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有兩座高峰，《霸王別姬》和《活著》。這兩部電影的導演分別是陳凱歌和張藝謀，編劇是同一個人——蘆葦。
將他們集結起來的，是三人共同的大哥：吳天明。
電影是合作的藝術，這幾人的合作創造了中國電影的輝煌。後來，大哥離開，幾個兄弟各自分散。再度聚首時，大哥瞧不上小弟的“大片”，小弟也不再聽大哥的話。中國電影沒能再出現一部《霸王別姬》。
求學
1971年，二十歲的張藝謀結束農村插隊，進入陝西鹹陽市棉紡八廠，成為一名紡織工人。他每天把百十斤的原料包扛進車間，再把四層厚的勞動布撕開，幹的是純體力活。
經過幾年努力，他被調進織襪車間，才真正從事了點兒創造性工作——每月設計四種新的襪子圖案。
張藝謀不甘這種生活，弄起攝影。這是個燒錢的事兒，他賣了血，換來一部相機。女友肖華知道他寶貝那台相機，拿藍色的勞動布給他做了一個相機包，裏麵還精心縫了棉花。
張藝謀拍出的相片在工人手中傳閱，也不時發表在報刊上。
年輕時的張藝謀
1978年，張藝謀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以下簡稱北電）。當時攝影係的年齡限製是22歲，28歲的張藝謀超齡被刷掉。他不認，在北京西安跑了幾個來回，最終通過肖華的姐夫，把攝影作品遞到了文化部部長黃鎮手裏。黃鎮欣賞張藝謀的作品，親自下了批文：“年齡大了，讀四年太長，兩年也可以嘛，人才難得。”
接到指示，北電給棉紡廠發了公函，讓廠工張藝謀攜帶戶口和糧油關係去北京報道。學校謹遵部長指示，給了張藝謀一個附加文件：“僅同意其旁聽兩年，而後自謀職業。”
張藝謀要去北京念大學了，女友肖華怕他見了世麵就甩了自己，整日不展愁眉。張藝謀說自己不是薄情人，去北京前，先拉著肖華扯了證。
為應付人情禮往，張藝謀買了幾打自己出品的尼龍襪子，告別妻子，跨進北京電影學院的大門。
與他同時進入北電的大齡考生還有一人——陳凱歌。
陳凱歌出生在藝術世家，父親是著名導演陳懷皚。初中畢業後，陳凱歌到西雙版納農墾局當工人，砍了幾年樹。後來當兵轉業，去了北京電影洗印廠工作。
陳凱歌文筆極佳，寫作文一絕，他想當然報了北京大學中文係。坐進考場，看到考題，陳凱歌滿眼發懵，才知道寫作文和考北大不是一回事。
多年以後，陳凱歌忘了這個教訓，覺得寫好作文就能寫出好劇本。
考北大失利，陳凱歌報考了北電導演係——因為不考數理化，且年齡限製高（26歲）。
考試時老師問陳凱歌什麽是電影節奏，他不知道，但是為了麵子硬答一通。第二天收到來信，他被淘汰了。
讓陳凱歌意外的是，過兩天他又收到一封信，說電影學院擴大招生，讓他去參加複試。
進了北京電影學院，陳凱歌問老師，為什麽頭一輪就把他刷了？老師說：“我原指望你說你不懂啊，你不懂我們就能教你了，你說了那麽多我還教你什麽呀？”
陳凱歌的“顯擺”差點斷送他的前途。但他說，如果再來一次，他還得顯擺。
年輕時的陳凱歌
那年入學北京電影學院的還有田壯壯、顧長衛、張軍釗、何群、李少紅、劉苗苗、彭小蓮，他們同為傑出的第五代電影人，隻是這些人不是這個故事的主角，在此一筆帶過，他日另作詳述。
說回正題。1978年，陳凱歌、張藝謀聚首北電，此時的蘆葦還在陝西老家待業。
