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回眸看巴金——對巴金研究的自我反思

海外回眸看巴金——對巴金研究的自我反思

                                             汪 應 果

四年前我到了海外，沒有了原先的研究條件，大量書籍和資料也不可能隨身攜帶，間或歸國時間也很短，因而繼續做巴金的研究已不可能了。但人到了海外，擺脫了囿於一國之內的話語幹擾（這種幹擾幾乎在許多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高漲的國家內都存在），視野變得更開闊了，與不同文化的衝撞交流更為頻繁，尤其是，出國後親見親曆跟在國內受到的灌輸其差別之大猶如天壤之別（用“王立軍在獄中的供詞”中的話就是“中國的老百姓好騙啊。”），這就促使自己去深入思考，從而產生一些新的感悟，新的視點，對自己過去認識的不足之處往往能有所補充和修正。我想這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本文就談談個人到海外後對巴金認識的幾點新的認知。

 

一、巴金給中華民族留下了豐厚的思想財富。

縱觀中外文學史，決定一位作家能否不朽的關鍵在於他以及他的作品能否在他身後的幾百年間繼續地為後人提供啟示，而這就取決於作家思想及藝術發現人生和社會的深度廣度。這些年來我開始對於巴金的定位有了一些變化，以往我們都稱他是作家，他也這樣自我稱謂。現在我開始意識到，巴金首先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然後才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之所以有了這樣一個認識轉化，是因為我開始重新思索巴金青年時代的那一段人生及其思想探索的曆程。從他十五六歲起到二十歲前後這一階段，他是做了大量的理論工作的：克魯泡特金全集的半數以上是他翻譯的，當時重要的馬克思著作以及國際及前蘇聯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鬥爭史料巴金是做了大量閱讀研究的，他跟同時代中國作家不同的地方是在他從事文學創作之前他已經做了大量的理論準備，其理論水平遠遠超出當時中共領導人及其他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之上（這隻要看看當年毛澤東、郭沫若等人的政論文章比較一下就可一目了然）。

在我看來，巴金的一生中有三個階段產生了重大的思想成果，它們現在和將來都將繼續給先進的中國人以思想的啟迪。

（一）早年的理論建樹。

這是我國的研究界長期直至今天仍徹底否定或故意忽略的一大塊。我在早期的研究成果《巴金論》中雖然做了一些在當時情境下有違主流話語的辯護，但並沒有給以正確的評價，所作結論不少是錯誤的。

我之所以到晚年會有很大的觀點變化，是跟在海外的親見親曆分不開的。澳洲的華人移民絕大多數來自東南亞，相當大的群體是被越共大規模排華驅趕到海上喂鯊魚的難民，還有就是躲避柬共波爾布特大規模屠殺的華人難民，從他們那裏我了解到無數慘絕人寰的悲劇，澳洲又是許多來自前蘇聯解體後移民的首選地之一，與她們的交談又使我了解了更多俄羅斯、烏克蘭的人間悲劇。它使我有機會對以列寧主義指導的革命運動有一個全球性的大視野，我不得不做出的結論就是這是一場人類曆史上空前慘烈的大浩劫。由是我猛然想起巴金在一個世紀之前作為一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當列寧主義剛剛在前蘇聯大地上肆虐的時候就已經看出這場悲劇的性質及根源令我深感折服，並對他為那些受迫害的人們聲張正義感到由衷地欽佩。

巴金當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悲劇的根源就在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錯誤，“曆史常常如此，民眾把專政權交給別人要他們來壓製民眾的仇敵，但結果他們後來總是用這權力來壓製民眾自己。”（‘丹東之死’譯者序）這句話不僅早就被法國大革命的曆史所證實，也被一百年來的列寧主義運動的曆史所證實，它的的確確是真理鐵律。

到了今天，這場運動除了帶來大浩劫外，還帶來了繼之而來的大掠奪。因為在澳洲我看到太多的貪官在那裏洗錢的事實，民眾把權力交給他們的同時他們卻把權力當成大肆掠奪的工具。

