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香港東江縱隊

在關於抗戰史的研究中，香港抗戰史似乎一直處於一個相對邊緣的位置。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既非國民黨抗戰的戰場，又非共產黨的主要遊擊區，更因為港督楊慕琦在1941年底的投降，而顯得和抗戰更無關聯。或許，一般讀者提到香港和抗戰的關係，可能會率先想到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或蕭紅在曆史轉折和個人命運戲劇性的夾擊下的不幸隕命。陳瑞璋先生的《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遊擊隊》》（以下稱《東江縱隊》）一書，則以曆史學著作的形式，完整地再現了“東江縱隊”這支世人有所耳聞，但未必熟知的隊伍在香港積極抗戰的曆史。此書對於了解香港曆史，抗戰曆史，乃至中共黨史及中共的對外關係史都提供了一些難以替代的過程，細節，以及獨到的解讀。尤為令人欽佩的是，作者陳瑞璋是香港政府一名政務專員，並非學術界的職業學者，其學術驅動，源於其父輩在抗戰時期英軍服務團的經曆，自己本人和一些東江縱隊的私人交往，以及更為重要的，保存一段曆史的責任感。
 

《東江縱隊》一書中，對於抗戰的觀察視角從國內的主戰場轉移到了香港和東南亞這個邊緣地帶，並突顯了港人和東南亞華僑的愛國熱忱。作者指出，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每年的周年紀念日，香港市民每年都舉行各種抗議集會，以紀念他們所稱的國恥紀念日。”（頁15）從1936年到1937年，很多香港的大中小學生積極募集資金，組織抗日愛國活動，籌得的款項通過宋慶齡的有關渠道捐贈給新四軍和八路軍。（頁15）按書中的記敘，三千多名香港愛國青年最終被整合成為東江縱隊這一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遊擊隊。作者指出，到三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已經有650名共產黨員接受“共產黨香港市委”的直接領導，其中包括1934年入黨的澳大利亞華僑子弟，後來的曾生將軍和建國初期的廣東地方領導人方方。（頁20-23）從組織領導體係看，方方直接向領導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人周恩來負責，而曾生則接受經由在港的廖承誌轉發的來自延安的指令，並在1940年根據指令把隊伍名稱正式改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頁27），但縱隊和共產黨之間的隸屬關係遲至1943年12月2號才由縱隊公開承認。（頁36）抗戰結束後，東江縱隊完成曆史使命，主力於1946年撤往山東，其在港的聯絡處改為新華社香港分社。（頁105）
 

本書還揭示了中共和港英當局的往來和微妙關係。經周恩來在1938年和英國駐重慶大使談判，中共獲準在香港成立一個新四軍和八路軍的辦事處，由廖承誌領導。1941年10月，港英警方政治部頭目主動和廖承誌接觸，提出請求中共領導的香港東江縱隊和海南瓊崖縱隊配合英方破壞日軍機場和軍事設施，但英方同時聲明，他們的要求隻限於軍事合作，並不意味著在政治上承認廖承誌的地位。共產黨方麵則借機討價還價，要求英方為東江縱隊，瓊崖縱隊，乃至新四軍提供武器和醫療用品。這筆交易最終因為珍珠港事件的爆發而未能如願。（頁29-30）但在1942年初，英國軍情九處下設的英軍服務團在桂林成立後，很快就開始和東江縱隊合作營救英軍戰俘。事實上，英軍對於中共遊擊隊的熱忱和效率表現出了極高的仰慕，而對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的遊擊隊印象惡劣。（54-55頁）到1943年底，東江縱隊控製了整個九龍半島，其強大的影響力和情報網使得英軍服務團更加依賴縱隊的指引和保護。（頁60）但是另一方麵，作者也指出，縱隊和英國方麵的合作並不完全順利。一方麵，英國極力想要避免得罪作為盟友的國民黨政府，而另一方麵，由於多次軍事失敗，英國在國民黨眼裏地位也並不高。（頁75）日本戰敗以後，英國重返香港。此時，東江縱隊已經填補了日軍留下的空白，成為唯一控製香港的軍事力量。此時，英國在香港的軍政府要求東江縱隊負責維持治安。作者陳瑞璋的訪問表明，當年的英軍上尉和戰後的新任九龍和新界理民官彭德（K.M.A Barnett）在四十年後仍然對東江縱隊的勇氣，犧牲精神，及其與英方合作時的禮貌和理智讚不絕口。（頁96）香港政府也對於曾經幫助過英軍和香港抗戰的新界村民和前縱隊成員進行了慷慨的金錢獎勵。（頁102）
 

