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沒有完成的華美樂章——痛悼弟子徐清博士

一曲沒有完成的華美樂章

——痛悼弟子徐清博士

汪應果

  二月二十二號，我的弟子現為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首席專家、山東師大的呂周聚教授給我發來微信：“剛得到消息，徐清昨天去世了。”

  看著這條消息，我腦子裏頓時空了，一時間什麽也沒有，因為哪怕是乾坤倒轉，日月換位，我也絕不會相信徐清會跟“去世”兩個字聯係在一起，因為她是我培養的最年輕的博士，她在她眾多的師兄師姐中是個小妹妹啊。

  一瞬間，思緒像龍卷風般地旋起，把我帶到21年前……

 

                                  一

 

  我跟徐清的見麵是在1996年的博士生複試的考場。在叫到徐清的名字時，進來的是一位身材高挑相貌清純秀麗的女孩子，一雙長腿首先吸引了我的目光。她略顯得拘謹，文靜地坐在我的對麵桌前。

  我知道她的初試成績很好，山東師大外國文學專業的碩士，年齡才24歲。我已經在心裏注意上了她。為了減輕考生的心理緊張，我按通常的做法先讓考生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再談談考博的研究打算。她開始講話了，是咬字很準的普通話但卻帶點山東話餘韻的發音，一旦開了口，她的拘謹就全沒了，她的思路相當流暢，顯得胸有成竹。她特別提到了想搞中國現代文學的比較研究，因為她喜愛外國文學，英語也好。我就順勢問她，“你知道Pearl.S.Buck嗎？”我故意沒說她中文的名字，其實第一道題已經拋出去了，中國絕大多數文科研究生當時根本不知道這個英文名字，外國文學也講不到她，因為她在中國就是個禁區。

  她楞了一下，有點猶豫地問我，“您是說賽珍珠嗎？”

  我心放下了，她不僅知道，而且沒有把她說成是賽金花。我點點頭。

  她想了想，回答我，“她是個從小在中國長大的美國女作家，也是第一位取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性。關於她，我們國家的教材中是從來不提的，所以我了解並不多。我隻知道她是個美國的傳教士，還讀過她的小說《大地》……魯迅對她有些看法。哦，她曾經就在南京大學也就是從前的中央大學這兒工作生活過的。”

  看得出來，她的知識麵、閱讀麵都不窄，便接著問她，“作為西方基督教的傳教士，你對她的作品有什麽看法？”我說話的時候，故意把前半句的語氣略微拉長了一點。這是我的第二道題，也是最關鍵的一道。南京大學曆來重視的是研究生的開創性思維，是堅持學術真理的勇氣，決不測試死記硬背的能力。道理很簡單，一個博士生如果頭腦僵化，隻知道那些所謂“政治正確”的極“左”教條，那國家還需要花那麽多錢來培養博士嗎？更何況當時國家處在“撥亂反正”的重大曆史轉折關頭，學術界的“撥亂反正”急需有人來做。我也知道蒙在賽珍珠身上多年的陳汙積垢堆積成山，必須有極為開放的頭腦和前所未有的學術勇氣來開拓。之所以我把前半句略略拉長是想讓考生思考我國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極“左”愚昧思想，如果考生也持相同觀點，那麽她必然會順水推舟來加以發揮，那我就可以跟她說拜拜了；相反，如果這個考生是有自己的獨立思考，那她就要麵臨極大的心理考驗：畢竟到這樣的名牌大學考博對於每個考生都是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轉折點，如今通過了初試，幾十名報考的人隻剩下了幾名，再進行篩選，一百步就剩下最後一哆嗦了，考生們都必然對自己的回答慎之又慎。這些考博的考生，智商都極高，他們對指導老師的提問哪怕是一個停頓，一個眼神，一個肢體細微的動作，都極其敏感，他們必然注意到了我那稍稍拉長的語氣並從中猜度我的學術價值暗示，她如果想堅持自己的學術獨立的見解，就麵臨著很可能被淘汰的風險，這就考驗出她的學術良心和堅持真理的勇氣。

  徐清顯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她略加思索就說出了一句令我難以忘卻的話，“賽珍珠的確是西方的傳教士，但我認為對待西方的基督教，我們過去的許多看法是……很偏頗的……”她接著就說了許多自己的見解，但就這頭一句話，我心中已經一錘定音：她，取了！

