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行訣藏腑用藥法要》成書時代鑒定
——兼論醫界對湯劑祖源的認識史：從千年傳說到附會穿鑿
作者:湯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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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行訣》出來後，不少學者做過考證。其中利益、名譽相關者多從證真出發。而局外人多從證偽出發。不過多數學者的結論幾乎都是從整體上看真或看偽，盡管有的學 者措詞比較謹慎，但其基本傾向還是明確的。既然多數學者都認為此書經過後人的整理，那麽其中是否有後人加入的內容？如有，又有多少？是哪些？這些都是問 題。偽書雖然意味著某些價值不存在或價值被折扣，但不意味著沒有價值。嚴謹的學者必須承認，隻要有破綻就足以懷疑其真實性，破綻越多偽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傷寒論》源流的人，不論你是否願意，如今都不得不被迫麵對《輔行訣》帶來的挑戰。我考察此書，主要是因為其涉及到《傷寒論》的方劑來源的問題，我也 主要關心這個問題和涉及這方麵的內容。由於傳世本《輔行訣》是原卷子已經毀失的翻記文獻，而且已經確定張大昌先生改動過其中的某些詞句，所以以少數普通的 詞句的出現時間來考證真偽說服力不大，因為曆史中消失的中醫藥文獻太多。這就是考古求證中的所謂“證有易，證無難”。但傳世本《輔行訣》基本上還肯定是 “抄本”，而非僅是“意寫”本，況且據說張大昌先生年輕時記憶力極好，過目不忘。那麽如果其中一些核心的、不會輕易改動的詞語、以及一些學術理論、學術現 象存在年代上的問題，並且這種情況比較多的話，那恐怕就不能簡單以“為通俗”而按意改詞來推脫了。載體可能是後世的，一些非關鍵的字詞也可能為後人改寫， “版本”年代不等於“內容”年代，作為一本醫著，作者醫論、醫理方麵的內容更能體現它的時代特征，也是辯偽的關鍵。而書中的古方劑並不能說明它的時代，因 為古方常被後世方書原文引用。一些藥物名稱等也常會被後世抄寫者、出版者按時代習慣改寫，所以這方麵的問題很多也可以被推脫為“版本”的原因，論證力度會 被削弱。
《輔行訣》的實用性不是本文的關注點，那是臨床家的事，“偽本”與“偽方”是兩回事，反正曆史上的托名醫書一直流傳的也很多，偽本傳方也是古人常愛幹的事。
1、 卷首的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圖。為什麽要畫一個圖？它使人感覺這不是一個自抄自用的實用東西，而象是用於收藏或出售，似乎多少還有點古董“做鏽”的意味。
“三 皇”的具體人物自古多種說法。三皇指伏羲、神農、黃帝是儒家的主流說法，見《尚書•序》、《帝王世紀》，這種說法因南宋王應麟《三字經》“自羲農，至黃 帝。號三皇，居上世”而廣為流傳。此三皇不是道家的說法，道教也有三皇（並不重視），分初、中、後三組：初三皇具人形；中三皇則人麵蛇身或龍身；後三皇中 的後天皇人首蛇身，即伏羲，後地皇人首蛇身，即女媧，後人皇牛首人身，即神農。道教神祗主講三清、四禦，那也是六朝才剛開始的事情。
醫 書中最早提到“三皇”的，大概是唐代中期，王冰在《黃帝內經 序》中說：“夫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於仁壽，濟嬴劣以獲安者，非三聖道，則不能致之矣。孔安國序《尚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後麵就是論《內經》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王冰把秦和、淳於意、張仲景、華佗都視為《內經》一係的。北宋高保衡、林億在《重廣補注黃帝內經 素問 序》中說王冰補入的第七卷七篇運氣大論“猶是三皇遺文，爛然可觀。”其文同樣把西漢倉公、東漢仲景視為《內經》一係的。（據餘嘉錫考證，唐太仆令王冰，史 籍未著，尚屬存疑。讀見《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二。）明代李梃《醫學源流》說唐代中葉甘伯宗《名醫錄》“自三皇始而迄於唐代”；《名醫錄》已經失傳，範行準 先生認為南宋張杲《醫說》 卷一 [三皇曆代名醫]可能就是甘伯宗《名醫錄》的內容，我翻看《醫說》此部分內容，此“三皇”宓犧氏蛇首人身、炎帝神農氏人身牛首、黃帝有熊氏龍顏。由此可 見，在唐宋時代，醫書雖然也提及了“三皇”，但或重在指其人文始祖；或視為神化人物。還不是後世醫聖人、“先醫”的形象。
“三 皇”作為“醫聖”或“醫祖”的整體概念與醫學發生密切關係是始於元代。丹波元簡《醫剩》言三皇廟在唐代已經出現，但僅是一般的古聖祠，非醫學界祭祀廟宇。 宋代醫家遵奉的是扁鵲，1034年許希治好了宋仁宗的病，以賞金創扁鵲廟，“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於其旁”，見《宋史》卷462。古代醫學界祭祀三皇 是從元代1295年朝廷下令各地郡縣通祀三皇開始的，見《元史•祭祀誌》。傳說伏羲創八卦、製九針，神農嚐百草，黃帝作《內經》，所以被推為中醫學創始奠 基人。在《輔行訣》卷首三皇圖中都有反映，（以觀看者為標準）右一神農，身邊有一把藥草；中為伏羲，手中托舉八卦圖；左為黃帝，身後有一卷竹簡，應指《內 經》，三人已經是聖人形象，而非神人形象。元代政府醫學校中也建有三皇廟，廟中還祭祀曆代名醫，按《元史》記載，當時從祀曆代名醫是十人（據說為俞跗、桐 君、僦貸季、少師、雷公、鬼臾區、伯高、岐伯、少俞、高陽）。對於元代為何將“三皇”作為“先醫”祭祀一事，有學者高偉認為是元代統治者有意將漢民族的共 同祖先“三皇”降到“醫家之祖”的行業地位，從而消除三皇祭祀的民族意義，起到淡化漢人的民族意識、弱化漢人的民族抗爭的作用。其說視角獨特，頗有見地， 但終為一家之言。對於將華夏人文始祖三皇以醫祖受祭，明代還是有儒臣認為不合國家正禮，“甚非禮也”，明代有段時間曾停止三皇以醫祖受祭，後又恢複。
元 代這種祭祀先醫三皇的製度被明清延續下來，明朝1543年，建三皇廟在太醫院北，名“景惠殿”，明朝末期的三皇廟也叫“聖醫廟”、或“醫王廟”、“藥王 廟”，主祀還是三皇，但從祀曆代名醫此時變成28人。清•程林1677年《醫暇卮言》卷上記載：“……祀先醫，春冬仲月上甲日，上祀三皇，配以勾芒（配伏 羲）、祝融（配神農）、風後，力牧（後兩者配黃帝），而附曆代醫師二十八人，歲遣禮部太醫院堂官分獻。東廡僦貸季、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少 師、桐君、雷公，馬師皇、伊尹、扁鵲、淳於意，張機。西廡華佗、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真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啟玄子王冰、錢乙、朱肱、李杲、 劉完素、張元素、朱彥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祀曆代名醫人數變化的時間，以及“張機”之名稱。《輔行訣》卷首圖中的四神二十八星宿，如果不理解成三皇從 祀者的映像，若非不倫不類的畫蛇添足，真不知道該當何種解釋。明清時期，光北京城裏就約有十座藥王廟（三皇廟）。
元明清曆史 上的三皇廟，不但作為先醫祭祀之所，同時也是習醫治病之所，《長清縣誌》說：“元朝至元年，有嚐建三皇廟，聚曆代醫書於中，令邑人習之，以祛民病”。這可 能是三皇廟與地方醫學校二合為一的做法。當時各地大小三皇廟多有專人管理，或由道士、或由和尚承應供奉，而這些人物推測也多知醫、行醫。
對 照古代醫書來看，含義為醫聖人或“先醫”的 “三皇”一詞在醫書出現，主要也是從元代開始的，公元1320年，忽思慧《飲膳正要》，書一開始就是“三皇聖紀”，介紹了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和黃帝軒 轅氏。明《萬病回春》、《古今醫鑒》、《軒岐救正論》、《醫學入門》；清《醫門法律》、《冷廬醫話》、《吳醫匯講》、《醫述》都或多或少的提到醫聖人“三 皇”。
由此可見，《輔行訣》卷首的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圖其實就是明清三皇廟先醫人物在作者頭腦中的意象。此圖原本大概是想表 示此書猶如“三皇遺文”般的寶貴，但無意中卻暴露了其時代背景。單是憑以上這一點，就足以說明《輔行訣》原卷子不是出自敦煌藏經洞。敦煌藏經洞文本最晚不 過公元1002年。宋代印刷術推廣之後，寫經基本就消失了。由於明代是煉丹術落日餘暉的“中興”時代，煉丹風潮席卷朝野，延自清代。而陶弘景的《真誥》等 著作在元代遭禁。到明朝正統年間（公元1436年至1449年）刊刻《正統道臧》陶氏著作才又流傳。李時珍說朱權(1378—1448年)在宣德年間也出 了一本有關煉丹的金石本草書《庚辛玉冊》（據說已經佚失）。《輔行訣》托名道家陶弘景，且內容中涉及很多金石藥物，再加上三皇圖顯露的時代背景。所以《輔 行訣》的作者我疑心是明代中葉之後某時期的一位道士，或可能是與三皇廟有關的某位人物。當然也可能是一個愛好煉丹術的醫學校出身的儒醫。
奇怪的是，那些考究《輔行訣》的學者似乎都不清楚古代醫學界與三皇祭祀何時發生的關係。大概是因為一般的《輔行訣》文本都沒有這幅圖。而且現在的傳統醫學人士也不象元明清的醫家那樣見三皇廟必入而敬香了。
或有反對者認為這是《輔行訣》的時代“版本”問題，未必與內容相關，就算如此，這也應該足以引起研究者對其內容的高度警覺。
2、 “輔行訣藏腑用藥法要”。陶弘景時代的醫家似乎更習慣說“腑藏”，如謝士泰《刪繁方》就多用“腑藏”，因《刪繁方》中的治療總則是“善療病者,病在皮毛肌 膚筋脈而療之,次療六腑;若至五藏,則半死半生矣”,先腑後藏。陶弘景(456年～536年)與謝士泰(499-583年)是同時代人，或稍年長於謝士 泰。但謝是北齊人。陶弘景在江南。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卷下[服氣療病篇第四]引《明醫論》雲：有“腑髒俱病”。 見《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1138頁。在陶氏《<補闕肘後百一方>序》中，他也說“一則腑髒經絡因邪生疾”。但今本《本經集注》中有三處 “髒腑”。“腑髒”不見，不知是否後人校改的結果。隋《病源》中“腑髒”是“髒腑”用詞的兩倍多。今本《外台》、《醫心方》中也是如此。今本《小品方》中 是“腑髒”、“髒腑”各一見。今本《千金》兩書及醫經卻是“髒腑”多於“腑髒”。 宋人對《千金》的校改幅度應大於對《外台》的校改。
