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源流考證
新西蘭注冊中醫師公會 羅鴻聲
古籍辨偽方法的第一步,首先是辨其源流,許多古代偽書的來曆都比較荒誕離奇,獻書者往往會編造一些傳奇性的故事以增加其神秘性。正如唐高宗時僧人道世在 《辨道經真偽表》所雲:“或言名山唱出，或雲仙洞飛來。……書史無聞，典籍不記”,例如《中藏經》為北宋人偽造，其中鄧處中之序所說該書的來曆較為荒誕離 奇。鄧處中序（節選）雲“華先生諱佗字符化，……餘乃先生外孫也。因吊先生寢室。夢先生引餘坐。語中藏經真活人法也。子可取之。勿傳非人。餘覺驚怖不定。 遂討先生舊物。獲石函一具。開之。得書一帙。乃中藏經也。予性拙於用。複授次子思。因以誌其實。”又如長沙本《傷寒論》劉世禎序（節選）雲：“先母之喪， 以求葬地，漫遊江西，於山穀中遇一人曰張老，皓髯而丹顏，逌然類有道者， 即與傾談，遂及醫術。質以平生疑滯，應口疏通，餘大駭服。張老亦深喜餘精審善問，且曰：‘吾樂山林，不與人接久矣。家有古本傷寒雜病論，與世所傳異，長沙 舊文也。目前無可授者，今以授君，與君邂逅，亦前緣也。’餘謹受而讀之，乃知今本訛脫錯亂，注者紛紛數十家，而其理愈晦，亦何怪其然哉？”《輔行訣髒腑用 藥法要》也不例外，它的來曆也較為離奇，曆代典籍未載，而突然由“收藏者”張大昌獻出，既無原卷，所存兩種抄件內容亦互有出入。國內一些學者在論述《輔行 訣髒腑用藥法要》的發現、遺失以及獻出等情節上亦相互矛盾。因此，有必要對《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的源流問題進行考證和分析，這是辨別古籍真偽的第一步。
第一節《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的獻出及互勘厘定
關於張大昌獻書的情況，近二十年來，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的說法：
1、馬繼興在《敦煌古醫籍考釋》一書中的說法是：“1974年初張氏用‘赤腳醫生”之名將抄本寄送中醫研究院。初未引起重視，後此件轉交我手，經我反複 考察驗證抄件中保留與引用的古俗諱字、藥名、藥量、人名、方名、書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稱、方劑配伍特征、文章結構與風格等多方麵內容，確定絕非今人仿造贗 品。其成書下限絕不晚於宋初以前，因而由我寫出了對該卷子年代的初步鑒定資料。為了進一步征求有關文史專家的意見，1975年我曾將此卷子釋文及其有關情 況請教了社會科學院張政烺和李學勤兩教授。經他們鑒定，在結論中也提到：‘此書不是近代的偽作，但也不可能早到(南北朝)梁代的作品。作為一種古籍的傳秒 本，還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2、王雪苔《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文化大革命’末期，我尚未返回原來的崗位，根據院領導的安排，幫助院圖書館重新鑒定古籍版本，七千餘不 同版本的中醫線裝書讓我整整忙了一年。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一天，科教部的領導交給我一封赤腳醫生來信和一本題為陶弘景撰的抄本醫書《輔行訣髒腑用藥法 要》，並且告訴我：‘這是一九七四年年初河北威縣一位赤腳醫生寄來的。為了搞清真偽，科教部轉給了醫史文獻研究室，醫史文獻研究室又交給了馬繼興。馬繼興 同誌看過後，又請兩位研究曆史的學者幫助鑒定，都認為本書雖然不是陶弘景本人所撰，但也不是後世偽作，有保存價值。最後馬繼興將本書交還科教部，院領導沙 洪同誌指示交給王雪苔同誌，讓他考慮如何處理。’於是這個抄本連同來信就到了我的手裏。”
3、張大昌弟子衣之鏢在《傷寒論陰陽圖說》一書中說：“一九六五年春，先師曾將此卷抄本寄送中國中醫研究院，當時未引起該院重視，僅將原稿存檔，並複信於先師。”?