仔細研究當年巴金的思想，他其實是應該被歸作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思想者之列的，因為他的思想體係是屬於第二國際的，即恩格斯領導並開拓、奠基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也就是恩格斯晚年放棄使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匯而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應該運用現存的國家形式即民主立憲製來進行和平過渡的思想。

在第二國際中，用聯共（布）的話語是包含著“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然而“修正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被列寧罵出來的名詞，實際的意思是正麵的（伯恩斯坦稱“科學都是被‘修正’的”即“逐步完善”的；安那其主義原意是societies often defined as self-governed voluntary institutions,“社會通常被定義為自治的誌願機構”。從詞源上說，是“沒有”“統治者”，強調個體互助）。在恩格斯那裏不存在貶義，都是社會主義思潮，到了列寧嘴裏成了貶義詞了，中國人習慣把蘇共的那一套教條拿過來變成自己的思想緊箍咒。

在巴金早年的思想中，有下列幾個觀點值得我們特別研究，如，他反對階級鬥爭的學說，否認階級鬥爭是推動曆史進步的動力，他認為“進步和進化”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他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學說，反對人類社會的“生存競爭”說，主張“社會互助”和階級和諧，從這個基本點出發，他延伸出貫穿他一生的“人類愛”的世界觀。而它們的根源就來自民主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

今天我們重新審視他早年的這些思想觀點，是否明顯感到了它那經得起時間與實踐檢驗的旺盛的生命力？

說得直白一點，當年巴金跟郭沫若等人的論戰實質上就是以列寧為代表的第三國際跟世界上延續並存的第二國際思想鬥爭的微型化。第二國際的思想後來被搞得很臭，是因為列寧主義被自封成了“正統”馬列，反對他的都被作為最凶惡的敵人加以清除。而到了中國，遵循著列寧主義的路線並加以農民革命式的發展，“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最終發展出了秦始皇馬列主義，最後以“文革”作為發展的最高階段而倉皇收場。

然而一百年的曆史過去了，第二國際在恩格斯去世後雖然出現過分裂，也犯過一些錯誤，但卻一直延續下來，最終以“社會黨國際”的名稱保留至今。如果看一看第二國際的思想家、理論家，明顯的要遠遠超過第三國際，或者說他們根本不在一個級別上。吊詭的是，我們在世界上看到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無論是南半球的澳大利亞，還是北歐的瑞典等斯坎的納維亞國家，以及瑞士等等許許多多的福利國家，在世界已呈花開遍野之勢，許多中國的老革命去過都說，“我看共產主義也就這樣了”。那裏沒有什麽貧富差別，人們享受著很高的社會福利的保障，普遍過著富裕的幸福生活，社會公正，社群和諧，道德水準很高，每一個富人都心甘情願地上交高額的賦稅來為社會公平做奉獻。而列寧主義的故鄉卻已是分崩離析，徒留下斑斑血痕。第二國際以民主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為標誌一直在全世界發展前進，他們都以社會黨、社民黨、工黨等等政黨形式領導著國家，而且結出了豐碩的果實。由是我們不免得出了一個觀感，那就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它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社會都成了虛無飄渺的空中樓閣，相反，倒是恩格斯晚年所引領的第二國際的“修正’思想在世界的許多國家反而已經清晰地勾勒出“共產主義社會”的輪廓，而這種輪廓卻正被當下中國的所謂正統理論家們不斷地詬病，隻要看看他們對西方社會福利製度及西方議會民主製度的眾口一詞地攻擊，就看出他們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的距離是何等之遠（試問，一個沒有充分福利保障的社會，一個沒有普遍性民主法則的社會，會是宣稱人性完全徹底得到解放的共產主義社會嗎？這些磚家叫獸的用心極其險惡，他們根本不是想把中國帶到共產主義，而是拚命想拽回到“萬惡的舊社會”去！）。曆史其實已經做出了判斷，隻是有些人死活不願意承認罷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今天世界上除了極少數幾個國家堅持使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來兩分當今世界的社會製度外，其他地方已很少有人使用這兩個詞了，原因是“名”與“實”對兩者而言在今天的世界上都嚴重脫節，此無需贅述。在本文的附件裏我要特地介紹瑞典的社會製度，他們的執政黨就是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工黨，在他們的黨部裏至今仍高懸著馬克思、恩格斯頭像的旗幟。