  我真要感謝山東師大，這些年來源源不絕地為我們南京大學的中文係博士生輸送來一批又一批的優質生源。這個徐清，是哪位老師培養出來的？我得說聲謝謝。

  複試進行到了中午才全部結束。我留在辦公室裏，獨自登記整理考生複試的材料。這時有人敲門。門推開後見是徐清。我想，這時來見我是不是想打探一下考官的口風？這當然是人之常情，但不合手續，於是我冷冷地問“有事嗎？”

  她顯然完全沒那個意思，隻是一笑說，“沒有事，我隻想跟老師打聲招呼‘再見’，我馬上回去了！”說完就帶上門走了。

  我連忙喊住了她，“你停一下，”我打開門問，“你……是說馬上就回濟南？”

  “是的。”

  下麵她說了哪些話我已經記不起了，隻是留下了一個強烈的印象，似乎她此次赴“京”趕考隻是來去匆匆，僅僅留出了複試那一段時間，以致讓我說出“你一來一回不就像是乘著火車做了場夢嗎？”

她笑笑說，“沒關係，我年輕。”說著，還用手使勁搓揉著自己的眼睛、鼻子，那姿勢，那神情，不像是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倒像個大孩子，甚至令我產生了怕她用力搓過頭那秀氣的鼻子難以還原的錯覺。我不由得喜歡上她了，說，“你進來坐一會？”

她很高興，仄著身子坐了下來。房間桌椅安排得比較擠，她換了幾個動作才把那雙長腿找到了合適的位置。

我問她父母做什麽？她回答都是極普通的工人。我又問她可有兄弟姐妹？她的回答印象中好像不隻她一個，但隻有她的學曆最高。我又問她南京可曾來過？她搖搖頭。我說有時間的話在南京多玩玩，南京很美。她回答說她知道南京有很多名勝古跡，這次來不及了，口氣有點遺憾。交談中，她家庭的境遇以及她父母親的身影逐漸在我的腦海裏變得清晰起來，我完全體會到這一對普通勞動者的父母為了拉扯大這些孩子其過程是何等地艱辛，尤其是眼前的這個寶貝疙瘩。我在心裏算著她的年齡，心想，這個外表文靜略顯單薄的女孩子，她是個什麽樣的人？她有個什麽樣的內心花園？她讀的是中文係，卻選擇了世界文學專業讀碩，至少外語這一關，她就要比旁人付出更多的代價，然後又轉過頭來攻讀中國現代文學的博士，這個孩子，在專業上很有自己的主見啊，同時也說明了，從小學開始，她就一步不落地直奔她心目中的目標——著名高校的博士學位飛奔而來，沒有片刻地停頓，喘息，這該有多大的毅力和決心哪！在她的文弱外表下，似乎有著一股對專業進取的狠勁。是什麽給了她如此強大又如此持久的精神動力？除了對專業的熱愛之外，我想她一準是從小就意識到自己身上承載著這家人的全部希望。我甚至猜想到，她之所以到南京如此“考”色匆匆，完全是出自她想為父母親減輕這趟差旅費負擔的良苦用心，這可都是父母從嘴裏麵一點一滴省下來的啊！要真是這樣，這個孩子從小是多麽地懂事，對她的父母親又是多麽地知冷知暖啊！想到這裏，我居然眼睛濕潤了。

我怕誤了她的火車，把她送出門，說，“你早點回去也好，你的父母親怎麽會放心你一個大姑娘獨自到人地兩疏的南京呢？至於南京的遊玩，”我停頓了一下，原想說“來日方長吧”，不知什麽緣故，到了嘴邊，改成了“我想你會有機會的。”

我不知道她聽沒聽出來我不小心走漏的弦外之音，她隻是像個孩子似的笑著對我深深鞠了一躬，又說聲“再見”就走了。

我望著她的背影，走到大樓的樓梯口，腦海裏卻浮現出遠在千裏之外她雙親的身影，想，此時此刻，他們不定時不時地看著牆上的鍾，相互問著同一個問題，“你說現在咱們的閨女應該已經是考過了吧？”麵對著腦海中的圖像，我默默在心中對他們說，“放心吧，你們的小棉襖她已經被錄取了。”在她的年輕生命的麵前，有著比他人更遠大也更輝煌的學術人生，她的老師已經在這條盛開鮮花的大路上，為她鋪下了一塊極重要的基石。

 

                                二

 

她在南大三年的博士生學習，是努力和平靜的。在培養博士生上，我一向主張必須把他們帶到該領域的學術前沿，必須讓他們聽到能打開腦洞的種種課程，必須顛覆他們自小從外麵強灌進來的思維定式，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做出創新。徐清在第一年就選了不少課程，有一次還告訴我她還旁聽了一些外語係的課。

