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氏的博客
留給藍色星球的話
（嶽翼雲日記）
1、“發配”路上
列車往北開，往北開，一股勁兒地往北開……
從告別了前來送行的老同學離開北京車站的那一刻起，我就幾乎一直側靠著列車的車窗，沒有挪動過位置。我的目光貪婪地望著窗外移動的景色，那是我自出生以來從未見過的美景：一邊是群巒疊翠的燕山山脈，一邊是煙波浩渺的渤海灣，過了山海關再往前走，就是連綿不盡的玉米和高粱地。有時候，我也會久久地望著腳下不斷往前方延伸的雙軌線鐵道，它們始終相守相伴，卻永遠沒有交集，隻是偶爾進到某處站台前鐵軌會忽地變做許多道，像是地上遊動著許多長蛇，似乎都交集在了一處，於是列車就邊前進邊顛躓著仿佛做著橫向運動似的，一會兒上移，一會兒下挪，車廂下的車輪也頓時忙碌起來，咯噔咯噔地亂作一團。這樣熱鬧了一陣子，長蛇終於扭動著身軀，又歸於平靜，最終還是剩下冷冷清清的雙軌道，一路往前。隻有鐵軌間的枕木像電影倒片時片頭片尾映出的一格格的分隔線倏地閃過，車開快時，就成了白花花的一片了。這情景，頗像是人生的某種啟示
“嗨，小嶽，你望什麽呢，這麽出神？”坐我旁邊的殷浦江給我的茶缸裏倒滿了熱開水送到我眼前。她是化學係的，上車後才認識的，跟我們幾個人一起被分配到黑龍江，由學校統一購買了車票一同送進了這節車廂。她是上海人，慢聲細氣，普通話裏間或夾著一兩個上海詞語，鼻梁上架著一副挺秀氣的眼鏡。一看就知道比我大，當然我本來就是55級畢業生中年齡最小的，四年下來，誰都不可能比我更小，殷浦江雖然不同係，我想也不會例外，隻是總覺得她坐我身邊，有種罩著我的感覺，讓我不大自在。她是個自來熟，剛上車在我身旁落座時，就朝我膀子使勁一碰，說，“中文係的？往裏坐坐，讓阿姐坐鬆快點。”然後吃驚地像發現了什麽似的，叫起來，“喲，儂個膀子肉嘎緊！”邊說，還用手指隔著我的襯衫捏了捏我的三角肌，又用普通話問，“唷，你練過健美？”說著就一點不客氣地擠進我們幾個同學當間坐了下來。
我們這塊兒是兩排麵對麵的座位，坐滿了六個人，隻有她一個女的，其餘都是我們中文係的雄性物種，雖說是同係，但同級不同班，平時上大課時碰個麵，課後就散了，要不是這回畢業分配一起去黑龍江，由學校給訂的車票，現在也不會坐到一起來。我們當中有北京的，有河南的，還有我這個南京人，現在又多了一個殷浦江，隻是她比我們彼此間相識似乎還更快些。
我從她手裏接過水杯，說聲謝謝。這時候，坐我對麵去上廁所的河南人王瑞祥從車廂的那一頭費力地穿過站在走道中間的擁擠的旅客，過來了。他一坐下，就神秘兮兮地問大家，“你們猜，除了我們這六人，車上還有沒有別的同學也一起來了？”他的河南口音特重，總覺得是唱音階跳躍很大的曲子。
我們都搖搖頭。
“難道還有其它人也分到黑龍江嗎？沒聽說啊。”我疑疑惑惑地問。
“怎麽沒有？”王瑞祥壓低了聲音，“我告訴你們：陸文舉也來了；還有一個，你們更想不到，一班的小班長李玉瑤跟她男人範長虹，也在。”
“怎麽他們也來了？在哪呢？”我問。
“就在那節車廂。”王瑞祥頭朝那個方向一擺，嘴都幾乎碰都了我們的耳朵，“李玉瑤的手……還銬著。”
“你們說的是誰啊？”殷浦江睜圓了眼鏡後麵的眼睛，奇怪地問。
“我們年級的——右派。”王瑞祥細聲說。
“怎麽還……銬著？”
王瑞祥聳聳肩，“這我說不清。周延年，你是一班的，你應該比我們清楚。”