蘆葦與張藝謀同年參加工作，但工作第一天上了四個小時班，蘆葦就辭職了。辭職原因很簡單——不能讀書。蘆葦回到家，啃了四年老，他終日讀契訶夫、羅素、維特根斯坦，忙著解決自己的價值觀問題。
街道辦幹部得知蘆葦的情況，深感同情，本著關懷大齡待業青年的人道主義精神，把蘆葦塞進了西安電影製片廠（以下簡稱西影廠）。此時的吳天明已在西影廠工作多年，即將執導個人第一部影片。
進廠後，蘆葦每日顛勺炒菜，幹了兩年炊事員。直到張藝謀、陳凱歌入學那年，蘆葦才被調去美術組，做了繪景。
相比考上北電的張藝謀，蘆葦的機遇差了不少，但考上大學的張藝謀過得也並不輕鬆。
進入電影學院，“廠哥”張藝謀第一次接觸外國電影。在屏幕上看到比基尼和直升機的他被震到說不出話來。一回宿舍，張藝謀就迫不及待跟同學談論。路過的陳凱歌和田壯壯看到，相視一笑，說：“劉姥姥來大觀園了。”
張藝謀年紀大，又做了三年農民七年工人，在學校經常被同學嘲笑。遭受“校園霸淩”的他差點打包回了西安。
好在張藝謀是個硬漢，在北電的日子加倍用功，買不起攝影書就生抄20萬字。考完試，張藝謀各項成績都很好，慢慢受到同學敬重。
曾嘲笑過張藝謀的陳凱歌在攝影展上看到他的作品，覺得此人不是等閑之輩，心裏生出幾分敬意。
兩年過去，別的同學正讀大二，特批入學的張藝謀卻麵臨著學業中斷。他難過，跑去隔壁導演係找田壯壯訴苦：“哥們兒這一走，可能就回不來了。”
所幸電影學院給了機會，張藝謀及時轉正，念完了大學四年。拍攝畢業作品時，張藝謀加入田壯壯導演的《紅象》劇組，去雲南拍片。
張藝謀（右四）拍攝畢業作品
後來拍出《大宅門》的導演郭寶昌看到這部片子時驚了：“我操，看到那畫麵我就傻了，中國他媽的要出大師了！”
從雲南回到北影，張藝謀和陳凱歌一起看了《紅象》的樣片。陳凱歌評價不錯，張藝謀卻未覺滿意。
陳凱歌對張藝謀說：“八二屆153個同學，有一點數你最強烈——心比天高。”
臨近畢業，學校老師說，可千萬別覺得自己了不起，畢業進了廠子，不熬上十幾二十年誰也別想掌機。
張藝謀算了算年紀，感覺前途又灰暗起來。
相聚
1982年，北電78級畢業，根正苗紅的田壯壯進了北京電影製片廠（以下簡稱北影），陳凱歌進了北京兒童電影製片廠，顧長衛去了西安電影製片廠。受“非正常入學”的影響，張藝謀被分配去了廣西電影製片廠（以下簡稱廣影）。
80年代結束，百廢待興，人們對文藝生活來者不拒，談戀愛都要拿一本尼采、弗洛伊德。
拜新風潮所賜，加上廣影廠長韋必達賞識，張藝謀剛畢業就擔任攝影，掌機拍攝《一個和八個》。
幾個人向廠長表決心，剃了光頭要拍好電影。一夥人坐火車去拍攝地時，還被警察誤認為是流氓團夥給抓了。
《一個和八個》
《一個和八個》拍攝完成，第五代導演的第一部電影問世。
1983年，廣影看中了西影的劇本《黃土地》，準備籌拍。攝影敲定了陝西人張藝謀。導演一時沒有合適人選，張藝謀推薦了同學陳凱歌。
彼時陳凱歌在北京，但不像張藝謀在廣西廠受重用。廠裏前輩林立，輪不到陳凱歌發揮。廣影惜才，花四倍工資把陳凱歌從北京借調出來。
廣影廠長躊躇滿誌，派遣得意人選奔赴西安，等候他們凱旋，卻不知此行是“放羊入虎口”。
1983年10月，43歲的吳天明出任西影廠長。那時西影影片拷貝發行量全國倒數第一，全國上座率最高的10部影片沒有一部出自西影。許多西影廠的職工去北京出差，都把膠片筒上的“西安電影製片廠”幾個字朝裏貼著褲腳，生怕丟人。