3、 陶弘景《真誥》卷10 [協昌期第二] 有：“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夫學生之夫,必夷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宮填 滿，玄精不傾，然後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景耳。若數行交接，漏泄施寫者，則氣穢神亡，精靈枯竭。……”《輔行訣》文首第一段雖與之相類。但同文已有道家合 藥卻病之術（服術之類），見《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1120頁。《輔行訣》的治療方劑似乎與修道家“腦宮填滿，玄精不傾”似不太搭邊。陶弘景《養性延 命錄》卷下[服氣療病篇第四]引《明醫論》雲：“凡病之來,不離於五髒,事須識相。若不識者,勿為之耳。”其五髒先後順序是心、肺、脾、肝，未提腎髒。與 《輔行訣》有異。六朝托名的《王叔和脈訣》五髒順序是心肝脾肺腎，心為君，在第一很正常。《輔行訣》五髒先後順序是肝心脾肺腎，與《病源》、《千金要 方》、《外台》、《聖惠》方等主流方書論述的順序相同。
4、《輔行訣》文首一段提到“服藥汗吐下後”。今天的經方醫家論治療法則，“汗吐 下”常脫口就出。似乎古來就是這麽說的，實際並非如此。唐宋時代，醫家論及此，一般用語都是“發汗吐下”，不說“汗吐下”。 如《脈經》一見，《病源》4見，《千金要方》21見、《千金翼方》4見，《外台》7見，《醫心方》無見。《太平聖惠方》18見，《聖濟總錄》8見，《證類 本草》一見，1144年《注解傷寒論》中5見。用語全都是“發汗吐下”（《聖濟總錄》有一“出汗吐下”）；
“汗吐下”的說 法首先出自北宋末期一些《傷寒論》研習者的論著。北宋末期1100年龐安石《傷寒總病論》五見，四個也是“發汗吐下”，一個為“汗吐下”。 朱肱1108年《類證活人書》14見，13個是“發汗吐下”，“汗吐下”一見。成無己1156年《傷寒明理論》15見，14個是“發汗吐下”，“汗吐下” 一見。南宋許叔微比較有影響的《傷寒發微論》、《普濟本事方》、《傷寒九十論》兩種說法都未見，《傷寒百證歌》兩見“發汗吐下”，也無“汗吐下”。
5、 《輔行訣》文首一段提到“或變為損證，則生死轉側而”，“損證”一說也出現較晚。早期古醫書中常說的是“七損證”或“虛損證”。“損證”一說我搜索到最早 的出現在元代曾世榮1294年的《活幼心書》卷中 [明本論 不內外因 ：“…… 一切損證，及毒蟲惡獸所傷，此又世醫各有專科，茲不繁引。”其次就是明•徐彥純撰，劉宗厚續增，書成於1396年的《玉機微義》卷十九 [虛損門 虛損脈證]：“…… 此則因虛外感 ，不獨傷於足經也，但足經傷寒有傳變，恐不可作損證論乎。”“損證”一說在清代才比較多見，如尤怡1768年的《金匱翼卷三 虛勞統論》一見；戴天章1675年《廣瘟疫論卷之四 四損》一見；清末程文囿1826年的《醫述》“損證”四見，清末王士雄的《洄溪醫案》、《回春錄》都有“損證”之說。
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輔行訣》文首一段中，從“諸凡雜病，服藥汗吐下後”到“或變為損證，則生死轉側而”一段，剛好《輔行訣》乙本是沒有的，據說乙本是脫文。範誌良本有此段。原卷子是否真有這句話也是個問題。不過據說張大昌先生年輕時具有過目不忘的能力。
6、《輔行訣》每一髒病方之前都有總論，提到“肝德在散”、“心德在軟”、“脾德在緩” 、“肺德在收”、“腎德在堅”，首先這種說法是不會記錯的。在《素問》中是“肝欲散”、“心欲軟”之類的表述。“肝德”、“心德”這種說法搜索明清之前醫 書不見，明清醫書才見。如清羅美1675年《內經博議》卷之一[ 人道部 五髒五主論]：“ ……能生其和者。非心德之暖乎。唯有火德之暖。以益金體之清。”王孟英1852年《溫熱經緯》卷五 [方論 平胃散]：“雄按：柯氏此論，雖已超越前賢，而義猶未暢也。三承氣湯，調胃土之敦阜韙矣。若卑監者，乃是脾德有慚，土不勝濕，健運失職，陽氣不升，非胃病 也。……”高學山1872年《高注金匱要略》[髒腑經絡先後病脈證治第一]：“ ……土氣憑肺德而氤氳於胸中。以為宗氣。”（清代）
7、《輔行訣》五髒病方中，心髒病方部分也存在問題，但不易覺察。
今 本《內經》中髒腑學說主要有十一髒腑（五髒六腑）說和十二髒腑（多膻中，即心包絡）說兩種。心包絡見《靈樞•經脈》：“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 出屬心包絡”。《靈樞•邪客》說：“心者，五髒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髒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 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在中醫髒腑學說中，十一髒腑說一貫是主流。在金元以前，心包絡一般從屬於心髒而論，從未受到醫學獨立的關注， 直到金元以後才有所變化。在《諸病源候論》中隻有一處提到了“散絡心包”、“邪氣迫於心絡”見[卷之十六 心腹痛病諸候]，《外台》據《病源》此論開了藥方“訶黎勒散方”。《千金》兩書中，沒有任何因心包受邪而開的藥方。北宋初《聖惠方》中也隻在[卷第九十 九.針經序]中提到一次“心包絡”。
金元以後，心包絡開始受到醫家關注，並且強調它是有形質之髒（之前還多認為它有名而無 形）。劉完素1186年在《內經運氣要旨論》（即《素問要旨論》）中認為“所謂心包絡亦是一髒”，但具體是指“右腎命門”，與心髒無關。張元素在1186 年《醫學啟源》中形成了五髒六腑十一經的辯證體係，唯獨不論心包絡。他在《髒腑標本虛實寒熱用藥式》中創造性的將心包絡歸入心病之內，而另立命門病症與用 藥。其弟子王好古1308年《此事難知 卷上 問髒腑有幾》中，在十二髒腑（肝心脾肺腎兼包絡，為六髒。膽小腸胃大腸膀胱兼三焦。為六腑）的基礎上再加一個“胞腑”， 為十三髒腑，此說未被後世接受。王好古的“包絡”還是“命門”，並非後世所謂的“心之衣”之類。元末明初滑壽1341年《十四經發揮》說：“心包一名手心 主。以藏象校之，在心下橫膜之上，豎膜之下，其與橫膜相粘而黃脂裹者，心也；脂漫之外，有細筋膜如絲，與心肺相連者，心包也。”此說影響很大，多被後人引 述，夏英1497年《靈樞經脈翼》、張三錫1609年《經絡考》、翟良1628年《經絡匯編》都從滑伯仁“心包”有名有形說，張介賓1624年《類經圖 翼》也引述滑伯仁之說，並特別指出“此說為是，凡言無形者非。”後《醫宗金鑒》又引述了張介賓的話。清•陳士鐸1687年的《辨證錄》中大談“心包”及 “心包”補瀉 ，“心包”凡193見。葉桂1746年《溫熱論》：“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是溫病理論大綱，影響巨大。由此可見，“心包絡”是在金元以後開始受 醫家關注，並逐漸認為它是有形之髒，相應地在名稱上，大約明代開始，“心包絡”比較普遍的被簡稱為“心包”，尤其清代溫病學興起後，其有關名著，相關論述 中幾乎都用“心包”一詞。
單獨指明為心包（心包絡）氣虛實而設的方劑，在陳士鐸1687年的《辨證錄》中有出現；沈金鼇 1773年《沈氏尊生書-卷十 心包絡病源流》中說：“《醫旨》曰：包絡虛，宜錢氏安神丸；虛而挾熱，醒心散；包絡實熱，宜犀角地黃湯、十味導赤散。”並專門列舉了治心包絡病諸藥要品及 方劑。沈氏所說《醫旨》大概是指明代孫一奎（公元1522~1619年）的《醫旨緒餘》，但我查此書未見此論。近似的話最早大概出自張元素《醫學啟源》 “心之經”部分，原是講心髒的虛實補瀉。陶思渠（1785—？）的《十二經方義秘要》中心包絡經部分，也列舉了8個方劑。
《輔行訣》五髒病中，心髒病方最多，八方，即多了關於心包虛實補瀉的四方。這是學術內容上的一大破綻。它這種高度關注心包，類似將其視為一髒的學術，以及心包位於心外部的觀念，還有“心包”簡稱的使用。都表明這些內容不可能在金元以前，極可能出現在明清。
8、 由於《輔行訣》每一髒病方前麵的“總論”條文，在《素問》和《靈樞》中都能找到相關內容，所以一般多以為這些內容就是引自《素問》、《靈樞》。我發現實際 並非如此。這些“總論”內容從其排列順序看應該是來自王叔和的《脈經》或脈學係統的醫籍，在今本《脈經》卷六十二經脈中，五髒相關經脈論述內容的順序與 《輔行訣》五髒病方前麵的“總論”類似，如卷六《心手少陰經病證第三》，開文首句就是“心氣虛，則悲不已；實，則笑不休。”後麵內容有“心病者，胸內痛， 脅支滿，兩脅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胸腹大，脅下與腰背相引而痛。取其經，手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郤中血者。邪在心，則病心痛， 善悲，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輸。”再後麵也有“故諸邪在於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其他四髒相關經脈論述內容的順序類似。值得注意的是，《脈經》卷六 之後就是仲景方論了，《輔行訣》大體框架與此相類。所以從行文大略的框架上，《輔行訣》或許也參照了《脈經》的相關內容框架。
《脈 經》之後，一些主流醫書在五髒病方論內容上沿用了《脈經》卷六的相關內容，如《千金要方》，其五髒部分內容，開頭都是“某髒脈論第一”，其內容類同《脈 經》論述順序，不過更加擴充。明初1406的《普濟方》的五髒門的“總論”沿用了《千金要方》“某髒脈論第一”的大部分內容，但《普濟方》內容編排上是先 五髒門，後麵才是六腑門。與《千金要方》一髒一腑間雜的編排不同。
不論是唐初的《千金要方》，還是宋初的《太平聖惠方》，或是明初的《普濟方》，其心髒病內容部分，都沒有出現特別為心包氣虛實而設的方劑。
需 要說明的是，今本《脈經》是經過北宋醫書局校改的，按高保衡在序中的說法，整理後的《脈經》雖然還是十卷，但與宋代之前的《脈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宋 臣校改時參考了很多醫書，其中就有《千金》。另外，從唐代開始，《脈經》就一直是官方醫學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
9、補湯、瀉湯之說。翻查 《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輔行訣》之外，隻有《深師方》提到“瀉肝湯”“瀉脾丸”（調五髒不利）、“溫脾湯”、“ 溫脾丸”、“ 大溫脾丸”、“健脾湯”。未見有“補某湯”出現。有研究者認為《僧深方》的成書年代大約在公元540-610年之間，在陶氏之後。見《中日醫學文獻中的 《僧深方》研究》。補肝湯的名稱在唐代《千金》、《外台》三書中已存在。瀉腎湯的名稱在《千金要方》、《外台》已經出現。