4、1994年,中醫古籍出版社出版甘肅中醫學院從春雨《敦煌中醫藥全書》,此書對《輔行訣》的存佚介紹雲：“此卷子原藏於河北省威縣中醫師張偓南先 生家,世代珍傳至偓南先生嫡孫大昌先生。時至“文革”,原卷子焚毀,現僅存兩個抄本,一本為張大昌先生對原卷子日夜展玩,誦記如流,原卷子焚毀後,追憶成 書;另一本為大昌先生弟子據原卷子抄錄。兩種本子略有出入。原卷子存世之時大昌先生曾致信北京中國中醫研究院,表示願獻此卷子,惜未被重視。因懼“文革” 之禍火,“文革”後大昌先生以和氏懷璧之誌,再信北京中 國中醫研究院,信轉至王雪苔先生手,頗為重視,至此卷子內容重見天日。”
對於衣之鏢的說法，王雪苔的說明是：“以上所載，也許是由於張大昌記憶有誤，也許是由於聞者誤傳，把一九七四年寄送手抄追記本的情節挪到了一九六五年。一 九七四年初，中醫研究院收到追記本後，當即由院科教部回信給張大昌醫生，同時將追記本原稿轉醫史文獻研究室征求意見。未料此件在馬繼興同誌手裏壓了將近兩 年，未與張大昌聯係。正是這種情況，使張大昌感到他的熱心並未引起中醫研究院重視，僅是將原稿存檔而已。然而此事發生在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而不是一九 六五年。我之所以認定此事不會發生在‘文革’之前，還有如下四條證據：其一，‘文革’以前，我是中醫研究院文獻資料研究室與醫史研究室總負責人，並且經常 幫助院圖書館鑒定古醫籍，如果真有此事我不會不知道；其二，我兩次赴威縣調查，與張大昌醫生多次交談，他卻從未說過一九六五年寄書之事；其三，假如真有一 九六五年寄書之事，則在一九七四年他完全可以請中醫研究院查找舊檔，不必寄送追記本；其四，他在一九七三年冬以赤腳醫生名義給追記本所作的序中說：‘早先 我就想把這書獻給國家及衛生出版社，恨自己學習主席著作不夠，私字當頭，屢屢因循，竟成難覓之失。’由此可見，在‘文革’之前並無寄書之事。”
王雪苔的說明也澄清了從春雨的“原卷子存世之時大昌先生曾致信北京中國中醫研究院,表示願獻此卷子,惜未被重視。” 的說法，既然張大昌都沒說過原卷子存世之時曾致信北京中國中醫研究院,表示願獻此卷子，不知從春雨的說法是從何而來。馬繼興與王雪苔兩人的說法是基本一致 的，因為是馬繼興與王雪苔經手此事。從王雪苔《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中可知，張大昌確曾有兩次寄書，第一次所寄為張大昌的“追記本”，時間是一九 七四年初。第二次所寄為張海洲轉抄本，時間是一九七五年四月。根據王雪苔《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書中的記載，王雪苔第一次赴威縣見張大昌是在一九 七五年底，當時張大昌告訴王雪苔，他在廣宗縣有一學生叫王子旭，“文革”以前為了學中醫，曾經依照卷子本進行過抄錄。大約一九七二年前後，張大昌開始追記 卷子本的內容，便把王子旭抄本拿來作參考。王子旭抄本次序不整，錯訛頗多。正好南鎮村有一位小學教員張海洲也想學中醫，大昌醫生就把王子旭抄本整理一番， 借給張海洲照抄。由於張海洲抄本比較整齊，張大昌已於半年前把它寄給了中醫研究院，他建議王雪苔回去查找。王雪苔回到中醫研究院後，幾經周折從科教部的大 量檔和來信中找到了張海洲抄本，還有一封張大昌於當年（一九七五年）四月寫給中醫研究院的短信。
關於《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互勘與厘定，馬繼興的說法前後矛盾，馬繼興在《敦煌古醫籍考釋》一書中說“我院王雪苔同誌也對此書寄予了很大重視，並專門就此 事直接去威縣張大昌先生處作了詳細調查。並進一步獲見保存於其弟子處的另一抄本。故本書此次的整理即特約請王雪苔院長據此兩本互助而厘定。”其後，錢超塵 在“仲景論廣《伊尹湯液》考”一文中卻說“《輔行訣》原藏敦煌藏經洞。1907年法國伯希和至敦煌盜寶,發現大批珍貴經卷,欲攜回國,裝箱時某道士見此件 首尾完具,乃暗藏之。《輔行訣》雖然沒有被伯希和盜走,卻被國人自己在無可奈何的境況下毀燒了。1988年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馬繼興教授主 編《敦煌古醫籍考釋》,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其序言部分專列一節《關於輔行訣藏府用藥法要卷子的再發現過程》對此經卷的再發現過程有較詳介紹。 2002年10月12日筆者打電話給馬繼興先生,說:‘現這段文字上下文,似《輔行訣》的兩本互勘與厘定出自王雪苔先生手,又似王雪苔先生親自去河北省威 縣麵見張大昌先生。