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的重讀和反思 ——紀念《隨想錄》完稿三十周年為第十二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而寫

                《隨想錄》的重讀和反思

       ——紀念《隨想錄》完稿三十周年為第十二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而寫

 

                         汪 應 果

                       

 

   今年是“文革”發生五十周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四十周年，也是中國文學史上對“文革”這場人類曆史上空前浩劫進行反思的裏程碑作品《隨想錄》完稿三十周年。在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上，舉辦“重讀巴金”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本人雖已收到會議邀請，但因身居海外，不能與會，唯借此文章，向舊雨新知，向青年才俊們致以問候。

    我想首先對諸位抱歉地說，我因遠居海外，書籍資料都因太重而統統沒帶出來，其中也包括了巴老贈送給我的那幾本香港出版的《隨想錄》，為了寫這篇文章，隻能到網上去看，結果發現網上的跟我讀過的香港版本不盡相同，有些文字也沒有找到，隻能也做些“隨想”了。

 

                  一、“重讀巴金”是個非常好的會議主題

 

   今年的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定為“重讀巴金”，我認為非常好。可能有的人會想，巴金的作品我們都十分熟悉了，重讀有什麽意思呢？我以為此話大謬不然。因為人類對經典的重讀是經常在進行的，原因就是，隨著曆史的發展，人類將以更加豐富的實踐經驗來重新檢驗、修正這些經典作品的價值觀、審美觀是否正確，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曆史史料、檔案的被發現、被發掘，被曝光，被公開解密，許多曆史真相大白於天下，於是重新評價經典就有了更為客觀的史實做基礎。回顧巴金的《隨想錄》，自它問世後，世界上發生了很多大事：東歐以及前蘇聯的解體，今天的俄羅斯對前蘇聯檔案的解密，新的俄羅斯中學曆史教科書對蘇聯曆史的重新評價，以及史料揭示蘇聯共產國際與遠東中國支部的關係等等都很清楚了，這些新揭示出來的曆史資料令我們大開眼界，為我們的“重讀”提供了很厚實的史料基礎。

   事實上，近幾年來，這種“重讀”經典的活動早就在民間以空前普及、空前宏大的規模通過網絡媒體在進行著，以我個人所見到的，至少有三到四部作品被民眾在廣泛“重讀”，影響所及高達數億人數之眾。這就是《西遊記》、《狂人日記》、《阿Q正傳》和《隨想錄》。對《西遊記》的重新解讀創造出了諸如白骨精這個毫無高幹背景的令人同情的妖精形象乃至最終與同樣毫無官方背景的孫悟空惺惺相惜最終戀愛結婚的故事，比方其它妖精都有高層神仙做後台這種典型官商勾結的故事，比方唐僧“被嫖娼”、豬八戒“被刑拘”的故事等等。對魯迅作品的“重讀”出現了“趙國”“趙家人”這一類的形象和稱謂。至於巴金的作品，則集中焦距在“文革”紀念館，在反思還是複辟“文革”的尖銳思想對立中。這種大規模的“重讀”其特點就是群體性、突發性、無法預測性以及高度的創意性，令人讀之常能噴飯，它的起源地全都在國內。中國文學尤其是現當代的魯迅、巴金作品對民眾如此廣泛深入的影響，這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十分奇葩的現象。

   在這些事件中，最為嚴重的是今年幾起突出的挑戰中共十二大黨章中明確寫入的“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的規定，以及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必須徹底否定文革的決議。對於如此明目張膽的反黨反共言行，對比起雷洋等人的“被嫖娼”來，其性質應有天壤之別，但卻毫不驚動便衣、刑警，更沒有人因體質太差而死亡，居然能夠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又秋毫無損全身而退，這不能不引起全民族正直善良的人們的嚴重注意和高度警惕。

   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我深深體會到了“重讀巴金”這個題目的意義重大，所以我也以民眾為榜樣，重讀了《隨想錄》。

    依照巴金的說法，《隨想錄》的寫作動機，就是專為總結“文革”的慘痛教訓而寫的，正如他所說，“這五卷書就是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館’”。⑴作為一座“博物館”，我在仔細研讀之後的第一感受就是“名副其實”，原因就在於它對“文革”所做的反思是十分深刻而全麵的，從產生這場悲劇的文化曆史根源，從思維方式，從觀念層麵、製度層麵，它的罪惡，以及如何防止“文革”而下的“處方”等等方麵，巴金的確都有十分精辟的見解。由於這些方麵以往都有了許多研究成果，因而我此次的“重讀”隻談兩點體會，一是《隨想錄》話語體係的特點，二是《隨想錄》捍衛曆史的責任感，至於為什麽就談這兩個問題，在下文中我將有所提及。

