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氏的博客
留給藍色星球的話
繼承、升級“新文化運動”，收拾一地雞毛，拯救中華民族
- ——為紀念中國新文化一百周年首屆“澳門文化論壇”而作
汪 應 果
為紀念“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澳門大學中國文化曆史文化中心邀請海內外學者舉辦首屆“澳門論壇”，探索中國文化的複興與重建之路，此舉意義萬分重大，這是因為，中華文化已到了存亡之秋，原因就在於大陸中國文化經曆了不停頓的政治運動及折騰，已被摧殘殆盡，社會風氣敗壞、誠信盡失。
曆史證明，文明的優劣程度是可以比較的：1789年華盛頓總統與清乾隆皇帝同年逝世，前者是拒絕總統終身製自動解甲歸田，後者是專製集權留下奢靡揮霍一空的國庫、文字獄和餓殍遍地的百姓，比較一下兩個文明，之間至少相差了三百年；同樣今天的世界，目前除非洲以及中東地區動亂的國家外，多數國家都已進入“福利國家”的行列。“國家”的概念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意大利被稱為“社會國家”（Stato sociale），瑞典則稱為“人民家園”（Folkhemmet）。“國家”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觀念已退場，而代之以公民社會的內涵。而我們卻在早已宣布“消滅了階級”之後仍然堅持“專政”，甚至基本照搬商鞅統治術。兩相對照，我們在政治觀念上相距世界文明至少落後了兩千年。
“中國社會正在走向加速潰敗”（孫立平語）已成為連官方媒體都不諱言的現實。加之頻發的“毒疫苗”等醫療、有毒食品事故以及人口“雪崩”，中國人口將迅速銳減甚至衰亡。一個民族長期落後就要遭到淘汰，我們已經麵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中華民族會不會像尼安德特人、像人類曆史上許多強大民族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種種跡象表明，民族的危亡已迫在眉睫，再不拯救文化，中華民族危矣！然而另一方麵，這個題目在今天來談，總的感覺就像是緣木求魚。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就好比在浩浩茫茫的宇宙中，我們明知道它是嚴格遵循物理學定律運行的，但現在冒出了一塊特別的暗區，那兒物理學定律完全無效，於是學者們開會，要求在那裏尋求一整套“特色”物理定律，比方說，物體運動必須超過光速的極限，否則你就要受到懲罰。試問，這樣的努力能有結果嗎？
麵對這種兩難選擇，左思右想，最後我把原先寫好的標題“再一次掀起新的文化運動”改成了“繼承、升級‘新文化運動’”，一來是因為百年前的這場運動其曆史訴求還遠未實現，必須持續堅持下去；二來“升級”一詞隨著網絡普及已成為流行語，它意味著必須填補原有係統漏洞，再把係統功能提升一個全新的高度。而這正是我想說的話。我認為，升級版的“新文化運動”應該達到三個方麵的要求，這就是：1、深化新文化運動“德先生”、“賽先生”的觀念內涵，以融入百年來世界先進文化的思想成果；2、充分利用新文化運動以來的考古發現找出中華文化優秀的思想源頭，使之成為中華民族文藝複興的動力；3、深化終極思考，為中華民族確立科學的終極信仰。
一、深化“德先生”、“賽先生”觀念內涵，以融入百年來世界先進文化
一百年前的“德先生”、“賽先生”兩麵大旗喚醒了沉睡的中華民族的知識精英，在“進化論”思想的激勵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從中誕生了一批叱吒風雲的思想猛士。這場運動本質上是要解決中國人的思想觀念這個文化核心問題。產生這樣的要求是源自於當時的民族知識精英痛感於自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康梁變法、戊戌政變直至辛亥革命等一係列變革失敗的沉痛教訓。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持續了約十餘年，對中國社會的進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我們民族留下了胡適、魯迅兩座啟蒙思想的寶庫。可惜的是，它很快被陳獨秀和第三共產國際的魏金斯基相見打斷了，於是“思想的批判”很快轉成了“武器的批判”，中國曆史像行星遭到係外天體的碰撞轉而折向另一條行星軌道，終於形成今天的樣子。回顧曆史，在我們充分肯定當年“新文化運動”的進步作用的同時，不得不承認當年啟蒙者對“民主”、“科學”的追求並未實現，這跟他們對“民主”、“科學”理解的膚淺也是相關的，它使這場思想運動虎頭蛇尾遠遠未能取得豐碩的成果。
