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個華北村莊看1960年大饑荒中的農民和國家

在芝加哥的一個會議的書展上，承澳門大學出版中心主任王國強博士贈書一冊：郝誌東/郝誌剛合著《西郊村:一個華北農莊的曆史變遷》。該書是由社會學家郝誌東教授和在鄉務農的弟弟郝誌剛合作完成的一種新型的村史，既不同於一般的鄉村誌，又不同於關於鄉村的社會學著作，而是結合訪談和地方史誌資料，並以作者盡量不帶偏見和特定意圖的描述，為讀者了解一個村莊的微觀曆史提供了很好的視角。

本書對山西省平定縣西郊村的研究跨度從周代直到二十一世紀，但我所關注的，仍是一個村莊在共產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命運。

根據書中統計，清末民初，該村人口為2,000多口,五十年代初, 人口數為2,259人。1960年全村出現糧食短缺。當年即有“30多個多病老年人，孕婦因吃不飽，缺營養而去世。”又據該村“各種疾病統計表”顯示，自1961年1月起到5月完成報表時止，共死亡36人。書中接著又說，這一年有100多名社員因饑餓和營養不良而死亡，另外，全村2，000 多口人隻出生了一個嬰兒。

因為書沒有很明確地說出，1961年的“100多名” 和此前提到的“36人”是否重疊，姑且認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在100以上，再加上1960年的30多個去世者，可以大致估算出該村直接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村人口總數的千分之70-75。從總體人口損失的角度，還要考慮因為營養不良，喪失生育能力，孕婦死亡，或流產造成的人口未能正常出生（全村隻生了一個嬰兒）的情況。

手邊有一冊以前讀過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侯永豐《農民日記》，拿來對照。此書記錄的陝西一個大隊（公社化前的村，人口可在1，000-2，000之間，感謝友人，社會學學者陳心想博士提示）1960年的半年內就死亡50人，其中直接因為“營養極為缺乏而死亡”的有10多人。（其餘死亡人口很可能因為原本就病弱而饑荒加劇了病情，即社會學家李若建所說的老人“提前死亡”現象，因為這一死亡率肯定是超高的） 按作者的記錄，從1960年11月到1961年1月，社員平均每人每月隻有15斤糧。

郝誌東/郝誌剛書中對饑荒的原因雖然沒有做詳細的分析，但也明確指出：“1959年的農業減產，國家下達指標多收公糧，支援國家共渡難關。當時官方的解釋是蘇聯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向我們討債，農民被要求幫國家還債。西郊村曆年餘糧全部糶賣，時年將一部分口糧也作餘糧上交。”（頁140）侯永豐《農民日記》則提到，其中一個原因是“出口較多”，另一個原因是大躍進造成的“勞力浪費。”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 1，1959年糧食減產卻多收公糧供出口，是造成饑荒的最直接原因；2，對這種行為的官方解釋一是把不滿轉移到“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頭上（類似的描述也可參看侯永豐《農民日記》：1960年，村民被告知賣雞蛋給國家是“為了給蘇聯還外債”，），二是訴諸農民的愛國主義和奉獻精神----“幫國家還債” 和“必須以農產品出口兌換進口煉鋼材料。”

可以想象，這樣一套頗具現代性和世界格局的說辭無疑具有巨大的政治和道德正當性。既然農民被國家“解放”了，現在國家要求農民幫忙還債，或者作出犧牲以完成宏大的工業化計劃並不過分。整個過程其實完全符合中國民間文化中樸素的“知恩圖報”觀念，而此時的農民並沒有今天這樣明確的權利意識，或者說，他們原本就不發達的“權利”意識完全被“義務”所壓倒。這樣，1960年的饑餓也就變得具有了某種神聖的道德色彩，因而和中國曆史上任何類似的饑饉都不一樣，因為農民再也想不出任何可以挑戰“還債”說和“換煉鋼材料”說的理論，即使不滿，也隻能停留在發牢騷和零星的消極抵製的水平上。關於抵製方法，可參閱高王淩教授的農民“反行為”研究。

