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水晶球（楔子、1）

              《烽火中的水晶球》
                          汪 應 果

                   謹以此書獻給

    為中國抗日戰爭犧牲的敵後無名英雄們

  
  

    米蘭•昆德拉曾說過,人生就像演戲,但它永遠沒有彩排,沒有預演,經曆一次,就等於什麽也沒有。用他的話說，就是“一次的事就是壓根兒沒有發生過”。我以為此話是不完全的。在我看來,人生就像品茶,頭道茶即使你喝下去,也喝不出味兒來,所以中國人都把頭道茶倒掉。真正的品茶是放在第二道,茶味兒就品出來了。生活難道不也是這樣嗎，當初懵懵懂懂經曆的一切，隻有在事後的回味當中，才能加深理解，甚至逐漸領悟生活的真諦。這也有點像空穀的回聲,永遠比真實的聲音韻味悠長……

人生不能重複經曆，但卻可以重複回味、思考，因而它既等於“壓根兒沒有發生過”，也等於永遠存在。生命就在永劫回歸的偶然性中實現了它的價值。

 

楔子：古城牆的回聲——水晶球裏的記憶

我一直在尋找一隻小小的水晶球，一隻很不一般的水晶球，一隻被我在童年時丟失的水晶球。盡管我也知道這根本是完全徒勞的舉動，但糟糕的是，它已經成為我的一種潛意識，一種絲毫不感覺到一點負擔的本能，它讓我每每路過一家陳列著水晶飾物的店麵甚至哪怕是冒充古玩的街邊地攤時都要伸頭查看一下，即使是到了國外，也要用中美英式混合英語問一聲，“請問貴店有這樣的水晶球出售嗎？”說完便用手比劃著，描述出一隻跟當今的大號颶風葡萄一般大小的水晶球的模樣，直到店主人臉上露出遺憾的表情我才離開。

我之所以要尋找它，原先是因為我有一個兒時的情結，加之後來我漸漸了解到水晶具有儲存高密度信息、吸收超高能量以及雙折光現象等等一係列神秘的電化學特性，使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心理衝動，渴望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見到人類運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把這顆水晶球裏的記憶釋放出來，讓我親眼見到我的父親甚或是我的祖父當年在黃海上跟日本艦隻“吉野”、“浪速”、“秋津洲”號以及在南中國海與日本海盜船進行生死搏鬥的場景，就像在很多的科幻片裏見到的主人公們手按著水晶球裏所展現出的種種魔幻景象那樣。我也知道這想法近乎荒唐，但心裏又始終堅信著這一點：隻要這隻水晶球的確伴隨著我的父親甚或是祖父經曆過中國近代史上那一段恥辱與抗爭的戰爭歲月，作為壓電石英的特性，它理應在特定的能量場中能記錄並儲存下其中一些豐富的信息。至於如何把它們釋放並能與人們的意識進行交流，我想那是遲早的事情，就像現在的科學家們正在進行的對那具著名的史前水晶頭骨進行記憶破譯的工作一樣，它是遲早要被人們所破解的。

我的這隻水晶球是父親給我的，但從什麽時候起交到我手上我卻根本想不起來。也許是從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就讓我的手跟它接觸過了，等我開始爬的時候，可能已經交給我把玩了，直到我的大腦開始產生了意識，它其實已經在我的手裏有了段時間。由於太沉太大，它不斷地從我的小手裏丟失，又不斷地被我用雙手毫無意識地撿回來，有的時候大概還會放到嘴旁用沒長牙的牙床咬上兩下子，弄得它渾身占滿了我口中的粘液。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就像是我的“通靈寶玉”。

我想，在這隻水晶球裏，我將能看見甲午海戰那彌漫在黃海海麵上的烽煙，看見南中國海上我父親指揮著“海容”、“海琛”號巡洋艦向著企圖占領我島嶼的日本海盜船發射出的憤怒炮火，看見大清艦隊降下了龍旗升起了中華民國的五色旗的重大曆史時刻，並看見這兩首軍艦最終在江陰長江江麵上為阻止日本軍艦的長驅直入而悲壯地自沉於江心……

這隻水晶球裏儲存的信息是中國現代海軍的屈辱史和悲壯抗爭的曆程。它的丟失，你說能讓我不痛心疾首？即使隨著歲月的流逝，它也不能衝淡我對它的記憶，反倒是一次次地加深著記憶的刻痕，結果是對它的丟失我愈加不能忘懷了。