到了第二年開題的時候，她征求我的意見。我認為，對於他們初次進入學術殿堂的人，研究目標最好集中一些，視域邊界要清晰，最怕是大而無當，失之於空。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作家論是個很好的切入點。南京大學研究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專業，作家論是個強項，以陳瘦竹教授為首的他的弟子們在這個領域已經形成了國內領先的研究群體：像陳瘦竹先生的田漢研究、葉子銘先生的茅盾研究、駱寒超先生的艾青研究以及朱棟霖教授的曹禺研究、王文英教授的夏衍研究、任天石教授的葉聖陶研究等都在全國具有開創性的領先地位。於是我讓她考慮是否做賽珍珠研究？一來這個作家是她想做的比較研究領域的最佳研究對象；二來南京大學是賽珍珠工作過的地方，她的普利徹文學獎和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作品都是在這兒創作並在這裏獲獎的，南大圖書館和中文係資料室收藏了她的絕大多數作品，資料可謂全國之最全。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我本人在這個領域曾經做了在當時絕對是領先的研究。

這裏就要說到我的第一本賽珍珠專著的命運了。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研究生第三年，由於我的四十萬字《巴金論》的書稿已經完稿，並已送交到了上海文藝出版社準備修改出版，研究生的學業已經提前完成，而學校正麵臨著對外“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留學生紛至遝來，一時間老師奇缺。學校考慮到我讀研前已在高校及中學裏有過長期教學經曆，就讓我提前工作了，從事對外漢語的教學，在這裏我認識了南大外語係的青年助教郭玉蘭老師，她最早跟我提出了合作搞賽珍珠研究這個課題。我們在一起做了些前期的資料搜集，但不久她就去了美國，事情就拖了下來。到了1987年，學校派我去美國布朗大學做訪問學者，我跟郭玉蘭重新取得聯係，第二年我去了華盛頓，跟她見了麵。她給我一本出版不久的英文專著《Pearl.S.Buck》,我把它帶回了國。由於當時國內通訊極不發達，回來後就又失聯了。後來外語係的劉海平教授知道了這個消息，希望跟我合作繼續做這個題目。其中做的一件極有意義的事就是為南大化學係的戴安邦老教授進行了很詳盡的專訪。當時的戴老已過九十高齡。是唯一的跟賽珍珠的爸爸有過深度交往又跟賽珍珠本人從小在鎮江一塊長大最後又一同在中央大學工作的尚健在的人，在他離世前不久，他為我們做了好幾個小時的專訪並被我做了錄音（至今磁帶還保存在我南京的家裏）。我就根據這些資料以及係資料室裏的豐富藏書，寫了在當時是國內的第一部賽珍珠專著。

這部書被蘇州大學出版社的老社長看中，決定出版，還簽了出版協議。那時候賽珍珠在國內還是一個十分禁忌的話題。我把書稿交給老社長後，事情就起了變化：老社長下台了，換上了一個新的社長。蘇州大學給我的印象就是，一方麵他們的師資力量很強，有一批高風亮節、學問淵博的大師級教授，也有人品優秀、業務精專的老中青強勁的梯隊建設，但另一方麵，這個學校裏似乎時不時地會傳出“宮廷政變”的消息，幾個人在背後用吳儂軟語嘰哩咕嚕一番，“政權”就倒台了，還經常有些原本跟教學、研究八竿子也打不著的人物會猛地冒尖衝頂當上了學術部門的領導人，或是成了什麽國際知名學者之類，過後又銷聲匿跡了。新上來的這位出版社社長原先就是個本科生的政治輔導員。八十年代初，蘇州大學中文係請我去為他們的本科生上“巴金專題”課，這位輔導員就專門站在教室後門外透過門窗監視學生的一言一行，一到下課就把學生提溜出去，“你（指女生），為什麽看他（男生）？”“我沒看。”“撒謊，我看見你看了他一眼！”就這水平！偏偏那時候我正在講巴金反封建專製的《家》，這一來，學生覺醒了。據說在我回到南京大學後，教室的黑板上學生寫了擁護我的大字標語。這位輔導員便以我“借講學為名在課堂裏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向南京大學黨委參了我一本，好在南大思想解放，沒拿這當回事。