那個叫周延年的，一臉的正經嚴肅，見王瑞祥問他，看看周圍沒外人，把上身俯下來，我們幾個人的頭就都向他靠攏了。他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片兒，“你們講的右派僅僅是範長虹。李玉瑤的問題更嚴重，是反革命。”他看看我們又解釋說， “其實吧，反右原本跟李玉瑤沒有關係，她鳴放的時候正跟老範熱戀著呢，加上家裏老奶奶病故請假回了趟家，根本就沒參加。犯事兒是犯在老範身上，他仗著自己是轉業軍人，去過朝鮮，打過仗，硬氣，鳴放那陣，就對黨委書記何錫林開了重炮，說他睡了外語係的女學生是道德敗壞，就為這，打成了右派。”
何錫林同時還兼任京師大學的第一副校長，跟女學生睡覺是事實，但那陣子，誰公開指責誰就是右派，就是“向黨進攻”。這一點我到現在也沒想明白：毛主席不是叫大家這麽幹的嗎？當然，想不明白就隻能爛在肚子裏，政治運動嘛，沒有道理好講的。
周延年見我們都認真在聽，又繼續朝下說了，“李玉瑤一聽說老範出了事，急眼了，一下子冒了出來。她這個人認死理，憋不住心裏話，於是闖進了黨委辦公室去質問何書記，她就問，毛主席不是事先說好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不是還號召大家‘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嗎？怎麽老範隻是說了事實就要治他的罪呢？這還了得？質問到毛主席頭上了，反了！於是把她也定為右派。她不服，還鬧，就轟下鄉勞動。還是不服，更鬧，給抓住了一個事故，說她有一次是故意鏟斷了棉花苗，屬於‘蓄意破壞公社生產’，立馬上升為‘現行反革命’，當場逮捕……”
“就為這點事情？”我猶猶豫豫問。
“啥叫‘這點事情’？”王瑞祥顯得很有經驗地說，“這就叫‘政治鬥爭’。說你是人就是人，說你是鬼就是鬼。”
周延年說到這裏，看看我們，也猶猶豫豫地說了句公道話，“其實吧，這事兒有點玄，我這是憋到今天才敢說這話。我尋思，要叫我分辨哪是棉花苗，哪是野草，我也分不出來。你們分得出來？”
我們都麵麵相覷，不知說什麽好。他大概也感覺這話說的有點不妥當，連忙改口說，“當然啦，話不能這麽講，關鍵是立場，是不？”
周延年這番話讓我們都沉默了。我這才明白，對反右運動想不通的，遠遠不止我一個人，隻是平時大家都戴著麵具、不說罷了。其實李玉瑤的問題正是大家共同的問題，我就是想不通為什麽大人物講話可以不算話？後來有個官方說法是“引蛇出洞”，這更令我想不通，耍手腕整人厚道嗎？
過了一會兒，王瑞祥首先打破了沉默，他問周延年，“有件事吧，我到現在也沒弄懂。你還記得那次何校長召開反右動員大會，就在大食堂開的，大家都是席地而坐。我看見你，還有好多同學當時都坐在主席台的台口，把主席台圍得滿滿的，何校長一說話你們就鼓掌。他還當場點了幾個學生右派的名。我記得上屆有位男同學當場站起來為他們班上被點名的同學說明情況，表示校長講的與事實有出入。那時候你們就喝倒彩，噓他，硬把那位男同學給罵回去了。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你們好像動作一致得很，像排練過的，是不是預先安排好的人？”
周延年手摸著下巴，挺尷尬的一笑，“這話吧，還真不大好說。”
“有什麽不好說的？馬上都分手了，說不定這輩子都見不著了。”
周延年眯起眼睛，手在下巴上來回地搓，最後一拍巴掌，好像下定了決心，“這樣吧，說到此為止，不外傳，行不？”
我們都使勁點頭。
“當然是預先安排的。”他點點頭，“由係總支書記組織的，說為防止右派分子當場反撲，必須保衛何校長的安全，他說話的時候必須鼓掌，右派分子進攻的時候必須堅決打掉他們的氣焰。”