出任廠長前，吳天明已經是成名的導演，以脾氣火爆著稱，見到不稱職的領導就直懟，在廠裏樹敵無數。有次一句話差點把領導懟哭了：“我不當領導還能做導演，你不當領導什麽也幹不了。”
出任廠長後，吳天明悄悄地對身邊人說：“兄弟，以後西影廠是咱們的天下了。”
接手時，西影廠裏的幹部平均年齡50歲，廠子管理混亂，士氣低下。吳天明召集全廠職工開會，當天，廠裏所有中層幹部就地免職，空出的職位全部讓給年輕人。
求賢若渴的吳天明，正趕上廣影將張藝謀、陳凱歌拱手送上。
拍《黃土地》時的張藝謀陳凱歌
來到黃土高原選景的陳凱歌、張藝謀沒了盤纏，車也壞了，餓著肚子拄著拐棍走到西影，投奔吳天明。吳天明給了幾人兩千塊錢，又安排食宿，協調出一輛吉普供他們采風。
改變中國電影格局的力量首次在西影聚齊。
有人說，中國電影的輝煌始於1983年。確實，這一年“電影教父”吳天明出任廠長，張藝謀與陳凱歌雙峰聚首，拍的是震驚世界的《黃土地》。
在中國電影的高光時刻，未來的第一編劇蘆葦卻因流氓罪“進去了”。
那會兒正是嚴打時期，蘆葦“頂風作案”，參與地下舞會，和陌生女人跳貼麵舞。組織舞會的女老大馬燕秦先一步被槍斃，曾參與跳舞的人也被列上抓捕名單。8月中旬，警察封了街，開始抓人。
得到風聲的人都跑了，蘆葦錯誤地估計形勢，覺得跳跳舞犯不著逃跑。他一人坐在宿舍進行思想鬥爭：是自首呢，還是跑呢？沒等他想明白，公安已經進了屋。
蘆葦一身勞動布工裝，長相也樸素，咋看不像跳舞的，公安連問好幾聲：“你就是？”蘆葦生怕長官否定了他的藝術氣質，連連點頭，說是我是我，我就是跳舞的。
蘆葦被帶走了，在裏麵蹲了11個月。
“嚴打”時期的公告
世間福禍難料。出了監獄，蘆葦成了名人，十裏八村的文藝青年都敬他一聲哥。甚至在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中，這段牢獄之災始終隱隱發揮著餘熱。
蘆葦出獄時，《黃土地》已經拍完了，陳凱歌被北影廠當寶貝一樣捧了回去。陳凱歌原本是北京人，留不住，吳天明把挖人的心思全放在了張藝謀身上。
畢業時張藝謀一心想來西影廠，無奈當時廠長不是吳天明，挑人時沒要他。錯失張藝謀成為吳天明最大的遺憾，看完《黃土地》，他決計要把張藝謀留下。
吳天明拍《人生》的時候就想找張藝謀來做攝影師，但張藝謀在廣影拍戲，吳天明憋著沒拆廣影的台。拍《老井》時，吳天明跟張藝謀說：“你必須來幫我，你來做攝影，咱們一塊把這個戲弄好，弄完以後你愛到哪去到哪去。”
嘴上是這麽說，但吳天明一心還是想把張藝謀弄到西影來。
第一步，就是把張藝謀的老婆肖華弄進廠。沒地方交割，就放在宣發處當資料編輯，那種編輯多一個少一個無所謂。好幾個吳天明想弄來的文人的老婆都在宣發處，路遙的老婆也在。
為了張藝謀，吳天明和廣影結了梁子。
張藝謀與吳天明
1983年底，《一個和八個》被當做“精神汙染”的典型批判，廣影廠長韋必達站出來力挺年輕人：“對青年人要關心愛護，如有錯誤我廠長負責。”1984年7月，《黃土地》送審時遭電影局領導無端指責，韋必達又去和領導爭吵。
因為這兩部電影，韋必達被調離一線，廣影由高廠長接任。
張藝謀給老廠長韋必達寫信說：“也許，我們將來可能成為藝術大師、名人，但我們永遠記得當我們年輕時，我們是怎樣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攙扶我們……我們也有年邁花甲之時，但我們會想起我們的《一個和八個》，我們的《黃土地》，我們的廣西廠廠長……”
