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中作為過客的印象自然都是斑駁蕪雜的。我不可避免地會有比較，隻是我希望我的比較是盡可能冷靜的，而且隻代表我個人的感受。2009年和2011年的夏天，我都在北京小住。我曾經最熟悉的五道口一帶，現在已經和大多數發展起來的商業區沒有兩樣，我也很高興這樣的變化，畢竟這是誰也無法阻擋的，但隻是從情感上來說，仍然非常懷念在1991年1995年之間的那個我記憶中的五道口。那時常常騎著車，從我們的語言學院西門出來去五道口。那時連老式的“五道口商場”都還在， 裏邊的售貨員永遠是冷冰冰的， 新華書店和外文書店的外麵有各式各樣的小吃攤，小書店，小服裝鋪，還有一個菜市場。在1991年左右，我們還使用著全國糧票，有的同學用多餘的全國糧票跟菜市場裏的小販換雞蛋。唯一健在的，竟然是五道口工人俱樂部，看到它，我想起曾經和同學一起看過三部電影的通宵連場。2009年的夏天，我在“萬聖書園”裏喝咖啡，發現這裏的牆上竟然有一個圖片展覽， 標題好象叫“五道口的前世今生”，當時心裏一動： 原來懷念老的五道口的還不隻我一個人。
在去過每一座城市，不論是西安還是蘇州，我都喜歡獨自一人走街竄巷，但這種快樂，似乎隻有中國的城市才有。在美國的那些我所去過的城市裏，大城市的中心一般就是高樓，公園，餐館和時常可見的無家可歸者，小點的城市或者大城市的郊區，到處都是住宅，花園，它們幹淨整齊， 但並不允許你隨意靠近，它們的主人也一般都關著門呆在家裏。但中國城市的小街小巷，即便是在今天，仍然充滿韻味和活力。在南鑼鼓巷，雖然明顯是有諸多以遊客為目標人群的商店，但你隻要稍稍拐彎，就會走到一兩條很安靜的胡同裏，左右兩邊緊閉的四合院門鎖著無窮的過往，居民仍舊過著自己的日子。
去年，我專程去了建國門附近的魯迅博物館，魯博門口也是一個尋常的胡同，有著幾個小店，和多數公共文化設施一樣，魯博現在是免費的。這是魯大先生被魯二先生因了一樁眾說紛紜的家庭內部紛爭，而被魯二夫婦掃地出門以後購置的。時近下午閉館時分，進得院內，遊人寥寥，我倒覺得符合魯迅先生生前那種冷峻犀利的氣質，如果他的故居裏終日人潮洶湧，大呼小叫，怕是會令這老頭子的倔強的靈魂不得安寧。展館內主要是圖片和精致的銘文，刻著先生的警句。先生的警句多矣，不過我很喜歡魯博的選擇， 比如：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隻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唯一的問題是，這三句話分屬魯迅《老調子已經唱完》演講詞中三處不同地方， 魯博的做法，會讓人誤以為這是一個完整和連貫的段落。院裏魯迅臥室門前有一株魯大先生“1925年4月5日”手植的“白丁香樹”——樹身上懸掛著木牌明示，否則我是不可能知道的。我的一個朋友提醒過我， 魯博裏有一間小書店，值得一看。我便拐進去，書店空間逼仄，好在我是唯一的看客，慢慢地觀賞各類魯迅研究圖書和紀念品，可能各路神仙見得太多，守書店的女士態度極為淡定，很平靜地問候了一下，然後自己看書了。
北京魯迅故居裏魯迅手植的“白丁香樹”，攝於2011年夏。
從魯博不收門票的做法，我想到2009年夏天我去武漢期間參觀湖北省博物館的經曆。這也是一座免費的公共文化設施，在入口處排著一隊參觀者，秩序井然，每人從原先賣票的地方領取免費的小冊子，然後進去參觀， 博物館大門外有標準的無障礙設施，內部有打著領帶的工作人員值班，看起來都很專業和禮貌。我覺得博物館和圖書館走向全麵免費開放應該是這幾年的一項很大的進步。 就我自己在貴州省圖書館和檔案館查閱資料的經曆來看， 這些機構都在逐步走向開放和提供更好的服務。在貴州省圖書館，很容易閱讀到民國時期的報刊和一些港澳台期刊，複印也比較簡便，辦理借書證的“押金”很快就要取消，上網所收取的費用也在醞釀取消。圖書館在公眾生活中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另一方麵，圖書館管理人員似乎仍然存在不夠專業化的一麵，對一些舊報刊檢索時，我又遇到多年前常見的那種推諉和一問三不知的情況。