先瀉後補法原本應該是針灸治療的手法。《脈經》中就有先瀉後補的針治法。與陶氏時代相近的《小品方》（460年左右）討論過利補法，但絕不是簡單的先利後 補。分各種具體的情況，如“夫病是服利湯得瘥者，從此以後慎不中服補湯也”，如“暴虛微補，則易平也，過補喜痞結為害也”；“若初瘥，氣力未展平複者，當 消息之”；且宜先利後補者，也提倡用微補平和藥，且用丸散不用湯。有意追究者可以細心琢磨一下《小品方》的論述。治病先瀉後補法在明代被重視，如陳會的針 灸著作《神應經》（刊於1425年）曰“須先瀉後補，謂之先瀉其邪，後補真氣。此乃先生不傳之秘訣也。”柯柏齋（明？）說：“先瀉其邪，後補其氣，此治法 也”。這類說法常被明清醫家引用。《輔行訣》說：“諸凡雜病，服藥汗吐下後，邪氣雖平，精氣被奪，致令五髒虛疲，當即據證服補湯數劑以補之。”這種說法也 類似明清醫家的表述。
10、從方書方劑分類的角度看，以髒腑部位分類方劑的方法，已知史料看最早還是《僧深方》，但《僧深方》分類標題是“治肝病方”“治脾病方”之類；《病源》以髒腑部位分類的標題是“肝病候”、“心病候”之類；《備急千金要方》直接用的標題就是“心髒方”、“脾髒方”之類。
《輔 行訣》標題“辯某某病證文並方”，應該是模仿宋本《傷寒論》標題，因為《宋本傷寒論》、《注解傷寒論》是“辯某某病脈證並治”；宋本《金匱玉函經》是“辯 某某病形證治”；而《唐本傷寒論》卻是 “某某病狀第N”；宋淳化本《傷寒論》標題是“辯某某病形證”（另見“證候”、“形候”）。
11、 《輔行訣》在全書的編排上也比較怪異，如果原作書名是《輔行訣髒腑（五髒）用藥法要》，五髒病方外的內容屬於編外。從陶弘景《真誥》內《運題象》、《甄命 授》、《協昌期》、《稽神樞》、《闡幽微》、《握真輔》、《翼真檢》等七篇皆以三字為標題來看，陶弘景有用三字為標題的習慣。如果原作書名是《輔行訣》， 則可視為綜合性方書，南北朝時代的綜合性方書的全書的編排，大體上一般是中惡卒病方、外感熱病方在前，再到胸腹腔相關病侯方，也可說是先外感、後雜病。如 《肘後》、《範汪》、《胡洽》、《深師方》、《陶隱居效驗方》、《藥對》、《集驗方》、《刪繁》等編排都是如此，惟《小品方》的編排有些亂。其實這也是古 代中國主流綜合性方書的編排格式，《病源》、唐代《千金》兩書、《外台》、宋《聖濟總錄》、《局方》清《醫宗金鑒》也都是大略如此；南北朝時，五髒病的研 究及髒腑辯證似乎未成為主流。這在隋《病源》的目錄就可以看出來。
北宋初年的《太平聖惠方 》的編排特別，首先肝心脾肺腎的補瀉方，其後就是傷寒方，這大概是一個標誌性的變化，《太平聖惠方 》的某髒病是先總論後類方分述的體裁，方名還是“治肝實熱。目痛。胸滿心煩。宜服瀉肝前胡散方”之類，類同《刪繁方》。《輔行訣》編排與《太平聖惠方 》類同，是五髒病方冠首，次為組方圖，再之後是傷寒方。某髒病也是先總論後類方分述的體裁，如肝藏病，先總論生理、病因、病症、治則之類，然後是“類方分 述”部分，每一方分方名、病狀（治……方）、組方、煎服法、加減法、禁忌等。這種體裁在陶時代的《小品方》《刪繁方》是有的，隻是還不普遍采用。如《小品 方》卷6，[治冬月傷寒諸方]，先總論，而後是“類方分述”部分，如“雞子湯，治發汗後，三日不解頭疼肉熱方”，後麵是組方、煎服法、加減法、禁忌等。
明代《普濟方》的全書編排也是五髒方在最前。
《輔 行訣》先五髒病後外感的編排方式，可能還是時代疾病標本觀念在作者意識中的反映。對標本觀念的討論和闡發在金元明清很受醫家重視。如劉完素《三消論》說： “六氣為本，三陰三陽為標，蓋為病，髒病最急也”；1266年《東垣試效方》說：“夫治病者,當知標本。以身論之,則外為標,內為本;陽為標,陰為本。故 六腑屬陽、為標,五髒屬陰、為本,此髒腑之標本也。……”其說影響很大。《輔行訣》先五髒病後外感的編排方式可能反映了作者論病先本後標的觀念。
金 元醫學學術之變，側重“內傷”也是一個特點。典型如李東垣，一般就被認為其“不善外感。長於內傷。”明清醫家就常把東垣內傷之書和仲景外感之書相體並論。 李杲身曆死亡百萬人口的大疫流行卻以為是內傷所致，並專門寫了《內外傷辨》，頗為今世醫學史家所詬病。明代《普濟方》的全書編排變為以五髒方在最前，也是 有前代醫學重內傷的學術風氣為背景的。
《輔行訣》方名“大（小）瀉（補）湯”之類可能有些問題，《輔行訣》五髒病方名是屬於方效型的方名，而同時代的《刪繁方》此類方效型方名還是采用“治……方”（其中有的此句中還包含方名，方名後置）的形式。《太平聖惠方 》也是。
12、 《輔行訣》救諸病誤治方中，有“誤用清下”一說，但“清下”一詞，作為一種治療法則，最早大概出自明末清初，搜索之前醫書未見。如明 皇甫中《明醫指掌 卷二.火證七》有“……故少火宜升，壯火宜降。故以黃芩清上，黃連清中，黃柏清下，則三焦之壯火自伏，而氣得其生，血得其養矣，故曰“三補”。”《景嶽全 書》 卷之五十德集•新方八陣新方八略引.五、寒略 中有：“重濁者，宜於清下。如梔子、黃柏、龍膽、滑石之屬也。”
13、《輔行訣》救諸勞損病方中，作者歸之為虛候方加減之類，但在宋代以前，六極病的病因並非虛候之類。馬王堆醫書《十問》:"氣血宜行而不行,此謂 [cui] 殃.六極之宗也~"指人氣血閉塞為患,乃是誘發 "六極"之病。謝士泰《刪繁方》的六極病因還歸為外邪，即“邪風逆於六腑，淫虛厥於五髒，故曰精極”。 《刪繁方》六極病的治療原則是：“善療精者，先療肌膚筋脈，次療六腑五髒；若邪至五髒，則半死半生矣。”這同扁鵲、《素問》、華佗等外邪由外逐步傳內的思 想一脈相承。到了北宋《聖濟總錄》卷86虛勞門虛勞總論，才把勞傷之甚稱為六極，六極的病因開始轉向了內傷虛損。宋之前的隋唐，六極理論具有複雜繁瑣的症 候分型（近二十種），宋元之後六極理論開始由博返約，逐步簡化。明末吳昆《醫方考》中隻用六個溫補方劑分別治療六極病症。《輔行訣》救諸勞損病方中，六極 更簡化成五極。
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卷下[服氣療病篇第四]引《明醫論》雲：有“五勞生六極”、六極指氣、血、筋、骨、精、 髓極。注意此六極之說與《輔行訣》不同。《輔行訣》的五極說近似與陶氏同時代的謝士泰《刪繁方》六極——“筋、脈、肉、氣、骨、精”極，但謝、陶兩人一北 一南，政治分隔，其時學術能否互通還是個問題。參見《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1138頁。《輔行訣》的五極相對少了一個對應腎的骨極，而是以精極對應 腎，但在陶弘景時代，精極並不與腎對應，而是“通主五髒六腑之病候”，一般指比五髒虛衰的程度更深的情況（或說五髒氣不足）。到了隋《諸病源侯論》還是這 種觀點，唐《千金要方》卷19腎髒方才將精極歸入腎髒方下，但文中精極還是指比五髒虛衰的程度更深的情況。明初1406的《普濟方》中，腎髒門下還是骨 極、精極並列分論，先骨極後精極，其精極之論類同《千金要方》，也是“髒腑衰則形體皆極”，不過最後一句所論有變，說“若腎絕則五氣俱絕，即目轉而精奪， 是為誌先死，不可救矣”。而《千金要方》最後一句是“扁鵲曰∶五陰氣俱絕不可治，絕則目係轉，轉則目精奪，為誌先死，遠至一日半日，非醫所及矣。宜須精研 以表治裏，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以我知彼，疾皆瘥矣。”《普濟方》的這一以“腎絕”對應精極的變化微妙而關鍵。明代後期醫學有重腎髒、命門的特點。《輔行 訣》一改傳統以骨極對應腎髒，而以精極對應腎髒，表明救諸勞損病方內容應該出自明代中葉以後。
14、“漢晉以還，諸名醫輩，張機、衛汜[汛]、華元化、吳普、皇甫玄晏、支法師、葛稚川、範將軍等，皆當代名賢，鹹師式此《湯液經法》，湣救疾苦，造福含靈。”這段話問題不少。
“張 機”之稱應出自唐代甘伯宗《名醫錄》之後；《肘後》、《小品方》、隋《病源》、《針灸甲乙經》、唐《千金》兩書、《外台》；《醫心》、《聖惠》等都稱“仲 景”或“張仲景”，未見有此稱呼。陶弘景《集注》中稱張仲景而不稱張機；恰說明在甘伯宗《名醫錄》之前，醫界還無人知道張仲景叫張機。
我 還注意到，宋元時代，盡管有些醫書中偶見有“張機”之稱，但較少使用，一般稱呼“張仲景”或“張機仲景”，而“張機”的稱呼似乎在清代相對比較流行（也可 能是因為清代遺留下來的醫籍較多的緣故）。如明初《普濟方》中，“張機”搜索未見，“張仲景”10見；明末的《本草綱目》中，“張仲景”155見，“張 機”四見；而在清初的《醫宗金鑒》中，“張機”3見，“仲景”最多見，而稱“張仲景”者僅一見。1728年刊行的《古今圖書集成 醫部》中，仲景方書多署名“張機”，不過此書印數少，清代隻有一些藏書家有收藏。在1789年開始刊印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凡論及有關《傷寒論》之 類的醫書，紀昀也多稱“張機”。清代醫家較流行稱呼“張機”，大概跟“張仲景”明末開始從祀“先醫廟”，而正式稱呼使用“張機”有關。
關 於張機的“機”字也值得注意。王雪苔《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22頁注3說，“甲本兩次作’張機’，一次作’張璣’，乙本三次皆作’張璣’。張大昌 回憶，’張璣’為是”。原卷子不知到底真是哪個字，姑且按張大昌所說，“張璣”為是。由於我很少能接觸到原版古醫書，所以不知道明清醫籍中是否已出現“張 璣”，但我從側麵了解到，清代乾嘉時期的著名考據學者錢大昕、阮元等就關注了《毛詩正義》作者“陸機”還是“陸璣”之爭。當時一般認為“機”與“璣”字通 用。如阮元《十三經注疏 校勘記》之《論語注疏校勘記 子罕第九》中就認為“機與璣古字通”。《十三經注疏 校勘記》1806年才最後完成，據有關學者考證，《十三經注疏 校勘記》的大部分工作實際由段玉裁主定。段氏後來退出，且日後頗後悔替人作嫁，以至自己一直想寫的著作遲遲不能完成。阮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是清代影響最大的經學刻本。“機”與“璣”的通用自然很快是天下儒醫皆知的事情了。從《校勘記》所論看，阮元之前，“一代儒宗”錢大昕應該就論述過這個問 題。成書於1819年，1936年傳入中國的丹波氏《中國醫籍考》卷24也說“（張）三異序中。仲景名作璣字。考機古與璣通……”應該是受中國經學考據的 影響。丹波氏說的《三異序》，是指清康熙《南陽府誌》（朱璘 1694年）收載的《張三異募建張醫聖祠序》（1656年 順治十三年），即在清順治時期或更早，“張機”已作“張璣”（存疑待考）。孔傳金等纂修的嘉慶《南陽府誌》（1807年）中“張機”也作“張璣”。所以在 清代的醫學文獻中出現“張璣”的稱呼並不奇怪。而且從目前的資料看，“張璣”的稱呼大概隻能出現在清朝建立之後。我的感覺，醫聖祠新立的碑記中將傳統的 “張機”改為“張璣”，本身就是一種類“作偽”， 應該是與當時經學研究中認為古代“機”與“璣”通用有關。