是否果然如此?’馬先生回答:‘王雪苔先生未參與互勘和厘定,王先生也未親自去麵見張大昌先生。到威縣去的是王淑民,你可以問問她。當 時王先生是院長,這個工作要靠領導的支持,所以就寫了王雪苔先生進行互勘和厘定。’據此可知,對《輔行訣》首先進行鑒定、校勘、深入研究並肯定非贗品者為 馬繼興教授,王淑民受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委托直接去河北省威縣進行調查,獲得張大昌弟子手抄本,於是《輔行訣》才保存下來。馬繼興先生將張 大昌記憶本、其弟子手抄本兩個本子互相對照進行校勘厘定,收進《敦煌古醫籍考釋》一書,世人始見《輔行訣藏府用藥法要》。2002年10月25日,中國中 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舉行建所20周年紀念會,會間休息時我問馬繼興先生:‘《輔行訣》有沒有後人偽托的可能?您說《輔行訣》為陶弘景撰寫的可能性 很大,您現在的觀點怎樣?’馬老說:‘後人偽托是偽托不出來的。我現在仍然認為《輔行訣》為陶弘景親自撰寫的可能性較大。’”對錢超塵的說法，王雪苔在 《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一書中也作了說明:“一九八八年，馬繼興同誌在《敦煌古醫籍考釋》導言裏講到《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時，寫了這樣一段 話：‘與此同時我院王雪苔同誌也對此書寄予了很大重視。並專門就此事直接去威縣張大昌先生處作了詳細調查，並進一步獲見保存於其弟子處的另一抄本。故本書 此次曲整理即特約請王雪苔院長據此兩本互勘而厘定。’雖然這段話不在《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所在的醫術類的前言裏，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畢竟道出了事實真 相。可是到了一九九八年，在《敦煌醫藥文獻輯校》一書裏卻是這樣寫的：‘繼而馬繼興先生又先後兩次請王雪苔和王淑民、陶廣正等同誌去威縣調查訪問張大昌先 生。特別在第二次訪問時作了較詳細的調查記錄和錄音，在此過程中又獲見了張氏傳人的另外兩種抄本（簡稱為乙本、丙本），為進一步校勘此書原文提供了重要參 考。’‘本釋文主據自張大昌先生提供的三種抄本參校而成。’迨至二00五年，馬繼興在《出土亡佚古醫籍研究》裏又是這樣寫的：‘一九七四年張氏嫡孫張大昌 將其抄本之一捐贈中醫研究院。經本人先後兩次派專人去威縣張大昌家調查並校對了另外兩種抄本’‘其錄文可見本人的《敦煌古醫籍考釋》及《敦煌文獻分類輯 校》二書，係據上述三種抄本參校者。’此外，在二00三年某中醫學院學報裏，還刊載了馬繼興給一位教授回電話的內容，他是這樣說：‘王雪苔先生未參與互勘 和厘定，王先生也未親自去麵見張大昌先生。到威縣去的是王淑民，你可以問問他。當時王先生是院長，這個工作要靠領導支持，所以就寫了王雪苔先生進行互勘和 厘定。’對於馬繼興先生為什麽不斷改變說法，我不想評論。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一九八八年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時，我已從中醫研究院副院長職位退下將 近兩年，本來就不存在對馬繼興支持不支持的問題，又怎能掠人之美?我的學生、朋友都可證明，我平生慣為他人做嫁衣，對欺世盜名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認為科 學工作者要以嚴謹治學為榮，以助人有成為樂，以侵占他人成果為恥。因為一個人如果有了掠美之心，對待學術問題就不可能實事求是，他的學術著作的可信度也就 要大打折扣。”王雪苔在《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中接著寫道：“關於我是否對《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進行過早期調查、校勘與考釋的問題，我還有如 下四條證據：其一，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七六年一月兩次赴威縣調查，曾取得證明材料八份，可以為證。