先談“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麵旗幟“民主”。這在百年前是個群眾接受度很高的觀念，其重要原因跟孫中山推動的辛亥革命有關，孫中山是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他的革命雖曆盡失敗，但通過二次革命，他還是順利地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中華民國。革命實踐在民間極大地普及了“民主”意識。但後來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逆轉，對民主的解釋也在不斷“變臉”。這就不細述了。“變臉”的結果，就是對“民主”的理解與今天世界上多數人的理解，大大的不同了。大致說來有下列幾個方麵:
首先，世界上的民主國家（現在已占絕大多數）都把“民主”視為價值觀的重中之重。不少國家的憲法裏對此都有明文規定。他們認為“民主是關於自由的一整套觀念和原則”，“民主是自由的製度化”。由於事關宇宙最高生存法則——“自由”，因而它是必須用生命來捍衛的。民主就是最高目的。
這跟國內把“民主”當成“手段”是有本質區別的。國內的解釋是，“民主”是上層建築，要為經濟基礎服務。那麽經濟基礎是什麽呢？沒有人說得清楚，說白了在政治家心目中就是“政權”，跟馬克思說的“生產關係的總和”風馬牛不相及。不是有句話叫“文藝為政治服務”麽？就可看出他們心目中的“經濟基礎”就是指“政治”、“政權”。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重大錯誤，其錯誤一直延續至今。
這個錯誤，我在多年前自己的書裏就指出過，但是沒人理會。錯誤理論的實踐造成很大的混亂和損失。正因為把“民主”理解成“手段”，所以“民主”就可以由政治家們任意“變臉”，予取予奪，包括“文革”中的所謂“大民主”，其實都是對個人自由的嚴重侵犯，與經典政治學理論與現代民主國家製度中的“民主”要義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其次，“民主”的內涵是有具體明確規定的，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比方公民必須享有廣泛的思想、言論、行動等自由權力，必須由公民手中的選票決定各級領導人等等。“民主”需要通過許多程序設計來運行，它必須做到“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兩者的體現，因而它跟“法治”是緊密聯係的。這個過程至今仍然在不斷探索完善中。
至於另一麵旗幟“科學”，正是中華民族最缺乏的精神短板，原因當然跟我們的“科學”普及教育十分落後有關，它最大的誤區就是總把它跟“技術”混為一談，總以為講科學就是編幾本《不怕鬼的故事 》。
高舉“科學”旗幟意義重大非凡！
“科學”的意義在於它是人類進步的第一原動力，不僅在物質上，更在精神上，它是人類的靈魂。提倡“科學”首先就是倡導“科學”的精神和本質：求真、質疑和批判，就是使人們獲得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等一整套宇宙觀和方法論。
回顧當年陳獨秀提出“科學”的口號時，他對 “科學”的內涵並不清楚，更多的還是受著嚴複《天演論》也就是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他絕不會意識到，自己正站在了一個人類全新的科學大紀元的門口——“相對論”、“量子論”剛剛誕生了；他更沒想到，同時期，有一位他日後才去追隨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的理論大師普列漢諾夫此時已留下了“政治遺言”，對馬克思主義作了深刻反思和重大“升級”。而“遺言”的自然科學哲學基礎已不是“進化論”而是萌芽狀態的“量子論”了。 二者比較，陳獨秀與普列漢諾夫對共產主義的認識相距至少超過了一百年！
這一百年來，“量子論”、“相對論”不僅顛覆了傳統的經典物理學，也顛覆了建築在以牛頓經典物理學為哲學基礎之上的一切社會科學理論體係：一個量子的“雙縫實驗”就終結了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哲學辯論；一個“薛定諤貓實驗”就顛覆了“曆史決定論”。與經典力學的連續性、確定性、因果性不同的是，量子力學是不連續性、不確定性、不因果性。量子力學認為世界是自由的，不承認存在著絕對的客觀世界。由於“量子論”“相對論”是人類認識的重大突破，因而它必然深刻地影響人們的人文社會思想，人們開始質疑那些對於人類曆史的宏大敘述，開始注意到曆史中隨處可見的突發性、隨機性、“蝴蝶效應”等等，於是“曆史決定論”便受到重大衝擊。