韋必達離任，吳天明點名向廣影要張藝謀。接任的高廠長打死不願意，說當時張藝謀一心想到西影廠你們不要人家，我們廣西廠這麽窮的小廠，把凱歌、何平他們八個人都要了，你們看人家現在成了氣候，眼饞了。
有一次開創作會，西影宣發處處長柏雨果（張藝謀老婆與路遙老婆的上司）和高廠長碰了麵。開完會，高廠長說：“柏處長，你回頭跟你們吳廠長捎個話。”柏雨果問捎啥。高廠長說：“你告訴吳天明，他很無恥，很不要臉！”
吳天明不在意這些細節。對新人的任用讓他不亦樂乎，他給顧長衛分了房子，保著黃建新拍了《黑炮事件》。廠裏的年輕人如魚得水，老員工愁雲慘淡。
一位廠裏的老員工找到吳天明，一進門噗通就跪下了，說自己一輩子沒拍電影，馬上要退休了，求吳廠長給個機會。吳天明知道他才華平庸，也給他跪了下去，說你一輩子沒拍，也不差這幾年了，還是把機會讓給年輕人吧。兩人跪在地上對視好幾分鍾，老員工自知遇見了狠角色，起身悻悻離開。
西影廠裏一部分人在吳天明的保護下奮勇向前，另一部分人天天告狀，想盡辦法讓他下馬。調查組來了三波，還好調查結果一致——吳天明功大於過。
十年動亂結束，第四代導演正準備施展抱負時，第五代導演卻迅速崛起。用張藝謀的話說，“第四代導演在我們剛剛起步的時候，基本上就被我們拍死在沙灘上”。
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個電影廠廠長能夠決定電影人的命運。吳天明沒有打壓新人，反倒是給了他們最大的支持。
吳天明上任兩年，西影廠影片的拷貝發行量由全國最末躍至第一，利潤翻了兩番。上海發出“西望長安”的驚歎，北京則傳出“中國電影的希望在西北”的呼聲。
願為大哥肝腦塗地
1985年，陳凱歌拍出《孩子王》。吳天明對張藝謀說，咱還拍啥，差得太遠了。張藝謀觸動很深，也想著和陳凱歌較一把勁。
此時張藝謀應約回到西影，幫吳天明拍攝《老井》。
吳天明派張藝謀和幾個人去選角。現場烏泱泱來了幾千個人，張藝謀和他們一一握手。回到賓館洗手，洗出幾大盆黑水，男主角還是沒有著落。
吳天明想來想去，隻有張藝謀當過農民，又有那股勁頭，決定男主就是他了。張藝謀懵了。“頭兒，我沒學過表演啊。”
但張藝謀知道這是一次機會，答應下來。
接下任務後，張藝謀每天抗著上百斤的石板，走十幾裏山路。為了讓皮膚粗糙，一有時間他就抓兩把砂土放在手裏來回搓。拍井下被埋那場戲之前，為表現出奄奄一息的感覺，他3天沒有吃飯。
當年，張藝謀拿血換了一台相機，1985年，又拿命換了一個東京電影節影帝。
張藝謀與吳天明拍攝《老井》
後來，吳天明頂著一片罵聲，破格提拔攝影師張藝謀為導演，投資他拍電影《紅高粱》。吳天明說：“這樣一個拿命拚的人，我有什麽不放心？”
拍攝《紅高粱》時，張藝謀帶隊去了高密，一看傻了眼——高密已經幾十年沒種過高粱了。那會兒正是種高粱的時候，再晚就來不及了。可項目還沒批下來，張藝謀慌了。
吳天明得到消息，說這要是晚了就完?了。他火速從每個部門要了錢，給張藝謀打過去三萬多，讓他趕緊拿去種高粱，“出了事我擔著”。
張藝謀拍完《紅高粱》說了一句：“願為天明，肝腦塗地。”
拍紅高粱時的張藝謀、鞏俐、顧長衛
拍完《紅高粱》，張藝謀和還在上大學的鞏俐走到了一起。莫言說：“張藝謀和鞏俐不是緋聞那麽簡單。”
1987年，中影公司舉辦第一屆電影展，因為與西影有矛盾，陳凱歌的《孩子王》受到牽連，未被列入展出名單。