（見附篇六）順便說一句，我當時的工作都是由院領導 直接安排的，馬繼興同誌不可能‘請’我，更談不上‘派’我；其二，在兩次調查之間，我第一次以轉抄本和追記本互勘整理出的中研本，至今還保存著手稿，同時 還保存著老專家座談會記錄和院領導的批示；其三，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張大昌給我回信，涉及對我去威縣調查及中研本的評價；其四，一九八八年，我應馬繼興 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之約，寫出了《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考釋本。當時除了采用轉抄本和追記本外，還參考了我用混合本同張大昌逐字逐句校訂的內容，如校 注和按語中的‘據張氏回憶’，‘據張大昌回憶’等。至今我還保存著考釋本手稿以及用以為據的轉抄本、追記本原件。最後還應指出，馬氏一九九八年編《敦煌醫 藥文獻輯校》重校本書時，說是用了張大昌一九七四年寄給我院的所謂甲本以及後來得到的所謂乙本和丙本。其實，前兩個本子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至今一直保存在 我的手中，馬氏所用的不過是經我整理的中研本和考釋本而已。”?對於上述專家的矛盾說法，隻要看一看王雪苔《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附錄所列的“中 研本原稿（部分）影印件”和“考釋本原稿（部分）影印件”即可辨別誰是誰非了，“中研本原稿”為王雪苔手書，這就證明是王雪苔對《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首 先進行鑒定、校勘。
第二節《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的來曆
關於《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的來曆，下麵引用有關人員對《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來曆的說明材料以考證其來曆的可信度。
1、張大昌“追記本”自序說：“一九一八年，我的先祖父握南先生去蘭州探望朋友，並且特別抽空到墩煌千佛洞去參觀。因遇大風在一個道士家借宿，賓主閑談， 因了知先祖行醫。便拿出一軸文字來說：‘這上麵寫的都是行醫治病的口訣和藥方，我曾使過極為靈效。這書是我從佛洞裏撿來的。如你看中了，請拿出五十塊大洋 便可賣與你。’道士是個吸毒客，先祖怕生不測，推以身邊沒錢，臨別方始與他成交。軸書身立高八寸許，橫長丈餘，是一幅長形繭綢。每行字二十個不等，皆三分 楷書，字體很端秀，裱背大紅花緞是先祖裝璜的。”
2、王雪苔《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說：“茲據當年留下的簡單記錄，將張大昌醫生所談《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卷子本的有關情況整理如次：大約一九一 八年，張大昌先生的祖父張偓南先生去蘭州訪友，順便去敦煌遊覽千佛洞，夜宿於一位開鴉片煙館的道士家。交談中，道士得知張偓南先生是業醫的，就拿出一個卷 子本說：‘前些年法國鬼子來敦煌盜寶，臨走的時候雇人裝車，我也去做雇工，趁著法國人不注意，留下這卷藥方。現在我急等錢用，你如果喜歡，就五十塊大洋賣 給你。’見張偓南先生不回答，又主動減少兩元。張偓南先生擔心露財不安全，遂推托未帶錢，但要求借閱一宿。於是連夜摘抄出一個副本，第二天臨走之前，用四 十八塊銀元買下。路過西安時，在裱畫站用大紅緞子加以裱褙，裝在紅紙筒內，珍藏於家。張大昌醫生年幼時，家藏古籍皆由其表叔掌管，迨十三四歲時，才得以接 觸。原卷子高約一尺，長一丈六七（追記本序：立高八寸許，橫長丈餘）。卷子質地為粗絹，微呈焦黃色，不暗淡，無裂無髒。文字為行書，秀麗工整清勁，無諱 筆。卷首有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圖，筆意古老，頗似宋人臨摹。”