“哦！”我們都不約而同地驚訝萬分。
“那你可是堅定的左派呀，怎麽跟我們走，一道‘闖關東’呢？”王瑞祥打趣地問。
周延年摸著自己的腦袋，有點自我解嘲地說，“我這個人吧，上不得台麵。從這件事後，我就看穿了好多事兒，心就有點冷了，後麵的運動我基本上都沒參加。”
哦，是這樣！周延年的話令我大吃一驚，我原先根本不知道，反右的背後有這麽多的名堂。對外他們都喜歡說這是大家的意見，人民的意見，工農兵說話了，實際上都是由上頭“組織”，導演出來的“戲”。這不能不令我對這場運動從心底深處懷有極大的質疑，而且有一種從頭到尾都是被別人戲弄的感覺。
車輪在沉悶中單調地咯噔咯噔著，車廂裏有人在抽煙，是那種非常衝鼻子的氣味兒。我猛地咳嗽起來。有些人在說話，是一種跟北京話相近但味道怪怪的話，需要發尖舌音的，全換成了卷舌，而且表達情緒的虛詞很發達，“我那兒紙（子），在那旮噠蹲著呢，啊喲媽呀，你問他那玩意兒？可老鼻子囉！”不知說的啥，就是個誇張情緒，讓人聽著怪費勁的，既親切又陌生。有孩子哭起來，媽媽在哄著。
我想起了王瑞祥的話，站起身，排開了過道上的人，去了車廂盡頭的廁所，完了後，又接著往前麵那節車廂走，我心裏記掛著陸文舉，和那位小班長李玉瑤，要分別了，我很想再見他們一麵。
陸文舉曾經跟我同寢室，丹陽人，話從來不多，是個極其內向的人。他喜歡讀書，喜歡思考，很有自己的想法，這一點跟我極相像，我倆常常會因為談論同一本書爭論起來。他很倔，我也一樣，誰也說服不了誰，但從來不紅臉。除了我以外，他幾乎跟同寢室的其他人沒有什麽交流。但我知道他的心靈是細致和敏感的。大學一年級寒假前，國家組織全國性的方言調查，選中了我去了江蘇組。他聽說我們要去他的故鄉丹陽，特地趕到車站送了我一朵月季花，說“帶給我老家吧。”那一天下著雪，雪落在花朵上凝成了冰，他望著我捏著那朵花枝登上列車，然後站在月台上等，直到列車開動後我搖著手中的花向他致意他還沒走開。
他成為右派而且最後劃定是“極右”，這是班上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因為他沒有寫過一
大字報，鳴放會上也沒有發過一次言，整個運動他就像是置身事外，他怎麽會出事呢？
我後來才知道，麻煩是出在同寢室的另一位同學身上，他曾經偷看過陸文舉的日記，運動裏為了表現積極他揭發了。
那是一段極其難熬的日子。我清楚記得，自從《人民日報》刊出了那篇“這是為什麽？”的“重要文章”後，校園氣氛就一下子落到了冰點，往日的歡聲笑語、弦歌不絕的景象蕩然無存，頃刻間，大學就像是古羅馬的角鬥場，人人都互相防備著，一手握刀，一手提盾，檢舉別人，防衛自己。學校裏先是一個個的大會，每開一次，就要點一批人的名：先是教授，於是有的教授自殺了；以後就點學生的名字，也有個別的“自絕於人民”了……再以後呢，就是各個班級開小會。從這時起，就沒有人通知我參加了。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有會議，開始是很小的範圍，以後人數逐漸擴大，但就是輪不到我，除我以外，也還有十幾號人撂在外麵。我雖然搞不清他們在做什麽，但明顯的是，同學們的關係疏遠了，寢室裏再也沒有人說笑，連必須說的話都小心翼翼的，遣詞造句極其精煉，消極修辭學學到了極致。更有甚者，常常寢室與寢室之間，或是同寢室的人，會莫名其妙地爆發出激烈的爭吵。大凡是參加過內部會議的人都像換了個人似的，臉一個個撐長了像張長條燒餅。我隱隱地覺得一種危險正在逼近，至於它是什麽，我不清楚。