現在這部書稿就落在這個“社長”的手裏，他的業務能力怎麽能當上社長？我至今也是個謎。他說書稿是“極其反動”，於是給“槍斃”了。那麽槍斃了就退稿吧，他還死活不退，估計原因是因為有那份出版協議在，於是幹脆就死拖住不退，一下耽誤了許多年。總算到了後來看我並不想追究出版社的責任才把稿子退了，但許多內容需要再做修改了。我把這部書稿也交給了徐清，讓她作參考。

徐清也覺得這個方案很合她心意，於是就開始了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最後她以論文的開拓性獨創性獲得了博士論文評審組專家的一致好評，順利地獲得了博士學位，這一年她二十七歲。

 

                             三

 

畢業後，徐清一度換了好幾個單位，我們的聯係變得很少很少。這一點我完全理解，畢竟她需要奮鬥。

記得臨畢業前，她曾對我講過，她想到南開大學去。原因呢，她說南京夏天太熱，她是北方人，習慣不了，但是她又有一個十分強烈的南大情結，她說，“南京大學簡稱是‘南大’，但到了北方，人們又把南開大學稱作‘南大’，這樣我就一輩子是個南大人了。”當然，臨別時她也把借我的部分書籍還了我，但沒有看到我那本書稿，我也不便去問，這事也就漸漸淡忘了。

過了幾年，我就收到她的郵件，告訴我她去了南開大學，教外國文學。我很為她高興，當初對她性格的判斷再一次得到了證實：隻要定下目標，她是不會鬆手的。這就是她心氣的狠勁！

以後，我倆的聯係雖不多，但總算有了個交集點，這就是在鎮江召開的賽珍珠國際學術研討會。我記得那是第二屆鎮江的會議，她早早到了，一見到我，就興奮地說，“我早就聽說你要來開會。我一來就找你，等你，你怎麽才到呀？”高興的心情溢於言表。到了第三屆會議，我們又會麵了。這一次，無論是會議休息還是外出參觀，她都一直陪著我不離左右，有時在上下台階時，她知道我眼睛動過手術還會攙扶著我，讓我不由想到了我女兒的動作。這以後呢，我就移民到了澳大利亞，我倆從此失去了見麵的機會。但我們仍然不時聯係。她告訴我自己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還給我發來她的照片，照片裏的她，已經變成了美麗的少婦，臉上還是那副陽光般的笑容。

2012年，鎮江召開了紀念賽珍珠誕辰120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身居海外沒有參加，但提交了論文。徐清去參會了。在會上她做了《中國文化場域中<大地>的經典化問題》的學術報告。會後她特別高興地發給我郵件，向我報告，說我的那篇論文被認為是賽珍珠研究理論的重大突破，在會議綜述稿中被放在第一篇。而她的學術報告也受到了與會者一致的肯定。她還補充說，“我在報告前，會議主持者還特別介紹我，說我是汪應果教授的弟子，會場還響起了鼓勵的掌聲。我當時就想，我一定不能給老師丟臉。我真的是做到了。”

看到這裏，我的眼睛又濕潤了。

這大概是她工作以來最舒心的日子，家庭美滿，事業有成，她在短短的十年中已經發表了數十篇論文，當了副教授，在全國的學術界已經作為一顆新星嶄露頭角了。

再後來，由於我倆的郵箱地址都改變了，以致我們一度完全失去了聯絡。常常是我給她發郵件，總是沒有回複。我曾想到是不是她又有了什麽新的計劃，正在埋頭準備，我太知道她的心氣的狠勁了。但我還時時記掛著她，每年短暫回國我都會把定期寄送給我的江蘇大學學報打開，看她的有關賽珍珠的論文，關注著她學術進步的腳印。直到前年，通過她的師姐劉麗霞教授，我倆才重新取得了聯係。和以往不同，這一回，我開始感到她可能遇到了什麽麻煩，情緒不太高。問她，她說身體出了點問題，動了一次小手術。問她是什麽手術？她沒有回答。我想女孩子的病不好深問的，也許真的是沒有什麽呢，可是我偏偏沒有往那個方向去想。我隻是告訴她，我在國外也常常會想起她來，因為她是我培養的學生中最年輕的博士，就像是父母親總會不時對自己最小的孩子回頭關注一樣。

2015年12月9日，她突然給我發來了微信，信中說：

“汪老師，江蘇大學出版社擬出版賽珍珠研究的專著。若幹年前，您的那部手稿一直放在我這裏，沒完成老師托付的合作任務。但我無時不記著這件事。世易時移，稿子裏的許多內容已經略顯陳舊，但基本觀點依然發人深省，我也一直沒有停止賽珍珠研究，也有一些想法。我想重新完成同老師的合作，出一本專著，老師意下如何？”