人們認為，既然包括人類乃至每一個民族的曆史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可重複的，因此曆史就不是運行在鐵軌上的列車，沒有預定的行車線。這不是說曆史就沒有大趨勢，人心追求決定了大趨勢（它也是生產力發展的第一驅動力）。曆史隻不過是一大堆隨機事件的組合，在曆史的轉折點上，當人們的選擇尚未做出時，就跟薛定諤實驗中的那隻貓一樣是“既死又活”，一旦認定，就呈現為一種明確的狀態了。因此，一個好的國家、民族、人生等等，都不是事先能確定的，而是它在一係列曆史轉折點上都做出了好的選擇的結果，而一個落後的、糟糕的國家、民族、或個人的命運也是因為它總是做出錯誤選擇的結果。這也在提醒人們，要時時審視自己走過的路和學習他人的正確選擇，不斷地調整、矯正自己的路線，一旦發現原先的選擇錯誤就應該堅決轉向。
“民主”與“科學”又是密不可分的。沒有“民主”製度保障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人類就不可能進行“科學”的創造活動。
“民主”與“科學”的內涵是極其豐富的，中華民族必須趕上人類“民主”、“科學”的觀念更新步伐，融入百年來的世界先進文明。
二、充分利用百年來考古發掘取得的成果，找出民族優秀文化源頭，為民族文藝複興大業提供強大的精神資源
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的知識精英們曾希望在中國興起一場歐洲中世紀的文藝複興運動，但最後他們沮喪地發現，我們民族文化中隻有專製沒有民主的源頭，隻得望洋興歎。
一百年後，考古發掘有了諸多重大發現，我們可以認定，華夏文化的源頭是人類最早出現的新石器遺存的民主萌芽——堯舜文化。它的內容就是禪讓選舉製和謗木諫鼓製。它出現的時間在公元前2356-2255年，比希臘的古代民主製（公元前508年）約早1800年。
有關這個問題我對下列可能出現的質疑做下列陳述：
1、“堯隻是傳說中的神話人物，沒有實證。”
錯！堯不是傳說中的人物，他已可以進入信史時代，有陶寺的發掘文物為證：
（圖1） （圖2 堯 甲骨文） （圖3 堯 小篆）
在出土的碎陶片中，有兩個字——文、堯（見圖1）。
兩個字解釋都有分歧：“文”字撇開不說，“堯”字有人認為是“堯”，有人認為是“邑”。我仔細查找兩字的古文字體，認定是“堯”。我的理由是：“堯”字“說文解字”解釋是“ 高也，從垚，在兀上，高遠也。”“說文解字”的圖形是在圖1左邊文字中間的那根橫線上麵又添加了一個土塊，是兩個圈，表示有兩塊土塊（見圖2）。中間一橫代表地平麵，下麵是一個人，上麵是堆起來的土，意思是堆起一個高高的土台子。這分明是人在地平麵下挖土建造高台的象形字，表示“高”的意思，象征“堯帝”的崇高聲望。而“邑”字說不通，原因這個字的甲骨文雖然跟上麵左圖字形很相似，但獨獨缺少了中間的那一橫，而且我查了甲骨文、金文、篆字等等，“邑”字全都沒有這一橫。漢字的造字法中每一橫一豎一點一捺都是有實在意義的，這裏多了這一橫怎麽可能是“邑”字呢？而這一橫對於“堯”字就事關重大了，因為它代表台麵，“在兀上”，體現“高遠”，這就是區分這兩字的分水嶺。至於甲骨文中最早出現的“堯”字為什麽上麵是兩個土塊，這裏卻隻有一個土塊怎麽解釋？我想，隻能說明帝堯時代比甲骨文出現還要早，這是中國最早期的文字，這個字是最早出現的“堯”字。漢字造字規律往往是先由簡入繁，以後到了草書，又由繁入簡。就說這個“堯”字，最早上麵是一個土塊，像（圖1）所示，到了甲骨文就成了兩個土塊，後來就成了小篆“堯”三個土塊了，成了繁體（圖3），再後來就成了以草書為基礎的簡體字“堯”了。完全符合漢字造字規律。另外，還有人提出甲骨文的“堯”字上麵兩個土塊都跟中間那一橫連接在一起，出土的“堯”字那一個圈沒跟那一橫連接，因而不是“堯”這個字。這個理由顯然站不住腳，因為小篆“堯”字上麵三個土都跟中間那一橫分開，說明土塊與中間一橫連接與否不影響字義。
據碳十四測年鑒定，陶寺文化出土文物年代是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之間，其上限正是“帝堯”生活的年代。於是，在帝堯的時間，在他生前活動的中心地域，出現了規模宏大的都城式建築，又在城市中心地出現了領導者“堯”的文字，我們當然可以說，“堯”這個人物可以坐實了。
有人會說，陶寺的考古發掘至少還要一百年才能有結論，這話不假。但我們並不是要急等著看堯帝都城的全景圖，而是要把堯從神話裏請出來步入曆史的殿堂，餘下的事曆史學家如司馬遷等等巨匠已為我們做了許多工作了。一旦證實帝堯存在，司馬遷的“堯本紀”就成了史實，他的禪讓製、他的廉潔自律、親民愛民、謗木諫鼓、權力自我約束就成了中華民族老祖宗留下的光輝榜樣，成了祖訓，後人是違背不得的。以上是我從正麵證明他的存在。
2、如何看待“竹書紀年”對堯舜禹之間殘酷篡位的記載？
我認為這是法家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編造的一段偽史。
《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於公元279年被盜墓人發掘戰國時期魏襄王的墓葬中發現。這是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但已被盜墓者焚毀了部分，宋時又佚散，後再經收集整理，缺少完整性和真實性。這部書裏否認堯舜禪讓，認為堯舜禹皆逼宮篡權耍陰謀。
我不相信這個史料。理由有二：