的確，愛國和奉獻可以看做是農民雖然餓死也沒有大規模反抗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郝誌東/郝誌剛書中描述的，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西郊村存在嚴重的社會腐化和不安定：旱災，狼災，賭博，抽鴉片，貧富分化使鄉村日漸衰頹。在這一地區，中共經由抗日戰爭中的直接小型對日作戰（129師下轄秦基偉部）和大力發動民眾進行遊擊戰，持續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成為鄉村抗日的中堅力量，也贏得了普通民眾的擁護和支持。因此，郝誌東/郝誌剛指出，抗日戰爭對西郊村的徹底改變，在於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和民眾動員，並最終取代了舊的士紳社會的權力格局。

共產黨在類似的華北鄉村進行的長期和有效的動員和社會重構，還可以從社會學家郭於華在《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曆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一書中的研究得到印證。郭於華稱為“社會工程”的中共鄉村動員和改造行為包括舉辦識字班，教唱革命歌曲，從事反迷信活動，和宣傳平等，愛國主義，集體勞動，婦女解放等全新價值觀。可以說，正是具有某種現代性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科學主義精神的長期鼓動和灌輸使得社會主義鄉村的農民在麵對饑荒的時候的反應和過去是不一樣的，換句話說，就是“有了覺悟”，能夠把農業困境和國家對工業化的需求以及對外關係聯係起來，哪怕隻是在一些並不真實的宣傳誘導下。

當然，說當地基層政府麵對大饑荒無動於衷也不是全部事實。《西郊村: 一個華北農莊的曆史變遷》描述了村幹部組織營養食堂，提供營養補助，解救浮腫病患者的事實。《農民日記》中也提到縣委書記指示大隊成立“病人灶”照顧浮腫病人，以避免再出現餓死人的情形，以及安排糧食返銷以救荒的措施。來自國家的安撫和義務感結合，在某種程度上也起到了增強農民耐受力的作用，甚至更加加重農民對國家的依賴。但是，即使國內出版的，總體上態度積極和正麵的《農民日記》在此也加上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評論: “這些（返銷糧）實際上都是原先高征購收了的過頭糧。”

也就是說，國家隻需把多征的部分在餓死人以後返銷一點給農民，就又成了值得感恩戴德的功績。

彭正德在以湖南醴陵縣為個案完成的專著《生存政治:國家整合中的農民認同》一書中，把農民在饑荒期間沒有發生政治叛亂的原因歸結為三點：1，農民對共產黨的情感；2，農民為人民公社製度吸附，客觀上也不具備叛亂的自由空間和組織基礎；3，饑荒的延續並不算很長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和政策糾正。

彭正德提出的第二點，其實是總結了20世紀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征：即國家權力的不斷下移和對鄉村社會的滲透及嚴密控製。第一點和第三點：即情感因素和政策調整的重要作用已經從關於山西西郊村的描述和候永祿筆下的陝西村莊得到印證。