3、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醫方》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解題介紹：“為了解此書的原委，筆者曾於1991 年 8 月與一同事專程前往河北威縣采訪八十一歲高齡的張大昌中醫師，張先生為我們詳細敘述了此書得而複失的經過。張大昌先生的祖父名張光榮，號偓南，晚清時到曰 本留學，回國後曾在湖北某軍閥（似為王殿圓）手下任軍馬總稽察。聽其祖父說，1915年奉命往張掖收購軍馬，隨從是姚振陽軍需官。因早已聽說敦煌多古籍， 故順便前去探尋。因遇風沙，遂留宿敦煌千佛洞。有位王道士問他們是何處人、什麽事業，張光榮未敢暴露其真實身份，隻說是行醫的，王道士聽罷說：‘法國人運 走了六駱駝垛子卷子，我在裝垛時暗中留下一卷，是醫方，先生現在行醫，我可以將其賣給你。’索價 80 塊大洋，後經討價以 75 元成交，歸途路經西安時，在西安畫市將其裱背，後送回原籍家中世襲珍藏。”“張大昌回憶，此書是寫在“綾子”上的，即絲織品。卷子長約一丈二尺，高尺許。 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神象。大昌先生並按記憶畫了一張“三皇圖”。張大昌先生對醫學、文學、佛學等方麵均有一 定的造詣，他對此卷子特別珍愛，年輕時曾將其熟讀背誦，並用其醫方行醫，八十歲高齡的張先生，對此卷子的段落、醫方尚能背誦。”
王淑民說：“八十歲高齡的張先生”，顯然是錯誤的，張大昌1926年出生，1991年為65歲，何來八十歲高齡？
4、張大昌一九七四年初給中醫研究院的信：“辦公室各負責同誌鑒：這本書是我先祖在敦煌石室鄰近一個人家裏買的，原係綢卷子，不幸於六六年遭災了，卻幸我 的一個學生有錄本，我又找回重整了一下，與原件出入不大。這書在我國醫藥方劑學上有重大的意義。今特詳抄寄獻貴辦公室，希交有關審研，使此書為人民健康服 務為盼。革命敬禮!河北威縣章台南鎮村衛生室”。
5、馬繼興《敦煌古醫籍考釋》雲：“十九世紀末，河北威縣中醫張偓南氏家傳醫學，所藏醫書甚豐。敦煌卷子出土後，聞風前往，曾在駐洞道士手中重金購得醫學 卷子—軸。書名《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卷子首尾基本完整，其前尚繪有三皇、四神及二十八宿之圖。張氏視為珍寶。歿後傳於其孫中醫張大昌(為靖)氏。大昌先 生多取此書曆裁方論治病獲有良效，並將此書教授弟子，且錄有複本兩種。1966年“文革”期間卷子不幸被毀。僅抄本幸免。”
6、從春雨《敦煌中醫藥全書》雲：“據大昌先生雲,其流傳過程如下:原卷子於敦煌石室發現後,曾被伯希和選中,並欲竊取回國,幸被裝車道士愛其全帙，暗中留下。民國初年售予大昌先生祖父南先生,傳至大昌先生,毀於“文革”禍火。”
7、錢超塵在“王圓籙監守自盜《輔行訣》簡考”一文中 對《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來曆的不同說法有如下考證：“《輔行訣》為敦煌藏經洞所藏絕無疑義，王圓籙售予張偓南亦絕無疑義。問題在於，王圓籙所持有的《輔 行訣》是從何種途徑而得者。張大昌有如下三說：一、暗藏說。馬繼興《敦煌醫藥文獻輯校•采訪張大昌先生追述原卷子發現經過及其特征的錄音要點》說：‘聽祖 父說，1915年奉命往張掖收購軍馬，隨從是姚振陽軍需。因早就聽說敦煌多古籍，故順便前去探尋。因遇風沙，遂留宿敦煌千佛。有位王道士問他們是何處人， 什麽事業。張光榮(字偓南)未敢暴露其真實身份，隻說是行醫的。王道士聽罷說：法國人運走了六駱駝垛子卷子，我在裝垛子時暗中留下一卷，是醫方。先生現在 行醫，我可將它賣給你。索價八十塊大洋，後經討價還價以七十五元成交。’按：張大昌的祖父卒於1919年，大昌誕生於1926年，祖孫未曾謀麵。張偓南從 王圓籙手中購到《輔行訣》事實確鑿，而‘聽祖父說’與事實不符。據《伯希和西域探險記》(2001雲南人民出版社)所載法國路易•瓦揚《法國西域探險團團 長伯希和》一文說，裝箱工作是由伯希和的隨行人員努埃特和路易•瓦揚做的，王圓籙未與其事。王圓籙所謂‘暗藏’之說與事實相違。二、揀到說。王雪苔編著 《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資料選編》收錄張大昌致王雪苔信，影印，相關文字如下：‘一九一八年我的祖父偓南先生去蘭州探望朋友並且特別抽空到敦煌千 佛洞去參觀，因遇大風，在一個道士家借宿，賓主閑談，因而知先祖行醫，便拿出一軸文字來說：這上麵寫的都是行醫治病的口訣和藥方，我曾使過，極為靈效。這 書是我從佛洞裏撿來的。如你看中了，請拿出五十塊大洋便可與你。先祖怕生不測，推以身邊沒錢，臨別方始與他成交。’按：此說不確。伯希和對絹軸文獻視如拱 璧，怎能隨意飄落地上？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訪書記》中說：‘我於此至少發現四卷寫在細綢上的漂亮帛書，保存狀態完好，對於它們的斷代，我無法講任何話， 因為我尚未打開卷子，我很想這樣做，但始終害怕損壞它們，不過我將帶走它們，這是非常重要的!’