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誰發明了這種整人手段的？
陸文舉也跟我同類，有一天，我悄悄問他，“他們在忙什麽呢？”
他看看周圍沒人，低聲說，“我猜，他們在組織‘階級隊伍’。”
“他們想幹什麽？”
“處理我們這些……”他想了想，選了一個詞“‘候刑’的人。”
“瞎說！你跟我有什麽問題？”
他嘿嘿一笑，“你走著看吧。”
陸文舉到底比我多吃了兩年的鹽，他說的這個“階級隊伍”，用在我們的身上，我還真是頭一回聽說。毫不諱言地講，其實我讀的書吧，尤其是馬恩著作，隻會是比他多，怎麽就沒聽說過呢？回想起來，我大一就啃完了《資本論》第一卷，盡管讀的我頭暈眼花，幾乎是靠了恩格斯的闡釋才勉強弄懂，但心裏想著的卻是，列寧十六歲能讀完的書，我絕不能在十七歲還沒讀完。至於其它的諸如普列漢諾夫、盧卡契等人的主要著作早就“掃蕩”過了。我清楚地記得馬克思有關“階級”的定義是跟人在生產資料中占有的位置密切相關的。現在既然過渡階段已經結束，生產資料全都公有了，又哪來的“階級”呢？難道在一窮二白的大學生當中還有“階級”嗎？我想問他，但前麵的運動進程已經教我學聰明了，想到禍從口出的古話，也就閉嘴了。
終於輪到我們了。這次會議一下子把班級裏始終懸置在會外的同學統統喊齊了。
會議是在平時上課的教室裏開的，一進門，就看見早就坐在裏麵的嚴陣以待的“階級隊伍”，一張張閻羅王的臉，殺氣騰騰，氣氛緊張得像要爆炸。我們這些人像犯了罪似的，都統統找了後排的空座位坐下了。
會議的主持者是新麵孔，問問前排的同學，悄聲回答說，是新任的黨支部書記，專門從外班調來的，為的是加強反右鬥爭的領導。我猛地記起，這人以往在籃球場上見過，人家都喊他“屎球蔡”的。
這時候他站起身來，走到前麵，簡單地介紹了前階段運動的深入過程後，突然話鋒一轉說，“運動到了今天，居然還有隱藏很深的右派分子，穩坐釣魚台。這說明了階級鬥爭形勢很嚴峻啊！”
我們聽了都一驚，不知說的是誰。
“陸文舉，你站起來！”屎球蔡聲音突然提高了八度。
同學們的眼光刷地一下齊齊聚焦在坐我身旁的陸文舉身上。我看見他渾身一震，滿臉的茫然，遲疑了一陣子才站起來，臉上並沒有什麽緊張的神情。
“你能向黨交心嗎？”屎球蔡問。
“能。”陸文舉聲音不大，但很平靜，幹脆。
“好，現在黨要求你，馬上交出你的日記來。”
我看見陸文舉的臉刹時白了，轉瞬又漲得通紅，他囁嚅著說，“這……這……是我的隱私……”
屎球蔡頓時嚴詞駁斥，“革命人一切都是黨的，不存在見不得人的隱私。你要沒有問題，就馬上交出來。”
“交出來！”
“交出來！”
“階級隊伍”一聲令下，立即投入了戰鬥。
……
事情的結果是，他同寢室的室友當場“陪著”陸文舉一道回寢室取出了日記。後來屎球蔡當眾讀了他的日記，在那樣的氣氛當中，許多平常也許是很普通的話聽起來都像是在炸耳朵。日記裏記載了他對時局、對農村統購統銷政策的許多看法，記載了他家鄉農民的艱苦生活狀況。
從那一天起，我的心也像是被漁夫捏在手心裏準備投入油鍋炸的匹諾曹，我想起我們兩人曾經說過的那麽多的話，生怕被他寫進日記裏。在一度緊張之後，我很快鎮定了下來。我細細回想運動以來自己的所作所為，覺得並沒有落下什麽大的把柄。我那個時期，特別迷戀俄羅斯文學，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拉赫美托夫成了我人生的榜樣，我發誓要做他那樣的人，每天艱苦鍛煉磨礪我的意誌；我還日夜讀書充實我的大腦，暗下決心要打破杜勃羅留波夫一年讀四百種書的記錄。