有些資料說清初《曆代神仙通鑒》中將“張機”稱“張璣”，但我查了一些清代版本，未能印證，我見的原文是“張機”（版本問題？）。應該是《南陽府誌》或《南陽縣誌》引用《曆代神仙通鑒》卷九相關內容時把“機”改成“璣”。
明 末清初徐道《曆代神仙通鑒》（1700年刊行）卷九之第六節“奉敕命施法降魔 寓長安說價賣藥”中（此節主說張道陵），關於張機的原文如下：“……（元嘉）是冬帝感寒疾，發熱不止，太醫調治無效，廣征良醫，傳驛赴京，有舉長沙太守張 機深達軒岐，克期召入，病經十七日，機診視曰：正傷寒也。擬投一劑，品味輒以兩計，密覆得汗如雨，及旦身涼。留機為侍中，初得陽勵公之傳，見朝政日非，歎 曰：君疾可愈，國病難醫。遂掛冠遁去，隱少室山，著《金匱》《玉函》諸書，陽勵複來引去。”原文是“張機”。 遼寧古籍出版社以遼寧省圖書館存康熙庚辰本為底本整理出版的《曆代神仙演義》（即《曆代神仙通鑒》，1995年4月第一版 簡體版）中也是“張機”。《藏外道書》叢書之《神仙通鑒》中也是“張機”。
注：陽厲（勵）公就是公乘陽慶，見《曆代神仙通鑒》卷七之“羨門子方授韓終 太倉公難逢陽厲”。按此書所說，陽厲（勵）公即是倉公淳於意的師父，也是華佗、張機的師父。 是一個道家神仙。
日 人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引《南陽縣誌》雲：“元嘉冬，桓帝感寒疾，召璣調胃承氣湯治，病經十七日。璣診視曰：正傷寒也。擬投一劑，品味則以兩計。密複 得汗如雨，及旦身涼。留璣為侍中。璣見朝政日非，歎曰，君疾可愈，國病難醫。遂掛冠遁去，隱少室山。及卒，葬宛城東二裏許，後人尊為醫聖。”“機”變為 “璣”，可見《南陽縣誌》的改動。
徐彬撰於1671年的《金匱要略論注》書後有《張仲景靈異記》，注明是節錄馮應鼇《醫聖張 仲景靈異記》和桑芸《張仲景祠墓記》而成。可見清代的儒醫很快就讀到了醫聖祠新立的碑記。盡管我沒有查到徐彬撰《金匱要略論注》中提到“張璣”。但這些這 些儒醫應該是知道碑記中“張機”作“張璣”的。（此問題還有待深究，問題是有沒有其他醫籍稱“張璣”的？）
如果所提這些名醫 真的都“師式此《湯液經法》”，此書在醫學史上焉會鮮為人知？這些名醫沒有一個人提到過《湯液經法》。今本皇甫玄晏《針灸甲乙經》序也僅提過提過“伊尹湯 液”，沒提過《湯液經法》。由於皇甫謐的《帝王世紀》有關醫藥創始的論述與《甲乙經序》所論有異，所以此序文是否真為皇甫玄晏所寫也還是個問題。
羅 鴻聲先生有《<甲乙經>作者不是皇甫謐》一文，論《甲乙經》不是皇甫謐著作，《甲乙經》序是唐人偽托，應作於“安史之亂”之後。其說也頗有理 有據。《甲乙經》到底是不是皇甫謐所作或未可定論，但《甲乙經》序的確可疑；因為醫學史上存在這樣一個奇怪卻未曾引起重視的現象：就是在北宋官修方書之 前，除《甲乙經》外，為什麽沒有一本醫書提到張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的事情？或恰是因為“安史之亂”（755年）之前，可能根本就沒有《甲乙經》序這篇東西。 皇甫謐生卒是215年-282年，陶弘景《本經集注》中提到“後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生民。”指耕種，完全與湯劑無關，倒是和《湯液醪醴論》之五穀 “湯液”有那麽丁點關係，更未提伊尹、張仲景方劑的關係。《脈經》、《病源》、《小品方》、《千金》、《外台》、《唐本草》、《食療本草》、《肘後百 一》、《太平聖惠方》、《雷公炮炙論》、《諸病源候論》、《難經》、《太素》等等都沒有提到張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的事情。尤其《小品方》、《千金》都特別推 崇仲景，而無論伊尹；《傷寒論》本身也沒有任何涉及伊尹、《湯液經》的隻言片語。隻是在北宋官本《傷寒論》等醫書刊行時，才開始廣為出現張仲景論廣伊尹湯 液的說法。試想如果在皇甫謐時代就有《甲乙經》序，按理張仲景論廣伊尹湯液這種論調應會很快流傳開來的。因《甲乙經》是一本廣為通行的醫書，而醫界自古就 有重視道統傳承的風氣。
唐代醫學似乎好講傳承譜係，唐初王勃《黃帝八十一難經序》中羅列了《難經》的傳承譜係（當然不是真的），其中說到黃帝傳伊尹，後麵傳來傳去有傳到華佗，但是沒有提到張仲景。似乎說明初唐時代，伊尹還不被認為是湯液始祖，也與張仲景無關。
最 早將《湯液經法》與仲景方劑建立聯係的，應是宋末元初的王應麟（1223—1296），其著作《漢書藝文誌考證》卷十[經方]部分之[《湯液經法三十二 卷》]條下，雲：“《內經•素問》有《湯液醪醴論》。《事物記原》雲：《湯液經》出於商伊尹。《漢書•郊祀誌》：莽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台於宮中，作樂其 上，順風作《湯液》。皇甫謐曰：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十數卷。”早於王應麟是否有人有類似觀點不得而知，《漢書藝文誌考證》卻是一本較有影響的學術著 作。其實從《湯液經法》的命名來看，此書應該與“伊尹”無關，否則其書名應該和《神農黃帝食禁》類似而被命名為《伊尹湯液經法》。
王應麟《漢書藝文誌考證》見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玉海》第六冊，1987年12月第一版，為《玉海》附刊本。《事物記原》，北宋高承編撰，高承生卒年不詳，約活動在元豐（1078年-1085年）前後。
如 果《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的原卷子中確實就出現“《湯液經法》”，那就又出現了一個破綻，因為唐末到宋末，醫家以為的湯劑始祖是《伊尹湯液》或《湯液 經》、《湯液論》，不是什麽《湯液經法》，如《針灸甲乙經》序言提到《湯液》；《事物記原》（1080年前後）提到《湯液經》；北宋末年朱肱《類證活人 書》（1108年）提到《伊尹湯液論》，南宋初年《普濟本事方》（1132年刊）也提到《伊尹湯液論》。將《湯液經法》與仲景方劑開始建立聯係的，應是宋 末元初的《漢書藝文誌考證》。《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原卷子中如果真是提及《湯液經法》，那麽這部分的內容成書年代很可能就在宋代之後。當時出現的《湯液 經》之類應該是偽托的醫書，從一些醫家提及來看，其方劑很多與仲景方大同小異。
皇甫謐《甲乙經》序說“漢張仲景論廣伊尹湯液 為數十卷，用之多驗。”北宋時，孫奇的《宋本傷寒論》序引述了這段話，並說“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得不謂祖述大聖人之意乎?”此後醫家就真 認為仲景《傷寒論》是出自《伊尹湯液》，朱肱1108年《類證活人書》序一 就說 :“仆因閑居。作為此書。雖未盡能窺伊尹之萬一。庶使天下之大。人無夭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曉而喜讀。漸浸積習。人人尊生。豈曰小補之哉。”前文說過， 北宋社會上出現了《伊尹湯液論》、《湯液經》之類的托名醫書。到了金元時代，王好古更是深信此說，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如《陰證略例》序說：“至漢長沙張 仲景著《傷寒》一書，其言備矣。其法皆出伊尹《湯液》，如《易》之於數，《春秋》之於法，蓋萬世不可易者。”此書 [伊尹湯液論例]又說：“……以是知仲景方皆《湯液》也。”1289年。《湯液本草》後序又說：“故知張伯祖之學，皆出於湯液，仲景師而廣之，迄今湯液不 絕矣。晉唐宋以來，號明醫者皆出於此……”。王好古不僅將其本草著作命名為《湯液本草》，還專門寫過一本《伊尹湯液仲景廣為大法》的書，《中國醫籍考》錄 有其書題辭，文中有以下言語：“人惟知有仲景。而不知有伊尹也。”“總之以仲景之經絡標本。補之以和扁之虛實部分。”“其間圖景顯設。內外詳備。明哲視 之。洞曉玄機。”據說此書的髒腑辨證與《輔行訣》類似。我懷疑《輔行訣》與此書有某種關係，可惜此書今為珍稀古籍，難得一見，不知藏身何處？留待後考。
清 代末年，考據家姚振宗（1842——1906年）《漢書 藝文誌條理》中再次提及《湯液經法》與仲景醫書的關係。其“《湯液經法》三十二卷”下雲：“按後漢張機仲景取是書論次為十數卷”。但《漢書 藝文誌條理》在二十世紀20年代才刊行（《快閣師石山房叢書》之一）。
從搜索古代醫書來看，中國古代醫籍中未見提到《湯液經 法》，僅見日人《中國醫籍考》提及，但此書於1819年成書，1935年才在日本刊印，1936年在中國發行。值得注意的是，此醫書首次提到“《湯液經 法》”與伊尹的關係：“案伊尹作湯液。所未經見。唯漢書藝文誌。載《湯液經法》四十卷。此豈伊尹所作歟？”又引《四庫全書提要》（1789年年首刊）所說 “《湯液本草》三卷。元王好古撰。曰湯液者。取《漢誌》《湯液經》方義也。”注意此《提要》用詞還是“湯液經”。
1948年 楊紹伊的《伊尹湯液》的[考次湯液經序]中就提到了“《湯液經法》”，言：“今其書不傳，然即其名以測其為書，知為湯液經家憲章，《湯液經》而作之者”。 楊紹伊注意區分了《湯液經法》和《湯液經》。楊紹伊認為醫學分農伊、岐黃兩派，兩派理法互不相幹。此時代、此論調顯然是受日本漢方學術影響。楊先生應是受 《醫籍考》的影響。
日人丹波氏父子及楊紹伊的醫書中提到《湯液經法》不奇怪，因為他們本身是通經學的考據家。而《輔行訣》中 提到《湯液經法》就不能不讓人疑心。《輔行訣》文中“《湯液經法》”三見，從王雪苔《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中的注文來看，此三處有兩處的寫法改來 改去很有問題。第一處“鹹師式此《湯液經法》”沒有改動；第二處“商有聖相伊尹，撰《湯液經法》三？”注文說“《湯液經法》”“甲本脫，乙本作《湯液 經》”，“法”字其實是後來參考他處補寫的。第三處在圖下，“此圖乃《湯液經法》盡要之妙”，注文說“乙本脫《湯液》二字”。如果《輔行訣》原卷子第一處 真是《湯液經法》，第二處真是“《湯液經》”，則問題更大。因為作者居然在意到這種區別。似是近代的事。
可見，醫籍中出現 “《湯液經法》”應是很近代的事情，與清代中日經學考據興起波及醫學考據有關。所以《輔行訣》難免可疑。其要麽是近代人所偽作；要麽原卷子提及的為“《湯 液經》”，後為張大昌或文獻家所刻意改寫，目的是與曆史文獻掛鉤建立關聯，將曆史傳說坐實，建立起經方醫學曆史傳承的譜係。“湯液經法”四字實際是《輔行 訣》文獻價值的關鍵點。如果不是此四字而是“湯液經”，那就如古代醫家的普遍傳說一樣了，並無特殊文獻價值。