三、購買說。見王雪苔《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第 188頁《張大昌來信原件影印》：‘辦公室各負責同誌鑒：這本書是我先祖在敦煌石室鄰近一個人家裏買的，原係綢卷子，不幸於六六年遭災了，卻幸我的一個學 生有錄本，我又找回重整了一下，與原件出入不大。這書在我國醫藥方劑學上有重大的意義。今特詳抄寄獻貴辦公室，希交有關審研，使此書為人民健康服務為盼。 革命敬禮!河北威縣章台南鎮村衛生室’。此信寫於1974年初。按，前兩說稱購自王圓籙， 此說卻稱自購於民家。衡諸張偓南住宿背景及諸多購買細節，購買說大不可信。
上述三說均出自張大昌。大昌未曾見過其祖父，或大昌得自其父聳雲轉述歟？聳雲卒於1936年，其時大昌僅十歲。這三種說法是否有推想與分析的成分在 呢？說法的細節雖然不同，但其核心卻是相同的：《輔行訣》原藏於敦煌藏經洞，守洞道士王圓籙售予張偓南。王圓籙對他監守自盜諱莫如深，所以售賣之時，多加 文飾。上述三說，已載於馬繼興《敦煌醫藥文獻輯校》、王雪苔《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故辨證簡考如上。結論是：王圓籙的暗藏說、揀到說、購買說皆 無根之言，不可信從，唯一合理的解釋是《輔行訣》是王圓籙監守自盜而售予張偓南者。”
錢超塵在文章中否定了張大昌三種說法，這是正確的，但在否定張大昌三說後，又說《輔行訣》是王圓籙監守自盜而售予張偓南的，而且錢超塵在文章開篇首先說 “《輔行訣》為敦煌藏經洞所藏絕無疑義，王圓籙售予張偓南亦絕無疑義。”錢超塵作此結論就毫無根據了，因為，第一，所謂《輔行訣》原卷子，沒有任何人見 過，都是聽張大昌說的，既無實物，也無旁證，不知錢超塵是依據什麽來證明“《輔行訣》為敦煌藏經洞所藏絕無疑義”的？第二，張大昌一九七四年初給中醫研究 院的信及上述三說根本沒提“王圓籙”，而且王雪苔對“王道士”之事已作了說明，不知錢超塵先生又是根據什麽來證明王圓籙售予張偓南亦絕無疑義呢？
從上述所引材料來分析。隻有王雪苔、王淑民以及張大昌提供的是第一手資料，其它人所說均為牽強附會之說，因為王雪苔於1975年底和1976年初兩次到威 縣訪問張大昌先生，而王淑民也於1991年8月到威縣訪問張大昌先生，但二王所得資料加上張大昌本人的書麵資料，均係張大昌本人所述，而且前後出入較大， 加上錢超塵對張大昌三說的否定，故二王及張大昌的書麵資料均不可信。
以上分析表明《輔行訣》來曆是張大昌本人杜撰的。
第三節《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的遺失
關於《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遺失的情況，有以下四份材料可供研究分析。
1、張大昌“追記本”自序雲：“這軸書我家已寶存了三代，不幸在六二年遭到破壞”
2、王雪苔先生《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雲：“一九六六年夏秋之際，張大昌夫婦從田野勞動歸來，發現家中一片狼藉，所藏古籍書畫全被當作“四舊”抄 走，其中包括《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和張偓南先生抄錄的副本。大昌醫生曾去當地小學校查找，然無所獲。後來看到一家雜貨店竟用他家被抄走的宋版《晉書》做 包裝紙。聽說大量被抄書籍都集中在章台公社，以後情況不明。”
3、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醫方》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解題雲：“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張大昌受到運動的衝擊．其家中所藏典籍均被抄沒散佚，此卷子也 在其中，另外尚有一些竹簡。三四年後，張大昌在一村民家診病時，見此卷子己被剪成了鞋樣兒，經詢問，是兩家孩子糊風箏所餘之物，當時張大昌尚未平反，朝不 保夕，故未敢索回餘物。說到卷子被毀，大昌先生禁不住痛哭失聲。”
