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年代知識分子的浪漫傳奇與苦難煉獄
——評汪應果的長篇小說《北方的白樺樹》
呂周聚 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
當美好的青春已經成為過去,當過往的現實已經成為無法改變的曆史,我們停下腳步回顧自己的來路,會有一番怎樣的感想和發現?也許,因為每個人所經曆過的路程不一樣,每個人的自我期待不一樣,他對過去的回顧與反思也就會有巨大的差異。20世紀50、60年代,中國社會經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當年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受到衝擊,他們的命運及人生軌跡因此而發生改變。年屆八旬的汪應果先生就是當年這群知識分子中的一員,親身經曆了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近兩年他對自己早年的經曆進行深刻的反思,推出了長篇力作《北方的白樺樹》(秀威出版社,2017年2月版)。這是一部帶有自敘傳成份的作品,作者以日記體的形式,以自己早年的經曆、故事為題材進行合理的想象虛構,敘述京師大學學生嶽翼雲在學校裏及分配到東北工作的故事,以嶽翼雲與張樺茹的浪漫傳奇為線索,展示出20世紀50、60年代中國社會複雜的麵相,反思那段慘痛的曆史,揭示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靈魂裂變。
一、苦難的歲月
小說展開的背景是1957年的反右政治運動。眾所周知,1957年中國開展了一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運動,此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範圍內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後來由於高估了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采取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來推動運動的深入,於是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導致反右運動擴大化,結果導致一大批忠誠的中共黨員、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等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作者以小說的形式來形象地展示出這場政治運動在學校裏是如何開展的,其造成的結果又是什麽。此時,小說中的嶽翼雲還是京師大學的在校生,京師大學作為北京城中的名校,自然而然地成為反右運動的中心。嶽翼雲不是黨員,他是一個潛心學習的學生,對政治不感興趣,甚至對當時的反右運動並不了解,盡管如此,他還是在無意中卷入了這場政治運動。部分學生響應高層領導的號召——“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懷抱著美好而單純的理想,在運動中表現出高漲的革命熱情,範長虹、李玉瑤是其中的代表。範長虹是轉業軍人,因舉報黨委書記何錫林睡女學生而受到打擊報複,何錫林將自己打扮成黨的代言人,認為誰公開指責他誰就是右派,按照這個荒誕邏輯,範長虹被打成右派也就順理成章。李玉瑤是班長,她認理不服輸,因為堅持說真話,被打成反革命。當時的畢業分配是按照政治需要或某些人的個人意願來進行的,因在政治上沒有保持與何錫林的高度一致,範長虹、李玉瑤被作為反革命押赴東北進行勞動改造,殷浦江因自己的資產階級大小姐身份受到牽連、陸文舉因在日記中對反右運動想不通、發牢騷而被同學揭舉。山雨欲來風滿樓,反右運動來臨時學校裏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我清楚記得,自從《人民日報》刊出了那篇《這是為什麽?》的‘重要文 章’後,校園氣氛就一下子落到了冰點,往日的歡聲笑語、弦歌不絕的景象蕩然無存,頃刻間,大學就像是古羅馬的角鬥場,人人都互相防備著,一手握刀,一手提盾,檢舉別人,防衛自己。學校裏先是一個個的大 會,每開一次,就要點一批人的名:先是教授,於是有的教授自殺了;以後就點學生的名字,也有個別的 ‘自絕於人民’了……同學們的關係疏遠了,寢室裏再也沒有人說笑,連必須說的話都小心翼翼的,遣詞造句極其精煉,消極修辭學學到了極致。更有甚者,常常寢室與寢室之間,或是同寢室的人,會莫名其妙地爆發出激烈的爭吵。”【1】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冰冷,薩特的“他人就是地獄”成了現實。一張無形的可怕的網正在悄悄地向這些右派身上降落下來,其結果,就是他們被發配到偏遠的東北邊疆去,而那些靠出賣同學來撈取政治資本的人則留京留校。
20世紀50年代,東北邊疆還是一片落後的蠻荒之地,一年中大半年是冬天,自然生活條件惡劣。嶽翼雲和其他幾位同學被分配到天河師專任教,天河師專是一所剛成立的學校,辦學條件差,人際關係複雜。此時正是計劃經濟年代,所有的生活用品一律憑票供應,食堂裏供應的飯菜不僅質差,而且量少,這對於正值青春期的年輕人來說成了一種痛苦的煎熬,如何才能吃飽飯成了現實生活中最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學校的黨委書記趙恒泰生活腐敗,克扣教工學生的夥食,獨自吃小灶,此事雖然很多人都知道,但人們敢怒而不敢言。由於天災人禍,在國內某些地方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即便在沃土遍野的東北,要想吃飽飯也成了一種美好的向往。正因如此,當學校為了解決師生的吃飯問題而下鄉幫著農民收割糧食時,嶽翼雲因為貪吃粘豆包而差點丟了性命。
