵回顧、反映中國海軍成長的悲壯曆程。

作為第一部《海殤》，從震驚中外的甲午海戰切入，重點描寫清政府在戰敗之後重建海軍的努力，以及日本占領台灣後中日雙方圍繞爭奪南中國海諸島展開的激烈較量，一批愛國誌士為捍衛我瀕臨失去的海洋主權所做的抗爭，最後寫到清朝海軍集體“反正”成為民國海軍的壯烈過程和幕前幕後的故事。

這部小說出新之處是在中國文學及世界漢語新文學中都是第一次提出全民族樹立海權意識並強調了海洋文化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更新及蛻變的重大意義，並最早在文學中發出南中國海問題的警示。這是主要通過主人公汪治東以及孫中山、薩鎮冰、謝葆璋、吳振南等一係列海軍元老人物形象來體現的。

其次，對於如何改變積重難返的中國專製主義現狀，特別是對於專製統治下的中國進行“革命”的思考具有發人深省的思想深度。這主要是通過主人公的妻子高婉芬的悲壯命運來揭示的。在專製統治極為嚴酷的中國大地上運用暴力“革命”手段來改造中國，這條路到底還走不走得通？我在小說裏深入地分析了辛亥革命中各派勢力代表人物的心理狀態和複雜的動機，指出此路凶險、代價極大、前景悲觀。我借薩鎮冰的口說出了我對中國暴力“革命”的評價：“中國曆來的革命造反都是：精英犧牲，小人奪利;濁浪滔天，清流隱退呀。中國倘不革命，若有，怕也仍然如此……”這句話當然也是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箴言。

小說借喜娃學寫“共和”二字時被清軍炮火炸飛腦袋僅留下地麵上寫下的“和”字的一撇，這個情節表達了中國辛亥革命至今還寫不全這兩個字的悲哀。

作品出版後讀者與評論界反映都很好，誠如評論所說“是一部具多聲部主題和史詩美學特征的厚重精美之作”。此書出版後一度暢銷，市場上迅速出現了盜版。在北京王府井馬路邊公開叫賣的盜版書每本賣10元（正品價28元），督促出版社去查盜版來源，無果而終。

作品的暢銷也引起影視業者的注意，有些影視公司也派人與我聯係，中國海軍部影視文化中心主任丁汝駿也把書分發海軍部領導並與我迅速見麵。影視文化中心正式書麵告知我，海軍部已同意為拍此劇派軍艦、部隊投拍，僅此一項，軍費支出就高達八千萬。劉華清司令員也承諾將為影片題寫片名。由於海軍除軍費開支外並沒有其它經費來源，因而製作影片的經費需要作者自行籌資。而此時本人與妻子已獲澳洲移民批準，此計劃隻能就此終止。

 

《百年海夢》原計劃寫作三部：第二部仍然以汪氏家族汪治東、汪曼生、嚴開運等為貫穿主線，準備寫抗日戰爭中的民國海軍壯烈的戰鬥，寫江陰自沉“海容”號堵住長江江麵上的日本海軍退路的失敗，寫民國海軍人體攜帶水雷炸沉日艦直到最後一艘民國軍艦沉入水底……第三部準備寫49年之後海峽兩岸聯手保衛南中國海的戰鬥，寫49年國共內戰當年黃埔軍校第一屆雙方同學徐向前等與國軍將領在和平談判時亦敵亦友的關係，寫海峽兩岸內戰中亦和亦戰的微妙關係，寫赤瓜礁戰鬥和保衛黃岩島的戰鬥，寫台灣海軍艦隊列隊用燈光信號指示大陸東海艦隊順利通過台灣海峽直撲黃岩島取得戰鬥的勝利……。表現出作者渴望經過百年恩怨兩岸血濃於水的和解願望。後兩部因客觀情況發生巨大變化未能寫完，遂致三部曲夭折。

變化來自2013年菲律賓與中國關於南中國海的主權管轄權提起的訴訟。而根據以往我對資料的研究，這一塊水域的主權管轄權並沒有存在爭議，我們是很有理的。中國政府經常提起南中國海都要說“自古以來……”此話常常遭到人們的詬病，其實不然，因為自秦漢以來在南中國海成為我國漁民生息地、後來又成為我國船隊進出太平洋印度洋的大門之時，周邊國家有的尚屬中國的藩屬地，有的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他們哪來的南中國海領土主權？令人不解的是，中方盡管擁有法學博士，卻無人願意應訴。此事在世界華人法律界曾引起強烈的反應，他們紛紛指出，常設仲裁法院中方是創始會員國，中方政府也曾參與工作，也曾參與規則製定，理應積極應對。應對之上策，是聯手台灣及其海內外華人法律界共同打贏這場法律保衛戰。為此，許多具有法學界世界威望的華人法學權威、知名律師紛紛表示願意參加應訴，其中包括海峽兩岸甚至還有外國的法律專家。他們都表現出對此案的極大法律勝訴的自信和法律文化的自信。但由於中方的拒不應訴，海洋仲裁法院終於做出支持菲律賓方幾乎全部訴求並否定了中方“九段線”主張的判決。