漢代記載的《湯 液經法》已經佚失，它到底是一本怎樣的書後人隻能推測。其實無須過多的主觀推測，其內容最可能還是與《素問 湯液醪醴論》所說的“湯液”相關或類似。因其時代最接近，這一點是很難否定的。近代以來，一些醫家、學者缺乏可靠論據地穿鑿，有意無意地將經方類的《湯液 經法》“改造”成《傷寒論》的“真正”祖本，其背後其實還隱含一個動機，就是想將《傷寒論》的學術與《內經》學術完全切分。另立一個獨立於醫經的學術傳承 譜係。這從一些經方家的論文就可以體會到，且不論曆史事實是否真的如此，他們都渴望這樣，是一種對自身學術道路名正言順的渴望。其實“去《內經》化”的矯 枉過正大可不必，如果真是好東西就要有學術自信，“離經叛道”也沒什麽大不了的。
另外，我注意到，將經方一係與黃帝醫經一係 割分雖是日人倡說，但肇始是《甲乙經序》，發展於王好古《湯液本草》的三篇序文，《甲乙經序》論說時神農排最早，王好古的序文更以此發揮，認為神農才是醫 祖，軒岐也是出自神農，並認為伊尹也是平行出於神農，其說：“世皆知《素問》為醫之祖，而不知軒岐之書實出於《神農本草》也。”“以是知軒岐之學，實出於 神農也。又知伊尹湯液不出於軒岐，亦出於神農也。”後世日人據此再次發揮，完全否認湯液與軒岐之學有關係，而是自成獨立一係統。
15、“今所錄者，皆小湯耳。若欲作大湯者，補肝湯內加羊肝，補心加雞心，補脾加牛肉，補肺加犬肺，補腎加豬腎，各一具，即成也。”此段似有問題，按說修道之人是禁食這些東西的。見《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1120頁。
16、 “陶隱居雲：依《神農本經》及《桐君采藥錄》，上中下三品之藥，凡三百六十五味，以應周天之度，四時八節之氣。商有聖相伊尹，撰《湯液經法》？？，為方亦 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藥，為服食補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藥，為療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藥，為殺蟲辟邪癰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 也。實萬代醫家之規範，蒼生護命之大寶也。”
“陶隱居雲：”不符合陶弘景自述用語。
這一段說 《神農本經》“三百六十五味”有問題，按本草文獻學家尚誌鈞先生的研究，本草“三百六十五味”之說開始於陶弘景，之前的文獻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但無三 百六十五味之說，陶本人在《本經集注序》中也明確說其所見的《本經》藥味“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西漢末年出現的《湯液經法》當然不 可能依三百六十五味的《本經》“為方亦三百六十首”，這是與陶《本經集注序》所說矛盾的。
“實萬代醫家之規範，蒼生護命之大寶也”一句，與陶隱居《本草經集注》中所說："惟張仲景一部，最為群方之祖宗。"相矛盾。如果《湯液經法》真是有360首方劑的煌煌巨製，已經遠多於《傷寒論》，說“漢張仲景論廣《湯液》”也成問題。
17、 《輔行訣》二十五味藥部分。藥理研究的風尚，大約是因為唐、宋朝廷醫學考試解題極重究“理”的影響而興起，《藥性論》、《日華子本草》已有所反映，北宋末 1118年《聖濟經》中專門有“藥理篇”，為最早的專論，《本草衍義》又將《內經》理論用於解釋藥理，對金元影響很大。金元時代這種藥理研究的風尚最盛， 但藥物以金木水火土來分，似劉完素《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才開始見。王好古《湯液本草》中，[東垣先生藥類法象 五方之正氣味 製方用藥附]中也有所涉及；《湯液本草 五髒苦欲補瀉藥味》中提到的五味藥物，多數也在《輔行訣》二十五味藥中出現。朱丹溪《本草衍義補遺》也將藥物的五行屬性放在首要位置，但他的一種藥物並非 單一對應某五行之一，如半夏，屬金屬土。《輔行訣》二十五味藥也不是單一對應某五行之一的。朱丹溪也沒有說為什麽這麽定性。《本草衍義補遺》中隻有153 味藥，隻有開始一部分的藥物劃分了五行屬性。似乎他的這種理論當時還不成熟。可見金元時代，很可能醫家有用五行屬性分類藥物的研究風尚，明代《藥品化義》 也是部分藥物劃分了五行屬性。
盡管南宋開始醫家構建醫學理論體係有複雜化傾向，但同時相應的是他們努力進行藥物和藥效的精簡提 煉。金元以來，醫家使用的本草書籍多以小型臨床藥書為主，力圖以一些常見的基本藥物組方來治療絕大多數疾病。當時很多流行的實用藥書論說的藥味多不過 200味。如張元素《珍珠囊 諸品藥性主治指掌》所論不過90味；《湯液本草》不過242味；明末《藥品化義》不過162味。《輔行訣》也有以少數常見藥物構建組方體係的強烈企圖。
《輔 行訣》二十五味藥中，不少藥物的味道與陶弘景《本草經集注》等主流古典本草所說不同，這值得注意。如地黃，《本經 幹地黃》：“味甘，寒”；《本草經集注 幹地黃》：“味甘、苦，寒，無毒”，而《輔行訣》隻說味苦，考地黃味苦之說，我所見最早出自張元素（1151年-1234年)《醫學啟源》：“生地黃 氣寒味苦，涼血補血”。羅天益《衛生寶鑒》、王好古《湯液本草》、《普濟方》、張介賓《景嶽全書》、陳嘉謨《本草蒙筌》都從其說。（以“地黃 苦”搜索）
《本 經 澤瀉》：“味甘，寒”；《本經集注 澤瀉》：“味甘、鹹，寒，無毒”；《輔行訣》說澤瀉味鹹；澤瀉味鹹所見最早出自金.成無己1156 年《傷寒明理論》：“澤瀉味鹹寒。”張元素（1151年-1234年)《醫學啟源》中引用《主治秘要》的“味鹹性寒”， 張從正1228年《儒門事親》、羅天益1281年《衛生寶鑒》、王好古1289年《湯液本草》、明《普濟方》、陳嘉謨《本草蒙筌》、《本草綱目》基本都從 其說。明末《藥品化義》中就說澤瀉“微鹹略苦，雲甘、酸非”。（以“澤瀉 鹹” 搜索）
芍藥屬於酸的說法也有問題。芍藥原本是苦酸之性，苦為主；說芍藥屬酸應該是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朱肱《類證活人書》、成無己《注解傷寒論》《傷寒明理論》《傷寒明理藥方論》等宋元醫書開始的。明清也有很多醫家爭論探討芍藥到底是酸或苦。
陶 弘景的《本草經集注》（已包含《別錄》）即是其本人的觀點。《輔行訣》二十五味藥中，不少藥物的味道與《集注》所說不同，其說法多始於宋元醫家論藥性。另 外，《輔行訣》二十五味藥中，說大黃、厚樸為鹹；說薯蕷為酸，都是比較奇怪的說法，不知是自創還是有所本。宋元以來臨床醫家確實有很多重新認識藥物性味的 探討，如明《藥品化義》中就指出很多種藥物古典本草所說的味道與事實不符。
18、《湯液經法》圖的問題。探研組方原理（“方義”）的風氣開始於宋金元時期，明清時期繁盛。受李時珍觀點的影響，一般醫者以為“十劑”之說始於北齊徐 之才《藥對》。其實按丹波元堅、淩一揆、尚誌鈞等人的考證，實際應出自唐代陳藏器《本草拾遺•條例》，稱“此十種者是藥之大體”，用於藥物功效的分類。趙 佶《聖濟經》於每種之後加一“劑”字。到了成無己《傷寒明理論 藥方論序 》才說： “製方之體。宣、通、補、瀉、輕、重、澀、滑、燥、濕十劑是也。製方之用。大、小、緩、急、奇、耦、複七方是也。是以製方之體。欲成七方之用者。”十劑還 是指藥性。值得注意的是，金元醫家對“十劑”的論述 ，如劉完素《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李東垣《醫學發明》，還多是關於藥性功效的分類，並非指方劑的分類。不過劉完素《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 卷上 本草論第九》已將成無己的話改成“是以製方之體。欲成七方十劑之用者”。張子和《儒門事親 卷一 七方十劑繩墨訂一》已經比較明確用“十劑”來分類方劑並進行了較大發揮。另外，成無己《傷寒明理論 藥方論序 》中的“體用”之說，大概是最早將“體用”一詞用於論說組織方劑之法的。此文最後還說：“擇其醫門常用者方二十首。因以方製之法明之。庶歲少發古人之用心 焉。”按王雪苔先生的研究，《輔行訣》五髒病方，除去治療心髒病的前四首外，其餘二十首，連同救誤治方五首，全部按照五行格局配伍，總共用藥不過二十五 味。有興趣者可以詳細閱讀《傷寒明理論 藥方論序 》，揣測一下此文對後世儒醫的可能影響。從方劑學史的角度說，《傷寒明理論》一般被認為是真正的方論之祖。
另外，這種圖解方 劑組方原理的方式，最早也應見於金元時期，不可能早到六朝時期。可以參考劉完素《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 藥略》的圖，此圖後有話是：“餘形色性味。皆隨髒腑所宜。此處方用藥之大概耳。知此者用心。則思過半矣。”也與《輔行訣》圖後“此圖乃《湯液經法》盡要之 妙,學者能諳於此,醫道畢矣”一句相似。
王好古的《湯液本草 序二》大談《湯液》“立法之要”：“神農嚐百草，立九候，以正陰陽之變化，以救性命之昏劄，以為萬世法，既簡且要。殷之伊尹宗之，倍於神農，得立法之要， 則不害為湯液。漢張仲景廣之，又倍於伊尹，得立法之要，則不害為確論。金域潔古老人派之，又倍於仲景，而亦得盡法之要，則不害為奇注。……。噫！宗之，廣 之，派之，雖多寡之不同，其所以得立法之要，則一也。”前麵第13條說過王好古還著有《伊尹湯液仲景廣為大法》，其中“其間圖景顯設。內外詳備。明哲視 之。洞曉玄機。”不知其書是否有類似“湯液經法圖”的圖？或者有對此圖具有“刺激傳播”作用的圖。
19、“弘景曰:外感天行,經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湯。昔南陽張機，依此諸方，撰為《傷寒論》一部，療治明悉，後學鹹尊奉之。山林僻居，倉卒難防外感之疾，日數傳變，生死往往在三五日間，豈可疏忽。若能深明此數方者，則庶無蹈險之虞也，今亦錄而識之。”
張機的問題，前麵已經論過。
這 裏提到兩處“外感”，但這個詞在醫書中的出現較晚，《諸病源候論》未提；唐代《外台》卷第五.許仁則療瘧方四首有“亦有地居卑濕時屬暑熱，內有宿病，外感 惡氣，亦生此疾”。《醫心方》《太平聖惠方》未見；《雞峰普濟方》[卷第一諸論 ]有“外感內生諸疾” ；北宋末聖濟總錄提到一本《外感論》；可知道“外感”一詞是北宋才開始流行的詞語。“外感天行”的說法比較古怪，搜索醫書未見這種用語，近似的“外感時 行”倒是有，出現也較晚，我見最早的是在明朝末年，秦景明1641年《症因脈治》序文及[痢疾論]都提到“外感時行”。但秦景明說：“餘不諒，敢竊丹溪之 餘語，匯成一卷，改名《症因脈治》”，不知是否屬於丹溪言論。
此段也反映了作者認為漢代《傷寒論》論治的是時氣病（廣義傷寒），這應該也是有問題的。牧角和宏等日本學者認為漢代仲景《傷寒論》所論的應是“狹義傷寒” 的診治，此書在宋代集體再創作，作了大幅修訂，才發展成為針對廣義傷寒（時氣病、熱病等）的《宋版傷寒論》。所以明•徐彥純1396年《玉機微義》卷十四 曰：“病傷寒之傳變，宋醫所論為時氣變法,非真傷寒也”。這段話反映了作者看到的《傷寒論》是宋版係統的《傷寒論》，他當然隻能是宋代之後人。參見岡田研 吉、牧角和宏和小高修司等所著《宋以前傷寒論考》。