吳天明租了放映室，找人用英文寫了海報，說明《孩子王》的放映時間、地點。中影不讓貼，吳天明就自己舉著海報去外賓桌前轉。工作人員攆他好幾回，宣傳處長柏雨果拿著相機，想著誰打吳天明就拍誰。所幸那天沒有發生衝突，《孩子王》的電影拷貝賣了14個國家，成為影展的“銷售冠軍”。
陳凱歌說：“我這一輩子都不做對不起吳天明的事。”
《孩子王》《紅高粱》先後問世，在國際上斬獲大獎，此時的蘆葦還在美術部做繪景。趕上西影正讓周曉文拍《最後的瘋狂》，蘆葦看到劇本，說寫的太爛，自己寫都比這強。
周曉文給了機會，讓蘆葦改寫劇本。《最後的瘋狂》上映，成為1988年的票房冠軍，獲得當年金雞獎特別獎。
吳天明把蘆葦和周曉文叫進辦公室，說：“你們倆負責掙錢，掙了錢我來搞藝術。”蘆葦被破格提拔做了編劇。
文學部的人不服，找吳天明打小報告，說蘆葦連美術都不是，一破繪景的憑什麽來寫劇本，編劇尊嚴何在？吳天明回他：“你告別人的狀我都管，蘆葦我管不了，他以前蹲過號子知道嗎？是混黑道的。不怕死你自己找他說。”
打小報告的人傻了，再也沒提這茬。
在大哥吳天明的提攜下，幾個年輕人迅猛成長起來。
中國要出大師了。
合力
80年代末，蘆葦為《雙旗鎮刀客》做了大綱，陳凱歌拍了他心心念念的《邊走邊唱》，張藝謀卻接了一部商業電影，做了演員。
《古今大戰秦俑情》
拍出《紅高粱》的張藝謀根本看不起商業電影，演完就走了，連後期配音都沒去。但當時他在鬧婚變，所有人都在討論他和鞏俐，罵他是陳世美。剛好老板找他和鞏俐共同出演，給了兩人一個相處空間。
1990年10月，張藝謀與妻子肖華離婚，後來主動承擔起妻子的生活費用。
1991年，張藝謀執導，鞏俐主演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銀獅獎。張藝謀拉住蘆葦，徹夜在酒店討論這部電影的失誤，鞏俐不時端來茶點。兩個人總結出三十多條缺點，說還能做的更好。
獲得成功後還能細數長短，蘆葦覺得，張藝謀前途無量。
那時徐楓拿著李碧華的小說《霸王別姬》找到陳凱歌，想讓他翻拍成電影。陳凱歌找來蘆葦商量劇本。
陳凱歌與蘆葦
蘆葦說《霸王別姬》是個二流小說，無非男女情愛，格局不大。陳凱歌說蘆葦評價太高，依他看無非是個三流小說。蘆葦不知陳凱歌功力幾何，被他的話鎮住了。
恰好那時陳凱歌的《邊走邊唱》上映，蘆葦和李碧華也當了觀眾。電影放映結束，現場叫好聲一片。蘆葦卻私下和李碧華說：“我是邊看邊想，想他到底要說啥，看完也沒想明白。”李碧華偷笑說：“我是邊看邊睡。”
看完這部電影，蘆葦做了一個結論：陳凱歌做導演可以，千萬不能讓他碰劇本。
蘆葦說如果找他改編劇本，陳凱歌可以提意見，有問題可以商量著修改，但劇本一個字也不許碰。陳凱歌爽快答應，說：“那太好了，我省事了。”
編劇導演確定，劇組預算充足，準備挑選最好的演員。劇本初稿尚未完成時，陳凱歌與張國榮在香港文華酒店咖啡廳見麵，向他講述這個故事。
陳凱歌不知道張國榮能明白多少，隻是瘋狂講著。講完張國榮站起來和他握手，說：“謝謝你給我講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陳凱歌回憶說：“這是一個令人汗毛直立的瞬間。這樣的經驗隻有這一次。”
張國榮與陳凱歌