這隻水晶球裏藏著一個長長的故事。我多麽想重新把它捧在我的手心裏，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它。就像行人們在走過紐約的那麵用電腦程序設計的充滿著創意的牆前，行人們都會看到牆上映出的是這位行人幼年時期的映像，是的，水晶球裏出現的也是一個幼童，他腳步不穩，跌跌撞撞地朝我走來。他的臉上，有我今天的影子，他就是七十多年前的我，帶著我進入了那難忘的歲月……

 

1、日本鬼子

我們沿著一道鐵絲網緩緩地前行：爸爸，媽媽，姐姐，和兩個哥哥。我最小，跌跌撞撞地走在最後麵，像一隻剛剛從蛋殼兒裏孵化出來的小雞，右手裏拎著一隻竹籃子。是晚上，我有點犯困了。

“洪武，拉緊我的手，籃子拿好了。”媽媽拉著我的一隻手，回頭叮囑我說。

“洪武”是我的小名，我不知道是什麽意思，直到我長大後才知道。

天很冷很冷，我的渾身上下套了好幾層衣服，頭也被一條圍巾緊緊裹住，手腳好像被綁住了似地，自由動彈不得。右手裏拎著的籃子越來越沉，其實我也知道裏麵並沒有放什麽東西，隻不過我自打出生以來就沒拎過這麽重的東西。

鐵絲網的那一邊，不時地有巨大的怪物拖著一長串的車子轟隆轟隆地跑過。怪物渾身漆黑，又高又大，頭頂上發出強烈的亮光，刺得我睜不開眼睛。它一邊跑，一邊發出震耳欲聾的吼聲，鼻子裏噴出一股股白氣，我從未見過,很怕,真像是媽媽講的妖怪。我想起來，這幾天大人們話中總提到“火車”、“火車”，我猜想那大概就是火車了。這麽說，今天晚上，我乘坐的就是它了？我不由得又緊張又害怕又充滿好奇。

沿著鐵絲網行走著很多人，一撥一撥的，都提著箱子帶著行李，這是在朝著上海車站的門口趕。

走著走著，前麵的人們腳步放慢了，隱隱約約的，我看見前方立著一個黒森森的崗亭。

“日本鬼子！”爸爸壓低了聲音發出警告。

全家人都驚得站住了。

“不要怕！不要停下腳步！”爸爸悄悄說。

媽媽叫過來姐姐，從地上抓起一把泥土，朝她臉上匆匆抹了兩下，說，“靠緊我身後！”

我們於是就像一群小雞簇擁在母雞的周圍，緩緩地朝著崗亭移動。

前麵的人走到崗亭前，都停下腳步，朝著崗亭裏麵的人鞠躬，然後才能放行，漸漸快輪到我們了。

“我就不鞠躬！”三哥突然低聲抗議。三哥在我們兄弟幾個當中，性格是最倔強的，他雖然隻比我大五歲，但他很早熟，言語舉止常常像個大人。

“閉嘴！”爸爸低聲斷喝。

“就不！”三哥嘟噥著，頭別到了一邊。

說話間，我們已經到了崗亭前。

爸爸鎮定地低聲吩咐，“我們都站遠一點，讓洪武一個人過去！洪武，去，鞠個躬！”

我聽話地走到崗亭跟前，一抬頭，看見了一個日本兵，也許是我長得太矮小了，我必須仰起頭來看：他就站在崗亭裏，整個身體隱在黑暗之中。他穿著軍大衣，目光平視，並沒有看我，因為太黑，我連他的臉都沒看清。他的右手拄著一杆槍，槍上有刺刀，刺刀尖伸到了崗亭外麵，頭頂上路燈的燈光恰好照在刺刀尖上，閃著一星寒光。

這一瞬間，我突然想起媽媽平時無數次跟我講起的日本兵是如何地用刺刀挑起中國孩子，讓他們在刺刀尖上旋轉的可怕的故事，但是奇怪的是，我卻沒有害怕，真的，一絲一毫也沒有。我隻是覺得，他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就像是上海城隍廟裏泥塑的厲鬼。我順從地鞠了個躬，走回來。

