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氏的博客
留給藍色星球的話
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現實主義缺陷
根據路遙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前些日子作為重頭戲在國內隆重推出，海外也轉載播出了，我的總體看法是，在國內電視劇攪得一地雞毛之後，這一部還有些嚴肅的東西。
先講好的。《平凡的世界》在表現毛澤東的農村公社化運動造成農民的極度貧困和深重災難方麵具有震撼力和揭露的力量，他指出這一指導思想的荒唐愚昧怪誕嚴重逆曆史而反動。其次，他在表現中國西北部農民深厚的民風的同時不忘表現農民靈魂的積習重擔，這兩方麵都很有力度。
不足的是，我同意之前有位先生的意見，這是一部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唱讚歌做政治詮釋的作品，因此到了後麵，就成了政治進程的演繹本了。
中國體製內的作家多年來已摸出了一套與體製共舞的成熟經驗，這就是若想讓你的作品貼近一點現實，揭露問題深一點，又能獲得發表的機會，隻有一條路，就是采取“邪不壓正”的創作套路，也就是好人必須壓倒壞人，好事必須多於壞事。否則你根本不可能通過這層層審查的關卡。路遙很懂得這一點。他正是因為有後麵為鄧小平樹碑立傳的總體構思，所以才有敢於那麽衝撞鄧的前任的底氣。但這麽一來，他的作品就呈現出套路化，作品的現實主義品質就大大打了折扣。
評價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有一條亙古不移的道理：不要看他寫了哪些被準許寫的東西，而要看他寫了哪些不準寫的東西，因為這裏往往反映更深刻的真實。杜甫的《兵車行》寫的是唐玄宗盛唐時代“開土擴疆”的“太平盛世”，這個不識相的杜陵野老如此放肆地攻擊征兵政策，放在今天起碼是要請去喝茶的；吳承恩的《西遊記》開始是作為禁書被封殺的，沒有“翻牆軟件’是看不到的,原因就是那個“大鬧天宮”企圖顛覆當時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製度，所以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這個道理不是毛主席的專利，古代帝王全都懂。然而我們今天不全是因為這些被禁的地方才令我們倍加珍視的嗎？
《平凡的世界》電視劇的現實主義缺陷至少表現在下列幾方麵：
1、它寫出了鄧小平農村改革開放後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忘掉了問題的另一麵即造成農村社會嚴重兩極分化、貧富尖銳對立的現實。克服這種弊端，成熟的做法也是目前發達國家采用的做法是通過法律和稅收來調節控製，再加上宗教與社會倫理的文化傳統的熏陶，沒有這幾方麵的綜合治理，是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而由於我們的指導思想的失誤，這個問題帶有製度性的特征。作者顯然是故意避開了這個矛盾，他筆下的孫少安是依靠鄧小平的政策發家致富的典型，作者賦予他以理想主義的色彩，一心帶領群眾致富，但考察他的做法就是聖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的那一套，這在現實中是要碰壁的，因為它違背市場經濟規律，作者其實也看到了這一點，但他沒法解決，最後幹脆繞過去了。
2、作品裏涉及到的陝西和山西都是官場腐敗的重災區，尤其是煤礦，這些年來我們聽到的駭人聽聞的腐敗和煤礦工人的悲慘命運的故事還少嗎？但在路遙筆下，各級領導都是相當清廉的，十分正派的，即使有些衝突，也完全是看法、做法上的分歧，好容易搞出一個貪汙的案子，也不是發生在領導幹部的身上，而是發生在正麵領導典型田福軍的夫人一個普通醫生的身上，一部“史詩性”的作品，在腐敗的高發區，如此長的時間跨度，官場上上下下竟然如此幹淨，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更何況那位夫人的貪汙額度僅僅是在兩盒茶葉罐裏裝滿了十元人民幣，並且那位夫人居然接到手裏就從來沒有打開過，天哪，多麽單純潔淨的人！這讓本人看到這裏也不禁啞然失笑。這樣的貪汙額度換在澳大利亞最少要判五年以上，但在中國可能連立案的底線還不夠。
3、路遙以兩個年輕人的個人奮鬥史來回答農村青年人的出路問題，帶有天方夜譚的色彩。我們當然清楚，這正是這部作品被主流話語看中的原因正在於此，他們力圖讓人們相信，在不改變社會結構現狀的情況下，年輕人隻要努力努力再努力，都能實現自己的夢。應該說這隻是神話。正如孫立平教授指出，“底層的淪陷將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這個問題首先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結構的問題”，另一位中共宣傳係統的高級官員周瑞金也在博客中說：“今天最大的問題，並非貧富間、官民間的財產和收入差距，而是這種階級的、階層的分野正在大規模世襲。草根階層失去向上流動的可能，”我以為這才是問題的本質。孫立平再怎樣努力，也不可能“上去”，因為所有的社會資源都被一層層身居權力金字塔形頂端的人所瓜分，作品裏一次次寫到跑關係找門路的情節就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孫少平的身上無疑有路遙個人奮鬥的影子，但他本人的經曆也已經充分說明了此路不通，他四十二歲就去世，人們都說是“硬給累死的”。
路遙是一個依靠自己勤奮走出來的作家，他先天的知識結構不足嚴重影響了他觀察社會的視野，造成他世界觀的重大缺陷，也影響了他文學的成就。
當然, 把1978年改革以後的情況寫得有些理想化了, 可能是他在1950/1960年代受的共產黨教育的影響.
不管怎麽講, 1978的改革是讓中國農村得到了巨大發展和進步, 擺脫了貧困, 功勞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