旅行中的“行” 是個很重要的部分。我沒有嚐試過動車，但幾次坐一般火車的體驗覺得和多年前的印象有同有異。2009年夏天，我從成都坐火車去武漢，火車還在成都就未能準時發車，晚了四個小時，上車以後，停停走走，晚點成了惡性循環。和過去不同，現在的站台似乎是不讓周圍村民來叫賣的，所以顯得有秩序，隻有幾台各站自己的食品推車，但同時也比過去冷清了很多，車上的盒飯，要價二十元，但分量少得可憐，正猶豫間，對麵臥鋪的人說，再晚一點，就會降價了。火車的一再延誤，引得乘客十分煩悶，幾個對麵的中年男子就開始詢問列車員，女列車員早已見慣不怪，一邊掃地一邊隨便應付著。女列車員一走，男子們就開始咒罵“鐵老大”的壟斷，斷斷續續，一直罵到武漢，順帶著挖苦列車員沒有好好掃地，諷刺說晚點正好方便火車賣高價盒飯。從武漢到長沙的車沒有晚點，也很快捷，但有一個暇疵：在上火車到火車開車之間的十分鍾左右時間裏， 這個全封閉的空調車竟然不開啟空調，整個車廂憋悶異常，但這倒也提供了一點“商機”，車廂裏的流動商販正好借著這個機會，兜售報紙，聊充紙扇。車一啟動，冷氣才慢慢地出來了，但是我總覺得，讓乘客在武漢夏天的封閉車廂裏坐等到開車才能享受冷氣，如果隻是為了節省的話，還不如恢複過去的電扇和隨意開窗的自由。
我坐飛機的經曆值得和在美國的體驗比較一下。我對國內的機場和航空公司的服務通常都比較滿意，尤其一些以省市冠名的地方航空公司，在我的印象中服務得更好。其實，從航班延誤和取消這個全球常見的問題中，我覺得很能看出製度和文化的一些差異。在美國， 國內航班的延誤和取消極為常見，我從2011年到現在在美國國內所乘坐的好幾次航班中，幾乎百分之八十都是延誤的，原因包括機械故障，甚至有飛機在，但機組成員還沒有到的情況。美國的航空公司對被延誤乘客的處理， 也未見得高明。通常，如果乘客需要轉機，那麽航空公司會優先把這部分乘客轉簽到其他公司航班，但如果你隻是到最終目的地，那就隻能死等。我有一次需轉機幾次去夏威夷開會，第一段從匹茲堡到孟菲斯的飛機首先延誤，我下飛機一路狂奔到了登機口，卻被告知孟菲斯飛往洛杉磯的飛機因為故障需要延誤大約六個小時，航空公司可以在我到洛杉磯後安排我乘坐第二天飛往夏威夷檀香山的飛機。但如此一來，我的會議就已經耽誤了。我決定返回。航空公司對於這次延誤的處理是，每位旅客補償7美元的餐券在機場內消費， 7美元是根本不夠在美國任何機場吃一餐飯的，但是航空公司並不在意，職員也沒有義務過多解釋。
2010年夏天，我從北京飛貴陽，就遇到一次長達7小時的延誤。但是美國乘客和中國乘客對於航班延誤的反應截然不同。在美國，無論怎樣延誤，取消，或者我經曆的這種吝嗇的賠償，或者幾乎無休止地等待，幾乎都不會引起乘客的情緒衝動。美國人的反應通常是苦笑，詢問，等待，會有一種在中國人看起來幾乎是麻木不仁的耐心。中國機場裏的乘客遇到延誤，情緒則要憤怒和偏激得多。我曾經在2011年的一次飛行中，看見年輕的“空少”在飛機上反複向一個喋喋不休抱怨的乘客道歉，解釋說自己也是延誤的受害者。2010年在北京機場，我看到大批的乘客圍著航空公司地麵經理不斷質詢，大聲喊叫，有一位中年男士甚至差點動手毆打地麵經理。多年前令龍應台女士困惑的“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現在仿佛完全顛倒過來。中國的這家大型航空公司的總體回應在我看起來是很不錯的。首先，公司專門送來了免費的晚餐和飲料—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的；其次，公司的值班經理協助轉簽的同時承諾，按該公司的規定，每延誤4小時，賠償人民幣100元，最後，當我精疲力竭地在深夜登上飛機的時候，手上確實纂著航空公司分兩次賠償的200 元錢。