巴金早年的這些思想在上述的國家裏都成為了生動的現實，它也終將有一天在中國成為現實。

發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那場論戰，巴金是孤立的，但卻閃躍著真理的光輝。這場論戰在中國二十世紀曆史上僅僅短暫一閃，折射出馬恩那個年代對共產主義思想追求的自由探索、自由辯論的精神，以後在中國不僅對馬列不容置喙，而且發展到對運動領導圈裏的人任意篡改馬克思理論滿口胡說八道都不容批評，對他們的濫用權力戕害人民謀取私利不容監督，隻能俯首帖耳唯命是從五體投地頂禮膜拜，這應該說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奇恥大辱。

巴金青少年時代的理論研究工作對他的一生有什麽影響，這本應該是個很重要的研究課題，但可惜的是，人們對這一段避之還唯恐不及，大家都刻意地淡忘它。然而我卻以為它肯定對巴金的一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作用大概隻有巴老生前自己心中有數，他也絕不會對任何人去提起。試想一篇十五歲時閱讀的《夜未央》作品就能夠決定性地影響了巴金終生，那麽他辛辛苦苦在那個年齡段出自探求真理的強烈願望翻譯連篇累牘的理論著作，居然對他會沒有影響嗎？我初步想到的是，一是它給予巴金一生以定海神針，使他始終有定力來抵禦思想強暴；二是它為二十歲的巴金創造出不朽作品《激流三部曲》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使他能對中國的問題一箭中的。

寫到這裏，我不得不為我在《巴金論》裏寫下的諸如巴金的“極其錯誤的觀點”之類的判斷向讀者說聲對不起，我誤導大家了，盡管不是有意為之，盡管自己也是受了思想強暴的荼毒。

（二）中青年時期對東方式專製集權製度所做的深刻思想藝術發現。

《激流三部曲》的思想藝術成就是人所公認的，這是巴金創作的標誌性貢獻。到了海外想法有所變化的，是看到了國外的一些學術觀點開始影響到了國內，這就是對中國的封建社會該如何定義的問題。國外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國嚴格地說並沒有漫長的封建社會階段，隻有漫長的專製集權階段。因為按照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的定義，沒有強大的中央集權，分封和社會等級是它的特征。中國符合這個特征的大概也隻有周朝，其餘的都算不上。這個觀點近來影響到了國內，比如易中天就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就僅僅是周天子的春秋戰國時代，以後都不是。因為中國從秦始皇開始，就進入中央專製集權的曆史階段，一直延續至今，沒有改變，很難用“封建社會”來概括。應該說，這思想不是他獨創的，是舶來品。

這就涉及到巴金作品到底反對的是什麽的問題。

我以為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定位於反專製集權製度比較合適（“專製”是貶義，“集權”不一定是貶義，因為世上也有“集權民主”式的新加坡，當然他們不一定做的都好，然而集權式專製肯定是不好的——作者注），如果要加上“封建”兩個字也不是不可以，因為中國的專製集權社會也帶有中世紀封建社會強烈的社會等級的特征，一直延續至今。也可以說，巴金反對的是“封建專製集權製度”。

巴金之所以在那個年齡就把中國的最深層次的曆史運動的“最穩定特征”（丹納語）表現得如此深刻生動，不能不歸功於他早期的理論修養，因為安那其主義最強烈的特征就是對自由與平等的向往，對任何壓迫的決不妥協。

《激流三部曲》通過對高家典型東方式家庭形態的剖析做出了對封建專製集權製度的罪惡與弊端等許多重大的發現。這些在以往專家學者所做出的眾多研究成果中都有充分體現，我想補充的是，它還做出了許多至今不大為人們所注意的發現，諸如：

