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有病的人”，這是2000年，我出國那年出版的一本書的名字。我沒看過書也不想看，但我立刻愛上了這個標題。
2011年，回到老家，我表弟的十歲女兒纏著我要和我打牌玩。在那個縣城，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們全省，把打輸的人叫“病號兒”，我以大欺小，邊打邊念叨：你這個病號，你這個老病號，順口說：你病得不輕。 侄女立刻就跳起來反擊我：你才病得不輕！我哈哈大笑。
是病得不輕，得治。現在這世道，人人都有病，區別在於承認不承認。略感寬慰的是，在和精神崩潰作鬥爭的漫漫長路上，有不少人給我作伴。我在家裏仰天（花板）長歎：兒童自閉，中年抑鬱，老年癡呆，天地悠悠，過客匆匆，究竟還剩幾個正常人？
有一次看洪晃的一篇文章。她說她在離開紐約回國之前，覺得保險承擔的心理治療不用白不用，就決定去享用一次。她去候診，就看見一個美國男的哭著出了房間，覺得有趣，然後輪到她了。心理治療師一條條追問著讓她回憶人生中的創痛。經過幾輪對複雜家事的回顧，對靈魂深處的開掘，貌似大大咧咧，嬉皮笑臉的洪晃也被整得崩潰，哭著跑出去了。
幾年前，我發現醫療保險也包含心理谘詢以後，覺得自己也想享受一下。倒不是抱著不病白不病的心態，而是在某一段時間，的確深深地感到進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很多事情讓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感到萬分沮喪，甚至開始懷疑人生。“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壓力、擔憂、恐懼、焦慮”,這些存在不存在? 當然存在。生活在一個不是自己從小熟悉的語言和文化乃至自然氣候環境中，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沒有什麽奇怪的。
我覺得自己有抑鬱症躁狂症自閉症中年癡呆症我頭暈目眩氣血兩虧。我活在剃刀邊緣。我日漸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六親不認，痛恨開會，不想上班，夢想不勞而獲。
“人生的路啊，為什麽越走越窄”？
我決定要去接受一下心理谘詢，重拾人生的信心。預約以後，我去了心理谘詢師的辦公室。
心理學博士,psychologist,是個典型的中年白人女性，高，胖，溫和，戴著考究的眼鏡，像個卡通電影裏的大白鵝。對我這個不期而至的外國客戶，她很專業，很禮貌，很小心地開始和我的交談。大多數的時候，她是不說話的，隻是傾聽。當然，傾聽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懷疑，在東方文化中親人朋友之間的常見的抱怨和傾聽，在現代西方被轉化為一種職業行為。當人和人之間距離越來越疏遠，而且人們越來越不習慣傾聽他人的負麵情緒表達，也越來越不請願向他人進行這種表達的時候，隻能通過付錢購買服務的方式來重建這種傾訴和傾聽的關係。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有義務做出一幅很陽光，很積極的樣子來維持某種默認的社會規範，但內心的緊張和壓抑並沒有因此而減少，反而可能因為刻意偽裝而增加。
因此，傾聽對我來說也是很不錯的一個釋放渠道。假如我把這些困惑和沮喪傾瀉給一位朋友，隻能造成對方的精神壓力，也就是說，反複把對方當成了一個免費的情緒垃圾桶，那對方又該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以及被我刺激以後的情緒呢？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也是傳統疏解方式的一個大問題。
在我傾訴的過程中，心理學博士始終非常有理智有經驗地微笑，點頭，表現出她理解我的一切立場和抱怨的樣子。我想這也是她的職業訓練，但同樣也是有效的，因為心理谘詢隻有順著傾訴者的立場和方向，才能起到舒緩的作用，如果反對和挑戰類似我這樣處於低穀的苦主，隻會造成苦主破罐破摔走向深淵。