仔細回顧曆史，我們可以看出，成功組織和發動一場大規模農民起義需要具備以下幾個要素，而這些要素在當代中國都已經被消解：1，堅強和具備領袖素質和個人魅力的領導者。曆史上這樣的人物從陳勝，黃巢，到李自成，洪秀全數不勝數，但是在1960年代的中國，有政治意識的進步鄉村知識份子已經被吸納入共產黨內，成為基層幹部，而在黨外有異端傾向的人物一旦出現，會立即被逮捕關押，而沒有任何活動空間；2， 意識形態。在中國的觀念裏，暴政是“失道”的，因此反叛起義有自身的道德正當性。起義領導人所依賴的民間宗教，包括道教的支派，佛教淨土宗，摩尼教都能提供和正統儒家意識形態和社會現實不同的寄托，指向某種完美，平等的烏托邦社會，因而對於處於社會邊緣的流民，貧苦農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但是，在1949年後的中國，這種烏托邦意識形態已經被共產黨本身建立的共產主義神話所取代。也就是說，民間對烏托邦的政治幻想，已經由執政黨自己來滿足。3，組織。個體農民是很難有勇氣和體製對抗的，必須依賴某種形式的秘密會社加以組織。在當代中國，類似五鬥米教，太平天國那樣的反正統的，平均主義的社群化社會組織，也是由執政黨通過人民公社自己建造的。社會和政治參與（雖然是“動員”式的參與）的機會，新的政治認同，也已經由政府充分提供和建構。這種置換實踐對於農民來說，不僅是消極意義上的“無法組織”，而是積極意義上的“無須組織。” 4，現代中國的兩大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對於民間宗教都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打擊和取締，代之以科學和反迷信的現代話語。這也使得農民逐漸不再被這類話語所吸引。在一部描述鄉村的地主命運的著作中，作者曾提到，在封建迷信活動被取締以後，看鬥爭和槍斃地主竟成了50年代初農民的一項重要娛樂活動。

從另一種角度來看，農民在饑荒中並未出現大規模騷亂，正是因為國家在消費乃至透支著曆經抗戰，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一直到人民公社化運動在鄉村所長期“凝聚起來的巨大向心力”和愛國主義精神資源，但農民並不傻，他們對於掌握權力的幹部的特權和腐敗是看得很清楚的：“撐隊長，餓社員，憋破肚炊事員”（《西郊村》） “隊長見隊長，穿的皮大裳，保管見保管，都是肥大臉” （《農民日記》）這導致了四清時期農民和基層幹部的激烈衝突。

（筆者本人進行的一次比較隨意的訪談中，一位居住在縣城裏的中年女士卻認為之所以農民沒有造反是因為當時幹部和農民一起餓飯一起吃苦，因此農民並不覺得特別不公平。這可算一家之言。可能這種多吃多占的特權和古代的貧富懸殊比較起來無論如何是顯得微不足道的，因此農民的相對剝奪感的確不能和古代相比。）

郝氏兄弟指出，正是在大饑荒以後，長期積累的“巨大向心力”“似乎正在被瓦解之中。”也因此，六十年代以後的“憶苦思甜”思想教育運動又將農民中積蓄的不滿有計劃地導向“舊社會”，也就是彭正德所說的“任何時候都堅持正麵的輿論引導，並用政治壓力堵塞消極和負麵言論的傳播。”

政治學者張務以湖南某村為對象，對暴力抗爭（請願，示威，綁架副市長以實現降低學費和稅收）進行了長達十年的研究。她在最新(2015)的論文中揭示了這樣的一些現象：1， 九十年代基層政權控製力已經大為減弱，在對付農民群體抗議活動時經常需要妥協和談判；2，群體抗議活動獲得普遍支持，包括部分基層黨員（筆者想指出，九十年代農民覺醒的權利意識已非六十年代可比）; 3， 受過高中教育而不是黨員的鄉村知識分子成為群體事件的領導人，而這部分人從不認為自己有任何罪錯；4，抗議活動所依據的正當性資源包括上級政府的文件，國家本身的社會主義性質，和傳統儒家的仁政理念。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村民把因組織抗議而被捕的領導人員比成“毛澤東”！

在一個較長的時段來看，這也說明，到了九十年代，國家已經把當年用以強製農民順從（compliance not support） 的“巨大向心力”透支殆盡，而最終走向談判和鎮壓並用的，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的新型搏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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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關於大饑荒中全國死亡人數, 郝誌東書中采用楊繼繩在《墓碑》中提供的數字: 4千3百萬; 中山大學李若建教授認為在1千7百萬左右。這裏涉及不同統計方法和對“餓死”，“提前死亡”，“人口減少”，“出生率下降”幾個概念的辨析，存在分歧是正常的，但人為原因造成饑荒的事實可以說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