可以想象，一個每天要讀十小時書再做四小時體能訓練的人，每天隻會沉侵在讀書的喜悅和經過超體能鍛煉後胸肌、腹肌、弘二頭、三頭肌發燙發脹的大舒服當中，怎麽可能有多餘的心思跟時間去關注牆上貼滿的大字報？這麽一想，心反倒沉下來了：既然在劫難逃，那我就正麵迎對好了。因為我深信，要成為我心目中的“超人”，必須要“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用我自己的話就是“勇於朝著自己的弱點進擊”，那就準備好，統統朝我來吧！讓我細細品味猛雷擊頂的箇中滋味吧！我所要做到的，就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否則我就不配成為拉赫美托夫式的人。哦，回想起來，我是多麽幼稚啊！在集權製度下的個人是多麽的無力。
所幸的是，在艱難等待了幾天之後，我才知道他在日記裏僅僅有一處提到了我，說我在聽說了他家鄉農民的苦難生活後，說了一句話，“這跟黑暗的舊社會有什麽兩樣？”但就這“黑暗的舊社會”六個字，就差點把我打成右派。最後呢，大概是因為讓我坦白交代時我變得聰明了點，許多發生在眼前的事實都在教訓我不能再對他們言聽計從了，不能再聽他們的話了，否則下場將會很慘。
例子是明擺著的：那麽多的“右派分子”不全是因為聽了上頭的話給領導提意見才倒了大黴嗎？一個負責任的大人對千千萬萬青年大學生說謊話，你讓人怎麽想？
一個人受騙一次已足夠了，如果多次受騙仍不醒悟，那不用說是不如豬狗，我看連螞蟻都不如。記得小時候我特別喜歡逗弄螞蟻，我很想知道在螞蟻那小小的腦袋裏到底在想些什麽？我就故意地給一隻螞蟻引向一條淺水溝，那螞蟻開始聽了我的，到了水溝前麵，我又故意把水弄大了，把它淹沒了。這螞蟻連連掙紮。我不想讓它死，把水給它引開，它也終於脫離了險境，隻見它弓起身體，用兩隻前臂不停地梳理著頭上的兩根觸須，然後逃走了。當我再次想引誘它重蹈覆轍時，我發現這隻螞蟻說什麽也不願意聽我的話了。如果連隻有幾十個分子組成“大腦”的螞蟻尚且不願上當受騙，何況人乎？所以我在“坦白交代”時，我堅持事實，說與我原話不符，我根本就不是那個意思。事後回想，這是我采取的最正確的步驟。事實證明，後來正是因為我堅決否認，單憑這句話又沒有旁證，定案的根據不足，於是給我一個團內警告處分，讓我過關了。在我的處分書上寫著這樣的話：“有強烈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堅持個人奮鬥的人生觀，走白專道路，反右運動中有類似把新社會說成是‘黑暗的舊社會’的言論。”
代表“組織”寫上這段話的就是屎球蔡一個人，當時屬於學生反右領導小組的，他們的組長也是我們同年級的同學、學生中唯一的一名校黨委的委員周季斌。我記得，屎秋蔡有一次當眾失口對周季斌講到，“這兩天我光是寫同學們的組織結論就把我的手寫酸了，腦子裏麵的詞都用光了。”那時候，我雖然聽到了這句話，但卻從來沒有意識到，正是他用那寫得發酸的手和發昏的頭，決定了我們多少同學一生的命運。
至於那位小班長，四年來我從未跟她說過一句話，但我們全年級所有的同學都喜歡她，她叫李玉瑤，可我們都給她起了個綽號叫她“李巧兒”。她來自無錫。太湖的山靈水秀塑造得她嬌小美豔，人見人愛。令人意外的是，她居然就那麽頂真，出事就出在她認理不服輸的脾氣上，這不由令我對一口吳儂軟語的無錫人另眼相看，我欽佩她說真話的勇氣。為此，我一直在心裏為她叫屈。