高家拒絕任何新思想和製度變革，頑固堅持祖宗之法，把西方外來進步思想當做洪水猛獸一律堅決抵製，阻止真理傳播，以致與世界先進文化嚴重脫節，造成價值觀嚴重扭曲與倒置，揭示了專製集權製度的思想僵化性保守性。巴金的高明就在於，他告訴人們，這種僵化保守，並不在於他們有什麽信仰的堅守，他們從來沒有什麽信仰，他們純粹是出自一己之私，其目的在於固化自己利益獨占的思想體係；

又比如，高家的“定於一尊”的組織係統與意識形態係統與第二代的衝突揭示了“封閉性社會”與“開放性社會”價值觀對立的本質；

再比如，高老太爺選中的“人才”都是低能缺德、貪汙腐化的，而真正的人才不是被逼自殺就是出走家庭、遠走高飛，顯示出這個製度具有以無能治有能，以庸才奸才逼英才出局的特性，揭示了專製集權製度的人才逆淘汰機製；

還有，高老太爺、陳姨太、大太太以及幾房之間的明爭暗鬥，令人們得以一窺中國曆代高層政治鬥爭的遊戲法則，揭示了專製集權製度最大的腐敗必然發生在頂層人物身上以及頂層權力運作的裙帶幫派式死磕內鬥的規律；

高家到了第三代無論德能、智能、體能素質更為低下，反映了一個客觀事實，即中國國民素質自漢唐以下每況愈下的根本原因，到了今天直至穀底，揭示了專製集權製度下人的素質遞減退化律；

高家最後的分家、出走、分崩離析揭示了專製集權製度的中國“合久必分”的曆史周期動蕩律

等等等等……

可以說，這是一部關於“封閉性社會”封建專製集權製罪惡的全景圖，它令今天有頭腦的讀者往往會發出“你懂得的”會心一笑。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能把中國的封建專製集權製度的罪惡看得這麽清楚這麽透徹，沒有十分豐厚的理論功底是萬萬做不到的。通過巴金的《家》讓我們看懂看透了中國的許多事情，懂得百年後出現的種種怪現象的背後的深層原因。

（三）晚年《隨想錄》全麵反思“文革”，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觀點和對民族振興十分重大的有待實現的思想課題。

人到海外，與西方文學麵對麵接觸，開始對西方文學有所真實的了解，特別是對“現實主義”的認識更全麵了。比方過去總認為西方的主流文學就是現代和後現代派，寫的全是類似於讓人做腦筋急轉彎的智商測試券，就像國內那些“大家’們模仿的那樣。結果發現根本不是那麽回事。西方文學始終沿著返璞歸真的主流前進，他們的讀者特別喜歡讀紀實性的作品，喜歡自傳體小說，喜歡巴金《隨想錄》式的散文隨筆，這類書銷得特別好。比如A.B.FACEY的文風極為樸實的“A Fortunate Life”的自傳體小說，成為澳洲文學的經典，在兩千萬人口的澳洲能銷到近一百萬冊，比如英國人可以不知道北京有個天安門，但個個知道張戎寫她一家三代人經曆的紀實小說。

為什麽？這關係到西方人對文學的理解，他們要的是最真實的人生體驗。由是引出了對“現實主義”的不同理解。有一次參加研討會，西方學者認為中國人雖然堅持說我們的當代文學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流，但他們則認為我們根本沒有“現實主義文學”，因為現實主義的要義就在於按生活的原樣真實地表現生活，然而在中國顯然對“真實”要先進行政治甄別，其次還有種種類似“九不準”之類的清規戒律，特別是不能表現“正麵人物”人性的醜和惡，甚至是性心理的扭曲，不能表現政治家的卑鄙齷齪（想想那些國字級的貪官諸如薄熙來、康師傅吧），不能寫現實社會生活的陰暗麵等等，把“真實”閹割完了再來講“現實主義”不知還剩下幾分真實的影子？但是人們能否定上述的否定麵就不是真實嗎？表現這一切難道不更能深刻地讓人們認識真實嗎？