劇本進展飛快，陳凱歌不時向蘆葦拋出問題，蘆葦作答，兩人有來有回，像運動員一樣。劇本完成，發給陳凱歌的父親陳懷皚，把老爺子看哭了。陳凱歌抱住蘆葦，說太精彩了。
由於劇本出色，精彩程度遠超原著，李碧華把電影情節加進了自己的小說。
蘆葦知道劇本鐵定過不了審查，找陳凱歌商量，說要麽送假劇本過審，要麽這片兒幹脆別拍，沒勁。陳凱歌考慮一天，決定按蘆葦說的做，出了事他倆擔著。
蘆葦花五天時間寫了一個假本子，不出所料，順利過審。假劇本平平無奇，審查人員納悶，問陳凱歌這麽無聊的故事有什麽好拍的。陳凱歌打馬虎眼，說自己就想拍這個。
電影找來張國榮、葛優、鞏俐、張豐毅助陣，顧長衛擔當攝影。拍完，蘆葦找張藝謀來看。張藝謀評價說這是學好萊塢學得最像的電影。那會兒好萊塢是個貶義詞，張藝謀一句話把蘆葦和陳凱歌氣得夠嗆。
蘆葦與張國榮
拍攝時，蘆葦對張國榮說：“我已經在戲裏（借袁四爺）調戲過你了。”回到香港，張國榮寄給蘆葦一個精美的台曆，上麵寫著“送給我心中永遠的四爺”。
一群最出色的電影人，加上最佳狀態。《霸王別姬》尚未出世，已然注定是巔峰。
1994年，《霸王別姬》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
電影獲獎後，蘆葦約陳凱歌一起討論電影中的缺點，陳凱歌說一定一定。可二十幾年過去，蘆葦仍未如願。
《霸王別姬》成名，張藝謀緊跟其後，向餘華要了《活著》的小說版權，找蘆葦改編劇本。《活著》獲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葛優憑借福貴的角色拿了戛納影帝。
蘆葦後來說：“我很幸運，跟張藝謀、陳凱歌合作的時候，正是他們處於藝術上最純潔的階段，那時候我墜入幻境，覺得我們終於起步了。可我沒想到，那竟是我們這一代的終點。”
分散
九十年代初，第五代電影人合作締造了兩部電影高峰，而將他們集結起來的吳天明卻陷入人生穀底，錯過了中國電影最好的幾年。
80年代末，吳天明遠赴美國交流講學，後因為各種原因滯留下來。
那時吳天明的女兒在美國念書，兩人相依為命。為謀生計，他們包餃子賣給朋友，又開了一家音像店。
蔣雯麗、顧長衛去美國時，與吳天明一起在洛杉磯釣魚。男人們先講黃段子後講電影，然後便望著粼粼波光，陷入無盡的沉默。
一別五年，1994年，吳天明終於輾轉回到國內。
西影廠的輝煌已不複存在，許多曾被吳天明提攜過的人，在公開場合見了他灰溜溜離開。有人以為他再也不會回國，把廠裏的呆賬和壞賬都算到了他一個人身上。
吳天明回國後拍攝的第一部電影《變臉》，沒有一線演員敢接演。電視台跟蹤拍攝的紀錄片也被打入冷宮，不準亮相。
1996年，《變臉》在國外獲了三十多個獎項，但在國內幾乎看不到什麽宣傳。當然，即便沒有政策原因，這部主打傳統價值的電影也難有票房。
大哥離開的日子裏，一切都隱隱發生了變化。
《霸王別姬》之後，陳凱歌邀請蘆葦做電影《風月》的編劇。蘆葦查了資料，發現故事隻是源於坊間隻言片語，沒有真實曆史依托。他說沒有真實感的故事不會精彩，陳凱歌不信，兩人不歡而散。從這裏開始，陳凱歌的喜好一步步走向了魔幻題材。
1999年，陳凱歌寫《荊軻刺秦王》時沒有聯係蘆葦。但蘆葦喜歡這個題材，興衝衝找來，說不放心劇本的話我幫你寫，咱們再合作。陳凱歌回了一句：“我放心得很，我自己寫的。”
蘆葦一肚子話全被憋了回去。