我立刻給她打了電話。在電話的那一頭，她說，“汪老師，現在我可以對您說了：您的那部賽珍珠的書稿在我畢業時就被我帶走了，在我的身邊。因為我一直有一個願望，就是想跟您合作寫一部賽珍珠的專著。現在條件成熟了：我申請到了一筆國家科研項目的基金，題目已經確定，您的名字也在上麵。”

我一邊向她祝賀，，一邊告訴她千萬不要署我的名字，因為我在海外，已完全沒有了做學術研究的條件，我的學術資料都留在了國內，再說我也老了。我的意見是這部專著就署她一個人的名字，我可以幫助她完善這部著作。她不同意，她說，“我們必須是兩個人的署名，因為有您的這部書稿內容。”我說那都是幾十年前的書稿了，沒有價值了。她說不，有的地方還要用。我還是不同意，並且介紹了她我以往跟我的博士生、碩士生合作寫專著的情況。我說，當年我之所以那麽做，是有一個考慮，那就是想讓我的碩士生、博士生盡早地“出鏡”、“亮相”，占領學術陣地的前沿。因為僅僅靠他們自己的力量，要出專著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時候教育部還沒有推出什麽期刊等級製度及硬性發表多少文章的規定，而一本有價值的專著就是學術研究中的一座裏程碑，他們也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者的迅速承認。但是我的合作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有我自己寫的部分，不能僅掛虛名，以往我總是寫理論論述的那一部分，以便對全書起一個提綱挈領的作用。我隻有一本書是例外，就是和她師兄呂周聚合作的《巴金簡明詞典》，那裏麵我一字未寫，完全是他的勞動成果。原因是我那時網球肘發病嚴重，無法提筆，另一個是因為當時有幾家出版社都向我約稿，我腦子根本顧不過來。我把這一情況曾經向甘肅教育出版社的編輯提出來，請他把呂周聚的名字放在前麵，對方無論如何不同意，說，不行啊，我們設計推出的魯迅、巴金、茅盾、曹禺四部詞典，其它三部的第一署名都是國內公認領頭的學者，換了一個新手，讀者不會認同。這件事始終是我的一塊心病，令我良心不安，我必須找機會公開講出來，還呂周聚一個公道。現在跟你合作，我又一字不寫，你不讓我難堪嗎？她說，“不是這樣，您的那三篇論文對賽珍珠研究的重要理論價值是研究界所公認的，它們就是我這部專著的總綱。”這麽一講我無話可說了。我最後回答，“如果你實在要連署我的名字，請你無論如何答應我：你的名字在前麵，我在你後麵。”她還不同意，我急了，在電話裏對她大聲喊，“請你這一回一定聽我的！聽著：你用它是要評教授的，對我一點用也沒有。你已經到了評教授的年限。要是你不聽我的，我到死也會罵你的！”她聽我說得如此嚴重，勉強答應了。

她接著又問我，說，“現在的賽珍珠研究，您也看到，多是外語係出身的人搞的，他們隻能搞翻譯，根本不懂文藝理論，說來說去就是重複尼克鬆的話。我想能做出更大的突破，您的意見是什麽？”於是我們約定第二天再聊。

第二天我又給她打了電話，這次是對內容進行探討。我根據她定下的專著題目是《越界的‘人’橋》，告訴她，要想在理論上有所突破，可以從尼克鬆“人橋”的“人”字的一撇一捺上建立兩個價值坐標係，它們一個是“從外看進去”，一個是“從裏看出來”，世上的很多事就是由於這兩種不同角度的看法造成價值的分裂，如果能把這兩種坐標係的轉換方式找到，兩種體係就“共享”了，這就有點像是“時差”的轉換。賽珍珠就是這個找到東西方兩種坐標體係轉換方式的人。你從這個角度去看她的作品，就能看出許多新的東西來。

徐清真是個聰慧透頂的人，一點就透，她說，“老師您說的很有道理，您讓我再想想。”

這兩次通話的時間都很長，也許是她一生中最長的國際電話。可是我哪裏知道，此時的徐清，癌細胞正在無情地啃噬著她的肌體，她已經是病入膏肓了……徐清啊徐清，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瞞著我你的病情。我雖不是醫生，但至少可以為你分擔一點痛苦，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議吧？