爸爸身子動了動，大家心領神會，一起緩緩朝前移動。

“嗯？”日本兵突然從鼻子裏發出一聲低沉而怪異的聲音，警告的意味十分明顯，聲音威嚴而可怖，嚇得我渾身一抖。全家人都站住了。

爸爸鎮定地回頭看了一眼，緊跟著我們的又有一大群人，他們腳步匆匆，看來是急於趕火車，他們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了。

“應梁，去，你再鞠個躬，動作慢一點。”爸爸悄聲吩咐。“應梁”是我的四哥的名字，他隻比我大兩歲半。

四哥聽話地磨磨蹭蹭地走到日本兵跟前，緩緩地緩緩地鞠了個躬。這時候後麵的人群已經湧到了崗亭前，嗬，人真多啊，像一股大浪一下子把我們都吞沒了。

“走！快走！”爸爸催促著，乘著這群人有的還在慢慢鞠躬，我們全家都混過了關卡。

順著這股人流，我們終於擠上了火車的車廂。車廂是一間長長的木頭房間，沿著房間兩邊牆壁各排著一列木頭的椅子。那時候的火車座位，跟今天的不一樣：今天的座位是軟沙發，乘客是背靠背或麵對麵地坐著，側身對著車窗；那時的旅客是後背靠著車窗。車廂中間是走道，所不同的是，走道上每隔幾步都有個圓洞，裏麵埋著供旅客吐痰的痰盂。

車廂裏旅客很多，不少人沒有座位，站著。我們隻有兩張座位，把行李塞到座位底下後，爸爸媽媽坐了，我們都站在走道上。媽媽解下我頭上的圍巾，把我抱起來坐在她的大腿膝蓋上。不一會兒，車廂就震動起來，哐當哐當，好像火車的每個關節都在嘎嘎作響，大概火車是開了吧。

“媽媽，我們這是到哪兒去啊？”我輕聲問。

“回家。”

“家不是在上海威海衛路嗎？我知道門牌號碼:400號.”我帶點炫耀地說.

“不，我們真正的家在南京。”

“是回南京那座漂亮的家嗎？”

媽媽點點頭。

我突然高興起來，因為有關我們南京老家的話題，我經常從大人的嘴裏，從姐姐哥哥的對話中聽說過，盡管我的三哥四哥也毫無印象，但他們都認定，那裏有座我們的最美麗的家園。我很想聽媽媽接著說下去，但她什麽也沒說，我有點失望。

從過了日本兵的關卡後，爸爸就一直沒有說話，臉色鐵青。從小我就很怕看他的臉,特別是像現在這樣板著臉的時候。在家裏他是我最懼怕的人，我的幾個哥哥也一樣怕他。他已經老了，今天計算起來，當年他應該已經六十出頭了，頭發已經花白，但他的腰杆依舊是直挺挺的，就像眼前一樣，直直地坐在座位上，像一個標準的軍人。此刻他和媽媽並排坐在一起，就像是一對父女。那個時候,媽媽四十歲不到，長相很年輕，我很喜歡看。

爸爸聽著我跟媽媽的對話，臉上毫無表情，隻是陰著臉。

媽媽歎了口氣，自言自語說，“快四年半了，不知道，‘家’，什麽樣子了……？”過了一會，她望望周邊的人，低聲又問身邊的爸爸，“王……有消息嗎？”

爸爸搖搖頭，痛苦地緊閉雙眼。

我當然知道媽媽說的“王”，就是王伯伯。在上海，王伯伯和吳伯伯兩個人是我家的常客。我早就知道他倆的姓名：吳伯伯叫吳振南，王伯伯叫王壽廷，他們跟爸爸很要好。就在昨天，吳伯伯突然來到我們威海衛路的家，表情嚴重地對爸爸說，“壽廷，出事了！我得馬上離開這裏……去重慶。你，一大家子人……不說了，趕緊收拾趕緊走！要快！快離開上海！”

我不知道“出事”什麽意思？我隻知道爸爸立刻就出了門，臨走隻說聲要辦事，媽媽就手忙腳亂地開始收拾行李了。

此刻的爸爸，眼睛隻是緊閉著，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然後莫名其妙地說出了三個字:“‘亡國奴’!”他說得很低，很重，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嘴裏迸出來的，突然他猛睜雙眼，目光如炬，盯住姐姐和三哥的眼睛問,“你們懂嗎？”