範誌良1965年抄本中，外感十二方中所使用桂類藥，統一都是“桂枝”， 凡四見，也反映這部分方劑可能有問題。五代《日華子本草》開始提出同種藥材部位不同，效用不同的理念。大概因其影響所致，桂皮類藥材的性用開始發生分化。 從古代醫書來看，使用藥物“桂枝”名稱的，主要出現在北宋開始官修醫書之後，此之前罕見史料有用藥物名稱“桂枝”的情況，今本《肘後》中“桂枝”僅一見， 但是方劑名，全書藥物中也沒有出現“桂枝”名稱。到南宋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傷寒發微論》中又強調外感用“桂枝”（當時實際是薄枝皮）而非厚桂。所以 這十二方中所使用桂類藥都是“桂枝”，說明它們可能出自北宋官修仲景醫書以後。
《輔行訣》範誌良抄本前24首五髒病方，正方 中使用的桂類藥也都是“桂枝”，凡四見。大補肝湯中，有的傳本用的是“桂心”；估計原卷子用的還是“桂枝”，五髒病不是外感，改“桂心”為“桂枝”的可能 性，比改“桂枝”為“桂心”的可能性小。所以推測原卷子用的應是“桂枝”。
以前在研究在考究藥物“桂枝”的源流演變的時候，我注意到敦煌古醫籍寫本中，除《輔行訣》多用“桂枝”外，未見其他醫籍使用“桂枝”一詞，當時就覺得有些“異常”。但認為可能是張大昌先生所改，現在看來，估計原卷子原詞就是如此。
《傷 寒論》的書名問題。研究過《傷寒論》流傳史的學者知道，在唐代之前，沒有任何史料表明張仲景的醫書使用過《傷寒論》或類似的名字，都是《張仲景方》、《張 仲景辯傷寒》之類。晉代張湛說王叔和篇次《張仲景方論》，王叔和沒見到仲景序？《本經集注序》中，陶弘景也明說：“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與陶氏基 本同時代的《小品方》中，也是《張仲景辨傷寒並方》、《張仲景雜方》這類書名。這種情況也表明，今本《傷寒論》是中的仲景自序也是很可疑的，因為其中提到 《傷寒卒病論》，而且《傷寒論》的另一版本《金匱玉函經》中就沒有這個自序。公元682年孫思邈《千金翼方》卷第九 [傷寒上]提到《傷寒大論》。此可能是仲景醫書名稱《傷寒論》的開端。752年《外台》有提到“張仲景傷寒論”。
晉唐之間， 張仲景方論雖然已經受到一定推崇，但此時期傷寒學說還是諸說並存，華佗傷寒學說影響很大，並未獨宗仲景，唐代政府規定張仲景方論為醫學生必考課後，傷寒才 開始獨宗仲景（注：737年，唐代醫疾令已經要求醫學生 “兼習張仲景、《小品》、《集驗》等方”。參見《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正：附唐令複原研究》）。此書傷寒外感屢提張機，應該是唐代之後的作品。
20、 陶雲：“陽旦者，升陽之方，以黃芪為主；陰旦者，扶陰之方，以柴胡為主；青龍者，宣發之方，以麻黃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以石膏為主；朱鳥者，清滋之 方，以雞子黃為主；玄武者，溫滲之方，以附子為主；此六方者，為六合之正精，升降陰陽，交互金木，既濟水火，乃神明之劑也。張機撰《傷寒論》，避道家之 稱，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藥名之，亦推主為識之義耳。”
從一些比較公認的陶弘景著作看，陶弘景自述用語是“隱居曰”或“隱居先生曰”。“陶雲”這種表述也不符合。
有 的《輔行訣》版本此部分還有大小勾陳、騰蛇等方劑，這已經明確是張大昌先生補入的。“張機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藥名之，亦推 主為識之義耳。”這一句也有問題，“主藥+劑型”結構的方劑名在東漢已經成為方劑名稱主流，華佗的方劑也是如此，這跟避道家之稱應該沒什麽關係。“四神” （四靈）是漢代非常流行的觀念，滲透到社會製度、禮儀、風俗以及醫學各個方麵，其由來與四方、四季、四象、及四靈的動物圖騰崇拜有關，並非道家獨有的觀 念。所以所謂“避道家之稱”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關於“升陽”。升陽作為一個醫療治法用詞，目前所見最早出現在金代張元素的著 作《醫學啟源》、《珍珠囊》中，隨後在易水學派一係的李東垣、王好古的著作中流傳開來。李東垣《蘭室秘藏》、《內外傷辨》、《脾胃論》中冠以“升陽”的方 劑有十七方，王好古《湯液本草》中也見此詞。
“升陽之方，以黃芪為主”，論本草，黃芪升陽之說也是開始於易水一係，張元素開 始，才說黃耆“甘溫純陽”，還說它“氣薄味濃，可升可降，陰中陽也。”李東垣更發揚說：“黃耆既補三焦，實衛氣，與桂同功；特比桂甘平，不辛熱為異耳。但 桂則通血脈，能破血而實衛氣，則益氣也。又黃耆與人參、甘草三味，為除躁熱肌熱之聖藥。”李東垣《蘭室秘藏》中有“補氣升陽湯”，又名“黃耆湯”（見 後）。明末賈所學《藥品化義》中，直接就說黃耆“性溫能升陽”，《輔行訣》小陽旦就是桂枝湯，大陽旦湯以黃耆為君是同一個路數的，非常符合李東垣論黃耆。
《備 急千金要方》 卷十七 [肺髒方 肺虛實第二 小建中湯]中提到《肘後》有黃耆建中湯：黃耆、人參各二兩，大棗（十二枚） 生薑 桂心（各三兩） 甘草（二兩） 芍藥（六兩）、飴糖八兩，藥雖然與《輔行訣》大陽旦湯同，但《輔行訣》大陽旦湯明顯的不同就是大幅加重了黃耆、人參的劑量，這顯然是受易水一係，尤其是李 東垣升陽補氣理論的影響。建中湯之類，金元之前不見有“升陽”之說。
世傳李東垣有“黃耆湯”。《景嶽全書》 [卷之六十三長集•痘疹詮古方 痘疹]中有“保元湯”、“調元湯”；“保元湯”即是人參、黃芪、甘草、肉桂四味；“調元湯”少一味肉桂，並指出“即東垣之黃耆湯也。東垣用為小兒治驚之 劑，魏桂岩用以治痘多效，因美之名保元湯也”。蕭山魏桂岩《痘疹博愛心鑒》全書以保元湯一方為主，為治痘疹要方。人參、黃芪、甘草之保元湯，李東垣《蘭室 秘藏》 卷中 [婦人門 經漏不止有二論]中似稱之為補氣升陽湯 ，見“……以救其血之暴崩也，並血惡之物住後，必須黃耆、人參、炙甘草、當歸之類數服以補之，於補氣升陽湯中加以和血藥便是也”。黃耆升陽、人參補氣、甘 草補中、當歸和血。前三味即是保元湯，或補氣升陽湯。
關於“扶陰”。“扶陰”一詞，搜索醫書，宋代以後才見，北宋龐安石 1100年 《 傷寒總病論 卷第六.解仲景脈說》、朱肱撰於1108年《類證活人書 .序》中出現 “扶陰氣以養陽氣”、“扶陰氣以養陽之時也”。還算不上“扶陰”一詞，到1144年成無己《注解傷寒論》明確出現“芍藥之酸以扶陰”、“與黃連阿膠湯，扶 陰散熱”。王好古 公元1298年《湯液本草 卷之三草部.芍藥》中也說芍藥“扶陰”。明清醫書使用“扶陰”一詞就比較普遍了，尤其是清代。
柴 胡“扶陰”，《丹溪手鏡 卷之中 發明五味陰陽寒熱傷寒湯丸藥性 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中有“大柴胡扶陰”一說，醫書我目前僅此一見。朱丹溪的著作，多出自門人手筆，據說隻有《丹溪手鏡》一書係親手撰寫，但此書在丹溪離世 三百年後的1621年，才由其裔孫朱文英交出藏稿刊行，已經是明朝末年。真本還是偽托亦難定。
唐代《千金要方》陽旦湯就 是桂枝湯，納膠飴半斤就是正陽旦湯。《輔行訣》的小陽旦湯和正陽旦湯的說法與《千金》相同。明末清初張璐1695年《張氏醫通 卷十六 祖方》中，前五方是桂枝湯、小建中湯、黃耆建中湯（其中提到“千金。多人參二錢”）、陽旦湯、陰旦湯，其中前三方就是《輔行訣》的小陽旦、正陽旦、大陽 旦。且《祖方》文首說：“夫字有字母。方有方祖。自伊尹湯液。一脈相傳。與釋氏傳燈無異。苟能推源於此。自然心手合轍。諒非時師所能測識也。”與《輔行 訣》的某些言論似曾相識。
《千金》陰旦湯就是桂枝湯加黃芩三兩，芍藥、甘草減成二兩，易生薑為幹薑三兩、桂心加到四兩，大棗加到十五枚，這是“治傷寒肢節疼痛，內寒外熱虛煩方。” 不知道加苦寒的黃芩，又增加辛溫的薑桂是什麽意圖？如果按北宋龐安時、朱肱等人的夏月盛熱當用寒藥，冬時嚴寒當用熱藥的理論，陽旦湯（桂枝湯）當用於寒冷 時節，陰旦湯（桂枝湯加黃芩）可用於盛熱時節。這也是後世解釋陽旦湯、陰旦湯的一種普遍觀點。
而《輔行訣》的小陰旦湯卻不 同，其相當於桂枝湯加黃芩三兩而去掉桂，目的是所謂“扶陰”。很多學者對《輔行訣》的小陰旦湯的解釋，說相當於某某湯，其來路都不如桂枝湯加黃芩三兩而去 掉桂這種說法來得實在。桂枝湯加黃芩原本就是《千金》陰旦湯的說法。去掉桂則可能是《輔行訣》作者的創意。
《輔行訣》的大陰旦湯，以柴胡、芍藥的劑量最大，這兩藥的“扶陰”之說，當在成無己《注解傷寒論》之後。“芍藥之酸以扶陰”首見此書。“大柴胡扶陰”目前僅見《丹溪手鏡》。
“陰 旦者，扶陰之方”，“扶陰”一詞《輔行訣》甲本曾作“升陰”。再搜索古方劑書“升陰”一詞，也是首見成無己1156 年《傷寒明理論》[卷下 諸藥方論 半夏瀉心湯方]：“瀉心者。必以苦為主。是以黃連為君。黃芩為臣。以降陽而升陰也。”朱丹溪也好用“升陰”一詞，《丹溪手鏡》中有“附子湯升陰；”、“升 陰散火”之語；虞摶1515 年《醫學正傳》、沈之問1550年《解圍元藪》兩書中都引用過朱丹溪的話，其中都提到“降陽升陰”。1624 年李榳《醫學入門》 [外集•卷四 雜病 外感 泄瀉]中有“升陰丸”，陳士鐸1687年《石室秘錄 卷二（樂集） 升治法》中有“升陰湯”。
明清醫學偏尚，一為溫補（益火升陽之類，重腎火、命門），二為滋陰（滋水扶陰之類，重胃、腎）；康熙雍正為界，之前溫補為主流，之後滋陰為主流。《輔行訣》十二外感神方首先體現的就是這兩種偏尚。恐非偶然巧合。（清前期）
唐 代《千金要方》就有陽旦湯、陰旦湯。不知是印刷還是何種原因。陽旦、陰旦湯在宋元就發生認識混亂，兩者時有出現對換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關於陽旦湯、陰 旦湯的問題，似乎在清初才成為醫界的一樁公案，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爭論。當時很多醫家試圖搞清楚陽旦湯、陰旦湯的問題。（清初）
關 於“宣發”。“宣發”一詞在《本草經集注 .序錄上》中已經出現，但不是《輔行訣》中“宣發”之義。隋《諸病源候論》、唐《外台》中都有“宣發”一詞。但將“宣發”一詞與小青龍或麻黃對應，比較早 的是成無己《注解傷寒論》中有關“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的解說有涉及，以及朱丹溪《症因脈治 卷一.傷寒總論》：“及太陽表症，心下有水飲，用小青龍湯，化出辛散水飲，宣發胃陽……”。