 

                  二、《隨想錄》的重讀和反思

 

（一）《隨想錄》話語體係表明了與泛文革話語體係的鮮明對立，揭示了巴金深層次的思考和情感

•     巴金多次提到，他寫這本書為的是“說真話”，而他反對的恰恰是“真話”的反麵——“講大話、講空話、講廢話”。這也就是說，作者使用的是一個“真話”話語體係，來取代那個“假大空”的泛文革話語體係，之所以要加個“泛”字，原因就是文革中的那一套話語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源自上世紀中國的這場共產主義運動，在奪取政權後，它就成了體製的話語體係，到了“文革”期間，體製話語體係發展到了極端，遂出現了極具特色的文革話語體係，由於它倆本是同根生，因此文革話語體係中就包含了部分體製的話語，後來仍保留下來，因而稱之為“泛”。在書中，巴老多次回顧了作品的寫作，指出寫作的過程也是他思想情感不斷深化的過程，他說，“我邊寫、邊想、邊探索；愈寫下去，愈認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寫越是覺得筆不肯移動，我時而說筆重數十斤，時而講筆有千斤重，這隻是說明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⑵在這個過程中，巴老的寫作《隨想錄》的動機又有所轉變。他說，“於是我下了決心：不再說假話！然後又是：要多說真話！開始我還是在保護自己。為了淨化心靈，不讓內部留下肮髒的東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們汙染空氣。我沒有想到就這樣我的筆會變成了掃帚，會變成了弓箭，會變成了解剖刀。”“‘隨想’終於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⑶這段話表明，巴老開始時隻是想說一點真話，但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內心的恐懼，他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想說真話？是不是敢說真話？”⑷因而他最初的打算隻是清理自己心靈的汙垢，並不想涉及其它，以免帶來麻煩，但隨著他對自我心靈的解剖愈來愈深，他的寫作就成了戰鬥的武器。這個思想感情的變化以及創作動機的演變也必然在他的作品的話語體係中留下印跡。細心地解讀它們的特點，對我們深入理解巴金的作品及其內心世界極為重要。我以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是針對泛文革話語體係的“假大空”，巴金與之對立的“真話”話語體係，其特征就是徹底拋棄那些政治術語和概念，讓語言回歸平實的生活狀態。

    生活在大陸的人們都熟知，幾十年來中國人就是終日浸淫在政治概念的話語環境中，可以說，紅色政權意識形態，就是泛文革話語體係的全部特征。每天從早到晚，宣傳機器開足馬力往中國人的頭腦裏灌的就是這種東西。到了“文革”期間，這種話語可說是鋪天蓋地，它們的特征是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意識，突出的領袖個人風格，什麽“最高指示”、“鬥私批修”、“早請示晚匯報”、“爹親娘親不如XXX親”等等組成了我們平時語言的百分之八十，沒有了這些我們連話都不會說，連文章都不知道怎樣寫。這一套話語體係是大陸的共產主義革命創造出來的，它們最初是從前聯共（布）那裏全盤販賣過來的，以後則以領袖大量土法上馬的“特色”話語構成了主體，再添加了一些群氓的“創造”，共同組建而成。它們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先驗的“真理性”，數以千萬計的人們常常為了說錯了其中的哪怕是一句，輕則批鬥，重則送命，搞得家破人亡。

     巴金在《隨想錄》中，把這些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統統棄之不用，從而形成了與體製話語鮮明對立的態勢。讓我們舉一個極明顯的例子，巴金在集子裏有一篇寫給小學生的回信，題目是《尋找理想》，針對孩子們的問題，答案應該是十分現成的，什麽“共產主義接班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等等陳詞濫調孩子們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了，然而巴金非但隻字未提，反而對體製話語采取了嘲諷態度。他說，“我聽廣播、看報紙，仿佛人們隨時隨地都在談論‘理想’，仿佛理想在前麵等待人，隻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抓住。那麽你們為什麽還那樣著急地向我‘呼救’呢？”相反，他用來激勵孩子的卻是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寫的文字。細心的讀者立刻就會覺察到，這正是巴老青年時代帶有安那奇色彩的人生理想。 與這篇文章相聯係的還有一篇《給家鄉孩子的信》（未收進《隨想錄》），更是一句空話也沒有，他教給孩子的是“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享受”的道理。他說，“人活著不是為了白吃幹飯，我們活著就是要給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添上一點光彩。這個我們辦得到，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時間，比維持我們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隻有為別人花費它們，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一心為自己的人什麽也得不到。”這些樸實的語言與那些共產主義的教條一點關係也沒有。