姐姐三哥都神色凝重地低著頭，三哥更是眉頭緊鎖，表情十分像爸爸。但我聽不懂是什麽意思。

直到幾十年以後，我才弄明白，吳振南當時是中華民國海軍中將，王壽廷是海軍少將。在日本人攻占了首都南京後，民國政府撤到了大後方的重慶。為了聯絡那些沒有來得及撤至重慶而滯留在上海的原海軍將領們，民國政府在上海的外國人租界裏設立了秘密的辦事處。王壽廷將軍就是重慶政府的代表。那時候的上海，已經淪陷,但租界還由西方人管理著,日本人進不來。這就是所謂的“孤島時期”。吳振南跟我爸爸是江南水師學堂的同班同學，王壽廷是我爸爸的學生和下級。吳振南說的“出事”，就是日本人對隱藏在上海租界內的抗日分子和民國將領們進行的一次秘密搜捕，王壽廷已被列入了他們的黑名單中，不幸被捕了。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我們全家人從上海回到南京，其實是一次倉皇地出逃，情勢危急得很。隻不過那時的我全然不知，我在媽媽的懷裏睡著了。

列車哐當哐當地響著，因為睡得不舒服，媽媽時不時地調換著坐姿，把我弄醒了。我看見整座車廂裏的旅客們都在昏睡。昏暗的燈光下,對麵座位裏一個商人模樣的人正在剝開一隻煮熟的雞蛋的外殼，然後送進口中，有滋有味地吃著。我的口水一下子湧了上來。

“洪武，不要看人家吃東西，這不好。”媽媽摸摸我的頭，教訓我。

但是我的眼睛還是忍不住要看。

媽媽從口袋裏掏出一粒糖果放我手中，輕聲說，“睡吧！”

我握著糖果，舍不得吃，握在手心裏暖著，不一會又睡著了。

我做了個花花綠綠的夢，夢見了我們南京美麗的家，雖然我從未見過，但在我的想象中，就像上海的豫園，有樓台亭閣，有綠樹，有鮮花，還有五彩紛飛的蝴蝶,我還夢見了那兒賣的五香豆兒……

列車哐當哐當地響著，這一夜多漫長啊！

我再次醒來天已亮了，確切地說，是被車廂外高音喇叭裏哇啦哇啦的日本話吵醒的。我看見對麵車窗外天色已大亮，窗外一根根立柱緩緩地朝左邊移動著，移動著，最後停了下來，我想，火車是到站了。

我記起我的糖果，不知什麽時候，糖從我手裏掉進了我腳下的痰盂裏，我能看見它那五彩的外衣，我蹲下去，伸手想把它掏出來。

“髒！”媽媽嚴厲製止了我，一邊催促著，“下車了，快！”她招呼我們仔細檢查手裏的行李。我還是拎著那隻竹籃子，隨著擁擠的旅客下了車，朝車站外湧去。

出站口，人特別擠。媽媽招呼我們一個牽著一個的衣服走，不要走丟了。在我們兄妹中，姐姐年齡最大，媽媽讓姐姐握著我們的車票，走在最前麵，她自己則攙扶著爸爸，走在最後麵。

出站口的一邊站著一個檢票員，另一邊站著個日本兵。姐姐最先通過了出站口，站在邊上，跟檢票員一道清點著我們的人頭。但這時後麵的人一推，我跟他們走散了。我大聲地喊起來，“媽媽，媽媽！”四周都是大人的腿，緊緊壓住我，我隻能大聲喊叫。

“洪武！洪武！你在哪兒啊？”我聽見姐姐的叫喊。我被人群卷起，雙腳離開了地麵，身體好像在打轉，又被人群卷出了出站口，連人帶籃子摔倒在地上。

“洪武！”姐姐看見我，尖聲大叫起來。

大概是因為她的聲音太刺耳，大概是因為嫌她造成了出站口的混亂，那個日本兵走到姐姐麵前，嘴裏罵了聲“巴格！”掄起胳臂，狠狠一巴掌甩在姐姐的麵頰上，姐姐一下子跌倒了。

姐姐爬起來，臉漲得通紅，眼裏噙滿了淚水，她低著頭趕緊把我從地上扶起來。

那個日本兵趾高氣揚地已經走開了。

總算還好，經過一陣混亂後，全家人都聚齊了，媽媽摸著姐姐的臉，臉上有鮮明的五道紅手印，說,“鬼子打你了？”眼淚就流了下來。

爸爸鐵青著臉，他的下巴在顫抖著。

南京下關車站外，有親戚來接我們。媽媽要我對著另一個長相有點像爸爸的人喊“大伯”。他叫來了幾輛人力車，我和媽媽乘坐一輛，人力車夫拉著我們顛顛兒地小跑起來。天很冷，下起了小雨，車夫放下了前麵的車簾。透過車簾的空隙，我看見雨中有朵朵白色的棉絮在飛。