後來薑文和陳凱歌的副手張進戰談事時，說《荊軻刺秦王》的劇本有很大問題。張進戰不放心，讓蘆葦把關劇本。蘆葦寫了一個條子，提了二十多條劇作硬傷。陳凱歌說拍攝時注意，但仍然對劇本十分滿意。
蘆葦直言，《霸王別姬》之後，陳凱歌開始自滿：“他的創作狀態在這之前和之後是判若兩人的。當時他很有激情，判斷力很敏銳，之後多的是精細籌算與自負自滿，而品格的靈氣卻離他遠去了。”
2002年，曾經看不起商業片的張藝謀拍了《英雄》。影片投資3000萬美金，國際票房1.7億美金（14億人民幣）。《英雄》國內票房達到2.5億，占據當年全國票房四分之一。中國電影進入“大片時代”。
《英雄》
2005年，陳凱歌也加入大片隊伍，寫了《無極》的劇本。劇本完成後，他非常自信，堅定地說這是個好劇本。
《無極》投資兩億人民幣，創造了當時的單日票房紀錄。電影上映沒幾天，口碑撲街，所有風頭都被惡搞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搶走了，一向文雅的陳凱歌失了風度，大罵其無恥。
陳凱歌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質疑他的編劇能力。
2006年，張藝謀找蘆葦探討《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劇本。討論了八天，蘆葦說劇本問題很大。張藝謀不以為然，說：“就憑張藝謀、鞏俐、周潤發、周傑倫這四個名字，兩億票房，蘆葦你信不信？”
當年那個細數影片功過的張藝謀已經不複存在了。
《滿城盡帶黃金甲》投資3.6億，動用了兩萬名群眾演員。這之後，王朔給了張藝謀一個評價：搞裝修的。
蘆葦說：“中國導演中沒有天才，組合好了，互相激發出創作力，各自貢獻優勢，就成了。反之，十有九敗。”
張藝謀與蘆葦
造就輝煌的三人再難聚首，蘆葦開始與其他導演合作。
2006年，吳宇森找蘆葦寫了《赤壁》的劇本。蘆葦翻閱資料，用劇本重建三國。最終，劇本沒有采用，吳宇森親自操刀，片中小喬對馬喊的那句“萌萌，站起來”就出自他手。
電影拍的是宏大曆史，觀眾卻在電影院頻繁笑場。蘆葦說一部史詩被吳宇森拍成了卡通片。
與王全安合作的《白鹿原》也遇到同樣的問題。蘆葦花五年時間寫了七稿，臨到開拍，王全安把蘆葦的劇本否了，自己花16天時間寫了一個新的。
厚重的現實史詩被拍成了一部偽情色電影。蘆葦看到成片，強烈要求把自己的編劇署名拿掉。
後來，蘆葦出了一本與好友的談話錄，在書裏把合作過的導演挨個數落了一遍。陸川看完書感歎到：
“蘆葦真敢說實話啊。我看完書就想，他這將來是不想混了吧！”
蘆葦想不想混已經不重要了，時代早已沒了他的位置。當然，他並不孤獨，與他同樣失意的還有大哥吳天明。
歸國十年，吳天明隻拍了兩三部電影。與政策無關，單純是因為他想拍的沒人看，有人看的他不想拍。張藝謀說：“我們還能庸俗一下，拍點商業片，他們那一代做不下去，他（吳天明）心裏過不去這道坎。他的純粹使他無法通融，對此他很痛苦。”
自己壯誌未酬，又眼看曾經一手提攜的兄弟拍起了《無極》和《黃金甲》，吳天明終於還是怒了。
“中國的編劇導演應該好好想想，我們要把觀眾帶到什麽地方去？”
“我問張藝謀，《三槍拍案驚奇》你想告訴人什麽？！”
《三槍拍案驚奇》
有記者把吳天明的話帶給張藝謀。張藝謀恭謙回應：“中國電影正是被票房綁架的年代。我們要試水，要兩條腿走路。這些吳天明導演都看在眼裏。半年前我和他見過一麵，我們談了很多，他不談我最近十幾年的作品，我知道他一直看不上。”
