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初，臨近畢業季的一期《紐約時報》登載了一篇文章，題名《教授的意義是什麽？》 這篇由一名資深英語教授撰稿的文章尖銳地指出，在1960年，隻有15%的美國大學本科畢業生總成績拿到A （筆者注：含 A和A 減；有的大學有A 加，有的沒有 ），而眼下，43%的學生都能進入A 檔。文章暗諷，學生對大學的滿意度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唾手可得的高分 （也就是美國高教界常說的，分數的“通貨膨脹”，grade inflation）。作者接著指出，學生對大學的滿意度還來源於教授對學生的友善和尊重。
但是，在皆大歡喜之餘，作者質疑：當今大學生究竟還有沒有把教授看作一個“思想者”（thinker） 和 “人生導師”（mentor），因為越來越少的學生和教授有課堂以外的交流。作者指出，和1967年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把個人“最基本的目標”定位於“有意義的人生觀”的學生比追求“經濟富裕”的學生人數高出一倍，而現在，後者卻比前者高出了一倍。他注意到，在眼下這種事業高於思想，薪水重於智慧的時代，教授的角色也在發生變化，他們不再是學生的崇拜對象，或者，不再是一個“榜樣”（role model）和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而僅僅不幸地淪為一個掌控分數的權威。
在我看來，盡管注重精神引導的教育理念是精英教育的至高境界，但也越來越像一種理想形態。事實上，教授在學生麵前的的道德權威和偶像形象的逐漸衰落可能不僅是美國所獨有，而會成為一個全球性趨勢。
二十一世紀的校園文化的確正在經曆著深刻的變化。互聯網不僅改變了傳統商業模式，重塑了人際關係，也改變了師生之間的傳統關係模式。在過去的師生互動模式中，教授是掌握知識，傳道授業的學術權威，而現在，很多學生會認為自己可以通過互聯網迅速掌握大量的知識和信息。美國大學的教室裏已經開始出現新的矛盾：學校允許學生在上課的時候攜帶和使用手提電腦，智能手機及無線網絡，但是，很多教授仍然以自己的“土政策”禁止在課堂上使用任何電子產品。在可以使用無線網絡的課堂上，教授無法知道學生是用手機在查相關背景知識還是在查私人郵件，甚至網上購物。受過嚴格社會科學訓練的教授本能地對把“維基百科”作為知識來源表示不屑和反感，並試圖阻止學生引用“維基百科”，但事實上，任何人都已經不可能禁止他人使用搜索引擎和網絡百科全書獲取至少是初步的信息。也就是說，知識的傳播正在經曆一個革命性的大眾化過程，教授的知識壟斷性將越來越受到威脅。清醒的論者也已經指出：教授相對於學生來說，經曆和背景遠為深廣，這容易導致教授產生幻覺，認為自己無比崇高。事實上，各領域的專家在自己所熟悉的範疇以外和常人並無太大區別，甚至在自己的領域內也會出錯（Saint and Scamps: Ethics in Academia, 頁 32）。
上麵提到的這篇文章的核心論點倒不是關注大學教授的知識權威問題，而是憂慮教授道德權威和導師身份的逐漸喪失。在我看來，客觀地說，這種喪失雖然令從事高等教育的學人沮喪，但恐怕難以避免。首先，就“人生”的意義來說，一個在自己的領域獲得最高學位，畢生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教授，大概隻對同樣以學術為職誌（即準備複製導師的生涯而且需要各種相關信息和幫助）的博士生有某種人生示範作用。對大多數離開校門就走向社會從事各種行業，甚至前所未有的新興行業的本科生來說，一個教授在象牙塔裏的學術人生可能並沒有很大相關性。這裏也有時代變遷的因素。在古代，一個像孔子，墨子，蘇格拉底這樣的大學者和通人可以吸引大量的學生和跟從者，因為他們是為數極為稀少的智者，可以給學生提供學問和人生智慧。在當代社會，一些在古代似乎不入流的職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崇拜。我們很難想像，在孔子的時代，一個以演藝為業的人會擁有比孔子還多的粉絲，也很難想像，古代年輕人會從一個大商人，如呂不韋或桑弘羊，而不是大哲學家那裏獲取人生成功的智慧。