就因為這些原因，我無論如何，一定也要見他們一麵，說不上話是肯定的，但我至少要讓他們知道，我心裏有他們，同學跟同學之間絕不能像現在這樣地冷漠，冷酷，我就想表達這一點點心意。
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一個一個慢慢去辨認的，有公安在旁邊我不想引起任何麻煩，於是決定在前麵車廂裏迅速走一個來回，這樣坐位兩麵的乘客的臉都可以見到了。
我照我的想法去做了，很快就看見了他們。
他們的六人座上就坐了五個人，空下的一個位子沒有讓人坐。李玉瑤和範長虹麵對麵坐在靠窗的位置，陸文舉坐在範長虹的旁邊。挨著過道這頭的座位上，麵對麵坐著兩個年輕幹部模樣的人，把住了座位的出口，一看就知道是便衣警察。陸文舉和範長虹手都擱在車桌上，明顯的沒有手銬。隻有李玉瑤下巴擱在桌上，幾個月沒見，她那張小臉失去了往日的光澤，兩眼無神地望著窗外。她的手藏在桌下，我看不到。我知道對待“反革命”跟對待“右派”還是有點區別的，後者叫做“敵我矛盾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這一回算是考慮到了範長虹這個“敵我”當“內部”的矛盾，照顧他們“發配”到了一塊。
陸文舉最先看到了我，先是一怔，接著迅速地把臉扭轉到了窗外。我清楚他是心裏有些愧疚，因為如果沒有他的日記，也不會牽出我來。其實根本用不著愧疚，也談不到誰牽連誰，至少，我們誰都沒有出賣誰，這一點隻有我倆心中有數。
我走過他們身邊輕輕咳了一聲，失手把過道對麵的旅客桌上的一隻搪瓷缸子碰落到了地上。我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一邊彎腰去拾起杯子，趁這個空，我飛快地朝李玉瑤的桌下瞥了一眼，看見她的雙手都被銬在桌子下麵的那根桌腿上，為了遷就她的手，她就隻能一直伏著腰把頭擱在桌麵上了。
一想到她要用這個固定的姿勢行過兩天一夜的漫長旅程，我的心像被針狠狠紮了一下，我的鼻子忍不住發酸，趕緊低著頭急急回到我的車廂我的座位上。
窗外的景色我已無心再去觀賞了，壯美的東北大平原仿佛蒙上了灰色。風從窗子外麵刮進來，吹透了我身上穿的那件顯得緊繃繃的襯衣，弄得我透心地涼，我趕緊穿上我的外套。到底是關外了，即使是夏末秋初，也顯露出了寒意。我拉下了雙層的車窗，靠在椅背上。
列車在加速，車輪有節奏地敲擊著鐵軌的接頭處，一陣緊似一陣。
“現在車好像開快了。”殷浦江沒話找話地說。
我看了看手表的秒針，數著鐵軌的聲響，說，“現在已經加到了最高速度，大概是時速八十三公裏。”
“吔？你怎麽知道的？”殷浦江一臉奇怪。
我說，“很簡單，鐵軌每根是二十五公尺長，剛才我數了一下，每分鍾鋼軌敲擊聲是五十五下，你說呢？”
殷浦江被我說的笑起來，“沒想到你還有這一手啊！”
“我哪一手啊？”
“我早就聽說中文係有個雜家叫嶽翼雲的，今天總算是見識了。”
“哦，原來你坐我旁邊是早有預謀的了？”
“你說對了。”說著又對我膀子輕輕“碰”了一下，“喝，嘎硬啊！”
夜晚很快降臨。車廂裏前前後後車窗一齊拉下來後，空氣就迅速渾濁起來。附近有人在抽旱煙，濃烈的煙味嗆得我不停咳嗽。車廂裏前後不時也有人咳著，喉嚨裏發出像水煙似的呼嚕呼嚕的聲音，一陣咳嗽後噗吐出一口濃痰砸在車廂的地板上叭一聲，幹脆得很。我不得不竭力調整我的呼吸，力求吸入少點再少點。我閉上了眼睛，想睡一會兒，耳朵裏還在聽著我這幾位同學有一搭沒一搭地閑扯。
“依我說，我們這些人不是‘分配’，是變相……那個了，我不說了，大家心裏都有數。”不知是誰在說。我有點困，朦朦朧朧的，沒睜眼。