除了物質生活的匱乏之外,人們的精神生活也是嚴重匱乏的。在大力提倡階級鬥爭的年代,與資產階級、封建社會有關的一切都成了大毒草,成了批判的對象,嶽翼雲在課堂上講普希金和十二月黨人的故事,雖然深受師生的歡迎,但卻受到史副書記的批評,他在課後的討論會上傳達廬山會議的精神,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提醒大家要從政治上看問題,要有政治嗅覺,上課必須要有階級觀點,在他看來,十二月黨人是貴族,是剝削階級,其老婆都是地主婆,她們不可能有高尚的品質。俄羅斯社會的發展深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自由、平等、博愛成為俄羅斯人向往的美好東西,而這些東西在史副書記等人的眼裏看來,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也是劃分誰是右派的重要標準和依據。在極左思潮盛行的年代,世界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品差不多都成了精神毒品,人們所能閱讀的除了政治文件之外,隻有為數不多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在計劃經濟年代,中國的物質匱乏,老百姓的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人人都在忍受著饑餓的煎熬;在階級鬥爭盛行的年代,政治鬥爭成了社會的主旋律,許多人為了謀取自己的政治資本而檢舉揭發他人,人與人之間互相提防互相猜疑,人們生活在恐懼之中。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折磨,致使這一時代的知識分子發生人格裂變,說假話、言行不一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精神特征,這是知識分子的悲劇,也是中國社會的悲劇。
二、異端的思想
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的反右運動,成了先進知識分子的噩夢。然而,黑暗恐怖的社會環境不僅沒有徹底摧毀這些右派知識分子的精神信仰,反而磨煉了他們的思想,“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顧城:《一代人》)成為這些右派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這種肉體的和精神的雙重磨難,砥礪了這一批知識分子的高貴品格,培養了他們的另類思想,盡管他們因此而飽受折磨與摧殘。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一種異端的思想,敢於對當時不合理的社會進行批判,敢於對當時的思想統治進行質疑反抗,誠如作者所說,“嶽翼雲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佼佼者,是那個年代個人迷信、愚民統治登峰造極、知識分子及民間完全被剝奪話語權之下少有的頭腦清醒者,他最可貴的是有強烈的質疑精神。”【2】
中國人多的是從眾心理,缺少的是獨立思考的精神,這在搞個人崇拜的年代裏顯得尤為突出。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嶽翼雲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懷疑精神顯得尤為珍貴。在學校裏,他就顯得鶴立雞群,因與組織保持距離而受到團內警告處分,在他的處分書上寫著這樣的話:“有強烈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堅持個人奮鬥的人生觀,走白專道路,反右運動中有類似把新社會說成是‘黑暗的舊社會’的言論。”【3】這是組織對他做出的一個政治性的定論,也是將他發配到東北天河師專工作的政治依據。在經曆了學校裏的反右運動之後,在親身體驗了同學之間關係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之後,嶽翼雲對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有了自己的想法:“反右之後,人怎麽變得如此膽小?如此隔膜?如此習慣於說假話?現在懂了,上行下效,是他們首先破壞了人和人之間的最基本的信任,還能怪誰呢?不過同學們的這段話倒是提醒了我,人不僅不能對外人說真話,甚至對自己也不能完全說真話,比方說,日記。”【4】到天河師專後,他的這種懷疑思想愈加強烈,腦子裏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問號。他對趙書記的官僚作風看不慣,對史建軍的紈絝子弟行為深表厭惡,對徐建新主任的教訓感到不滿,甚至對當時的某些政策產生懷疑,但由於社會生存環境的惡劣,他的這些疑問與不滿隻能深深地壓在自己心底,不敢公開地提出來,也不敢輕易地與別人交流,內心充滿了痛苦,“當年那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中的才俊思想是十分苦悶的,其中部分先覺者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場革命正在走向反麵,但由於專製集權統治的極端嚴酷,他們隻能在心裏不斷提出質疑或是隻能在最最親密的朋友之間交流看法與疑問。”【5】作為一個具有叛逆反抗精神的青年,嶽翼雲最後將自己的這種壓抑已久的不滿與痛苦付諸行動,在離開天河師專南下香港之前,他將史建軍暴打了一頓,並給上級寫信揭發趙恒泰的曆史問題和貪汙腐敗,使之得到應有的懲罰。