西方人對文學的看法令我想起了多年前人們對《隨想錄》的一些非議，比如認為巴金所說的“真話”並非真話，比如認為《隨想錄》在散文藝術方麵乏善可陳，它的語言藝術跟那些美文沒法相比故尓不能算是好的散文作品，因而認為我們是在吹捧《隨想錄》的貢獻、誇大巴金的文學成就等等。我開始意識到國內的文學觀念出了問題，他們是在用不正確的文學觀念來評價巴金的作品。在他們看來，文學首先不是為了傳達作家心中的真善美，而是比辭藻的華麗，表達的花俏，比風花雪月，煙酒茶餚，鳥蟲犬馬……而且這些人都以“磚家叫獸”的身份出現，他們的那一套在年輕人當中還相當有市場。

由此我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看到《真話集》時內心的激動，那不是香港正式出版的，應該是盜版，因為當時還不容許境外書籍進關，那是由南京師範大學用很蹩腳的新聞紙印刷的，估計是盜版，並沒有公開銷售，已經不知道在多少人手中傳遞過，不少文章令我潸然淚下。我也想起巴金說到在日本的一次報告會，他的講話令許多日本婦女當場落淚……巴金用的就是他一貫用的樸實的語言，他的創作方法就是質樸的那句話：“把心交給讀者”。這難道不是文學的最高境界嗎？

由此我心頭又猛然冒出了一個見解，我發現巴金跟中國文壇上那些大紅大紫的喧囂始終無緣，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家的譜係中，他就是個“另類”：1949年前，他既不屬於自由主義作家，也不屬於左聯作家；1949年後，他身在體製內，但從不拿體製內的一分錢，他既不聽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條條框框，也不理會什麽“雙革”、“三突出”、“為※※※服務”等等那些不斷翻新的說教，他隻沿著他自己走慣的老路。那麽他“另類”在哪裏呢？正如巴金所言，在中國的作家當中，他大概算得上是最受西方文學影響的作家了。我想他就是始終按照西方的返璞歸真的路子在走，既不趕西方那些花裏胡哨的流派的浪頭，也置中國的那些層出不窮的抽風理論於不顧。他一直走得很低調，很寂寞，但他卻走得最遠，最實在。

我曾在一篇文章裏寫過，《隨想錄》是不是說了真話？說的程度夠不夠？不能看表麵，要看文章的暗示。在那個毫無言論自由的語境中，我們隻能從巴金的字裏行間去猜度作家的本意。比方說對四人幫後台的暗示，對秦檜後麵的宋高宗的抨擊，對愚民政策含沙射影的攻擊等等，都可以說是超出了當時輿論控製所允許的極限。書中流露出的許多觀點至今都閃閃發光。由於我的手頭沒有這部作品，我隻能著重提出我所想到的兩點：

一是把文革與希特勒的納粹相提並論。這是巴金的獨創性發現，至今無人企及。盡管書中隻是一閃而過，如說四人幫“學習秦始皇，學習希特勒”，如說做夢夢到希特勒，但用意已極為明顯。巴金是第一個認識到文革具有希特勒納粹性質的中國人，因此他才特意提出要建文革紀念館。巴金的這一思想至今仍沒有被多數中國人所領悟，更不用說接受了，今天的中國仍有許多公開為文革翻案的人存在，文革的危險仍時時如影隨形地緊跟著中國老百姓。我認為巴金研究會有責任推動巴金遺願的實現，尤其是把“文革就是中國的希特勒納粹運動”的巴金思想在全社會推廣，讓更多的人接受這個觀點，從而將來推動立法，像德國那樣，嚴禁任何納粹組織和納粹觀點，嚴禁任何為文革辯護的言論和行動，並最終讓領導人學習施羅德的勃蘭登堡著名的一跪，在文革紀念碑前向全民族懺悔。這樣中華民族才能從此斷絕文革的噩夢。