對此，中方斷然拒絕。

於是，作者麵前，就麵臨著一個未能解決的法律問題，畢竟二十世紀是世界逐步進入法治管理的時代。作家的作品是要麵對未來的。我不是法律專家，在這個問題搞清楚之前，我隻能停止我的後兩部寫作。

 

三、對知識分子“當代英雄”的思考——《北方的白樺樹》的寫作。

2010年，我來到了澳洲，比較安定而孤寂的晚年生活，使我會常常回想起一生中所經曆過的那一切，漸漸地，思維的回放便定格在1957年“反右”和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上，定格在我人生起步時在東北哈爾濱那場難以忘懷的初戀上。圍繞著那一群青年以及他們曾經經受的苦難，由於世界觀的深刻變化，我開始用另一種眼光來重新看待哪些人那些事。我意識到，當年的那些所謂“右派”裏的精英分子，恰恰是那一時代的“當代英雄”，隻是我們的曆史從來不這樣承認而已。其實“英雄”的概念是很個人化的，大體上分兩類：一種是微觀層麵上的，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在關鍵時刻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勇於自我犧牲的那一類；另一種是宏觀層麵上的，也就是體現先進生產力願望的強大個人，他們是在曆史前頭為文明開辟道路的人。如萊蒙托夫筆下的“當代英雄”畢巧林，他沒有做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但他的超人意誌、深沉的曆史使命感，連同他的缺點都使他成為遠遠超出同輩人的那一時代的“當代英雄”。用這個眼光來看待“英雄”，我們就會別開生麵，認識到一個事實，那就是曆史上各個民族凡代表著先進生產力願望的強大知識分子的個人都是他們民族乃至世界的英雄。這樣我們就可看到在中國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始終激越奔騰著一條若隱若現、時斷時續的知識分子英雄譜。

早在漫長的古代社會裏，那些有知識的人就已經表現出自己獨具的價值觀。

在春秋戰國時代，代表能工巧匠的墨家子弟就個個是抗擊強秦專製暴政、身體力行“兼愛”理想並為捍衛他國人民免受殺戮而勇於自我犧牲的英雄，他們都創造著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都是知識分子英雄。

那一時期，禮崩樂壞，綱絕維弛，正義得不到伸張，社會上湧現出許多遊俠，他們為人們主持正義、打抱不平、施恩不圖報。在《史記》中記載的這些遊俠雖然大多出身低微，由於許多是出於種種原因故意隱匿在底層社會，所以難以知道他們是否出身為知識分子，但從他們深明大義的作為，當可斷定他們至少都是深明“忠義之道”的讀書人，尤其像荊軻身為刺客居然不精劍技、但卻能出口成詩，絕對是一個儒雅之士。《史記》的遊俠列傳實際上是史書書寫的邊緣偏鋒之作，他書寫的是另類人物，如沒有司馬遷的記載，這類人物當湮沒於曆史長河之中而為後人所不知，而正是由於司馬遷的別開生麵的曆史觀，推崇了中華的俠士文化，因而不僅深深影響我們後來的民族性格，也深深影響著東鄰日本的士文化。

進入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在曆史前進中的進步作用得到愈來愈大的彰顯。幾乎與量子論被發現的同時，偉大的理論家普列漢諾夫最先敏銳地捕捉到新生產力的脈動，他在“政治遺言”裏，對知識分子未來社會中的作用做出了下列幾點預言：

1、知識分子將取代無產階級成為未來社會的主人：“那個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失去的無產階級的人數開始減少，而知識分子就其人數和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而言將躍居首位。”

2、知識分子認同並代表著人類的“通行共識”價值觀；“知識分子在生產過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導致階級矛盾的緩和。格外合乎知識分子心意的曆史社會哲學範疇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這些範疇都包含兩個方麵：既有普遍的一麵，又有階級的一麵。如果後者，作為階級矛盾的功能，可能經受革命的飛躍並形成占主導地位的觀念的話，那麽前者完全取決於物質生產的水平，因此是一直向前發展進化的。在很大程度上來說知識分子正是這一麵的體現者，，而這一麵的性質是全人類的，” “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價值觀及其幸福和權利的體係，在未來其範圍必然將擴大為對愛護一切生物及周圍自然界必要性的認識類一麵作用的發展和增強。”

3、知識分子是全民族的精英和英雄；“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

 

正是基於普列漢諾夫的知識分子理論，我開始意識到，二十世紀中葉“反右”運動以及其後數十年裏被鎮壓的異議分子如林昭、張誌新、遇羅克等實際上是我們民族的英雄。那些餓死在夾邊溝的知識精英全都是民族的驕傲，民族的良心；那從上海不懼艱險前往夾邊溝為男人收拾荒原棄骨的女子身上同樣閃耀著十二月黨人妻子的聖潔光芒。