客觀地看， 中國的航空公司的服務並不差，甚至讓我覺得超過美國。但乘客和公司和衝突似乎體現了一些深層次的文化和製度差異：首先，中國人對於航空公司（或者醫院和任何機構）對於一個問題的解釋都首先持懷疑態度，也就是說，如同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信任》中指出的，中國和多數亞洲社會一樣，是一個低社會信任度的國家。我在候機的全過程中，不停地聽到焦躁的旅客指責航空公司的經理的解釋在說假話和忽悠大家。被認為是假話的內容包括：延誤的原因，何時才能修好飛機的預測，是否真的在向另一家公司借零配件，承諾的錢能不能到手，等等。這種嚴重的不信任比起外露的“戾氣”似乎更為可怕。美國的旅客則很少去追究和議論航班延誤的原因和細節，而寧願相信航空公司提出（也可能編造出來）的任何理由。第二，即使美國人對航空公司不滿或者缺少信任，也通常不會當麵衝突。美國人很注重在公共場合的儀態，認為這是一個成年人的基本素質，所以幼兒園的孩子從小就被教育要“製怒”（control your anger） 和學會理智地解決矛盾衝突， 當然我在這裏並不是說美國文化讓人更“高尚”和更有道德， 而是說，它讓人更注重外表的穩重，和諧以及在解決衝突時運用理性和製度，或者就是運用成年人的忍耐，克製和等待去化解。美國的銀行和航空公司雇員完全有權拒絕和一個喪失理性的顧客對話，從法律上說，他們甚至可以報警來對待使用攻擊性語言和動作的顧客。或許和大多數人的理解相反，我自己在美國大學執教六年的經曆讓我相信，在法律訴訟和辭職以外的大多數情境中，隱忍和順從是美國人在職場生存的重要法則。中國文化中製度的缺少造成了一種“鬧”的傳統，它使得人們下意識地相信，隻有“鬧”才會有結果，或者相對的公正對待，不“鬧”你就什麽也得不到。我周圍等待這個航班的人中就有人最後總結：“不鬧，他不會給你那兩百的。”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喊冤”和當代政治文化中的“訴苦”也加強了一種印象：當眾發泄和傾訴會因訴諸情感而產生效果。第三， 我懷疑很多公共場所的類似衝突，源於另一些事情。也就是說， 鬧得最厲害，甚至要動手打人的乘客很可能是把自己在其他方麵積累的怨氣借機發泄在航空公司職員的身上。怨恨積累，在每一個社會中都會存在，在美國這樣的社會，外表的克製和理性也並不代表日常衝突或不公造成的怨恨和不滿就不存在，相反很可能把一部分人逼成外表沉默的抑鬱症患者或者反社會的犯罪分子。在中國，人們更傾向於選擇公開的大鬧，在某種程度上說，也可能成了一種釋放情緒的方式，但航空公司的職員因此承受了不該承受的壓力。第四，這就涉及到了另一個問題，既提供服務的人員在潛意識中似乎被顧客看成是發泄怒氣的對象。平心而論，不論飛機本身發生任何問題，或者遇到“飛行管製”，和地麵以及空中服務人員都沒有任何關係，關於飛機故障和維修的技術問題，也絕不是他們能真正回答，因此，服務人員僅僅是因為處在第一線而成為替罪羊。
如果我對比我所經曆的火車晚點和飛機航班延誤時乘客的反應，那麽我會推測可能還有一個原因，是乘坐飛機的旅客通常更有錢和地位，對服務的期待更高，因而語言和行為更加激進和放縱，而航空公司之間的競爭又造成航空公司必須在顧客麵前放下身段，遷就和縱容顧客，但這部分顧客，常常確實沒有表現出和自己的地位相匹配的克製和素養。反過來，普通列車的旅客對於服務的期待本來不高，而長期壟斷的“鐵老大”又從來毋須顧及顧客的感受，火車旅客也就得過且過了。如果說，“鬧”對於航空公司尚有點作用， 則對於鐵路則完全失效。這就造成了一種比“鬧”還要糟糕的現象：幾近絕望的頹廢心態。而這有很可能回到了龍應台多年前在同為中國人社會的台灣警告過的那種消極的“不生氣”的狀態。
在過去將近二百年的長時段中，中國的土地上見證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持續衝突和震蕩，災難和創痛，裂變和進取，個體命運的曲折，人心的浮動，可能超過任何其他國家，過去十年，是其餘波所及。事實上，這種規模符合中國曆史的綿長和現實的複雜。過去十年，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尋找他鄉的故事”，也是一個內心的故土日漸清晰和堅實的十年。我希望這個社會在不斷進步的過程中，在“生氣”和“不生氣”，激情和麻木兩個極端之間有更多的緩衝空間，在其間重建信任和理性。
寫於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