     二是巴金在《隨想錄》中使用了多種多樣的方式方法，對泛文革話語體係進行了顛覆。他有時是使用體製話語來顛覆其自身。比方“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兩個詞，幾十年來中國人是一直在上麵繞來繞去的，一直繞到今天。巴金卻告訴我們，這些概念都是錯誤的。他說，有些人“用封建專製主義的全麵複辟來反對並不曾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把種種‘出土文物’喬裝打扮硬要人相信這是社會主義”。⑷就這一句話，就把當時權威的體製話語全都顛覆瓦解了。有時巴金是使用體製話語來表達自己的新的內涵。由於在中國大陸，泛文革話語體係統治了百姓幾十年，中國人早就成了政治化的物種，完全不使用是根本不可能的，像“社會主義民主和科學”，也是我們經常掛在嘴上說的。對於這個詞，說句心裏話，本人生性愚鈍，直到今天，我也沒弄懂這個概念到底是什麽意思？“民主”的概念我在過去好些文章裏都介紹過了，這在西方是有嚴格邏輯界定的，就是由人民選擇管理自己的方式，通俗說就是人手一票的製度，但“社會主義民主”的科學定義是什麽？它的程序正義是什麽？至少到現在也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至於“社會主義科學”就更叫我暈了，我不知道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到底是哪個“主義”的“科學”？但你生活在中國，不用它是不可能的。巴金當然也要用它，但他心裏真實的想法，如他所說的“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樣”還是“五四”時期青年人喊出的那個“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因為巴老承認，“我們這一代人並沒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務，也沒有完成實現民主的任務。一直到今天，我和人們接觸，談話，也看不出多少科學的精神，”⑸巴老在這裏完全把“社會主義”四個字的定語拋掉了。事實上當他私下與他人談話時，他也從不加上那四個字，如：“我對民主問題也是這樣子想：民主不是恩賜的，是自己有責任去爭取民主才有。你肯講話，才會讓你講話，”⑹在《隨想錄》裏，還有一篇文章題目是《人道主義》，在泛文革話語體係中是“革命的人道主義”，這是用得極為廣泛的詞語，它屬於毛澤東的話語專利。我以為這個詞是有嚴重問題的，它是造成許多悲劇的話語根源。加上“革命的”是什麽意思？無非就是雷鋒所說“對待同誌要像春天一樣的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冬天一樣的殘酷無情”，無非就是河南內鄉縣法院門口高掛的標語“論黨性不論人性”⑺的意思。我以為，正是這個“殘酷無情”四個字，造成了在毛澤東號召“學雷鋒運動”後掀起的“文革”中發生如此大範圍對人身殘酷毀滅的重要的認識上的根源，也正是由於毛澤東對這個詞的錯誤理念，造成以往伴隨著革命進程中發生的諸如“富田事變”、“延安整風”一係列對黨政軍高層幹部群眾大規模殘酷審訊大開殺戒的話語根源。這個教訓是極為慘重的。巴金斷然把“革命”兩字拋棄了。這表明，巴金對那一套話語體係內心裏極為抗拒。

     巴金的《隨想錄》中有沒有大用特用體製話語的例子呢？有，“四人幫”四個字用得最多，在《隨想錄》的第一卷裏就用了四十七處之多。這個詞是體製內的改革派發明的，非常形象，準確，巴金在《隨想錄》中也暗示了這個幫派的後台，它令我們順著這個“幫”字，找到產生“文革”如此大悲劇的體製性根源，如果最高權力機構是依照黑社會的“幫派”遊戲規則來運作，那麽什麽荒唐的事不能發生？（順便說一句，不久前倒台的以薄熙來為首的“新四人幫”出現，說明這一體製的“幫派”痼疾有其頑固性、多發性）。