“你小子，學精了，死活不吐口。放心，不會有人揭發你，人走席散了。”
“明擺著，你就看看哪些人留校？哪些人到邊疆？還看不出來嗎？”
是誰說這話呢？我眼皮很重，不想睜開，腦子發沉發木，但“眼前”照樣有畫麵，深灰、深藍的天幕上會有發亮的區域，仿佛有無數星星閃爍，變幻不定。我知道這是大腦皮層上與視覺區域連接的神經細胞還在工作。有時，它會突然亮區擴大，一縷思路清晰的厲害：他們說的“變相”？“變相”什麽？不就是“變相發配”嗎？連這兩個字都不敢說了？我於是知道了，他們其實並不願意分到東北邊疆去。但這跟我是兩碼事，我是主動要求到邊疆工作的，為此我還寫了決心書。為什麽？就因為我給自己的青年時代選擇了一條狂歌嘯江海、縱馬走天涯的人生道路。
“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這句稼軒詞，一直是我的座右銘。遙想幼安當年，那是何等瀟灑，何等狂狷，何等豪邁，何等風流倜儻！二十一歲，就是我這個年齡，就能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再於次年，策馬千裏，入五萬敵陣之中，擒叛徒如囊中取物，這又是何等大智，何等大勇，何等英雄，何等浩氣長存！“心期在，萬裏功名，半生湖海”，這是中國古代所有英雄豪傑所期待的人生。大凡成大器之人，幾乎無一不是在年青時馳騁天下誌高行遠的。我從小就討厭庸庸碌碌，渴望著成就英雄業績，我發誓要像辛棄疾那樣去生活。
然而我的主動請纓，絕沒有如我所期待地那樣豪邁，相反卻感到蒙受了幾分羞辱，感到自己是受了騙。原因就是在畢業分配前夕，何校長給全校的畢業生們做了動員報告，號召畢業生到邊疆去，“邊疆需要優秀的畢業生。每一個進步的、優秀的青年都應該積極踴躍報名，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何校長熱情洋溢號召說。我又一次地相信了他們，把它當回事去做了。當我把這份決心書遞交給屎球蔡時，他僅僅虛情假意地笑了一下，隨嘴表揚了我幾句，就丟到了一旁，並通知我，馬上參加畢業分配的會議。等人都到齊後，我才發現，原來召集開會的全是已被決定分配去邊疆的人，會上宣布了分配名單和去向，當場分發了去東北或是去內蒙、青海教育局報到的介紹信和離校手續，並要求我們兩天後離校，弄得許多人當場都措手不及。
接下來他又召集其他的同學連開了幾場會，他們都分配在北京各單位。最後開的才是留校學生的會議，那就完全是清一色的反右骨幹分子的會議了。直到這時候，分配的謎底才完全揭開。我們才從其他知情人的嘴裏聽到了誰誰誰為了留校早就在運動期間出賣了最要好的朋友，誰誰誰自知學習上不得台麵故意揭發他人時出手凶狠為今天留校預先埋下了伏筆……
我這才知道所謂號召優秀生奔赴邊疆完全是為我們這些“負罪之人”安排的一場戲，表不表決心毫不相幹，你的命運早就由“組織”給你安排好了。一旦意識到了自己的熱情反受了騙，就像是吃進了他人的鼻屎那樣惡心，年少季子也就顏麵掃地了。
我終於找到答案。我原先一直不解，反右之後，人怎麽變得如此膽小？如此隔膜？如此習慣於說假話了？現在懂了，上行下效，是他們首先破壞了人和人之間的最基本的信任，還能怪誰呢？不過同學們的這段對話倒提醒了我，人不僅不能對外人說真話，甚至對自己也不能完全說真話，比方說，日記。陸文舉就是典型的例子，誰會想到呢？簡直是飛來橫禍。由此我聯想到自己也有記日記的臭毛病，陸文舉的事讓我懂得無論天上地下這兒沒有私密的空間，日記也絕不是思想馳騁的防空洞，收繳日記的事件，誰知道哪一天不會輪到我頭上？這麽說，敏感的話還是少寫為佳，實在想寫的就采用一些符號隻讓自己懂就行了。然而，本應該是誠實的社會……如今怎麽會變成這樣？誰之……“罪”？
