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談中國古代的君和臣及貴族

相對普通民眾來說，這三個群體都屬於“統治階級”，但它們內部其實並不完全一樣。

盡管按照錢穆的說法，“皇帝或國君，僅是政治上最高的一個官位”（《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但這畢竟是一種理想狀態。在現實中，“皇帝”絕不僅僅是個官位，而是國家的實際所有者。因為中國古代的真實政治邏輯是“馬上得天下”，不論皇帝獲得權柄後采用什麽政治理論和政策，怎麽裝，都無法改變政權是以暴力或陰謀從他人手上強奪而來這個事實。另外，假如“皇帝”僅僅是個官位，那就沒有世襲的道理。為什麽官僚必須經過考試產生，而在創建基業的皇帝之後，再傻再笨也能做皇帝，就是因為天下為“一姓之私產”，繼承起來是不需要講道理的。

錢穆仍然是深刻的。他強調自秦以後，中國政治呈現了“君權”和“臣權”的劃分，即“王室”和“政府”權限乃至開支的劃分。他認為這種特點不能以簡單的“專製”去概括。

我想，從現代意義來說，帝國就象一個大公司。公司雇員是沒有政治權利的，但在上層，公司的創建人（皇帝，董事長）和財產繼承人（太子，富二代）以及他們的家眷親戚，和公司的管理層還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所有人，後者是受雇來做管理的職業經理人群體。後者的領袖是類似公司CEO的宰相。

在這一意義上，皇家--“君”和政府--“臣”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對於皇家來說，重要的是“打江山，坐江山”，終極目標是“萬世一係”的統治，但同時又知道“天命靡常”，總有一天江山是保不住的。對於“臣”，即文官係統來說，其價值觀分成兩個麵向:1，自董仲舒強調臣的忠誠，以及西漢強調“三綱六紀”，儒家官僚士大夫把對皇家的忠誠作為絕對的政治倫理；2，儒家官僚士大夫的思想中又有民本和“天下”的一麵。後者使得他們認為他們並不完全是在受雇為皇帝幹活，而是有一種維持儒家民本道德理想的職責。這是儒家士大夫和完全非政治的現代職業官僚的重大區別。正是第二點，使得皇帝時常感覺到儒家官僚對自己的壓力。同時，皇帝作為國家的所有者，也不可避免地擔心這些經理人陽奉陰違，暗中侵犯自己的利益以自肥，甚至哪天把自己都宰了。

事實上，一整部《韓非子》所說的，就是教皇帝怎麽對付官僚。以韓非子那種完全去除溫情和道義的眼光來看，君臣之間根本沒有什麽情感和信任，純粹就是一種雇傭/利用關係，因此，君王必須善於掌握和使用權柄，以獎賞和懲罰交替的辦法，讓官僚服服貼貼地為自己做事。但是儒家官僚始終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既要按儒家道德倫理的規定以臣的身份忠君，又要按儒家道德理想，以“道”的執行人身份對皇帝施行某種監督和製約。當然，按整個曆史的趨勢看，前者是越來越強，逐漸壓倒了後者的。

即便如此，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也還是讓皇帝感覺不那麽舒服，因此，漢代皇帝就開始培植宦官和外戚的力量。按說宦官隻是仆人，根本沒有職業官僚的學術訓練，道德修養，和管理能力，更不是正式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但皇帝卻必須依賴他們才能製約官僚的權力和影響。正因為宦官毫無社會根基，沒有家庭利益，更沒有道德理想，也才可能死心塌地為皇帝效勞，也因此獲得幹政的機會。

儒家精英對皇帝看重的是其位置具有的象征意義，因為 “無父無君” 徹底顛覆綱常名教和人倫道德基礎。民間對皇帝的態度，可能端看是“良民”還是“莠民”，往往趨於兩極。占人口絕大部分的“良民”對作為政治權力和文化象征的核心的皇帝的膜拜和依賴心理也是根深蒂固的（李慎之稱為“皇帝主義”）。“莠民”也追求做皇帝----金觀濤/劉青峰稱為“皇權主義”。這也是皇權統治在中國延續二千年，難以撼動，孫中山的共和革命最初隻能靠民族意識驅動的原因。有一個既強勢又親民的皇帝，是中國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民間還會認為政治黑暗僅僅是因為高高在上的皇帝受到和他們的利益更直接相關的貪官蒙蔽的結果，因為皇帝被賦予了某種道德完美的光環。然而就具體的某個皇帝來說，“莠民”卻會表現出強烈的反抗意識: “彼可取而代之”，“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都是這種莠民革命意識的反映。這種革命意識，又有中國特有的天命觀和五德終始理論做支撐，和日本人對一個絕對萬世一係的單一皇室的信仰是不同的。在這種效忠意識和反叛意識之間的分裂和自相矛盾，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水滸傳》中基層幹部出身的宋江，他在喝醉了以後寫“反詩”，暴露出潛意識中的莠民意識，但是清醒以後卻一直尋求招安和馴服。