在反右運動的年代,極左思想將“自由”視為資產階級思想的代名詞而嚴加批判,這給人一種錯覺,好像“自由”是資產階級的專有物,與無產階級無關。實際上,“自由”是全人類的一種美好的理想與追求,當年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砸爛資產階級的枷鎖而獲得自由。然而,極左思想將自由視為天敵,欲滅之而後快。在沒有自由的年代,嶽翼雲、張樺茹卻在尋找自由,“這高揚的‘自由’的呼聲啊,也曾經在上世紀的我國大地上幾起幾落,但它最終成了政治家手中的一 場騙局。但我堅信,人類對自由的追求是永恒的,一旦‘自由’的呼聲再次在神州大地上空響徹雲霄,一旦‘理性自由’的精神成為我們民族的思維習慣,那時定將誕生一個與全世界先進民族和人類共同攜手並進的美麗中國,到那時,我們就將融入整個世界!”【6】作者通過這兩個另類人物,寄托了自己對中國的美好未來的想象。
作者筆下的嶽翼雲是一個叛逆者形象,他沒有與那場政治運動同流合汙,沒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賣同學或同事,他有清醒的頭腦,在冷靜地觀察社會、思考問題,“它大概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算是第一次塑造了一位捍衛人格獨立的‘另類’知識分子‘叛逆英雄’,一位以進取姿態自覺處在‘社會邊緣’的思想超前的“自我放逐者”。【7】但遺憾的是,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中國社會中的識事務者太多,而此類人物太少了,中國當代文學中此類的人物形象也並不多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悲劇。
三、美好的理想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國出現的反右運動涉及範圍甚廣,鬥爭的矛頭主要指向那些具有獨立思想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在這場政治運動中,人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有的人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利益,檢舉揭發同學、同事,隨意羅列罪名,無限上綱上線,開批鬥大會,欲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在這場政治運動中,有的人被迫害致死,有的人因忍受不了種種摧殘與折磨而選擇自殺,有的人因受到種種迫害而成了精神病患者。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場政治運動是後來的文革運動的預演,也可以將其視為文革拉開的序幕。盡管社會如此不堪,人性如此醜惡,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人都這樣,在這場政治運動中,也有一批出汙泥而不染的優秀知識分子,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現代知識分子應有的思想品格和行為,而嶽翼雲和張樺茹即是其中的代表。
在反右運動中,政治是決定一切的根本,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然也脫離不了這一政治標準。當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標準是看每個人的政治出身,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根本沒有資格談婚論嫁。嶽翼雲和張樺茹男才女貌,互相愛慕,表麵上看來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但他們之間橫亙著一條政治的鴻溝,嶽雲翼出身於軍閥家庭,而張樺茹則出身於革命家庭,且張樺茹的父親與史建軍的父親是世交,史建軍早已將張樺茹視為自己的囊中之物,他們在內心裏為此而苦惱不已。然而,他們是兩個具有獨立思想的現代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有著共同的語言和遠大的理想。他們在偶然之中相遇,但在後來的交往過程中惺惺相惜。嶽翼雲這一代人深受俄羅斯文化的影響,他在公開課上講普希金和十二月黨人,十二月黨人及其妻子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為自己的信仰而犧牲的思想氣質成為他講解的重點,“十二月黨人和他們妻子的精神境界成為俄羅斯民族也是全人類道德的一座豐碑。它昭示人們,在崇高理想的鼓舞下,人,這個最高級的物種,靈魂能夠達到何等的美麗。”【8】與其說是他的演講深深地感染了張樺茹,不如說是十二月黨人及其妻子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這種為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而犧牲的精神深深地打動了她,她對十二月黨人產生認同,“人原來可以變得如此偉大,如此崇高,如此美麗”【9】他們對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共同認知,成為他們靈魂上的共鳴,從此,她從內心真正地愛上了嶽翼雲。