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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苦思甜”中的另類情色

(2014-04-22 07:41:29) 下一個

  對於象我這樣七十年代中期出生,沒有真正經曆文革的人來說,雖然也讀著周扒皮之類的故事長大,但終究沒能趕上吃憶苦飯,聽憶苦報告這樣的熱鬧場麵。自己開始做這方麵研究的時候,隻能依靠文本和檔案,但閱讀的過程給我一些很意想不到的感覺。首先,在階級話語的構建中,身體的隱喻確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翻身”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這種邏輯下,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暴力必須以對身體的淩虐---拷打,強奸---來呈現,才能具體化和形象化,其次又常常需要加入性別的因素,即男性對女性的性侵害,才能加強效果。

 

  1964年的貴州《山花》文學雜誌11,12期合刊登載了一篇《兩代人的遭遇》“家史”文章,女敘述人講述自己所受到的虐待時說

 

  “地主婆走到我身邊,先用手捏住我的乳房往外擠,把奶水擠得冒出三寸遠,才把娃娃抱來吃…我每喂一次奶,她就要擠一次。”

 

  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來說,這段情節的邏輯很不清楚,為什麽要把人奶先擠出一部分,再喂小地主?難道“舊社會”認為奶的後半段更有營養? 或是象護士試注射器一樣?但這段描述中居然出現了“乳房”這個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學中無論如何很少看到的詞匯。

 

  上述行為出現在女性之間,但同一年的《山東文學》中出現了更為離譜的“家史”:

 

  “(地主)陳老三弄了一副木夾板,夾住乳房往下擠。張大娘的乳房被擠得浮腫發紅。陳老三怕張大娘回家給孩子吃奶,兩個月才叫回家一趟。臨走時還得用鐵絲把奶頭擰住。孩子見娘怎能不要奶吃?丈夫和張大娘把鐵絲環弄下來,孩子吃完再擰上。回去陳老三一見鐵絲變了樣,逼張大娘跪在磚頭上,用皮鞭抽得她遍體鱗傷。”

 

  看來當一個地主的確不容易,他不但需要用木夾板親自上陣去夾奶媽的乳房(擠奶為何要用木夾板而不直接用雙手,是不是因為“男女授受不親”,這裏也沒說清楚),還要研究怎樣用鐵絲去鎖住乳頭,再鍥而不舍地脫衣進行質量檢查,而該奶媽不但每次不加反抗地接受“夾”和“擰”,還趕著回去上班,實在是匪夷所思。更無法想象的是,她的貧下中農丈夫明知妻子的乳房天天被男地主擠和擰以至於紅腫,還看見了鐵絲,不僅無所作為,還幫忙把鐵絲卸下再裝上,然後目送她回地主家接受檢查。天下有這樣的丈夫嗎?拋開邏輯的荒唐和對“勞動人民”事實上的汙蔑,這段短短的文字,不僅出現“乳房”,“奶頭”這些在同時代的《雷鋒日記》之類讀物中絕對不會出現的詞匯,還露骨地描述乳房“浮腫發紅”,不知是作者的想象還是張大娘口述自己當時“浮腫發紅”。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段描寫刊登幾個月後又出現在了同一本雜誌的讀者來信中。這位深受感動的讀者看來特別喜歡這一段,他不惜篇幅,在《歡迎這樣的家史》的標題下,把關於張大娘乳房受虐的這段描寫單獨挑出來,原原本本地複述了一遍,雜誌也就原原本本地重登一遍。我懷疑“木夾板”,“鐵絲”,“乳房”,“皮鞭”,  “遍體鱗傷”這些在今天看來屬於性虐待的意象中所呈現的,究竟是“階級壓迫”,還是一種特殊年代的微妙而隱晦的情色幻想。

 

  在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的文章《〈收租院〉是怎樣編造出來的》中提到一位憶苦思甜專業戶“羅二娘”,即《收租院》泥塑中被拖著離開自己的嬰兒去給劉文彩喂奶的那位婦女的原型。羅二娘經常在報告中聲稱她給劉文彩喂奶,還說劉文彩把她的“奶奶”——四川話乳房——咬了。且不說成年人劉文彩是否確實有吃人奶兼咬女佃戶乳房的怪癖,把這種事情用“汙穢粗俗”(劉小飛語)的語言反複公開宣講,似乎也隻能理解成一種特殊形式的意淫,因為這種黃色的,少兒不宜的內容不論真假,大概隻有籍“憶苦思甜”的方式才可能公開地,反複地當眾敘說。按劉小飛的說法,羅二娘的這套說辭很可能是在一個女性工作隊員的誘導下形成的。那麽,當一個女性工作隊員要求一個女性農民編造乳房被咬這種充滿性暗示的情節,或者幫助一個女性農民回憶自己二十年前乳房的被咬,不也更象是在潛在地滿足她自己和聽眾的性幻想嗎?如果羅二娘真如劉小飛的大邑鄉親們所敘,是“本地長相最醜最不愛衛生的婆娘”,而且根本沒有進劉家莊園,她對有關劉文彩吃奶細節的講述,同樣可以看成是女敘述者對自己當年根本無法接近,但此時又已經死去的大地主的合法意淫。

 

  社會主義文藝作品中妖豔的女特務或者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林立的大腿意外地成為“五零後”男青年性啟蒙的教材這一事實,已經越來越為人所知,但我們仍然不太清楚那些露骨低俗的憶苦講述和文字究竟起了什麽效果。有趣的是,虛構出來的“憶苦思甜”中明顯的性意味及其意外後果,被當過知青的作家王小波以(半)虛構的形式非常準確地捕捉到了。在小說《革命時期的愛情》裏,王小波描寫女知青“X海鷹”在性禁錮的革命年代正值妙齡,但卻是從男性軍訓教導員的“憶苦思甜”報告中第一次聽到“強奸”這個詞。教導員講的這個離奇的故事說的是自己的四個年輕的姑姑當年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被一群日本鬼子綁架到破廟裏強奸了。故事原本是為了激發階級仇和民族恨,卻讓青春期少女“X海鷹”聽得意亂神迷。在瞬間的性幻想中,她覺得自己成了那四個姑姑中的一個。

 

  王小波對憶苦思甜故事的看法是:“這種東西的主要成分就是浪漫,永遠要出奇製勝,花樣翻新。”為什麽要編造這類荒誕不經的故事? 王小波的解釋是:“在萬惡的舊社會,假如你有四個姑姑和表姐被日本鬼子奸殺,就是苦大仇深,可以贏得莫大光榮;除此之外,還對革命事業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在這種情況下,難免會有人想貢獻幾個姑姑或者表姐出來…”

 

  這裏的邏輯是:不論真假,故事越離奇,越“浪漫”,就越感染人,越感染人,就越能激發仇恨。但這可能是一廂情願的,因為“張大娘的乳房”在重複中似乎在被讀者玩味,羅二娘現身說法的咬奶奶故事聽來像是陳述她自己的隱秘的欲望,而王小波講的故事(1)中的故事(2)竟然激發了故事(1)中革命年代的女性的一次性喚醒,而形式是聽者無恥地把自己置換成性受虐(而非民族恨)的主體。人性在隱秘中完成了對政治的一次次反叛,如同魯迅的《肥皂》裏道貌岸然的四銘老爺幻想用肥皂把女叫花子“咯吱咯吱遍身一洗…”

 

  想起多年前看了,後來也不斷重看的一部紀錄片,一位名人對著鏡頭質問,盡管針對的具體情境不同:

 

  “為什麽要編造謊言,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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