（1）中國的網民中有很多智者，我同意他們的分析（說明：由於我身居海外沒有研究的條件，我隻能憑借網上資料。網上人名大多虛擬，也無法準確注明出處，但我可保證所引資料皆有所出）。他們說，《竹書紀年》產自魏國，這是法家的根據地，與儒家價值觀對立。“韓趙魏三家分晉；以篡位立國，其史書的風格當然偏向陰謀論。” （楊大懶人語）；“滅智氏起於魏氏，三家分晉起於魏氏，五國相王同樣起於魏氏”，可以說魏國是所有壞事的頭頭（白玉米粉語）。我認為，魏國史官把堯舜禹也說成篡位陰謀論，就是企圖為自己國君的醜行辯解而偽造曆史。《竹書紀年》的史官並不正直。舉例 ：在寫到魏國上述的陰謀篡位的史實時語焉不詳，令人雲裏霧裏。史官把好事抹黑，把醜行掩蓋，證明他慣於為統治者造假輿論。上述兩位網民非常聰明，他們懂得，中國曆代君王都懂得“文藝要為政權服務”的道理，都會混肴是非偽造曆史，用混淆概念的理論講，就是“上層建築要為經濟基礎服務”。
（2）我注意到一個現象，正麵記錄堯舜禹的文字是出自中國最早的經典——《尚書》，這是中國人對堯舜禹頌揚的源頭。而記錄堯舜禹“陰謀論”的文字最早就是《竹書紀年》。
這裏有幾個年代先搞清楚：
《竹書紀年》出土年代公元前279年。記載終止於魏襄公死公元前296年。
燕王噲禪讓年代 公元前314年。
韓非子生活年代 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8年。
有資料稱：“目前記載堯舜非禪讓的文獻沒有早於燕王噲禪讓事件的。”（網民“靜觀其變”），我也遍查網上資料，的確沒有查到有比《竹書紀年》還早的堯舜篡位的記載。“靜觀其變”提到的“燕王噲禪讓事件”出自司馬遷《史記.燕召公列傳》。書中記載了燕王噲違背曆史規律，盲目追求帝堯禪讓的美名，把國家讓給權臣子之（申不害一類的法家），以致給百姓帶來災難，造成國破身亡。書中寫到幾個小人物如鹿毛壽等如何上下其手誑稱帝堯禪讓還有禹傳伯益都是為博美名，授權是假奪權是真的無厘頭話，騙得燕王噲也把權力拱手讓給子知。
這就是第一次出現堯舜禹禪讓可能有假的記載。要注意到司馬遷寫此事完全是做
為反麵教材來寫的。司馬遷的價值觀與法家是完全對立的。他寫到的這幾個人都名不見經傳，所言毫無根據。這反倒證實了一點：即使到了公元前314年，連法家人物都承認堯舜禹禪讓是真實的而且是被當做美德傳頌的，隻是把他們的高尚行為做庸俗解釋，對堯舜還不敢詆毀。如商鞅遊說秦孝公首先就是勸他學堯舜“帝道”，遭到秦孝公拒絕後才最終讓他學“霸道”。就連詆毀堯舜禹最起勁的韓非子也說過“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這樣的話，以此要求統治者以堯舜為榜樣反思自己的過失。隻不過法家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編出了堯舜禹禪讓的“誅心論”（有些像今天學英雄被誣說成英雄是為了表揚一樣，小人心理，不足為怪）。申不害、子知一類人物屬於法家末流，重“術”，講究“心術權術”。司馬遷把他們這夥人誆騙燕王噲入他們圈套的對話寫得異常生動，可謂心機用足。這就是曆史上第一次把法家利用編造堯舜禹禪讓負麵消息用於其政治目的的記錄。
到了《竹書紀年》第一次出現了堯舜禹禪讓“陰謀論”的記載，又是毫無根據。隻是由“誅心論”到“陰謀論”又進了一步。
再下麵出場的就是韓非子了。在先秦諸子中，老子、孔子、墨子、莊子等諸子大家都讚美曆史典籍中對堯舜禹禪讓的讚美，唯獨法家韓非子起勁攻擊堯舜禹。他的材料隻能是來自《竹書紀年》，因為他出生時《竹書紀年》就已經出土了。考慮到韓非公子與魏國公子都是“陰謀集團”的官後代，又是同時代人，他們間共謀也很難說。
記錄堯舜禹禪讓的《尚書》，本意就是“上古之書”，很可能成書於三皇五帝年代，距離堯舜禹較近，而《竹書紀年》距離堯舜禹約有兩千年之久。既然其間找不到禪讓曆史的任何負麵記載，請問如何證明《竹書紀年》的“陰謀論”就是曆史的真實呢？它的證據在哪裏？別說是在古代，信息交流極不發達，就是放在今天，讓你憑空編造一個春秋戰國年代的段子但要人們承認這是真的曆史，你能得到人們的承認嗎？結論隻能是，這是法家又一次為了政治目的編造出來的偽史。法家都是工具論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司馬遷都稱這類法家人物為“刻薄人也”，他們什麽壞事做不出來？
梳理這段曆史可看出有下列特點：一是隻有法家對攻擊堯舜禹禪讓最賣力，法家是“陰謀論”源頭（儒家中隻有荀子說了句所謂禪讓“是虛言也”，很可能也是從他學生韓非嘴裏聽來的.），而且它有利用抹黑堯舜禹禪讓來為法家政治目的服務的記錄，證明他們具有“犯罪動機”；二是法家不論“誅心論”還是“陰謀論”，這段“史實”前無史證，後無史跡，是憑空冒出來的。一般說，後世記載的曆史如果提出新的說法那是必須要有前麵的史料證據的，否則就是憑空捏造，而且新說法的後麵往往還能找到固化的民間記憶可做旁證。比如大禹治水直到今天民間都保存下許多治水的傳說和遺址。堯舜禹禪讓“陰謀論”至今民間沒有這段記憶。這就足以證明這是法家韓非以及“竹書紀年”的偽造曆史。出土的《竹書紀年》司馬遷是有機會看到的，他也自述寫作《史記》前讀遍了皇室圖書館內收藏的所有史書，對各種資料經過仔細甄別，他是個極為嚴肅的史官，“不虛美不隱惡”，堯舜禹的曆史他斷然不采用《紀年》的說法，說明他是經過仔細甄別的。