在後來當她與嶽翼雲熱戀之後,她告訴他自己為何喜歡他,“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那一堂公開課,我看到的是你的靈魂的深邃和魅力,當同學們都被你的講課感動得熱淚漣漣的時刻,我在心裏對自己說,瞧,我此生終於有幸見到了一個人中之魂,鹽中之鹽,他展示出的是人間有一種最偉大的愛情,最偉大的犧牲,他讓我魂魄離體一直跟隨著他的講課深深顫栗。”【10】可以說,他們之間的愛情是基於這種崇高美好的理想。他們之間的愛情曲折變化,充滿傳奇色彩,他們衝破政治的牢籠而大膽地結合,盡管最後以悲劇告終,但在他們身上體現出兩顆美好的心靈和高尚的情操 。
作者是50年代的大學生,深受俄羅斯文化的影響,對俄羅斯文化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對俄羅斯知識分子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充滿向往,他所塑造出來的嶽翼雲形象,便具有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基本特點,“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就是由一係列的‘當代英雄’構成的,他們都是知識分子,先是貴族知識分子,後來是平民知識分子……十二月黨人和普希金就是他們的先行者。這個‘英雄’的概念跟我國‘主流話語’長期灌輸的‘革命英雄主義’的‘英雄’不是一個概念”【11】,嶽翼雲便是作者心目中的“英雄”,“他有全麵發展的人格,獨立思考的勇氣,挑戰自我的堅毅毅力,而更可貴的,是有崇高的道德感。為了救助逃犯李玉瑤母子兩條性命,他不惜冒身陷囹圄的危險以致最後迫走天涯。”【12】在他身上,體現出人類美好的良知,在火車站遇到身為逃犯、瀕臨死亡的同學李玉瑤時,他的內心充滿了矛盾,他可以去舉報她獲得政治的獎賞,也可以視而不見回避政治上的麻煩,但他卻選擇來幫助她逃離險境。他恪守做人的良知,“它就是靈魂的核心,叫 做‘天良’,它是造物主設定的。它的內涵就是:對真理的堅守以及人性中固有的善良,這是人類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違背它必遭天譴。”【13】小說給他按排了一個出走的結局,這個結局與選擇留守的“牧馬人”有所不同,“我絕不願做專製壓迫下的順民和奴才,我必須為中國人留下最後的一點血性,並去擁抱人類量子時代的最先進文明,為我們的祖國尋找一條從自我毀滅中重新站起的複興之路。”【14】這個出走並非叛離,而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在出走結局的安排上,作者也獨具匠心,寄托了自己對中國未來的美好想像。
張樺茹也是作者傾力塑造的人物形象,正如她的名字一樣,她如白樺樹一般亭亭玉立,具有白樺樹一般優雅的身姿和高貴的風度。作為中俄混血兒,她身上流淌著俄羅斯民族的血液,具有俄羅斯人那特有的深沉憂鬱的氣質,而這正是吸引嶽翼雲的地方。她內心正直,渴望自由,並因此與嶽翼雲產生共鳴。她處處關心嶽翼雲,想法給他送糧票,在他受傷時替他包紮,在他生病時為他尋醫找藥,當他受到史副書記、趙書記的批判時為他辯護,她不接受與史建軍的婚姻,衝破重重阻力與嶽翼雲相愛,在領取結婚證時遭到趙書記的百般阻撓,最後為了保全嶽翼雲和他們的孩子,隻好犧牲自己答應嫁給史建軍,最終憂鬱成疾,投江自殺。張樺茹是一個不為政治利益所誘惑,有著獨立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的女子,在他身上,寄托著作者美好的思想感情。
1957年的反右運動至今已過去60年,是什麽驅使作者來寫作這部長篇,重新揭開已經愈合的陳舊傷疤?汪應果先生在給筆者的信中對此進行了說明:“我為什麽寫這部作品?因為那段經曆是我心頭的永遠之痛,特別是人到老年,去國萬裏,回首往事,難以釋懷。寫它,不僅僅是為了卻一筆放不下的情債,更為了對那段曆史那些悲劇進行清算和反思。因而這部作品就成了我所有已出版的著作中最真實袒露心聲之作,因為我追求的就是在離開人世之前盡量多地留下我對這顆藍色星球所想說的真話。”【15】作為一位年屆八旬的長者,作為一位已經移居海外的華人,過去的一切並沒有真正地過去,而是始終縈繞在他的腦海中,每天糾纏著他,在他的心中發酵,使他不吐不快。這部作品的主旨是對過去的那段曆史進行清算和反思,是讓人們記住這段曆史,不再讓曆史的悲劇重演。實際上,自文革結束以來,文壇上出現的反思文學作品已經不少,但這些作品大多模式化,將曆史的責任推給了林彪、四人幫,像巴金那樣從自我出發來對文革進行深層次反思的作家,寥寥無幾。作為巴金研究專家,汪應果繼承了巴金的這種勇於麵對自我、剖析自我的精神,在對社會、曆史進行深刻反思的同時,也對自我的靈魂進行深層的反思,並坦承地將自己的內心想法真實地呈現出來,剖示出當代知識分子心靈的裂變,令人讀了之後陷入深深的思考,而這正是這部作品的價值之所在。
注釋:
【1】 【3】【4】【6】【8】【9】【10】【13】【14】汪應果:《北方的白樺樹》,秀威出版社,2017年,第21、24、28、419、97-98、106、340、290、404頁。
【2】 【5】【7】【11】【12】【15】汪應果:《我為什麽寫長篇小說<北方的白樺樹>》,作者致筆者的信。
作者係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