二是接著上麵的話題說到巴金與民族共懺悔的精神。我覺得自己過去的理解完全錯了。懺悔精神是《隨想錄》中巴金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它關係到我們民族能否得到新生。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裏曾寫過，文革中那麽多幹了壞事的人至今都不懺悔，都活得有滋有味，相反，倒是讓一個受盡文革折磨從未做壞事的老人來懺悔，顯示出巴金偉大的情懷。這看起來是在肯定巴金，實際上沒有理解巴金。巴金的用意極深極深。

我到了國外後，逐漸認識了基督教，也開始懂得了巴金的懺悔。基督教之所以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它的懺悔精神。懺悔的原意之一就是，因為基督是為我們全人類受苦的，他被釘在十字架上每天都在經受著煎熬，可是我們雖然見證著這些痛苦，卻毫無作為，卻不能挺身而出為基督分擔痛苦，這就是我們必須懺悔的理由。上帝的確要我們原諒敵人，但從來沒有說過要原諒不懺悔的敵人，對這種敵人上帝是堅決要懲罰的。至於上帝為什麽要求人類有懺悔精神而不要求動物也有這種精神，那是因為上帝把靈魂唯一隻給了人類。巴金的懺悔就是基督精神原汁原味的再現。他絕不是想替那些至今不懺悔文革罪行的人代為受過，不，他是表明，像文革這樣巨大的人間災難在他眼前發生，他居然無所作為，他也是有責任的，這是他良心上不能原諒自己的。

基督教的懺悔精神把人的靈魂提到了極高的“位格”境界，這就是為什麽篤信基督教的人總體上說道德素質較高的原因，因為世上所有的災難即使與他無關隻要讓他知道他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他就必須受到良心的譴責。這就使人們的內心充滿著崇高的道德責任感。

中國是一個不知懺悔為何物的民族，而不懂得懺悔的人是一個沒有道德感的人，不懂得懺悔的民族是一個沒有道德感的民族。在庸俗唯物論及權力金錢的強暴下，現在道德水平已岌岌可危了。麵對這一切，巴金是以自己的懺悔想帶動整個民族培養一種懺悔精神，如果它一旦成為社會風氣，中華民族就將獲得道德和精神的新生。

難道我們不要大力發揚這種全民族的懺悔精神嗎？

我以為這也是《隨想錄》留下的一份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二、巴金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中國夢”一旦實現後的新人的人格。

本次的巴金研究會的主題是在當下的社會如何發揚巴金的“超越時代的理想主義”。這是一個很好的話題。巴金是個過世的老人，按說是“舊人”，重新提巴金精神似乎早該Out了。但我卻偏要說他是個未來社會的新人的榜樣。

我不想說大道理，是否超越時代，讓我們看一份有關瑞典的PPT介紹就可明白。

（可點擊打開，或見本文附件）

 

用這份文件裏的話說：“瑞典還是一個‘王國’；可是，其製度卻比美國還要先進。怪不得中國過去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去過北歐以後說，這不就是我們苦苦追求的共產主義嗎？

據中央黨校教授說，共產主義要到3510年才能建成。1500年以後，中國已經是500代人以後的事情了，這種騙人的大忽悠理論隻能騙騙3歲小孩子。”

 

這份材料再次證實了我前麵的觀點，即所謂共產主義今天已在十九世紀後期第二國際的思想推動下由空想變成了現實，相反我們的“科學馬列”主義反而由“科學”變成了空想，它離我們愈來愈遠，虛無縹緲。按照這位黨校叫獸的說法，在往後的1500年間，中國人還非得忍受他們規定好的一代代“聖賢”來統治我們，好讓他們的蟲蟲灰灰們不斷地把我們的蟲蟲灰灰們創造的財富再轉移到國外去，簡直是TMD!拜托了，叫獸，還要我們等待1500年，這是歐洲中世紀的多少倍時間？我們要熬到哪一天才是個頭啊？