順便一提，中國曆代封建帝王都有一個很卑劣的惡行：篡改曆史。《竹書紀年》也不例外，法家最慣用。就連《史記》也因得罪了漢武帝而被用刀削去書簡並扔掉，所以《史記》也是殘簡。這跟後世焚燒檔案、強行篡改曆史都是一脈相傳的。
3、如何看待由於陶寺發掘證明堯唐時代已是等級分化、貧富差距嚴重的貴族社會，因而堯舜禹的禪讓可能是後人杜撰？
持這些疑問的專家大概是受到當今社會風氣的影響，以為隻要社會財富多了，權貴就一定死霸著權力不放，富人就一定要炫富，禪讓這一類好事就斷然不會發生。這真是拿今天的腐朽來羞辱開創一個偉大民族的先人，折煞祖宗也！照此觀點，偉人華盛頓就不可能存在。當時的美國財富肯定要遠超遠古堯舜，華盛頓本人就是莊園主，有錢人，還有黑奴。我們能以此為理由就可以推斷華盛頓絕不會有自動辭職解甲歸田的曆史事實存在嗎？
4、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堯舜一直伴隨著他的億萬子孫生活著，不僅僅是他們留下了豐富的神話傳說，更用“謗木諫鼓”刻下了永久的曆史遺跡，在中華建築藝術史及園藝藝術史上均留下了重重的一筆。至今天安門廣場上，漢白玉的華表亭亭玉立，在祖國各地公園裏，廣場上，無數“綠植版”的華表青青蔥蔥；在北方四合院民居門口的兩側,在南方祠堂、過去官府衙門外或是在牌坊的石柱下，兩麵或數麵石鼓側立在門的兩邊。讓人們銘記著堯舜先帝遺下的祖訓。
“謗木諫鼓”在人類民主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人類最早把權力特別是最高領導人權力放在民眾監督之下並關在籠子中的偉大實踐，是華夏社會“民權”對“王權”的勝利。它和至今流傳於民間的有關堯舜禹的傳說都成了固化的民間記憶。它理應向聯合國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就像粽子之與端午節、月餅之與中秋節一樣受到人類的重點保護。
綜上所述，堯舜禪讓理應進入信史，他們是我們民族的新石器時代遺存的民主製的源頭。
三、重評儒家、法家、墨家，取精棄朽，發揚我們傳統文化中的民主精神，壯大民主基因
在諸子百家中，對中國後世政治生態影響較大的當數儒家、道家、法家。我還要提到墨家。
先講儒家。一百年前先進知識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現在又重新搬出孔子，反映了政治家對孔子的矛盾態度。最尷尬的一幕發生在前年把孔子塑像搬到天安門廣場上轉了幾個圈最後又請回去了。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當年孔家店要不要打倒？現在要不要重新把孔子定為一尊？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站在時代的高度對孔子重新評價。前幾年出土了據說是孔子的遺言，真偽之辨莫衷一是。我很同意一位自稱“匿名作者”網民的觀點，他說：“孔子臨終遺言，不論真偽，很真實地道出了孔子和儒學的真正本質，的確反映了孔教的特點和服務對象。是不是真的孔子遺言，並不重要，是不是符合孔子的真正精神才是重點。”我認同這個觀點。儒教的實質的確如孔子所言“汝之所學，乃固王位，束蒼生，或為君王繡袍之言。”
關於“遺言”的真偽，我以為真。畢竟是經他後人孔健所整理，如係杜撰，於他何益？而且很符合孔老夫子性格。孔子人品不似商鞅“刻薄”，一生誨人不倦，是個天性善良的人，臨終前講真話合情合理。
儒家學說是中國數千年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是束縛中華民族的精神桎梏。正像孔子遺言所說“禦民者，縛其魂為上，囚其身為不得已，毀其體則下之。授男子以權羈女子，君勞半也。授父以權轄子，君勞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義者，孝者，實乃不違上者也。”因此絕不可能成為我們走向現代化的主要精神動力。當年日本明治維新時，曾有過一場對儒學的大辯論，結論也是否定的。日本做出了正確的文化選擇，取得了成功。孔子不能成其為“聖人”而是“師尊”。
但是儒學也還有另外一麵，畢竟孔子是一位資深的教育家，他的教誨對中國人倫道德文明還是有積極的進步作用，由於道德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適性、繼承性，因而不能簡單否定。儒學的要害在等級觀念及等級製度，它造成今天我們社會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等級製和觀念，嚴重阻礙中華民族平等獨立人格的成長，甚至戕害兒童的心靈。