     三是巴金的《隨想錄》暗批了泛文革話語體係的一個通病，就是語義的高度不確定性，可說是隨心所欲，毫無邏輯。《小人、大人、長官》就是這樣一篇好文章。巴金指出，用孩子的語言“好人壞人”來判斷是非，這是大陸從群眾到領導人的共同習慣，這個批評可謂極具普遍性，而且一針見血。仔細想想，文革中炮製出的大批概念有哪個是有嚴格邏輯界定的？統統沒有。相反，用“好人壞人”來劃分“階級陣線”，搞無情鬥爭，以領導人內心的好惡而定，這不是草菅人命嗎？不妨還是用“社會主義”為例吧，吵了那麽多年，鬥爭死了那麽多人，鄧小平倒說了一句大實話，社會主義是什麽？“搞不清楚”。五毛黨為這句大實話大發雷霆，好像他們自己懂得很，在他們心目中，能餓死、整死數千萬人，這才是“社會主義”。一個政黨，連奮鬥目標的概念都沒搞清楚，就帶領十三億人瞎折騰了幾十年，負責任嗎？誰給你的權力？從巴金引出的話題如果放開去想，問題就更嚴重了。比方“人民”，“黨”等等概念，誰能說得清楚？我後來隻能幹脆舉實例來提問。說到“人民”，我就問，林昭、張誌新算不算“人民”？說到“善意的意見”，我就問，林昭二十萬言血書以死力諫毛澤東，張誌新的“隻認真理不認人”，算不算“善意的意見”？隻要這麽一問，立馬無人回答。一個話語體係連基礎的單位——詞的概念都毫無邏輯界定，那麽這個話語體係不就是胡說八道嗎？難怪蘇格拉底絕不願意跟不懂邏輯的人辯論。

    四是巴金《隨想錄》的話語體係中有許多影射語、雙關語。分析這些語言，能凸顯巴金內心深處的情感和深層次的思考。最為突出的是巴老對“文革”總後台的稱謂。他多次提到秦始皇、希特勒，他說，“他們還搞過焚書的把戲，學習秦始皇，學習希特勒。” ⑻“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清朝皇帝的文字大獄，希特勒“元首”的個人迷信等等，等等”，⑼這是說的誰呢？他說，“在秦檜的前麵加了宋高宗的名字。這就是正確的回答。”“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⑽那麽宋高宗是暗指誰呢？比方巴老講“文革”就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 “我也看出那個‘偉大的’騙局。” ⑾那麽設計這場騙局的‘偉大的’大騙子又是誰呢？這方麵的例子實在是太多太多，書中的影射語極其豐富，比方“萬歲”、“偉大的”、“這個人”“那個人”、“一些永遠正確的人”、“本人說話從來不算數”、“四人幫決不隻是四個人”等等，這些影射語我以往沒有太多的注意，這回重讀，一下子敏感起來，居然發現了那麽多，這再次證實了過去有人批評巴金並沒敢完全說真話是多麽地毫無根據。

     在這些影射、暗指當中，此次重讀再次引起我注意的是“希特勒”這個名字，它出現了不止一次。以前我在文章裏提到，這是巴老的一大貢獻，這就是他正式在書麵中第一次把“文革”與希特勒納粹聯係到了一起。這一次重讀，我的認識有所深化，我開始意識到巴老一再提起希特勒的原因似乎不僅僅是出於“文革”表麵上的“打砸搶燒”與希特勒的“水晶之夜”有相似之處，巴老的心裏可能思考得更深，隻是許多話不能明說罷了，因而他隻能一再提醒讀者往這個方向去想。果然，經過這一年許多事實的教育，我終於發現了愈來愈多的證據，表明希特勒的納粹與我們來自列寧、斯大林主義的觀念意識形態乃至審美趣味有著太多的相似性。這已經不單單是一個“文革”的問題了。麵對著社會上一再出現的民粹主義思潮的大泛濫，麵對著雷洋在十分鍾內被拷打致死的噩運，也麵對著“文革”期間發生了那麽多慘絕人寰的事件，我不得不產生一個想法：中國大陸人要想進入現代文明社會，我們除了要繼續進行反封建專製主義的啟蒙以擺脫“神”的控製外，還必須增加一個反納粹法西斯的“啟蒙運動”，這就是喚醒人們的良知，剝去獸皮成為人。

       通過對《隨想錄》話語體係的分析，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巴老對泛文革話語體係以及“文革”的製造者是多麽地反感和憎惡，表明他跟那個體係已經做了最徹底的決裂。在三十年前，巴金說出了那些話，表明了他不顧自己垂垂老矣的病體，為中華民族的未來用生命發出最後也是最勇敢的呐喊，難怪曹禺要感動得大聲說，“跟巴金相比，我簡直是個混蛋！我簡直不是人！”⑿

 