根據我們的“科學”理論，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人們都必須是“毫無利己之心”，“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都必須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全新打造的升級版的機器人，讓人想想就覺得眩暈，太高不可攀，遙不可及了，難怪要等1500年呢。但是我們看看瑞典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是我們每一個都能經過努力做到或甚至做得更好的。如果我們再對比一下巴金的人生態度，我們就可發現，他的人生觀，他的一生追求不跟瑞典人的生活態度完全一致嗎，有些地方可能比他們的追求還要更高一些？這就證明了，巴金的人格就是新人的人格，就是適合未來社會生存的人格，這就是超越時代的實證。

有幸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常說的一句話是，“今天的中國人比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接近中國夢的實現”。看來，在習總這裏，共產主義不那麽遙遠了。我在海外聽了，一方麵覺得很振奮，另一方麵又覺得太不可思議了，貪官像抓不淨的虱子，一抓滿手都是血，中國的渾身都爬滿了，怎麽實現中國夢呢？

後來看了一則斯諾登的爆料，一下子恍然大悟，方知習總使用了中國式的“相反相成”的大智慧，越是貪腐橫行，就越是接近夢境的實現，何故？且看斯諾登的材料：

（預先聲明：這是網上下載的，但我沒條件去核實其真實性，請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身在俄羅斯的斯諾登今天公布中國官員在國外存款達 4.8 萬億美元，約為 30 萬億人民幣。主要分布在美國、加拿大、澳洲、歐洲和南亞。按現金持有占總資產（現金 / 房產 / 股份 / 基金 / 收藏證券等）的三分之一算，貪官們的海外資產達 100 萬億。 

這是個什麽概念呢？中國搞全民免費醫保每年需要 1600 億，貪官們的海外資產可以搞中國全民免費醫保 625 年！” 

 

 我立刻懂了：也就是說，中國實際上已具備實現瑞典式共產主義的物質條件，隻是被貪官們拿走了。習總講的沒錯，“實現中國夢距離很近”，是什麽意思呢？這距離就是中國人打破貪官們老鼠倉沒收他們財產最後收繳國庫的這段距離，這就是習總現在拚命打老虎的原因之一。

但是，財產拿回來了，人的素質卻上不去，還是不能實現中國夢，辦法是現成的——學學巴金的人生態度，即一生隻講奉獻社會，隻講愛別人，在物質上金錢上從無過多要求，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和人生境界。

我想這就是巴金留給我們的超越時代的永恒的價值。

 

                                      2014.6.28 Melbourne

最後我還要補充一句：我在《巴金論》裏說了那麽多批判唯心、推崇唯物的廢話，真是無聊之至。唯心、唯物根本是一個哲學史上極無聊的爭辯。“物”與“心”相互轉化共通，這早已被量子論所證實。中國的唯物主義教育並沒有消除全民族的普遍的迷信，相反摧毀了中華民族最後保留下的一點宗教情懷。

附件：

世界最美的社會製度---瑞典

2014-05-09 精品 

許多觀察者都觀察到，中國正在掀起一場勢頭迅猛的反腐風暴。我想借此機會，談點瑞典的反腐經驗。8年前，瑞典隆德大學提供一筆資金，邀我去訪學。期間既不用講課，也不用做課題，就是領你轉轉，讓你看看，感覺在混吃混喝。臨別前我頗有點內疚地問：你們花這麽多錢請我，到底想幹什麽？一位教授告訴說：我們想讓你知道，這世界上有比美國更好的製度。

瑞典隻有1000萬人口，是個蕞爾小國。這樣一個袖珍小國，何以有如此強烈的製度和文化自信？

瑞典一位檢察長介紹說，她當檢察官32年，從未受理過一起官員腐敗案件。一位警察講課時說，他從警二十多年，隻遇過一起試圖向他行賄的。一個東歐國家的人，因為違章駕駛被他攔住，駕駛員試圖給他500元瑞典克朗。警察說，我一把將他揪進警車。他違章駕駛，依法不過罰款，但他試圖賄賂警察，被判刑二年！警察說，我根本不會考慮受賄，因為國家給我的工資，足以讓我體麵地生活。