在一個大眾傳媒的時代，麵對社會擔任“思想者”和“榜樣”角色，說出關於世界和人生的種種箴言的是蓋茨和喬布斯；在電視上分享人生經驗，讓聽者回味的更多是影視明星，商界奇才，各類名嘴。對一個青春迷茫的本科畢業生而言，想要獲得在現實中應付挫折，把握機遇，實現轉軌和“逆襲”的智慧，是去找自己大學時期的教授，還是讀讀人生大起大落，充滿戲劇性的商界精英和文藝明星的自傳，聽他們的演講更有現實價值，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也不得不說，就純學術以外的人生（人際關係，婚姻，職場）而言，不少教授們自己也不過一地雞毛，乏善可陳，更可能捉襟見肘，進退失據。真要回答學生關於個人生活的谘詢，怕也沒有什麽特別的思想和智慧可貢獻。古人有“道德文章”之說，卻不懂得還有“情商”存在。如果以今天的“情商”來衡量古代智者，也未必都能過關。關鍵在於，在二十一世紀的價值取向裏，人的智商和情商的綜合平衡，經曆和成就的相得益彰，才是受崇拜的原因和指導他人人生的資本。
在對教授的導師角色進行實事求是的反思的同時，還要注意父母的作用。傳統的知識和資源的不對等狀態，不僅存在於教師和學生之間，也存在於教師和學生父母之間。過去，學生父母把學生的學業委托給教師，並部分地讓渡了父母的教養角色。現在的中小學校教育則要求父母的深度參與，知識和教育資源通過互聯網普及，甚至使得父母在家教育成為可能，更不必說父母為子女提供的大量課外活動和旅行經曆。從小學到大學，父母自身教育程度，人生閱曆，社會經濟資源的提升也使得父母不再仰賴從事批量教學的教師，而成為觀察和發掘孩子個性和潛力，在專業和人生道路培養子女的真正導師。
還有一個問題也阻礙了傳統教師角色的發揮。至少在美國校園裏，對學生隱私的嚴格法律保護，極大地製約了老師和學生之間發展更個人化的關係。可以說，學業以外的“人生”裏的任何一個問題，不論生病還是失戀，都涉及學生的“隱私”，都是教師不敢探問的禁地。幾乎所有討論如何做好教授的美國書籍都會不約而同地指出，教授不僅必須避免對學生進行類似心理谘詢的工作，而且要堅決杜絕這種誘惑，也要避免成為學生私人意義上的朋友，隻能在職業範圍以內給予麵臨困難的學生一定照顧，如延展作業截至日期等。按照這些書籍的說法，對待有心理和情感危機的學生的來訪和傾訴，教授所應該做的就是在傾聽完以後，讓他/她去找學校的專業心理谘詢中心。其實，這個中心的存在及其功能，學生在進大學第一天就是知道的，並不需要教授告知，既然來找教授，必然是期待一種更人性化的理解，同情和疏導。
如果我們以傳統的師生關係來反觀這一新型師生關係定義，可以反問：如果按照如此專業化，製度化的規定，教授對學生的任何經曆，疾病，心理問題，情感危機都必須無動於衷，又如何指望前者成為後者的“人生導師”？如何指望學生和教授有課堂以外的接觸？相對於學業導師而言，所謂“人生導師”的職責，不正是解答各類困惑，從而表現“思想”和“智慧”嗎？把這些都排除以後，教授的工作除了講課，考試，打分和論文指導以外又還剩下多少空間呢？ 因此，前述美國資深教授在深感失落的同時，可能因為“身在此山中”而並沒有意識到，當代美國文化中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和對個人隱私越來越嚴格的保護，包括教授的自我保護意識，以及對校園關係的過度“專業化 ”要求，本身就是造成師生關係疏離的重要原因。這位教授的困惑其實部分源於傳統教育精神和理想與現代邏輯之間的矛盾。然而，在過度依賴專業校園“心理谘詢中心”的同時，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大學校園裏精神健康問題的大幅飆升。美國心理學學會2011年的一篇文章顯示，2010年， 在接受心理谘詢的美國大學生中，被界定為有“嚴重”心理疾患的學生占44%，而這一比例在2000年僅為16%。相關討論中都提到專業心理谘詢和父母職責的重新界定，但沒有人認為教授的“智慧”可以，或應該，起到任何作用。
在日趨世俗化，功利化，專業化和信息多元化的大環境中，大學教授傳統的心靈導師和楷模形象其實正在麵臨多方麵的挑戰，並讓位於專業機構和社會公眾人物。當代教授的職業定位和專業邊界，的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版權屬於《齊魯晚報》和敬愛的山東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