我腦子裏盡管還在轉著，意識卻漸漸迷糊了。不知什麽時候，我感到什麽東西擱到了我右肩頭，有點沉，右半邊身子也覺到了暖暖的，軟軟的，腦子一激靈，醒了，看見殷浦江頭靠在我肩膀，身子也貼著我，睡著了。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奇特，很新鮮，因為我長這麽大，還從來沒有一個年輕女性的身體跟我貼這麽近過，它讓我極不自然，極不自在，右側身體的全部神經細胞都被喚醒了，每一個細胞都仿佛人盯人似的盯緊了緊貼著對應部位的一舉一動。我立馬完全醒了，趕緊看看其他幾個同學。還好，他們也都閉著眼睛睡覺，沒人注意我們。我輕輕地把她朝外推推。她身子正起來，隨著火車的顛簸，她的頭左右搖晃著，隨後又緩緩地緩緩地落到我肩頭：她怎麽就不往那邊靠呢？我低下眼睛，在昏黃的燈光下我看到了一張青春潤澤的臉，五官的搭配精巧而細致，是典型的上海人。列車大概是通過一個車站，車窗外閃忽進很亮的光，在她挺直的鼻梁上變化著，仿佛閃耀著釉色，就這一瞬間，我突然覺著下邊有了反應，不是那種劍拔弩張的氣勢，而是酥酥的感覺。我很懊惱，我知道自從我進了高中之後，身體內的一頭野獸就慢慢蘇醒了，它常常在我體內東奔西突，弄得我十分難堪，時不時地冒出來，根本不聽我的指揮。我為此總像是做了虧心事似的深深自責。到了大學以後，它完全長成了一頭巨獸，我身體練得越壯，它就越躁動不安，不過自責感沒有了，宿舍裏大齡同學直言不諱地互相交流心得體會讓我受益多多，我已經逐漸適應了它，它令我血脈僨張，讓我渾身有股使不完的力，讓我很振奮。當然了，不應該是在現在。我又把她朝外輕輕推正，竭力不驚醒她。大概是火車過道岔吧，車廂猛地一震，她的頭一彈幹脆整個貼上了我的前胸。我看她那樣享受的樣子，便放棄了努力，竭力壓製著她身體綿軟地散發出的溫柔舒適，用冷靜的分析思考來轉移自己的注意。我想，這個化學係的女生，孤身一人，離開南方溫暖的家，來到遙遠的北國，她是因為什麽呢？從她那爽朗的言行舉止看，不像是運動中犯事的人，記得剛才她聽大家談論我們係裏的反右運動情況時還插了句嘴，“中文係嘛，右派分子嘎多的呀，不像我們化學係，我們成天不跟‘右派’、隻跟‘分子’打交道呀。”哦，我懂了：出身！上海人嘛，“資產階級大小姐”，準是。不過這個“資產階級大小姐”挺招人喜歡的，給她身子一靠，你就會產生一種想保護她的憐香惜玉的感覺？唉，男女之間的事，真是說不清楚。去他的，下麵的警報解除，不想它了，睡覺！我想挪挪身子，坐得舒服一點，也讓她靠得妥帖一些，這麽長的路程，誰的身體承受能力也總有極限，都想睡的舒展一點兒。猛地想起了那節車廂裏“李巧兒”還被拷著，心又被猛地一揪，我腦中跳出列寧的一句話，“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啊？一想到這，再也睡不著了……
難道真的如《狂人日記》所說，“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嗎？
列車還在往北走，往北走，經過了三十幾個小時的行程，我們到達了東北邊疆的省府哈爾濱，一座舊俄時期建築風格的車站莊重地迎接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