關於“收重”。雖然陳藏器的“十 劑”中，已經涉及礦物類藥材的“重”性。但醫書中，石膏的“重”性被重視，應該也是開始於宋代，成無己《傷寒明理論 卷下 諸藥方論.大青龍湯方》中提到“石膏乃重劑”；張元素(1151年-1234年)說∶“石膏性寒，味辛而淡，氣味俱薄，體重而沉，降也，陰也，乃陽明經大 寒之藥。”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 卷下諸藥方論 白虎湯》中隻說“石膏味甘微寒”“石膏甘寒為臣”。而將石膏視為白虎湯的核心，大概也是張元素論石膏中所說。如《珍珠囊》：“石膏，味辛甘，性大寒無毒。 沉也，陰也。其用有二，製火邪，清肺氣，仲景有白虎之名；除胃熱，奪甘食，易老有大寒之劑。” 張元素他處論石膏也涉及。易水一係的王好古《湯液本草 序一》直接就說：“陽明經當用白虎湯，必以石膏為主”。
搜索醫書所見，“清滋”一詞出現甚晚 ，清代以前醫書搜索未見，今本明•胡慎柔撰《慎柔五書》有一見：“宜以龜板、牡蠣清滋”但此句在括號之內，應為清代人所注說。清代前期“清滋”一詞開始多 見。高鼓峰成書於1725年的《醫宗己任編 卷七西塘感症（中）.感症變病》中有：“乃風寒上襲之初咳症。故辛散溫潤清滋。使上焦之邪表散。” 查詢《重訂廣溫熱論》，全書“清滋”十五見，此書是清初戴天章1675年的《廣瘟疫論》變化而來。其中出現有“虛煩不寐者，餘火擾動也，黃連阿膠湯清滋 之。” “清滋”一詞在《重訂通俗傷寒論》中也是十五見，此書原是“紹派傷寒”的創始人俞根初（1734~1799年）的《通俗傷寒論》。此書也見“黃連阿膠湯清 滋之”一句。《輔行訣》“朱鳥者，清滋之方”。其“小朱鳥湯”就是黃連阿膠湯。（清初）
“溫滲”一詞應該就是常說的溫陽利 水。但此詞在古醫書中搜索罕見，近似的見馮兆張1694年《馮氏錦囊秘錄》[雜症大小合參卷一 化源論] ，有“寒獨寒，當從溫補，兼濕當從溫滲”。葉桂《臨證指南醫案 卷七 痹》有：“濕痹，脈絡不通，用苦溫滲濕小效……”，都是清代醫籍。
總之，十二神方方義一段，“升陽”、 黃芪升陽、“扶陰”、“宣發”、“收重”、 白虎湯以石膏為主 、“清滋”、 黃連阿膠湯清滋等醫學用語、論述基本都在宋元及其後才出現。
從 方劑學史的角度看，一般而言，醫界探研組方原理的風氣開始於宋金時期成無己的《傷寒明理論》。到了明代中葉以後才繁榮起來。當時醫界對方劑研究開始由博反 約、以精禦繁，注重精選核心方劑、代表藥物來進行規律性探索；湧現了如《小青囊》（１５７３～１６１９）、《醫方考》（１５８４）、《古方八陣》 （１６２４）、《新方八陣》（１６２４）、《祖劑》（１６４０）、《醫方集解》（1682年）等這類分類、規律探索的方書。《小青囊》中主方隻有39方 （化裁方339方），《祖劑》主方隻有75首（化裁方768首）。《輔行訣》也有“諸藥之要者”、“此圖乃《湯液經法》盡要之妙”、“若能深明此數方者” 等言論，也類似這種精選核心方劑、藥物的時代風尚。
《輔行訣》的這一段的說法就如同按治法（功用）對方劑進行分類。而從方劑 學史來看，按治法對方劑分類在明朝才取得了較大發展。明清時期，按功能歸類方劑蔚然成風。如繆希雍由“十劑”擴展而來的“十二劑”；徐春甫的《醫學入門捷 徑六書》更擴展成“二十四劑”；張景嶽的古方、新方“八陣”等。
21、《輔行訣》中惡卒死方中有硝石雄黃散，王雪苔先生認為將兩 藥混合食於舌下，在中醫古籍中惟見於此書。其實也不盡如此，類似的用藥在明清常見，用藥部位點眼多見，但點舌或吞服也是有的。《本草綱目》卷十一中有引自 《集玄方》的火龍丹：“心腹痛。以硝石、雄黃各一錢，研細。每點少許在眼眶內，即愈。”火龍丹及其變方用途廣泛。《急救廣生集》 卷二有引用明•朱權1406年《乾坤生意》的“心痛點眼法 透明雄黃、火硝（各等分），加麝香（少許），共為末，新汲水調，點眼內精明穴，男左女右，扶行數步立愈。但痛止，切不可即飲食，食必複痛。”《壽世保元 卷八 發痧》“小兒攪腸痧。心腹腰諸痛。”也是用火龍丹點眼角，男左女右。錢峻1707年《經驗丹方匯編》中有痧藥“諸葛武侯行軍散”：“（乳名痧藥。臨濟超真 大和尚傳）牛黃、麝香、冰片各三分，朱砂、雄黃、硼砂、火硝各一錢，飛金三十張，研為細末，入磁瓶聽用。點於眼內或點舌尖，男左女右。孕婦忌點。”這行軍 散也算是中惡卒死方之類，就是眼內、舌尖都可以點。《輔行訣》的著舌方有“手足逆冷”、“看其人唇舌青紫者及指甲青冷者是”，這其實也是中陰毒的症狀（其 脈沉細而疾。其症爪唇青黑），所以硝石雄黃散也救凍死者，《壽世保元-卷十-五絕》：“一凍死。及冬月落水。微有氣者。脫去濕衣。隨解活人熱衣包暖。用米 炒熱囊盛。熨心上。冷即換之。或炒灶灰。亦可。候身溫暖。目開氣回。後以溫酒。或薑湯粥飲灌之。若先將火灸。必死。一用雄黃、焰硝各等分為末。點兩眼 角。”所謂火龍丹對付的就是陰毒。其實在《本草綱目》也有一方治療中陰毒的，配方與火龍丹近似，在[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傷寒熱病]中有“硝石 石硫黃（陰毒，二味為末，服三錢，取汗。硫黃同巴豆丸服，治陰陽二毒。）”硫黃與雄黃藥性近似，這裏就是直接服散了。硝石 硫黃方在南宋許叔微《本事方》中叫“硫磺丸”，用於治療頭痛頭暈，出自《沈存中方》。
22、王圓籙道士發現藏經洞後肯定翻過幾遍藏書，看 看有什麽寶貝，帛書卷子在書叢中是比較顯眼的東西，作為修道之人的他如果看到陶真人的這本《輔行訣》焉會不先取出秘而寶之？哪可能有為洋人裝車留下之說。 張大昌先生最早說卷子是從敦煌千佛洞附近一位開鴉片煙館的道士手中買來。道士開大煙館是比較離譜的，這道士值得注意，因其有江湖人物、商人的雙重身份。
小結：《輔行訣》傳本比較大的破綻有：第一條“三皇圖”；第四條“汗吐下”；第五條“損證”；第六條“某德在*”；第七條心包氣虛實方；第九條補湯、 瀉湯之說；第十條標題“辯某某病證文並方”；第十一條內容編排順序；第十二條“清下”；第十三條“五極”，特別是精極對腎髒的問題；第十四條“張璣”的稱 呼與“湯液經法”的破綻。第十六條《本經集注 序》與《輔行訣》的矛盾說法；第十七條藥理研究的時代風尚與二十五味藥的問題，以及一些常用藥物藥味的變化；第十八條探研組方原理的時代風氣與《湯液經 法》圖，《傷寒明理論 藥方論序 》中的“體用”說；第十九條“外感”、“桂枝”與《傷寒論》的名稱；第二十條“升陽”、 黃芪升陽、“扶陰”、“宣發”、“收重”、 “清滋”、 黃連阿膠湯清滋、“溫滲”、 明清按功能歸類方劑的風尚；第二十一硝石雄黃散之類正在明清常用；第二十二道士與卷子。以上十八條破綻，至少有十條以上有關內容的破綻是很有證偽力的。這 些僅是個人能力所見，其他學者可能還能看出更多的破綻。
總之，今本《輔行訣》全書破綻太多；本人有些論說或還算不上“破 綻”；有些破綻或可以用後人或張大昌先生按義改寫“便俗”來解釋。但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關鍵用語、學術現象的時代特征還是很難用這種原因解釋的，並且很 多關鍵用語學醫的人應該是不會記錯的。陶弘景《輔行訣》是一本要麽中醫學術史很多方麵重寫，要麽後人托名的偽書。我看醫學史不用改寫，倒是《輔行訣》要重 新定位。
不論是從原卷子的外部特征，還是從很多內容上，《輔行訣》的成書年代都指向明代中葉以後。如果原卷子不是某位明醫 “創造”的東西，那麽其偽造者很可能是有內容藍本的（此藍本也應是宋代之後的醫著），僅在載體、書寫、外觀或部分內容上作偽。因為憑空偽造醫書牟利是非常 吃力不討好的事，遠比偽造其他古文本要艱難得多。我疑心這個藍本可能還在某位藏書家的密室裏或在某圖書館的善本室的角落裏。不過從內容方麵的各種跡象來 看，感覺《輔行訣》的主要內容還是清代醫家“創造發明”的可能性大。
考證辯偽是繁瑣累人的工作，因為個人眼界、資料的問題，難免會有失考的地方，有條件的專業學者，如果研究單位內有龐大的電子古醫籍數據庫，可以關鍵詞搜索，我估計大體上的結論不會差別很大。甚至可能會找到《輔行訣》的藍本。
結論：
1、 《輔行訣》原卷子若真為張家所購得，相對於原卷子出自敦煌藏經洞，以及是陶弘景著作之說，那麽此卷子隻能斷為“偽卷”。 原卷子用“微呈焦黃色”粗絹書寫就顯得比較刻意，從紙的應用史來看，西晉時代，紙巳取代了竹帛而成為主要的文獻載體。盡管三國兩晉時期，貴族、文士尚有貴 素賤紙的風氣，甚至直到唐代，仍有人用縑帛寫書，但已經很罕見了，敦煌藏經洞數萬卷文本多是紙本卷子，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訪書記》中說“至少發現四卷寫 在細綢上的漂亮帛書”，也足以說明當時發現帛書的稀罕。陶弘景時代是可能用帛書寫一些重要的東西，但《輔行訣》原卷子從未有人認為是那個時代的東西，連張 大昌先生本人也無意中透露，他認為原卷子是宋代的。見王雪苔先生對其采訪，其說卷子首圖“頗似宋人臨摹”。從上麵的考證可以看出，原卷子基本不可能是宋代 的，那就更可疑了。“紙本”時代出現這樣一個看上去很古的“古卷”，最有可能是有人刻意為之，既然是《輔行訣》，從實用角度，紙本當然也比卷子好翻看使用 以及攜帶。偽造者用帛書可能跟托名“陶弘景”有關，此人大概知道南北朝時候有用“黃素”寫醫書、丹經的習慣，如葛洪《抱樸子》提到“崔中書《黃素方》”， 葛洪《神仙傳 陰長生》提到“裂黃素，寫丹經”。如果是有點見識的道教中人或有關人士，知道這些倒很自然。
從《輔行訣》的內 容推測應該是出自明代中葉之後的某一時期，不可能是藏經洞文本。至於在哪裏買的已經不重要，也許張偓南先生確實是在千佛洞附近買的，也許因時代原因另有某 些不能對外人道的來路。這些都不重要。另外，可參考張大昌傳略，從其家族背景、人生經曆對《輔行訣》的來曆做些揣測，比如張大昌外祖公劉芷田曾是清廷禦 醫；又如張大昌早年曾在明清兩朝號稱“出京第一寺”的興固寺出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亂世，興固寺四遭浩劫而寺敗，其所藏舍利、經卷文本大部分散 失，據說就有六顆舍利被張大昌帶走保存（可能也帶走一些經卷文本），後因張氏過世而下落不明。又如張偓南早年留學日本，又是學醫的（獸醫），或在日本圖書 館看到過或購買過古醫籍。楊守敬（1839～1915）在1880年至1884年任駐日欽使隨員時，就在日本廣收古籍，其中很多就是古醫籍（楊守敬在日本 的收藏與結識森立之有很大關係）。1897年，楊守敬刊行了《日本訪書誌》，影響很大。或對張偓南有啟發。
2、 《輔行訣》的作者 當然不是陶弘景。他是誰其實不重要。姑且綜合各種因素推測，作者應該是出自明代中葉之後的某一時期的醫家，下限可以在20世紀初期。推測此人尚道教，研究 過陶弘景、張仲景、王叔和的著作，可能也研究煉丹術，熟悉金石藥物；深受宋元醫學影響，很可能特別熟悉成無己、張元素、王海藏的醫著（《輔行訣》的出現地 河北威縣與王好古的趙縣和成無己的聊城都很近，不知是否巧合？）；熱衷於研究本草藥物。一些跡象表明，作者身份可能與三皇廟或官府醫學校有關，其人且有一 定的經學考據能力，還可能是個藏書家。