（二）要重視《隨想錄》裏巴金保護曆史的忠告

    《隨想錄》在三十多年前出版後，所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然而今年以來，社會上卻屢屢刮起了“文革”的翻案風。典型的事件是，位於汕頭澄海區塔山的唯一一座原來由民間創辦的文革博物館，在“文革”發動紀念日期到來前，其石碑、題詞、牌坊、對聯、紀念石碑都被當地政府貼上一係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海報，破壞得麵目全非，文革因素消失殆盡。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由XX部舉行了公開為“文革”招魂的“紅歌秀”，高唱“文革”歌，高舉“文革”口號，向黨的決議發起公開挑戰。

    依照常理，“文革”造成的對中國的毀滅性破壞許多人應該仍記憶猶新，怎麽這些人仍然如此健忘呢？據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此外，“文革”還使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優秀傳統文化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其負麵影響，恐怕幾代人也難以消除。

     其他還有，“文革”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至今絲毫沒有得到清算，由一套中共黨內文件編輯而成的700萬字《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揭示了中國一個偏遠省區在文革中出現的殺人吃人風潮，令主編者宋永毅的感覺是，“你看完廣西怎麽樣殺人、吃人，你覺得德國納粹黨衛軍煤氣室和機關槍是何等的文明和溫情脈脈。”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根據美國最新的醫學研究證實，父母親在懷孕及哺乳期間如受到重大精神傷害，他們的孩子的基因將受損引起突變，造成日後的精神病患。這一結論，本人已在多年前的學生群體及同學的後代中多次得到證實。建國後一係列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對人民群眾肉體和精神的嚴重摧殘，製造出億萬精神病基因病變的“定時炸彈”，這就是今日中國精神病人數高達一億，名列世界第一的重大根源⒀。這是一個多麽可怕的數字！如果加上後來誠信喪失、野蠻開發造成的環境汙染，匯聚成為一股濁流，最終造成中華民族人種的退化，那麽它將永遠刻在中國人的基因鏈上，這千古的罪孽由誰來埋單！

    麵對如此慘絕人寰的毀滅性的摧殘，居然還有人呼喚“文革”妖風重來，這不能不引起良知尚存的人們的嚴重警惕。

     巴金引領我們反思的正是“文革”的成因以及根絕“文革”悲劇卷土重來這兩個重大課題，他以《隨想錄》的親力親為告訴我們：一是必須堅持以獨立的人格說自己的“真話”，堅持個人的話語體係；二是必須堅持保衛真實的曆史，以教育後代子孫。這恰恰是當今中國反對“文革”和複辟“文革”，前進與反動這兩股曆史勢力爭奪的焦點。有些人為了證明他們的合法性，勢必要編造一個又一個不允許質疑和證偽的“假大空”話語體係，而為了能讓“假大空”繼續騙人，就必須要為泥塑的菩薩鍍金身，就必須偽造曆史。因此，承認不承認“文革”及其以往極“左”路線對中國人民長期造成的摧殘迫害，承認不承認那些被故意掩蓋的被“選擇性失憶”的曆史事實，就成了當前對每個人良知檢驗的試金石。經過這一場“亞文革”的回潮，我們更看清了巴金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的遠見卓識。

    著名的曆史學家帕特裏克 格裏在他的《曆史學家的責任》一文裏說：“作為曆史學家，我們的工作常常（如一個歐洲學者所喜歡說的）是做過去的看門狗。如果人們錯用過去，我們就得在夜裏吠叫，有時候還得撕咬，不過別指望會被喜歡。沒人喜歡看門狗，可是看門狗很重要。”這句話也應成為我們文學史家的座右銘。

    世界上任何話語體係都沒有“真話”話語體係來得有力，任何編造的偽史都永遠追不上曆史真相大白於天下的腳步，企圖掩蓋罪惡隻能延用罪惡，最終必被曆史釘上恥辱柱。曆史絕不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是由人類的良知書寫的，具體說是由具有良知的曆史學家書寫的，在這方麵，中國優秀的史官有著悠久的文明傳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這就是重讀《隨想錄》給我們的啟示。

 

注

• 《隨想錄》序言
• 同上
• 同上
• 《未來》（說真話之五）
• 《隨想錄》序言
• 1979年10月14號巴金與李黎的談話
•  

    

• 《多印幾本西方文學名著》
• 《再說知識分子》
• 《思路》
• 《序言》
• 引自網上李輝的文章
• 引自網上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精神衛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數據

 

                     寫於2016.5.16—2016.5.24“文革”發動五十周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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