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重返曆史現場的抗戰正劇——自傳體小說《烽火中的水晶球》簡評

一部重返曆史現場的抗戰正劇

                ——自傳體小說《烽火中的水晶球》簡評

趙江濱

2015、3、17

 

人們可能會想不到，抗戰的苦難歲月已然成為當今文藝創作取之不竭的曆史資源，並進而衍化為日常文化生活的狂歡盛宴——抗戰的曆史在今天的諸多文藝作品和影視屏幕上的狀況就是如此。一幕幕抗戰“神劇”在異常熱鬧的場麵下，上演的卻是娛樂至死的陳舊戲碼，在一味逢迎取悅觀眾感官的同時，也在不斷蠶食著曆史的正劇內涵。文化消費的狂歡過後，留下的是精神虛脫的一地雞毛。

從這個角度看，汪應果先生創作的自傳體小說《烽火中的水晶球》的出版，就是一個與上述情形具有明顯不同旨趣的文學出版事件。小說共約20餘萬字，取材作者4-8歲的童年生活經曆，覆蓋了1942—1945年的曆史時段。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租界淪陷，作者的父親因係晚清民初海軍元老，麵臨日軍通緝抓捕的危險，於是一家聞訊後倉促逃難至南京，開始了一段在動蕩時代中與貧困相伴、與親情相守、與危險相隨、與屈辱相連，最終與勝利相會的波瀾起伏的難忘歲月。

小說描寫了一場極具個人色彩的淪陷區人民的另類抗戰史。跟著作者的筆觸重返曆史現場，人們看到了一個童稚視角的、民生層麵的、家國背景的艱難時世，抗戰題材在這部小說中獲得了另一敘事層麵的藝術呈現。小說樸實親切，真誠悠遠，鑲嵌著雖非傳奇卻也足夠跌宕起伏、令人感歎深思的命運劇情。作者以古稀之年飽含深情的染指這一題材，明顯帶有求索曆史、求索人生、求索自己的家族之謎的強烈衝動。小說的“楔子：水晶球裏的記憶”就生動而饒有興味地交代了縈繞作者心頭的這個創作動因。水晶球是小說主人翁幼時的玩物，原是主人翁的父親早年任職晚清海軍官帽上的飾物，水晶球的失去帶有濃厚的象征色彩——表麵上看這完全是一樁偶然的兒童遊戲中的突發事件，但因為蠻橫搶走水晶球的惡童是日軍小隊長龜田的兒子，於是這一發生於一幫兒童之間的個案事件便具有了某種民族間的內在意味，猶如靈通寶玉的水晶球的失去，成為折磨主人翁一生的夢魘。水晶球代表了主人翁父親的重要曆史履曆，其中又隱含著中國近代屈辱和自強的複雜信息，更為神奇的是，當作者通過現代科學的進展獲知水晶具有對信息的高密度儲存的物理特性後，追求水晶球儼然具有了求索遠去的父親及其家族之謎的神聖意義。這部小說創作的情感驅動力之一恐怕就源自作者力圖補償失去的水晶球帶走的童年記憶和遠去的家族之謎。小說的問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作者的懷舊與求索願望，水晶球的秘密也似乎終於在藝術想像與曆史追溯中逐步呈現，以一種新的存在形式慰藉作者和讀者。

小說以逃難為開端，重點描述了文老師的故事、江湖藝人“小美麗”姐妹的悲劇命運，以及營救抗日女諜報人員“301”的曲折驚險過程，中間穿插了若幹一閃而過的隻有在特定時代才會出現的人事現象。小說以時間為經，以故事為維，語言樸素，內容豐富，情節曲折，引人回味。

美麗、善良、正直的小學女老師文老師這個形象樸素平凡而讓人過目難忘。她的身上沒有宏大敘事藝術中那些抗日英雄的“高大全”特質，她對小說主人翁的嗬護於偏愛中更多地體現了一個教師的職業特性和天性的愛憐與善良。最可貴的是，事關民族尊嚴的關口，她不是選擇屈辱沉默，而是不卑不亢地抗爭，表現了一個具有民族自尊心和做人正義感的普通知識分子的可貴情操。文老師文靜溫婉的形象和柔弱中迸發的剛強，為其帶來了厄運。小說中對文老師的“最後的一課”的描寫感人至深——明知自己即將被日軍憲兵抓捕，文老師沒有恐懼退縮，仍然對學生從容教誨，以自己的堅貞行為對學生們進行最後的也是最好的人生啟蒙。這個場麵散發的雋永的藝術感染力和蘊含的足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的人格力量，與法國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說家阿爾豐斯·都德的《最後一課》具有異曲同工的藝術震撼力，堪稱是中國版的“最後一課”。文老師這個形象代表著中國曆史上那個艱難時世中普通人的抗戰，她們普通但並不卑微，柔弱卻顯示了不可戰勝的意誌。

