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要寫一個地方，要不就是你才去了三天，要不就是呆了三十年。這是有道理的，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呆三天，目光特別敏銳，看什麽都是新奇的，雖然會有少見多怪之嫌，但也不乏有趣的發現。呆上三十年，其間的酸甜苦辣已經透徹入骨，卻也可能欲說還休。
2016年夏天，我在日本就膚淺地呆了三天。從成田機場出來，按照事前查好的信息，登上了“Narita Express” ——算是日本的“機場快線”吧。這機場快線的製度像是中國的高鐵而不是地鐵，因為是對號入座的。車在暮色中開出不久，竟然臨時停車，因為需要讓車。這讓我有點吃驚，因為我一直覺得，“讓車”是老式的中國火車才有的事情。等了好半天，另一列快線從旁邊呼嘯而過，我坐的車才重新出發，一直到了“東京站”。在這裏，我需要換乘地鐵前往目的地武藏境。日本人的確是愛讀書的。擁擠的地鐵裏，靠門站著的人手裏也捧著書在讀。前後總共花了大約一個半小時，我到達了在網上訂好的酒店。它剛好在武藏境車站出口往左幾十步的地方，很容易找到。
酒店的前台服務員和我後來在日本接觸的所有服務行業人員一樣，態度極為友善和謙恭。後來，我每次進出小小的大堂，隻要目光相接，服務員都會微笑鞠躬，表示歡迎，口裏說著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日語“歡迎”）。這樣的熱情在美國，中國，韓國都是見不到的。天色已經暗了，我稍作收拾，走出了酒店。過了安靜而幹淨的馬路，有兩座購物中心：“東館”和“西館”，其中一家有個地下美食城，我決定進去吃晚餐。日語並不靈光，我隻能用英語和店員交流。麵食檔的女孩非常殷勤，但是很快就發現我是外國人。她想解釋什麽，看我聽不懂，便笑著拿起手機，打出兩個英文單詞：no receipt （沒有收據），我連說不用擔心，我不需要收據。人們總說日本人英語不好，但我覺得，情急之下能打出no receipt 已經是不錯。我吃上了熱熱的湯麵，和後來每次吃到的日本飯菜一樣，味道是淡淡的，簡單的。商場的食品部每天晚上會打折出售剩餘的蛋糕，每塊隻有大約人民幣6-7元左右。日本人做事果然是精細的，即使這樣小小一塊打折糕點，在售賣的時候也會包裝在精美的紙盒裏。後來也在這座商場裏，年輕的店員主動告訴我外國人購物高於XX 元可以退國內消費稅，並熱情地帶我到退稅櫃台填表，很方便地就退了稅。
我是來開學術會議的，地點是“國際基督教大學”。好處在於這幾個字在公交車的站牌上完全是漢字，所以並無一點困難。在這裏長期任教的美國教授語帶調侃地說，“國際基督教大學”的舊址其實是二戰時期舊日軍生產“零號戰機”的工廠，二戰後被徹底摧毀，而且被盟軍占領當局特意改造成了一所“基督教大學”。大學現在正值假期，校園非常安靜，偶爾有學生騎自行車走過，到了夜裏，校園除了路燈以外一片漆黑，安靜得如同鄉村。在這裏，似乎並不能感覺到日本人口密集。我突然想，如果在中國，這樣規劃整齊，綠化得如同公園的校園一定會被附近的居民當成夏天納涼的好去處，然而日本並不是這樣。
日本公交車上車可以刷卡，也可以投幣，投幣機自動記錄和顯示投入金額，投得多了，會自動找零，這一點很多國家都沒有。當然，車資並不低，相當於2.75美元或人民幣17元左右。在我於達到的第二天清晨上車的時候，恰好看見一個坐輪椅的年輕女孩上車。身穿製服的司機通過操作，在車的後門和地麵之間延伸出可以無障礙通行的斜麵，下車協助輪椅女孩上來，上來後，協助她在殘疾人特殊座位坐好。整個過程很專業，很熟練，殘疾女孩也泰然自若。這種方便殘障人士的公交車設計和司機的規定職責，和美國一樣，但中國似乎還沒有。
在後來的幾次坐公交車的經驗中，我注意到坐車的老人很多。當然，日本是一個老齡化社會，這一點並不奇怪。有一次，我把自己霸占的老弱病殘座位讓給一位老年婦女，她竟然連續三次向我道謝。還有一次，一個白發老翁牽著一個四，五歲左右的孫女上車，當時我自己站著，無法給他們讓座，但坐在普通座位的年青人，中年人，沒有一個人主動站起來讓一老一小坐。以我在國內城市坐公交車的經曆，可以肯定地說，這種情況會有年輕人主動讓座，然而日本卻沒有。去四十多層的東京市政廳看東京全景，出電梯的時候，我也發現類似的情形：推著嬰兒車，又帶著走路的小孩的夫妻，被其他日本人留在最後出來，而在美國，同乘電梯的人一定會留步，請帶著兒童，行動不甚方便的家庭先出來，並替他們按著電梯按鈕，男士尤其不會在這種情況先行出去。