“媽，那是什麽？”

“那是雪花。哦，下雪了，好久沒見雪花了……”媽媽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語著。

“雪花？”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詞，在上海從沒聽過，心裏充滿著好奇，“能吃嗎？”我問，但是媽媽沒有回答我。

雪下得越來越大，我偷偷掀開了一點車簾朝外麵望，看見大朵大朵的雪花已攪得遠近一片白。

幾輛人力車載著我們一家人，前後跟著，轉過來轉過去，不停地走。透過車簾下沿的縫隙，我隻能看到車夫前後捯動著的兩個後腳跟。我有點犯困了，眼皮沉沉的總想合起來。媽媽不停地提醒我，“別睡，不要睡著了，會著涼的。”

人力車走了大半天，先是大馬路，後來是碎石路，路是越走越窄，路麵也越來越不平整，最後終於停下了。我們都下了車，一看，車子就停在一溜兒低矮破舊的房子前麵，其中有一棟，又矮又窄，擠在左右相鄰的兩家中間，像兩個闊少當中夾個小癟三。

“這就是了。”大伯指指它說。

哇，這就是我們日思夜想的美麗的家嗎？

爸爸臉上毫無表情，問，“我那房子呢？”

大伯猶豫了一下說，“原先有個日本軍官占著，裏麵值錢的東西都被他掠走了。前不久聽說他前腳剛走，後腳就緊跟著一大批漢奸流氓地痞住進去了，拆牆揭瓦，能賣錢的都拆了賣，毀了換錢，現在你那房子已經破爛得不成樣子了……”

爸爸一聽，急了，問，“哥哥，這事你怎麽不早告訴我？”

“我能跟你講嘛？我怎麽跟你講嘛？你即使知道了又能做什麽呢？”大伯頓了頓，又說，“再講吧，我給你找的這地方背，緊貼著城牆根，平時少有人來，這樣對你也好。”

大伯這麽一說，我才注意到，可不，門對麵，十幾步遠就是一道黑森森陰沉沉的牆,它又高又大,高到我要仰起頭來看還看不到頂,大到它往兩邊延伸，延伸，看不見盡頭。這樣高大的牆我從沒有見過，它那巨大的陰影令我感到重壓，像一個巨大的鬼怪，我有點怕。它就像照壁那樣，擋在門前。原來這就叫“城牆根”。人在這裏說話，總有點嗡嗡的回音。

大伯見爸爸不說話，帶點歉意地說，“先將就著在這兒暫時住下吧。以後看情況再說。我來敲門。”

門開了，迎接我們的是一位俊俏的少婦，她對著爸爸微微欠一欠身，說，“是汪先生嗎？請進吧。”她的聲音柔柔的，軟軟的，很好聽，讓我想起糖果含在嘴裏的味道。

穿過一個不大的天井，就進了屋。屋子裏很黑，我的眼睛一下子適應不了，什麽也看不見。

大伯說，“我給你們備了些簡單的家具，你們先湊合著用。飯菜我也給你們備好了，在房東家廚房裏熱著。吃完了休息吧，這一夜，也夠累的。”說完便要告辭。

“哥哥，”爸爸叫住了大伯，在門口咕嚕咕嚕，不知說些什麽，好幾次提到“股金”兩個字，我不知道什麽意思，但看得出來，他倆談的不愉快，大伯的臉上原先印上去的笑容，仿佛僵住了，十分不自然，最後他隻說了句，“‘股金’的事，再說，再說吧……”說完就急急抽身告辭了。

爸爸關上房門，久久不說話，臉色陰沉得像要下大暴雨，突然，他猛一跺腳，震得屋子直晃：

“亡國奴！這，就是！”

這是1942年的冬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一年，我們從上海的法租界回到了故鄉南京。由於法國人當年向德國人投降，因此在法租界裏，我們從沒見過日本兵，今天是第一次碰上了日本鬼子，從此它成為我幼年的夢魘。

這一年，我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