在我這個外行（我討論的前提是先承認自己是外行）看來，在使用藥物幹預的精神科（psychiatry）治療之前，或之外的心理谘詢(psychological counseling)，似乎本質上還是尋求觀念和思維方式和角度的轉換，也就是說，和宗教教義是類似的。也因此，我一直覺得佛教的很多經典就是采取一種心理學的路徑。事實上，在西方學術史上，心理學原本就是哲學的一個分支。至今還有從事自然科學的學者是拒絕承認“心理學”是“science”的。這裏的“science”應該是指最嚴格意義上的實驗科學。
即使“科學”也未必是萬應靈藥。貌似受過係統科學訓練的人喜歡口吐蓮花，或者用似是而非的推理和狂妄的假設代替科學最注重的證據，然後裝出發現驚天秘密，煞有介事，不容置疑的樣子，也所在多有（假設是必須的，但把假設當solid結論到處散布，毫無疑問是從事科學工作的人之大忌）。這類人雖然在技術意義上可能算是地道的“理科生”，但終其一生，在自己根本不入門的領域“考證”再多，骨子裏也不過隻是個半仙，江湖術士，野狐禪，還不如早點承認自己也有病。
不扯遠了。“毛澤東思想治好精神病”這個命題，如果是指精神分裂症，我絕對不相信毛思想有這種作用，甚至，其惡性濫用，可能製造更多的真正的精分…但是如果是從廣義的精神疾患來說，則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宗教可以改變人的世界觀從而達到安撫靈魂的催眠目的一樣，毛澤東思想也把精神問題道德化，比如抑鬱是“個人主義”的表現，應該靠融入群體的， integrative 的“集體主義”，靠鬥私批修來克服。這種方法，不能說完全是錯誤和無效的。對這方麵的專業研究，在美國精神病學界也早就有過。
至於藥物，有一次在亞馬遜網上看到一種藥，一個女顧客評價說，她的老公服用此藥以後，情緒變得開朗，像變了一個人。我覺得有點毛骨悚然，如果我終日笑容可掬，歡呼雀躍地出門混飯吃，見人就問好，卻是暗地吃了藥的結果，對於社會的觀感來說固然是不錯，但對自己，這也未免太不真誠了。
聽說世間還有一種神秘的靈藥叫“腦殘片”，感覺應該和我多年前的concussion 有關，心向往之，想長期服用，又不知道是不是先要中西醫結合神經科聯合會診。
我每次神清氣爽地走出診療室，就像倒完了一次垃圾一樣，果真感覺精神好多了。但在連續的幾次見麵中，我也發覺心理學博士所提供的積極幹預比我預期的要少，隻是偶爾提出一點轉化思維模式的建議。也許是還沒有到時候或者太過棘手也未可知。我很想知道，在傾訴完畢以後該怎麽辦，但她似乎過度地善於傾聽了，有時真想對著她呼籲：快拿出辦法，救救我！哪怕就是灌點心靈雞湯也行嘛，我保證頻頻點頭，做出頓悟的樣子。
有一次，我嚐試主動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心理學博士卻馬上讚許地點頭，可能是希望我實現自我拯救吧。其實，毛主席的革命醫療路線正是鼓勵患者和家屬全麵參與的，如果患者那麽被動，就成了《飛越瘋人院》裏的那種悲慘情形。
她是想慢慢忽悠我，多訛點錢嗎？還有一件可疑的事情是，診療室和接待的辦公室完全挨著，隻是把門關上而已，也就是說，不論我說什麽，外麵的接待員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我簡直懷疑他會不會竊笑，我的隱私，他未必沒有分一片吃 …我應該換一家嗎？我如此疑神疑鬼，本身會不會就是一種被害妄想呢？
有一次提到工作環境，對一些和職業和地域相關的帶普遍性的問題她也了然於胸。她問了我一個問題：你在家裏，是否會向配偶罵罵你的同事呢？
同事？我一直認為，“同事”是地球上一種奇特的物種…或許,同事的一項功能就是被罵,就像時間就是用來揮霍一樣。
“Yes. I cursed everyone”，我堅定地回答。
原本矜持的心理學博士一楞，隨即無法抑製地仰麵朝天，朗聲大笑起來。這個笑聲，絕對發自肺腑，不是職業性的。
或許，我是為數極少的那種，忍著傷痛給心理醫生帶來歡笑的患者，也可能，在每個人心裏，其實都住著一個該死的同事。
在這次見麵結束以後，我班師回朝，專門打電話取消了下一次預約，也對醫生表示了深刻的感謝，說我不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