《輔行訣》的產生時代比較可能的，一是考據風氣熾盛的清乾嘉時期或稍後，當時古代醫學 經典的研究繁盛，具有考據能力和興趣的儒醫眾多；二就是清末19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之後，在1918年前後是敦煌文書作偽的高峰期（《輔行訣》也出現在 此時），當時北京城裏敦煌寫本偽作蜂擁而出，1910—1931年間就有不少偽作混入當時的北京圖書館。近代大藏書家李盛鐸的外甥陳益安（或作陳逸安）就 是學界已知的敦煌寫本的偽造高手，當年很多大行家都曾中招。敦煌寫本的真偽問題目前已經引起國際敦煌學界的高度關注，日本敦煌學學者藤枝晃先生曾在媒體上 公開宣稱日本所藏敦煌寫本的98％是偽物，並認為除了英國斯坦因（1907年）、法國伯希和（1908年）、清政府（1910年）所得敦煌寫本為真卷外， 日本大穀探險隊（1912年）、俄國奧登堡（1914-1915年）、英國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1915年）所獲敦煌文書均有相當多的偽本。事實如何尚 難定論，但足見偽本、疑本之多。已有學者倡議建立敦煌學的專門“偽卷寫本學”，逐漸確立“標尺”，以對敦煌寫本的真偽進行全麵的鑒別。
3、如同宋元醫家普遍傳說《傷寒論》出自《湯液經》一樣，此書關於《湯液經法》與《傷寒論》關係的相關說法，隻能是作者刻意“作古”，自抬身價的“偽說”。並不具有嚴謹醫學史料的價值。
4、作者“創造”《輔行訣藏腑用藥法要》的思路及可能的參考文本。
一是陶弘景《真誥》卷十 [協昌期第二] ：“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卷下[服氣療病篇第四]引 《明醫論》雲：“凡病之來,不離於五髒,事須識相。若不識者,勿為之耳。”
其書名的靈感來自於陶弘景書、文三字標題的習慣以及張元素《髒腑標本虛實寒熱用藥式》的書名。“用藥式”與“用藥法要”就是一個意思。
作者對陶氏《<補闕肘後百一方>序》還是很熟悉的，一是此文提到“今餘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二是此文提到“四蛇、兩犬”（今傳本不見）。三 是此書“以內疾為上卷，外發為中卷，他犯為下卷”（今傳楊用道本不是這種結構）。此三點對《輔行訣》的命名、四神、二旦（湯）、以及文章結構應該都有一定 的啟發。陶說“案病雖千種，大略隻有三條而已，一則腑髒經絡因邪生疾；二則四肢九竅內外交媾；三則假為他物橫來傷害”。《輔行訣》的文章結構，大體就是前 兩部分，即內疾和外發。當然今本《肘後》中“內疾”內容的風格完全不同於《輔行訣》，後者先瀉後補的風格更象是金元之後的風格。從“輔行”的角度來看， 《肘後》當然好過《輔行訣》，《肘後》方藥簡單易得，內疾、外發、他犯救治具備。修道者常常需要爬山涉水、尋仙求道采藥，難免被外物“他犯”，所以這類救 治知識常用必備。
我還注意到楊用道本《肘後》在明初輯入《正統道藏》（1445年刊行），此後明清以及近代多種《肘後》均以此“道藏本”為藍本。可見，《輔行訣》的作者大概對《道藏》比較熟悉。
二 是成無己1156年《傷寒明理論 藥方論序 》：“惟張仲景方一部。最為眾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是以製方之體。欲成七方之用者。”“……擇其醫門常用者方二十首。庶歲少 發古人之用心焉。”而從方劑學史的角度說，《傷寒明理論》恰巧就被認為就是真正的“方義”之祖。
三、作者可能參考了王叔和的《脈經》或類似的脈學醫籍。《脈經》是曆代官方醫學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
四、 《輔行訣》或許有受王好古《伊尹湯液仲景廣為大法》的啟發和影響。另外，元代滑壽(約1304～1386)有《攖寧生五髒補瀉心要》（此書近年由日本回 歸），每髒病的分型眾多，此書也看不出與《輔行訣》有直接的關係，但作為大名家之作，對後世應有相當的影響，滑壽據說是劉伯溫的兄長，針灸名家，後期算是 道家人士。
幾年前由於研究《傷寒論》有關源流問題，我自然注意到了《輔行訣》，當時醫學史學識貧乏，因為關注別的問題，並沒有深 入全麵考究《輔行訣》的真偽。但當時從一些方麵判斷，此書基本上不可能是陶弘景的著作。但仍惑於文中的一些“古氣”。參見本人《<傷寒論> 與<湯液經法>關係質疑》一文（此文有待改寫）。後來注意到羅鴻聲先生關於《輔行訣藏腑用藥法要》辯偽考證的係列文章，羅先生一些看法很有見 地，但也發現其不少論證存在失考或能夠被反對者輕易推脫的問題。羅先生還力證《輔行訣》為張大昌先生偽造。盡管《輔行訣》的一些傳本顯示張大昌先生有改 寫、補寫的情況，但我感覺，雖不能說《輔行訣》為張大昌先生所作毫無可能，但可能性不大，他的主動獻出難道不怕中醫研究院的文獻家看出問題？做偽者恐怕不 會有這種自負。要想醫術傳世完全可以名正言順自己出書、傳人，未必用這種危險的方法。所以一直仍然對《輔行訣》有很多疑惑，有如霧裏看花。《輔行訣》出來 後，因為很多經方界、醫史界名家據其文論說《湯液經法》是《傷寒論》的祖本或藍本，影響很大，儼然已經成為經方醫學“信史”。甚至很多醫界、醫史界有些見 識的人都信從了這種觀點。我知道這種觀點是不嚴謹的，存一假說未嚐不可，言之鑿鑿，以為信史就有問題了，醫史研究會誤入歧途，或會招後人或有眼力的鄰人恥 笑。事已至此，無動於衷是不行了，不得不硬著頭皮直麵《輔行訣》，全麵認真剖析考究，以求真相。結果卻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也希望《輔行訣》是唐 宋時代或此臨近時代的東西，但太多的證據顯示，《輔行訣》似乎是一個用古董碎片拚接起來的東西。製作年代並不太“古”，大概不會早於明代中期。作為一個還 算嚴謹的學者，不得不麵對事實的真相。“古董”的真偽鑒別主要是就器物的整體而言，而不是糾纏於局部或某一方麵。以真古董為材料來製作或改造成假古董的情 況是常見的，真假摻和更容易迷惑買家，太假就易被識破。既然是偽造就必然有合“古”的東西，鑒別的關鍵就是辯“偽”跡，找關鍵“短板”，而非辯“真”。有 “真”並不意味著事物不假。對於新麵世的史料，若非來源可靠，應先辯偽，而不是急著利用，如是偽料而作為論據使用，就會誤入歧途，浪費學者的時間和精力。
中醫文獻研究界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對一些作者、時代有爭議的古代醫籍習慣於“姑且”從真論。從嚴謹角度言，對這些可疑的曆史文獻或曆史信息還是“姑 且”從偽論比較有利於學術研究。若對此類文獻或信息從真論；以致成為一些學術論文、論著的論據，那可能就會把研究引向錯誤的方向，得出錯誤的結論，構建出 一個錯誤百出、亂七八糟的醫學史圖像。
認為伊尹《湯液》或《湯液經》是《傷寒論》的藍本，應該是方劑學史上最大、曆史最久遠 的傳說。如按《甲乙經 序》為唐後期托名算起，也有一千多年了。其說肇始並無曆史實據，但曆代醫家傳以為信。自從宋元文獻考證家王應麟揣測著將仲景方與《漢書 藝文誌》的《湯液經法》開始建立聯係後，後世醫家才有可能認為仲景方出自《湯液經法》，但後世醫書中極其罕見這種說法（本人使用的古醫籍數據庫有限，不敢 說沒有），說的都是《湯液經》之類。由於清代的文史書籍更多的提到了仲景方與《湯液經法》的關係（見前述），而清代通經學考據的儒醫也多，我傾向於認為清 代醫家已能將仲景方與《湯液經法》建立起聯係。但無法確認《輔行訣》原卷子中是否真的提到了“湯液經法”，或是有人傾向性改寫。《輔行訣》傳本麵世後，由 於其中明確提到《傷寒論》與《湯液經法》的關係，且一些知名文獻學者斷《輔行訣》真為陶弘景著作，這才開始在醫界廣泛引發了《湯液經法》是《傷寒論》藍本 的說法，很多後學則信以為真。上文已經論證了《輔行訣》不是陶弘景著作，而是後世托名，且年代應在明代中葉之後。甚至連肇始仲景方出自伊尹《湯液》的《甲 乙經 序》，也不過是唐代後期的托名之作。所以我總結說，醫界對湯劑祖源的認識，是從千年傳說到現代的附會穿鑿，從來就不是信史。21世紀的今天，我不希望中醫 界人士還把一些古代神話傳說之類當作醫學史來看。
《輔行訣》的方劑實用性如何姑且不論，但它對醫學史的嚴謹研究造成了嚴重的幹擾，影響很壞。以致不得不對它進行深入剖析，徹底掃蕩不實流言。
附： 王好古《伊尹湯液仲景廣為大法》（三卷手抄本）的內容與想像的有較大差異，並非專論仲景方論。總的來看，《大法》並沒有與《輔行訣》直接相關的內容。但作 為元代名家探究組方、用藥、用方的著作，對後世醫家應具有啟發和影響。兩者相類似的內容：都認為伊尹才是湯液之祖，都重視研究仲景方法；都講藥與方的 “體”與“用”， 《大法》“升降沉浮通散寒收之體”列舉了27味藥，《輔行訣》“諸藥之要者”是25味，有同有異；《大法》用藥、組方、用方采用了很多圖示法；《輔行訣》 有湯液經法圖；兩者都重視研究王叔和《脈經》。大體而論，《大法》寫得比較繁瑣細致；而《輔行訣》的內容更顯得簡練。
敦煌寫本中，陶弘景的著作還有《本草經集注第一 序錄》（編號龍.530），藏日本京都龍穀大學圖書館，此寫本據說是私人在中國探險所得，也屬來路不清者，按藤枝晃先生的寫本懷疑論，此寫本恐怕也存在真偽問題。此種寫本的偽造更容易。
主要參考文本：
王雪苔《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人民軍醫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一版
《輔行訣藏腑用藥法要》範誌良抄本（互聯網本）（按範誌良先生說，此抄本是1965年抄自張大昌先生抄本。但所據張大昌抄本下落不明。不少張大昌的學生私下認為此抄本最接近原卷）
汲古山房《<針灸甲乙經>考略》網文
羅鴻聲《《甲乙經》作者不是皇甫謐》及《輔行訣藏腑用藥法要》考證的係列網文
趙豔《明代方劑學成就與特點研究（公元1368年～1644年）》
廖育群《繁露下的岐黃春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
鄭金生《藥林外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年4月第一版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夢境天華站版
（明代）賈所學《藥品化義》學苑出版社 2011年9月第一版
餘欣《浙敦065文書偽卷考—兼論敦煌文獻的辨偽問題》，《敦煌研究》2002年第03期
閆曉宇《六極學說源流研究》，《中國中醫研究院》2005年 博士論文
嚴世芸、李其忠主編《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人衛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百度百科《張大昌》文
感謝“體育人”網友提供的王好古《伊尹湯液仲景廣為大法》。
湯一笑:考證也是一個學習醫學史的好方法。可以印象深刻。但也令人頭痛，修修改改的有點煩人了，還是先發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