江湖藝人“小美麗”姐妹的悲劇命運是這部小說最動人的篇章，幾乎可以構成小說的一個獨立單元。小美麗身世淒苦，性格剛烈，漂泊江湖戲班子，幼時和姐姐在亂世中不幸失散。但富於戲劇性的是，姐姐三姨通過“我”偶然發現了風塵中的藝人小美麗就是失散多年的親妹妹。令人唏噓的是，就在相逢在即的時候，小美麗卻被黑幫所劫持，下落不明。小說中一眾小美麗的親人最後在夜色中巡航秦淮河，唱著小美麗喜歡的小曲“月亮彎彎照九州……”，希望獲得被可能藏匿於此的小美麗的回應，淒婉的歌聲飄蕩在幽幽的秦淮河上……小美麗被劫持後拒不受辱，剛烈抗爭，最後慘遭日軍處決。姐姐悲痛難忍，也以死抗爭。江湖藝人的悲劇命運為那個離亂歲月平添了一段苦難的見證。

以三哥和姐姐為主的幾乎全家成員自發參與的拯救抗日諜報人員“301”的行動，將這部小說推向了高潮。被日軍送入鼓樓醫院搶救的“301”號女囚，顯然因為某種抗日因素被日軍逮捕，因為此前的堅貞不屈，遭受日軍的嚴刑拷打，傷痕累累，人形不見，神智處於昏迷狀態。當在鼓樓醫院做護士的姐姐悲痛地將目睹的慘狀告知家人時，激起了一家人對日本侵略者共同仇恨。悲憤之餘，促使他們自發地采取拯救這個令人尊敬的無名女諜報人員的行動。盡管自始至終他們不知這個受到嚴刑拷打的女諜報人員的真實身份，甚至因為敵人的殘暴摧殘已經將其折磨的麵目全非，但令人感佩的是，她堅貞不屈，視死如歸，沒有讓敵人從她嘴裏獲得任何有用的信息。自發開展的拯救行動有勇有謀，但也必然幼稚，因此很難取得實質的成功，但這個過程驚心動魄，充滿緊張，也確有進展：三哥通過親身試驗，證明了自己提煉的毒藥的有效功能；姐姐在三哥的幫助下成功和女諜報人員實現了莫爾斯密碼的溝通，一個問詢的“救”，換回了一個堅定的“死”。生命垂危的諜報員雖然一言未發，但一個“死”字，足以超過千言萬語，讓一個英勇無畏的抗日巾幗形象躍然紙上。日本醫生小阪的形象是一個突破，他察覺了姐姐拯救“301”的把柄，這讓姐姐頓時身陷險境，然而小阪的職業和人性因素卻使危險到此而至，沒有形成另一樁因戰爭導致的悲劇事件。這也真實反映了具體的生命個體雖無法阻止國家與民族間悲劇的發生，可共通的人性因素卻有可能成為時代大悲劇中的小溫馨插曲。

除了故事，這部小說的最大特點來自兩個方麵：童年視角和晚年回憶。童年視角賦予了這部小說單純童真的品格，出現於小說中的複雜人事和苦難時事顯然並非一個孩童所能理解，因此映入他的眼簾的是人之初的善良天性、懵懂的生命體驗與那個苦難時代的不對稱畫麵，世故和思想還未縈繞上他的腦海，小主人翁和生活的相遇總是讓他產生驚奇的新鮮感，善良、單純和迷惘主宰了他所麵對的險惡的世界，這給迷亂之世帶來了些許快樂。

但這部小說顯然不是一部充滿童趣的兒童文學，作者在古稀之年回首往事，不斷於時間的跨度中和往事對話，將人生和曆史的思考熔鑄書寫的字裏行間，無形中提升了小說的思想厚度。小說中父親的形象著墨不多，但分量不輕，他是這個家庭的主心骨，起著定海神針的作用。每當麵臨嚴峻的時刻，他的偉岸身姿和果斷話語便成為事情轉機的啟示。小說的這部分內容接續了作者過往長篇《海殤》的曆史，真正的抗戰歲月老人畢竟年事已高，不可能再親赴沙場殺敵，但早年的抗日誌向和經曆已經像血液滲透了他整個生命。小說中通過對父親威嚴剛正形象的描寫，在塑造一個具有強烈民族氣節的舊式軍人的同時，也展示了年輕主人翁們人格成長的曆程。小說中多處地方在敘述往事的時候會突然情不自禁地插入作者當下的感喟，直接和往事對話，於感慨、感歎中感恩生活、感恩家人。作者似乎暗示，苦難也是上天饋贈給人類的一筆財富，隻要我們能夠從苦難中汲取足夠的教益，苦難便會成為我們咀嚼人生意義的一筆財富。生命不能重生，曆史不能重複，然而包括藝術創作在內的回憶與思考卻能使過往的曆史瞬間定格下來，令意義回歸並永世長存。回憶和思考的價值可能就在於此，正如作者在小說正文前的題詞所說：“生活……隻有在事後的回味當中，才能加深理解，甚至逐漸領悟生活的真諦。這也有點像空穀的回聲，永遠比真實的聲音韻味悠長。”

 （作者係寧波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