回顧百年前的“打倒孔家店”，知識精英們在批判儒學“禮教吃人”的同時，也犯了個錯誤——他們往往把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製主義絞在一起算到儒學的頭上。其實孔夫子竭力提倡的恰恰是能體恤民情的堯舜禹等明君“以仁義治國”，跟法家不是一回事。質言之，儒學是用封建等級製度及對女子的歧視來用“軟刀子”“吃人”，法家是用中國“特色”的封建專製主義來用野蠻殘酷的“嚴刑峻法”“硬刀子”“吃人”。儒、法兩家的罪責必須分別清算。
法家講“法治”，跟今天的概念完全相反，它不是“全民法”，而是“法自君出”，一言堂。君主就是手提著籠子把任何一個自己不中意的人隨便關起來而隻讓他自己能在籠子外無法無天逍遙法外。聯係前文，說明這恰恰是法家恨透了堯舜禪讓的原因，因法家學說的核心就是帝王牢牢抓住一個“權”字。麵對這種帝王，人民有權起而質問：誰給你這個權力？誰允許你擁有任意擺布百姓的自由 ？百姓是你的小菜嗎？你有什麽資格？法家講“嚴刑峻法”，對待百姓極其殘忍，造成百姓重大的苦難。法家講“道、法、術、勢”結合管理國家，這個“術”就是“權術”，這個概念在諸子百家當中是隻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它給我們民族性格增添了智慧和狡黠的成分，用在軍事上可以——“兵者，詭道也”，用在處世為人或國家管理上則人所不屑。今天滿世界遭人詬病的“特色”巨嬰皆是中國“特色”法家教化的結果。法家講“弱民、愚民、貧民”，這是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法家都是狂熱的國家主義者，發展下去就是法西斯。中國曆史上一切喜愛法家的帝王，都行惡政，對人民都欠下累累血債：惡有惡報，他們的下場都不好。換在今天，法家是必須受到國際人權法院審判的。這是本質上反人權、反人道、反人性的學說，用法家思想治理中國是使我們在觀念上與世界脫節兩千年的根本原因。總之，兩千多年中國人民苦難深重的根源是儒家、法家，但法家尤甚。我們必須有一部古今法家帝王治理中國的人民苦難史，讓後世子孫永誌不忘血淚的教訓！
這裏必須說一下墨家。在春秋戰國時代，墨家曾跟儒、法、道家並駕齊驅，屬於“顯學”，墨子的著作很多，相傳能裝三車。但留下的卻寥寥，僅存53篇。墨子的基本群眾是手工工人，他們與現代工業社會的產業工人不同，後者隻是使用先進生產力的勞動者，他們並不發明機器，不代表先進生產力，因而也不能創造出全新的社會。這一點馬克思的判斷錯了，倒是普列漢諾夫判斷正確。墨子時代的手工業工人不同，都是自己那個行當的行家裏手，他們創造工具，發明手工機器。他們代表了那個古老時代的最先進的生產力。因而他們的思想就是那個時代最先進的思想。但是後來突然銷聲匿跡，這是曆史造成的悲劇。
墨子思想很豐富，很超前，甚至很前衛，其中最可寶貴的就是徹底的民主思想。他是中國最早提出普選製的思想家，首先是“選天子”，他說：“天子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他更進一步提出選“三公”、選“諸侯”，選“卿之宰”,選“鄉長家君”各級官員的普選製。今天回頭看，墨子的進步簡直是驚世駭俗！墨子大致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與他同時代前後，遙遠的雅典城邦民主製正跟墨子的主張遙相呼應。寫到這裏，我真為我們的祖先驕傲！我們有毫不遜色於世界的先進民主思想，這可是比世界上最早的美國總統民選（1787年）還要早兩千多年噢！今天有人批評墨子的民主思想不係統，廢話！那是因為墨子沒有實踐民主的社會條件，如果希臘民主製沒有梭倫、克裏斯提尼、伯利克裏等人接力棒式的實踐，一開始也不會成係統的。如果中國曆史不是讓我們的先人在一次次的關節點做了錯誤選擇，我們今天將是另一種民主富裕的社會！
中國的曆史很吊詭，仿佛是受到神的詛咒，一個很早進入文明的偉大民族卻一次次地被來自外部或內部的落後文明侵略和推翻：先是被起源於西北高原的最落後野蠻的秦王朝統一中國，以後又被遊牧民族蒙古、滿清滅亡，再以後被二十世紀的一場農民革命徹底改變了命運。每一次被征服，文明就一次次地被打斷，文化就一次次地被毀滅，曆史就一次次地被打回原形。於是一切又重新開始，如此周而複始，陷入了循環怪圈。墨子的學說突然銷聲匿跡的原因現在就很清楚了，它可謂是專製集權製度的死敵，必然遭到秦王朝瘋狂的鎮壓。墨子的弟子們最後都是在反抗秦王朝的侵略戰爭中犧牲的，壯士們的犧牲留下了古代民主對抗專製壓迫的最悲壯的一幕！墨子門徒被剿滅後，墨子的學說由於跟主流價值觀尖銳對立，必然遭到主流社會的打壓、封殺，必然被焚書，被封禁，被邊緣化，這情景今天的人們理解起來一點也不陌生。
綜上所述，中華文明並不缺胳臂少腿，我們有著可以自傲的民主源頭和民主文化，但卻被一次次的專製向民主的反撲中被強行掩埋了，然而，“ Justice may be late, but will never be absent”（正義或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被歪曲的曆史一定要板正，被掩蓋的輝煌必定要重放輝光，偉大的民主傳統站到前台來吧！
四、回歸形而上終極信仰，讓中華民族向神性貼近
必須為中國人找回信仰。