在東江縱隊的運作策略方麵，作者指出，日本軍事當局對淪陷後的香港的管製存在不少空白區域，對於英國當局本身就管理鬆弛的新界地區，日軍更無法完全控製，其劃定的行政區也隻覆蓋港島和九龍，這導致東江縱隊在1942年得以進入和掌控新界這一大後方。由於新界有大量客家人口，而東江縱隊成員中大部分也是客家人，縱隊在新界的活動更加如魚得水。（頁35-36）為了發動群眾，東江縱隊利用歌舞表演的形式宣傳愛國主義，卻不強調共產主義，並在已經承認了和共產黨的隸屬關係以後仍然在公開文告中強調自己愛國和超黨派的一麵（頁79）。同時，針對新界當地的特殊情況，縱隊鎮壓當地惡霸和土匪以贏得人民的支持，甚至借鑒共產黨在各根據地的做法，采用開村民大會和 “倒苦水”的方法（頁68）動員民眾，甚至在其控製區域發動減租和土改（頁81）。利用當地的網絡和交通線，縱隊還成功地幫助著名文化人如茅盾，鄒韜奮和戈寶權經新界返回內地。（頁43）東江縱隊的另一些政策也體現出當時共產黨的特征，例如對普通土匪和日本戰俘的寬大處理，和針對日本戰俘的反帝和和平教育等。（頁61）作者研究的另一個要點是東江縱隊的經濟來源。他指出，抗戰期間，縱隊控製了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之間百分之九十的貿易，並征收進出口關稅，還對進出口貨物提供運輸。（頁63）到1943年底，東江縱隊已經發展到五千兵力，並擁有報紙，電台，野戰醫院等設施。（頁72）
 

然而，從全中國的抗戰格局和中共的擴張版圖來看，香港，以及廣東全境，仍然處於邊緣位置。這一事實有助於讀者思考廣東在建國以後的獨特地位。作者指出，東江縱隊的最高政治領導人方方在1945年撤離香港時其軍銜仍不過是少校，僅僅為了在和國民黨的談判中獲得對等地位，才被火速晉升為少將。（頁112）國民黨政府對其作為盟軍一部分的地位，很長時間內並不接受，而把縱隊看成土匪（頁122）。在整個國共內戰期間，廣東省沒有共產黨的正規軍隊，隻有遊擊隊。但是另一方麵，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又長期為越南和東南亞各國共產黨提供意識形態支持和幹部培訓。（頁132）對於試圖獲得一個更為全麵的抗戰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讀者來說，把視角從延安轉移到香港，可能會看到一個很不一樣的曆史場景。
 

作者陳瑞璋對東江縱隊曆史的敘述不可避免地進入到另一個層麵的思考，這就是對建國後廣東 “地方主義”的重新評價。作者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廣東和福建兩省由於其地理位置和與外國的密切聯係，對於定都華北地區的政權往往有很強的獨立傾向。另外，東江縱隊的特殊曆史背景，使得其生存和壯大必須依靠當地居民的支持，和南京政府及北京政府都有某種程度的疏離感。
 

檢視東江縱隊有關領導人的背景也會發現，不論是方方，曾生，還是袁庚，黃作梅，都不屬於黨內最主流的派係。在此，筆者試圖大致勾畫一下中共在長期革命中形成的一些彼此也重疊交織的主要山頭背景：1，曾經留學法，俄的領導人如周恩來，鄧小平，楊尚昆，陳毅，聶榮臻等；2，黃埔軍校畢業的將領如林彪，徐向前，陳賡；3，通過發動起義和在傳統的老區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崛起的領導人如毛澤東，賀龍，彭德懷，高崗，以及追隨起義領導人加入紅軍，並在戰爭中逐步成長的將領；4，通過延安整風而崛起的白區地下黨係統領導人如劉少奇，彭真。廣東，海南，和香港地區的主要領導人馮白駒，古大存，以及上麵提到的方方，曾生，袁庚，黃作梅等人在這一圖譜中都處於相對外圍和與重要領導人缺少特殊的個人淵源的位置。但另一方麵，由於這一部分人與外界的交流接觸較多，對地方的特殊性有深入的了解，教育程度也相對較高，因此他們在建國後傾向於采取一種較為開明的政策，力圖避免極左傾向。例如，方方特別強調在土改過程中要保護華僑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利益，（頁139）而袁庚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成為中國改革的先驅人物也就不足為奇了。建國初期，很多廣東幹部都反對暴力鬥爭，主張“和平土改”。（頁140）顯然， 廣東幹部這種溫和的“右傾”導向背離了毛澤東所追求的暴風驟雨般的社會改造及政治教育效果，如本書指出，“到1950年11月中旬，毛澤東對（廣東）土地改革進展情況已顯露出不耐煩的跡象，並親自介入。”（頁142）這一介入所直接導致的，就是毛澤東派遣自己所信任的，態度激進，手段嚴厲的陶鑄入主廣東。
 

在新中國政治版圖上處於邊緣的廣東從此必須接受“南下大軍”的規訓，有地方遊擊隊背景的廣東領導人被指責為“思想不純。”（頁143）1952年6月，葉劍英和方方受到毛澤東的當麵批評，曾生被嚴厲警告。毛澤東明確指出廣東幹部犯了所謂的“地方主義”錯誤。從1955年起擔任廣東省省委書記的陶鑄不僅無情地推進土改，鎮壓地主，積極打擊廣東本地幹部，並率先鼓吹和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頁150），最終，由從1978年到1980年間主持廣東工作的習仲勳委婉地承認了陶鑄當年的左傾錯誤，並加以積極糾正。
 

本書作者通過史料挖掘和訪談，重構了一段不太為人所知，但又十分重要的曆史，其視角是立足於地方，甚至邊緣的，這一點尤其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