我覺得，日本人在這裏的某種淡漠和服務行業無可挑剔的熱情和禮貌似乎形成了很鮮明的對比。但仔細一想，也不奇怪。很可能，服務行業——不論是售貨人員，餐飲服務人員，還是公交車司機——所奉行的不過是從業人員對待顧客的高水準的行業規範，而歸根結底，顧客是花錢享受服務的，雙方之間是一種商業關係。然而，在乘坐電梯的人和公交車的乘客之間，既沒有特定的服務與被服務的契約關係，也沒有熟人和朋友的人情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全然取決於一個人在不受任何監督和約束下的對他人的愛護和惻隱之心。或許，日本人的專業性和在特定“關係”中的熱情是值得中國人學習和借鑒的，但在一旦離開這種“關係”時表現出的淡漠，不但超過美國人，也超過中國人。
當然，高度的專業精神和認真的社會管理畢竟是值得稱道的。我注意到幾個現象：一，在繁華的東京新宿，一幢大樓的車庫裏不時有車駛出開向大街，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通過的行人在這個時候的安全完全取決於自身的防範和司機的小心，而在日本，保安會暫時阻止兩側行人，讓汽車通過，這樣做對於保護行人，特別是兒童的安全肯定是非常有力的。自然，日本的保安也都十分禮貌，絕不會像中國的保安那樣橫眉豎眼：“你找誰？”或“你有什麽事？”二，當鬧市街邊的垃圾箱裏的飲料瓶開始溢滿的時候，我也很好奇想看看日本會不會出現垃圾滿地的場景，然而轉了兩個街角回來，發現穿製服的工作人員已經在清理整個垃圾箱了。三，新宿的街頭立著日文的招牌，提醒遊客（看來主要是日本國內遊客）不要進入主動拉客的“居酒屋”，進去了一準會“後悔”。牌子看來是社區商會立的，雖然不能根絕醜惡，但不能不說是很負責任的溫馨提示。四，一個地鐵站的自動扶梯邊上有站長的提示，大意是這裏曾經發生過兒童受傷害事件，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其實，中國的社會管理缺少的就是這樣的細致和專業。很多時候，一個負責任的提醒（例如高鐵上不允許吸煙），就會改變很多人的行為，一個更為專業的設計，不僅將提高安全性，也幫助訓練市民的行為。筆者在國內一個中小型旅遊城市就注意到這樣的現象：在行人集中過馬路去客車站的地段，地上有斑馬線，但沒有任何設施和人員讓過往車輛停下來。行人通過斑馬線所得到的信息和現實需要是踩著斑馬線過馬路去對麵，但汽車並沒有停車的義務。結果就是所謂“中國式過馬路”——湊夠一群人就可以過，人和車都在試探中走走停停。這樣做的結果也許不會太壞，因為行人知道司機不敢壓過來，司機也會約定俗成地停下來等乘客過去。但這種靠“默契”獲得的安全，長遠將破壞市民的行為規範，縱容對安全規則的無視，因為司機和行人都無從獲得關於過馬路時人車關係的正確訓練，隻能靠僥幸和技巧蒙混過關。但是，如果政府在這裏設立汽車必須停車若幹秒讓行人通過的交通燈，一段時間之後，雙方就將獲得關於彼此關係的正確信息，斑馬線就不再形同虛設。
離開日本的時候，我坐在飛機靠窗的位置。飛機即將起飛，不經意地往下一看，竟然看見四名地勤人員整齊地在跑道邊上站成一排，在一個像是隊長摸樣的人的帶領下，認認真真對著飛機揮手直到飛機起飛。我也禁不住朝他們揮手，雖然知道他們可能看不見我，更知道這隻是他們慣常的儀式。這讓我想到兩年前在成田機場轉機時看到的一幕，那時我剛到侯機室，因為到得早，侯機的人寥寥無幾，但剛來上班的航空公司地麵工作人員似乎仍然是禮儀性的，對著空空的幾排座椅鞠了一個躬，然後開始工作。回想起中國過去的火車，雖然髒亂嘈雜，但列車員總會在列車剛啟動的時候肅立在車門後麵，隔著玻璃麵朝站台舉手敬禮，並不在乎有沒有人看見，也因為禮儀如此。現在的列車雖然先進得多，這樣的禮節卻似乎消失了。其實，適當的禮儀是會讓人產生一種莊重感的，而莊重，似乎是我們的社會裏越來越稀少的一種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