必須為中國人找到終極信仰。因為信仰必須是出自內心強製性無條件地服從。唯有終極信仰才能令人無法質疑心悅誠服。
隻有終極信仰，才能戰勝禍害中國數千年的專製主義這個曆史的毒瘤，才能發展出獨立的人格。
沒有信仰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隻能淪為世界上的劣等民族。
沒有信仰的人的確如《聖經》所說是“迷途的羔羊”，隻能是人渣。
這場農民革命的重大收獲之一就是讓我們經常在電視中看到一個個高位貪官的“悔罪”，聽到的開場白就幾乎如出一轍，那就是：“我出身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那場“紅衛兵”運動的成果就是長成的“巨嬰”們在瑞典“墓地”滿地打滾，在羅浮宮裏隨地大便，在高鐵上霸座罵人，在國際場合高呼“噴血”口號抽老外的耳光……巨嬰的丟醜令海內外華人蒙羞被外人視為另類。這滿地雞毛誰來收拾怎麽收拾？
都說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沒有宗教信仰就沒有良心監督和自我救贖，更談不上道德。
必須返回我們的好傳統，找回我們祖先的終極信仰。
其實中國人遠祖是有信仰的，而且就是宗教信仰。這個信仰就是“上帝”。打開《尚書》、《詩經》，“上帝”、“天命”字眼頻現：“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書·商書·湯誓》）“上帝是祗”（《商頌·長發》）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周頌·執競》 ‘上帝是依，無災無害。’《魯頌·閟（音bi)》……中國的“上帝”出現得非常早，比堯舜、甲骨文還要早。後來曆經滄桑一言難盡，雖然唯物論灌輸終止了宗教信仰，但在民間仍有許多民俗民諺頑強地保存著來自遠古的宗教記憶。像“頭頂三尺有神仙”，“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天地良心”、“天打五雷轟”，這種宗教情懷可說是深入人心，就連每杆秤上都專門要打上七顆銅釘，用北鬥七星生動地詮釋了“人在做天在看”的宗教意識。正所謂“天，上帝之別稱也。神無二主！”
時至今日，科學正以幾何級數的跳躍突飛猛進，高能粒子對撞機不僅打開了原子的外殼而且找到了最小的量子——前子。量子論、相對論使人類的認知領域空前擴大，從極小到極大，從有形到無形，從低維度空間到高維度空間，從此宇宙到平行宇宙到外宇宙，從物質世界到靈魂世界，甚至從生前到死後……都進入了人類探索的視野。人類已經觸摸到了科學的邊界，再往前科學就無能為力了——不過在充滿好奇探究的人類眼睛裏，這邊界仍然會像百米短跑紀錄一樣總會由於人類運動科學的進步或人類智力參與自身進化的進程而不斷有所突破，被人類的觸須伸到邊界以外去。這時候難道還能回歸到宗教終極信仰上去嗎？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科學越往前發展，它就跟嚴肅的宗教（非邪教）越走越近，各宗教間就越互融互通。同樣，越是頂級的科學家他們的宗教情懷也就越加濃重——這就是對宇宙意誌的深深敬畏。愛因斯坦說：“以我有限的智力，亦能知曉宇宙是如此的和諧，誰還能說沒有上帝？”隻不過他的上帝概念有所變化。
這也是必然的，宗教必須與新的科學精神相協調並加以深化，否則它難以具備人類終極價值觀的強大說服力。這種宗教是什麽樣的呢？
在1949年出版的《我之世界觀》一書中，愛因斯坦寫道：“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隻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們的心靈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隻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
也就是說，由對人格化上帝的崇拜轉向對宇宙意誌的敬畏。你也可以把“宇宙意誌”說成是“上帝”，祂的確無處不在，你處處能感受到祂，但始終無影無形。用我的話就是樹立一種科學、人道的宇宙宗教觀。當然，要想成為宗教觀，它必須既有神秘性，又有可感受性，兩者缺一不可。沒有神秘性就難以形成宗教感情；沒有可感受性就難以讓人信服。宇宙意誌就恰恰具有這兩方麵的屬性：祂一是具有“理性”，人能夠以自身理智去認知宇宙所遵行的“最深奧的”定律；二是具有“神性”，人能夠以自身的“悟性”去感受到在宇宙冥冥中的確存在著一種人類講不清楚的神奇的力量，就是愛因斯坦所說的“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祂是什麽？也許在科學家眼裏，是“最燦爛的美”；在更多的人眼裏，是冥冥中的神奇安排。