二王對《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遺失的調查結果大不相同，對於兩份材料的差異，王雪苔在《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一書中作了一些說明“在馬繼興編《敦 煌醫藥文獻輯校》附錄的《采訪張大昌先生追述原卷子發現經過及其特征的錄音要點》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張大昌先生受到運動的衝擊， 其家中所藏典籍均被抄沒散佚，此卷子也在其中，另外尚有一些竹簡。三四年後，張大昌在一村民家診病時，見此卷子已被剪成了鞋樣，經詢問，是病家孩子糊風箏 所餘之物。當時大昌先生尚未平反，朝不保夕，故也未敢索回餘物。’這段記載，同我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兩次調查聽到的說法有很大出入。我對這段記載的內 容有三點疑問：其一，原卷子被抄走是由於挨家挨戶的‘破四舊’運動，並不是專抄張大昌的家。張大昌是貧農成分，在運動中未受過衝擊，豈能有‘尚未平反’的 顧慮? 其二，家藏古籍被抄走當天，張大昌就曾到村小學尋找，既然敢於主動尋找，豈有見到反而不索之理? 其三，一九七六年一月我第二次去威縣，主要目的就是尋找原卷子，張大昌皆努力回憶原卷子的可能去向，卻為何不提原卷子在病家重現之事? 由於存在這些疑問，所以我懷疑張大昌記憶有誤，因為第三次調查距離前兩次調查又已過了十五個春秋。”
據二王采訪的資料，張大昌說，在“文革”中，張大昌家中所藏古籍書畫全被當作“四舊”抄走。而王雪苔在《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一書中又說說當年在 張大昌家曾見過張偓南先生手跡和清人所繪十八羅漢 渡海圖。那麽，在文革時為何《輔行訣》原卷子及張偓南抄的副本均被當四舊抄走，而真正的四舊即清人所繪“十八羅漢渡海圖”以及張偓南的手跡卻能保存完好？ 既然張偓南的手跡能保存，為何張偓南所抄《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副本卻被抄走？這就說明“文革中，張大昌並未被抄家，因為張大昌是貧農成分，在運動中未受 過衝擊。
4、張大昌於一九七四年初和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給中醫研究院的信與上述兩說又有不同，一九七四年初的信說《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不幸於六七年遭災了”，而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的信卻說“他家在67年因家人不慎於火，書室被燒，文物全部灰燼，原卷當然也片縷烏有了。”
從四份資料來看，《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遺失的四種不同說法均出自張大昌本人，最先是說不幸在六二年遭到破壞。其次是說一九六七年因家人不慎，書室遭火 災，《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被毀；第三則是說一九六六年夏秋之際，張大昌家中中所藏古籍書畫全被當作“四舊”抄走，其中包括《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和張偓 南先生抄錄的副本。最後，則說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張大昌受到運動的衝擊．其家中所藏典籍均被抄沒散佚，此卷子也在其中。不但情節有出入，且卷子 被毀時間有出入，張大昌一九七三年寫自序時，是47歲，一九七四年寫信給中醫研究院是48歲，一九七五年王雪苔時，張大昌49歲，正值盛年，既然《輔行訣 髒腑用藥法要》為張家所藏珍品，且張大昌對之愛不釋手，對於此卷被毀的情況應是記憶深刻的，絕不會得出幾種不同的說法和不同的年代。
綜上所述，張大昌對《輔行訣》的來曆及被毀的說法前後矛盾，漏洞百出，而且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證據來證明《輔行訣》是敦煌卷子。因此，對《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的來曆以及被毀的情況都是張大昌隨意杜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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