    這個認識無疑是符合實際的。回顧反右以前的生活經曆，當年那些青年知識分子無一例外地接受著前蘇聯式的英雄主義的教育，而且深受著蘇聯文學的影響，他們熟知卓雅、蘇拉的故事，熟知馬特諾索夫，熟知《青年近衛軍》裏奧列格、烏裏揚娜、謝廖沙這些衛國青年英雄，他們自覺地以《怎麽辦》作品中的英雄拉赫美托夫為榜樣來嚴格鍛煉自己。而更直接的推動力則來自一本蘇聯小說《拖拉機站長和總農藝師》，這是反右前不久，共青團中央號召全國青年閱讀的小說，並且號召青年們向書中的主人公娜斯嘉學習；“幹預生活！”（此時的團中央總書記是胡耀邦同誌）。

在這種政治氛圍中，碰上了高層發動的“引蛇出洞”的幫黨“整風”，於是，前蘇聯的“解凍”文化與高層的“反修”封建專製等級文化迎頭衝撞，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頭腦裏的英雄幻想紛紛中招就成了堂吉訶德的反諷劇。

正是出於這些認識，我有意識地把書中的主人公嶽翼雲作為“當代英雄”來加以塑造，目的是想一改中國文學乃至世界華人文學中“英雄”身上的必然“標配”——流氓習氣，增添他的高貴氣質。我認為這對於改造一個民族的“國民性”更其重要。像魯迅那樣暴露國民性的劣根性當然十分必要，但他不能改變這個劣根性。真正的改變是必須重塑民族精神。像英國的“紳士文化”、俄羅斯的“憂鬱知識分子”氣質、德國的“狂飆突進”催生的“天才、創造”精神，美國好萊塢的“自由”精神，都是對於他們民族影響十分深遠的精神遺產。

小說主人公嶽翼雲是“內定右派”，記錄在“右派分子”的黑名單內。他文化底蘊豐厚，崇拜中國大詩人辛棄疾，追隨俄羅斯大作家、平民知識分子領袖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拉赫美托夫。他思想敏銳、意誌堅定，追求平等自由，絕不盲從，常常質疑體製借“階級鬥爭”為名，行強化“封建等級特權”之實，質疑體製和單位內的封建等級專製製度的本質。他對“反右”嚴重存疑，認為是高層自食其言，欺騙青年，因而為“右派”同學抱屈。他對“反右”及體製的認識，無疑具有超前於時代的進步性。在同班女同學李玉瑤為保住腹中嬰兒冒死出逃病倒旅途時，他不顧自身安危冒險救助並保護她安全出逃。李玉瑤與丈夫範長虹這一對“右派加反革命”夫妻的苦難人生，為本書添加了一條悲劇的副線。嶽翼雲與俄羅斯、滿族混血美女張樺茹的愛情是全書的主線，這是兩個具有共同理想、價值觀的美麗靈魂的量子糾纏，他們的愛情始終帶有強烈的反封建特權等級製度壓迫的性質。他倆在抗爭中惺惺相惜，互相支援，在危難中互相救助不惜犧牲自己：張樺茹隻身匹馬夜闖荒野森林，嶽翼雲暴雪之夜徒步跋涉薩爾圖大草原……都使他倆的愛情淬火成鋼，他們共同塑造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青年男女具有超前先進意識的英雄形象。他倆的文化品質是由中華多民族優秀文化與俄羅斯先進民主文化奠定的。

我這樣寫是有充分根據的。由於我過去、現在一直跟許多“右派同學”關係密切，對他們的思想了解很深，他們中有的就是我兒時的同伴。我跟他們中的許多人共處同一時空中，經曆了一生的時間，猶如哈佛大學曆時75年的“幸福”人生實驗，我也進行了曆時70多年的“右派挫折人生”的實驗。正所謂“是金子就會閃閃發光”，他們雖然渾身傷痕累累，但他們中的多數人都愈挫愈勇、收獲了人生豐碩之果。嶽翼雲當年所想的其實也是許多右派們心裏想的筆下寫的東西，我們不要低估那時候青年們的智商。

把右派分子中出類拔萃的看做“英雄”來塑造，的確是中國乃至漢語新文學的突破，對此也必然會引起巨大爭議。但文學是為未來人類寫的，豈能被眼前的過眼煙雲左右自己的判斷。

文化的真誠是一種宗教情懷，她不斷積累不斷吸納不斷更新不斷與時俱進，站在這塊堅實的大地上你的作品永遠有文化自信。

我很長時間內，一直把自己定位於邊緣人物，把自己的寫作定位於邊緣寫作。我對主流話語、體製評價絲毫不感興趣，隻堅持按自己的良知、理解和判斷來書寫。這次朱壽桐教授要我來談自己創作中的文化自信，莫不是他也想筆走偏鋒，別開生麵把新理念引入他的《漢語新文學史》裏，如司馬遷《史記》之遊俠列傳開辟中國曆史書寫之新境界？我期望他獲得新的成功。

 

——為“澳門大學第7屆南國人文論壇：中國文學的文化自信學術研討會”而作

 

                                         2020.5.4深夜,5.7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