舉例來說，地球的存在仿佛就是為了人類出現並便於觀察宇宙而設計的：大爆炸初始條件極端嚴苛，相差一絲一毫，宇宙、地球就統統不能存在，而出現這種情況的幾率微乎其微幾乎為零，但卻偏偏讓幸運的地球撞上了，而且地球在銀河係旋臂的位置以及在太陽係中的位置似乎就是為了讓地球人觀察宇宙而專門設置的，否則人類根本觀察不到宇宙，這又被地球人撞上了。再比如今年泰國十三名小足球運動員洞中的被困，其營救過程完全是一連串國際間絕妙奇巧的契合，甚至連營救的潛水員手中的引導繩長短都尺寸不差，如果錯過其中的任何一環，營救絕對不能成功。這冥冥之中的確如有神助。泰國人就想到可能與該隊教練員曾出家為僧有關，於是商量好出洞後一起去當了和尚。相反的實例也比比皆是，比如，世界上專製暴君大都沒有好結果，為暴君做“國師”的法家商鞅、韓非下場悲慘。真應上了民間的那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一類的事例搜集起來很多很多……你無法用“科學”來解釋，但你能切切實實感受到它的“不能洞察的”存在。它不得不令人們聯想到，宇宙的“神性”是否暗示著宇宙意誌隱含著懲惡揚善的設計？
仿佛是印證我的設想似的，1993年12月26日，哈勃望遠鏡傳來了宇宙中最神秘的現象之一的圖像——“上帝之城”。在茫茫的夜空當中有一大片璀璨無比的城市，在空間中靜靜地翱翔。照片顯示，棱角分明的建築物輪廓分明、清晰可辨，絕無可能是由宇宙中的星際塵埃所組成。它距離我們3.5億光年。這個空間都市長達幾十億公裏。
這也許就是宇宙意誌給人類的昭示：這是一切善良者的“天堂”所在。
這一類“神性”的事件，每個人一生中都可能經曆過或至少是聽到過的一些真實而神奇的事情。
對宇宙意誌“神性”的理解已遠超出人類的認知能力之外，宇宙僅僅隻向人類揭開麵紗的一角。也惟其此，宇宙意誌才顯示出震懾人心的宗教力量，令人類心甘情願地將心靈皈依與祂。
以宇宙意誌（上帝）為終極價值的宗教與我國的道家學說是一致的，與佛學也相融洽。佛學中的佛陀、菩薩、羅漢等等並不挑戰至高無上的宇宙意誌（上帝），隻是代表它們對宇宙意誌 “覺悟”的不同層次，所謂“人皆可為佛”亦即人人皆可通過各自的方式去“覺悟”宇宙意誌，去不斷地提升自己的精神維度，去向神性貼近。到那時候，我們民族的道德素質就將極大地提升，我們就能把一地雞毛打掃得幹幹淨淨。
宇宙意誌的顯示給人類帶來什麽啟示呢？我以為，祂讓我們去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宇宙沒有人類出現，祂空空洞洞永恒死寂，有價值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應該說，宇宙正是由於有始終探尋真理的人類存在才顯示出宇宙的價值。這麽看來，宇宙的目的就是為了完成宇宙與人類的對話，以證明自身存在的意義。同樣，如果人類不能解讀宇宙意誌，它還有存在的價值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隻有人類不斷地克服困難去破解宇宙的“理性”，去“覺悟”宇宙的“神性”，這才是人類的價值所在。這樣宇宙意誌就為每一個人找到了生命的意義：通過“理性”打開宇宙的奧秘，通過“悟性”去提高自己的靈魂層次：你的每一個善念都是一個福報，你的每一次善舉都是一次“修持”，你的每一次對真理的堅持，你的每一次靈魂的淨化，都是向更高的空間維度的提升，它們積累起來就使你更接近神性。正像尤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所說，進入量子時代的人類正從智人向著新新人類轉變，這是全新的人種，它的特點就是向上帝貼近最後轉變為上帝。
中華民族能追上這個人種進化的步伐嗎？我十分擔心。我們已經沉睡太久了，我們下跪的時間太長了。當我們的鄰居埋頭一會兒鼓搗個在天上飄的望遠鏡，一會鼓搗個阿爾法機器狗出來的時候，我們在折騰些什麽呢？五千年的曆史，我們隻出過一位哲學家老子，我們還有什麽臉麵在世上混？當人類都變成上帝的時候，我們隻能下地獄了。
中華民族毫無落後的理由，我們有著和其他民族同樣光輝的文明，隻是由於專製主義的代代相傳不斷被強化，才摧毀了我們的民主文明傳統，束縛了民族的創造力，隻要一旦打破堅固的原子核，我們就能迸發出驚天的能量！
應該終結無神論宣傳，因為無神論割斷了“良心”與宇宙間的天然聯係，使“天良”盡失，道德淪喪。
應該終結唯物論說教，因為量子論的實驗表明，人的意識決定了光子的狀態並導致光的波函數坍縮。
普列漢諾夫的觀點是對的：代表落後生產力的階級永遠不可能創造新的社會，隻有代表新生產力的階級才代表著社會的進步方向。為此普列漢諾夫就指出，“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中最有學識的階層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進的思想帶到群眾之中去。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
海內外華人先進知識分子攜起手來，為拯救我們的民族，為偉大中華民族的文藝複興起來奮鬥吧！
2018.10.8夜於Melbour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