總體上，貴族在中國曆史上的影響，從戰國以後，雖有反複， 但都趨向下降，因為戰國時期國家求存的嚴酷考驗要求國君必須繞過貴族，從平民中尋找聰明能幹，有理想抱負和能力的人輔助治國。但自東漢以後，隨著中央政權崩解，貴族勢力開始抬頭，西晉爆發皇族的八王之亂，東晉時期皇帝和世家大族形成共治的局麵。由於這段兩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替頻繁，君主不是靠篡奪就是靠暴力當權，形同政治上的暴發戶，雖然權力大，反而因為缺少家學傳統和文化素養讓貴族從內心輕視。但是，貴族也會因為自己的特殊身份產生很強的政治責任感和家族榮譽感，因為他們會認為天下是屬於他們的，比如東晉的謝氏，淝水一戰保家衛國就很帶勁。但是，世襲多代的貴族政治最終導致南朝社會靡爛，以至中國的再度統一還是由來自北方的楊堅完成。

對皇帝來說，如果一定要在貴族政治和從平民出身的官員治國兩種形態中選擇，最終肯定傾向平民官員，因為世襲貴族的實際能力通常並不強，即使比較強也難免代代衰退，不如建立一個隨時從民間挑選比較優秀的人才治國的機製。因此，科舉製度就成了這家超級大公司所有者的“對外公開招聘”。它必須力保公正，但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因為它真正的功能就是官吏選拔，但因為選拔建立在文化教育和對經典的解讀基礎上，自然也順帶在某種程度上普及了教育。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不是 “開放政權”，而是“開放治權。”開放治權，激起了平民階層的參政熱情，但也嚴重束縛了這個階層中優秀人才的思想自由。

北宋雖然以科舉考試的全盛聞名，但其實也施行由高官子弟出任官員的“恩蔭”製度，保證“太子黨”在政權中有一席之地。清朝的貴族政治似乎更加抬頭，有好幾個世襲的“鐵帽子王”。作為征服王朝和異族，滿族上層十分注重自己民族特性的保持。清代中期以前，地方督撫基本都由滿人擔任，軍機處則由滿族貴族主導。有軍功的漢軍旗人貴族家庭生活，則在《紅樓夢》中體現出來。到了太平天國這一大規模內戰，嚴重危及滿清政權時，滿清才不得已委任曾國藩全權剿匪，從而導致以曾國藩為核心的漢族儒家精英集團—“臣權”的全麵崛起，同時地方漢族紳士的勢力在同治年間也因為積極辦理團練而使軍政權勢由中央到地方不斷下移，即時人所言“朝權旁落於疆臣”（惲毓鼎）。但是，即使以曾國藩當日之權勢，影響力，挽救清王朝的事功，也乖乖解散湘軍，不去“取而代之”，這全仰仗強調忠誠的宋明儒學的精神陶鑄。晚清新政，則是少數新生代滿族貴族精英如鐵良等人，在西太後領導下，為了自保，一邊試圖吸收部分西方先進製度，一邊竭力保持滿族貴族的影響力，因為對上層世襲貴族來說，滿人的，文化傳統，民族認同和對政權的絕對掌控關乎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本，而他們對政權的感情和責任感就是一般滿人平民也難以比擬。然而這最後一博為時已晚，因為漢族的民族革命意識和共和革命意識到此已經全麵覺醒，已經走到了暴力革命甚至恐怖活動的邊緣，不是改革所能敷衍得了的了。

以為貴族全都會為了王朝拚死一戰，也恐怕是一廂情願的空想。晚清大臣，遺老鄭孝胥在1911年12月，清政權風雨飄搖之時的一則日記，就痛斥了多數貴族的自私本性：“宮中存款已盡出，約九百萬兩，可支至十二月（按:陰曆）初旬耳。親貴私蓄二千九百萬，皆不肯借作國債，惟慶邸（按: 慶親王奕劻）出十萬而已。雖謂親貴滅清可也。”

雖說貴為“鐵帽子王”之一的“慶親王”以貪腐聞名,備受詬病至今，到了政權危亡之時，居然還就他給點力，真可謂“貪官愛國”--貪得越多大概越怕被清算，讓人哭笑不得。其他貴族們平時以主人翁自命，好處享盡，到了板蕩之時完全靠不住。對他們來說，就算大清亡了，隻要人還在，錢還在，講好優待條件，不被追究查辦，往上海租界一躲，照樣逍遙半生，所以他們到了最後關頭最在意的不是什麽保大清，無非是保財保命。

1912年元月，民國臨時政府已經成立，袁世凱還勒索光緒遺孀隆裕太後繼續拿錢鎮壓，隆裕隻得從命（誰讓她貴為“國母”呢），竟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錢八萬金元寶讓老袁去倒賣來充當軍費（《黎東方講史·細說清朝》）----可見“國母”也並不好當，不能光想著出風頭，關鍵時刻還得出銀子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