兩人的會麵被狗仔偷拍，隔天報紙發了新聞，標題是：張藝謀私會煤老板，預謀下部作品。
年輕的記者已經不認識吳天明了，把身材矮壯的他當成了煤老板。
新的時代裏，大哥吳天明已經成為過去式。
永遠的大哥
2012年，吳天明拍攝了導演生涯最後一部電影《百鳥朝鳳》，講的是兩代嗩呐人傳藝的故事。
焦三爺把衣缽傳給了徒弟謝天鳴。片尾，天鳴（天明同音）在焦三爺墳前，吹了一曲《百鳥朝鳳》，送師傅上路。
修改劇本時，吳天明把自己關在家裏一個多月，期間時常痛哭流涕。陳凱歌看出吳天明的心思，說他拍這片是“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2014年2月，《百鳥朝鳳》完成最後精剪。電影拍攝順利，後期也沒有遇到資金的困難。但進入發行上映環節時遇見了問題，大多數發行公司的意見是：“這片子拍得很好，但是不知道怎麽賣。”
2月12日，吳天明拉著好友鄭洞天（第四代導演）去電影院看了兩部“大IP”電影，想緊跟時代，看看什麽樣的電影可以一天票房過億。
看完電影，吳天明問鄭洞天，這兩部電影是怎麽回事。鄭洞天皺著眉頭，半天說不出來。
還好他們看的不是《前任3》，否則看到韓庚摳屁眼聞手還能有19億票房，更想不明白了。
這次觀影之後一個月，吳天明突發心梗去世。
張藝謀、陳凱歌、蘆葦、田壯壯、顧長衛、黃建新、謝飛、鄭洞天、蔣雯麗等第五代影人趕來參加他的追思會。
吳天明女兒說，父親手機裏存著一條短信，是發給某發行公司老總的。
“請您看看這部片子，幫我出出主意，怎麽樣可以發（行）。”
曾經傲視群雄的吳天明不得不在市場麵前軟下身段。然而這條短信依然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追悼會上，導演鄭洞天說：“他（吳天明）一直希望看到藝謀和凱歌再次拿出《活著》、《霸王別姬》這樣的作品，可惜他沒看到。”
十幾年來，吳天明一直看不上張藝謀的片子。張藝謀說：
“我當時有一個想法，就是《歸來》做好了，請頭兒看一下，希望聽到他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
可惜，一切都來不及了。
吳天明去世後，成都報社的記者打電話給鄭洞天，問他有什麽可回憶的，最好有點兒“料”。鄭洞天讓他回去翻翻1985年5月份成都的報紙。
1985年5月27日，成都舉行百花獎，那天剛開會就下起大雨。散會後，沒人離場，四川大學一萬兩千名師生披著雨衣、頂著草帽站在雨中看完了那屆最佳故事片——吳天明的《人生》。
電影放完，學生們自發地高喊“人生萬歲”、“電影萬歲”，甚至還有“吳天明萬歲”。
謝飛導演說：“最偉大的電影莫過於此，一萬兩千人站在雨裏看電影節！”
三十一年後，吳天明的遺作《百鳥朝鳳》上映。
上映一周，電影票房僅有364萬。擔任電影宣發的方勵視頻直播下跪，懇求院線經理為《百鳥朝鳳》增加排片。
吳天明曾問過，為什麽那樣的電影可以一天過億。葬禮上，第四代導演鄭洞天想到了一個不是答案的答案：“我們這一代人過時了。”
大哥吳天明的追思會上，第五代電影人再次齊聚。回想起當年的聚義，一切都如夢幻一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