我事後回想，那一階段徐清之所以“深潛”下去，她的“心氣”是用在了哪兒呢？一準是用在這個項目上了。她為了實現她一生最後的一個願望——跟老師合作出版一部高質量的學術著作爭取得到國家科研項目基金，她要做多少工作啊！她難道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危重嗎？我想她是清楚的，但她顯然是豁出去了，她之所以隱瞞她的病情，那是怕我顧忌她的病而阻止她最後一個願望的實現。至於為什麽她一定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麵，也許就是她最後想給我的知遇之恩一個報答吧。

這之後她仍然每逢節假日都給我發來賀詞賀卡，就像什麽都沒發生似的，直到今年的春節，她給我發來最後一條微信：

“老師，春節愉快，闔府安康，幸福吉祥。”

我也給她祝福，並問她，“我的新出版的小說電子版收到了嗎？”

她沒有回答。此時此刻啊，我想病魔一定已經在折磨得她如地獄烈火般煎熬，但她就是咬緊牙對我一絲口風都不露。直到呂周聚給我發來的那條信息……

2017年2月21日晨，她撇下了她親愛的家人，撇下了她至愛的孩子，撇下了時時關愛他的師兄師姐和她的老師，獨自走了，一朵美麗的音符從此在風中飄散，一首華麗的樂章在演奏高潮時戛然而止，她才44歲……

 

                              四

 

人說人死如燈滅。我不相信。

我相信宇宙中有天堂。那也許就是哈勃望遠鏡裏拍到的那座呈現出層層壯美建築的絢麗星雲。

我相信天堂存在，更因為已經有量子物理學家試圖用數學證明了存在於四維空間中的生命形態實際上是該生命在更高維度中的存在形態的投影。那麽在四維空間裏消失（死亡）的生命，也僅僅是投影的消失，並不意味著該生命在更高維度中的生存形態的消失。這就像是屏幕上有條一維度的線段，它就是具有二維度空間矩形的側邊投影，當這根線段在屏幕上消失後，並不意味著二維度空間的矩形也隨之消失，它也許隻是從燈光的前麵暫時拿開了而已。

我也完全相信博爾赫斯所說的話，“天堂應該像圖書館的模樣”。

我想，徐清肯定是往那座絢麗星雲飛去了，因為她愛書。

我想在那座星雲上，定會有古埃及的亞曆山大圖書館，也會有今天哈佛大學等等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圖書館，更會有整個宇宙中一切最高級智能生命創造的圖書館，隻是不會有中國的。這是因為，當兩千兩百年前，古埃及那位思“書”如渴的亞曆山大大帝正在到處甚至到海上去搜集、抄寫圖書，最後建起了當時在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哺育了像阿基米德、歐幾裏德等一大批世界頂尖的科學家的時候，當他謙卑地聲稱願意跪著聽歐幾裏得講幾何學的時候，東方的大帝秦始皇，卻在大肆焚書坑儒，致使中華民族先秦創造的極為光輝的文明大部絕傳。同樣，當上世紀始量子論已在人類麵前展現熹微的曙光，幷自上世紀中葉，從理論進入大量的實踐時，中國卻在荒唐地批判“量子論”“相對論”為“偽科學”，並通過“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對書籍、文物進行瘋狂滅絕，對知識分子進行大規模的殘酷迫害。兩千年的曆史證明，在中華民族劣質文化的那部分裏，有一種對人類文明、對書籍、對知識分子的仇恨，有一種似乎不把知識分子從精神到肉體徹底毀滅決不罷休的野蠻傳統。像這樣的反動愚昧的文化，天堂能有它的位置嗎？

但徐清在天堂的圖書館裏自有她的閱讀空間，因為她有高尚的靈魂。她在那裏定將享有最大的思想自由。那裏沒有網絡封鎖，沒有思想控製，她一定可以充分享受創造的樂趣。

  她在我手機上留下的微信名字“雲淡風輕”，還有她對我發來的祝福和許多話語，我將永遠保留，因為那是她發自天堂的問候，我將時時打開來溫習。

  她希望和我共同完成的專著，原諒我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了，但我想做的就是，如果今後還舉辦賽珍珠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想寫下第四篇論文，題目就是《越界的‘人’橋》，副標題是“論‘從外看進去’與‘從裏往外看’”。論文的署名就是——徐清 汪應果。我要把這篇文章，做為我倆師生一場的紀念，並把你人生的華麗樂章推上高潮，再重重地敲下一記完美曲終的定音鼓。

 

                                               2017.2.26於Melbour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