市政大廳

我在瑞典旁聽過一起刑事審判。庭審結束後我問一位陪審員：你怎樣防止自己腐敗呢？他吃驚地問：我腐敗？這怎麽可能？我說：怎麽不可能？他說：怎麽可能……幾個回合後，他認真想了一會兒，恍然大悟地說：根本不可能，我上庭之前，不知道審誰；被告上庭之前，不知道誰審；庭審一結束，我們就形成判決意見。他想行賄也沒機會了。

瑞典官員不腐敗的社會背景是，人民不貪財。

歸國前我到理發店理發。推門進去後，女理發師問：您預約了嗎？我鬱悶地問：理發還要預約？她查了查小本本，說後天下午還有個名額，您來吧。理完發後我才知道，一次最普通的理發，收費竟然300多元。但縱使如此賺錢的買賣，人家到下午4點就收工，決不加班。

 

 

王儲下嫁平民

有次我和隆德大學東方係主任閑聊。“文革”期間他曾在中國工作很多年。我說，你們沃爾沃的老板應當很有錢啊？他說，這家夥不道德。我吃驚地問：為什麽？他說：他那麽有錢就是不道德。我這才明白，原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道德觀：太有錢就是不道德。我不知道他的道德觀是不是瑞典人普遍的道德觀。但瑞典人不愛財物愛自然，是普遍的社會感情。

 

 

綠色環保的首都

大約一年前，我請瑞典大使館的人到政法大學講社會主義。一位叫馬延花的女工作人員和我談天：在瑞典開個好車，像做賊似的，生怕別人看見。瑞典人換車，通常還是用以前的那個牌子和型號，這樣鄰居就看不出你換車了。

 

 

 

俯瞰首都

瑞典國民不愛財，官員不受賄的民風能夠形成，在我看來應當有幾個主要原因。

 

 

 

 

首都夜景之一

 

其一，完備的社會福利和保險製度，使人民心中不慌不怕。上學不要錢，養老不要錢，看病基本不要錢。人們不用為生老病死“備戰備荒”，拚死拚活。

其二，瑞典稅賦達到40％多，重稅使國民失去追逐財富的動力。

其三，政務公開，瑞典的政務透明度超出我們的想象，官員財產公開理所當然，首相請客吃飯，菜單需要上網。法國總統希拉克曾經致電瑞典首相，指責反對加入歐元區的瑞典人，此信被公開。希拉克非常生氣，再次致信瑞典首相，責問私信為何被公開？結果，此信又被公開。因為按照瑞典法律，這些都是政務公開的範疇。

其四，社會透明，不僅公務人員要公開財產，企業高管也要公開財產。根據瑞典“不動產登記製度”，任何人在當地買房子，都必須刊登廣告，包括房屋所在地點、交易時間、買賣雙方的姓名、交易價格、房屋麵積及修建情況等，一應俱全。這樣的廣告沒有任何商業目的，隻是以備當前或今後有興趣了解購房者財產狀況的人查詢。

其五，民風樸素，瑞典民風不崇尚個人突出，崇尚自然樸素。企業不崇尚加班。一個經常加班的人，會被視為別有用心的人。在一個熱愛自然而不是熱愛財富的國家，官員腐敗幹什麽？反之，在一個金錢至上的國家裏，官員怎能不腐敗？吊詭的是，這個不慌不忙、閑適自然的國家，竟然是國際競爭力最強的國家之一。

瑞典歸來後，每當遇到某些“勤勞腐敗”的上國高人，我就想到萬裏之外的那個蕞爾小國，羞愧地低下頭。

哈，瑞典還是一個“王國”；可是，其製度卻比美國還要先進。怪不得中國過去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去過北歐以後說，這不就是我們苦苦追求的共產主義嗎？

據中央黨校教授說，共產主義要到3510年才能建成。1500年以後，中國已經是500代人以後的事情了，這種騙人的大忽悠理論隻能騙騙3歲小孩子。

借鑒瑞典的製度不行嗎？非要繼續摸石頭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