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18歲，家住XX縣城裏。當時正在準備高考。6月18號晚上，廣播裏發布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 文革開始，學校停課了。高考製度被廢除了，這一廢除就廢除了11年，直到1977年才恢複。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是在黨政機關和工作組領導下，一開始是破四舊，破除習慣，舊風俗，舊文化，傳統節日，書籍，字畫通通燒掉，除革命書籍，馬恩列斯毛外。剛開始的時候劉少奇還在，運動是在工作組的領導下，工作組依靠紅五類，批判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也揪鬥學生，關押學生。然後是互相抄家，抄家後回單位。學校裏學生開始揭發老師，我的學校一名老師在被學生批鬥一個星期後自殺。在工作組的支持下，對揭帽右派也進行批判。後來，上麵突然宣布工作組是錯誤的，運動的領導由中央文革替代，批判劉少奇。文革這時候才算正式開始。運動的方向從破四舊變成奪權，主要針對黨政幹部，紅衛兵也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縣長，書記都被奪權。工作組的開始檢討，他們根本沒有料到毛澤東的方法和態度。
當時我這樣的學生，對毛澤東的態度就是相信毛澤東是不會錯的，根本不可能懷疑他。對他說的一切，做的一切都深信不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這樣。一切聽黨中央，毛主席。我的家庭成分是中等的勞動人民，屬於不紅不黑。我參與了破四舊，後來成為紅衛兵，那時是害怕參加不了。在鬥爭走資派開始後，階級成分的限製放鬆了，所有人都可以參加鬥走資派，目標很明確。這時候，整個社會開始形成派性，學生發表宣言，綱領，觀念接近的結成學生組織，成立戰鬥隊。1966年底通過大串聯擴展到全社會。成立學生組織的都可以申請國家經費，組織成立後，滿街到處是大字報，天天辯論，演出特別發達，整天象過節一樣。我們就向縣領導進行奪權鬥爭，認為他們是走資派，支持他們的人是保皇派。然後，軍隊的介入起了關鍵作用，在一個縣城，主要是指武裝部。群眾往往分裂成為兩派，等待軍代表裁決。後來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軍隊人員組成革命委員會。軍隊一旦介入，就采取一邊倒的方式，我所在的派別成為在野派，於是就不斷反對，通過大字報，辯論等等方式，說對方是偽政權，當時的心理是等待中央裁決，所以故意通過武鬥流血引起中央注意，這段時間根本沒有法製。派別之間由辯論發展到自製武器，搶軍隊武器。生產幾乎停頓下來。
在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據北京傳來的消息，毛澤東開始貶斥紅衛兵，北京的紅衛兵領袖蒯大富受到批評。工宣隊進駐各單位，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紅衛兵不吃香了。這時候感覺到紅衛兵時代結束了，接下來就是到農村接受再教育。我70年下鄉當知青，不再參加文革了。在農村，看到毛澤東與斯諾的對話，斯諾說，幾百萬的紅衛兵喊您萬歲， 毛說，紅衛兵中喊萬歲的人裏，有人真心，有人是不得不喊，有人是受逼迫。毛澤東還對斯諾說，現在是真刀真槍地打起來了。我沒有懷疑過毛澤東，但看到這句話，心裏閃過一句，主席您說得輕鬆，我們可是懸著腦袋在幹哪。在農村參加勞動，掙的還不夠吃，農民愛惜耕牛，所以我們勞動隻能靠自己。因為對立麵掌權，我不可能回城，就到省城找工作。林彪事件發生的時候，有人開始傳這件事，有人從幾十裏外來，專門告訴我消息，當時的感覺？就是很震驚，但仍然不會懷疑毛澤東。上麵的解釋很快下來了，也能自圓其說，我也接受了當時的解釋。
當時還有一個感覺，就是應該考慮生存，不能再無休止的革命，政治熱情開始消退。開始考慮吃飽飯，成家，立業，不再激動，生存取代了理想主義，因為我們也從曾經不可一世的角色變成改造對象。開始想找個工作，生存，應付現實問題，這是自然而然的。七十年代初的一年，哪一年忘了，毛澤東接見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我在報上看到照片，覺得不妙，毛澤東的頭靠在沙發上，他的健康已經成問題了。（訪問者注：應為1974年）我感覺他所反對的人有一天會政變，複辟，真的產生赫魯曉夫式的政變，而我們這些跟著他鬧的人會倒黴。我感到一種恐懼，然後鬧回城，搞經濟鬥爭。有恐懼感。毛澤東死的時候，還是極度悲痛的，很悲痛，空前的場麵，可以說是極盡哀榮吧。我是搞藝術的人，當時覺得恐懼，覺得會倒黴，但還不是根本懷疑。後來我準備寫小說，從側麵觀察社會，在鄧小平時代，對文革的認識才完整起來，真正認識文革是政治上的敗招，對社會是災難性的，認識到文革的荒謬和對正常人的扭曲，但此時政治冷淡已經根深蒂固了。鄧小平上台後，搞清查，還好，他隻要求說清楚就行了，但我因為擔心，把文革期間記錄的筆記，包括很多數據在1979年左右全部燒毀了，如果能夠留到今天，對研究也許會很有價值吧。這樣反反複複，前後完全相反，但所使用的符號，方式又非常相像，這對我的精神刺激很大，我也從此離開政治，終身對政治不再感興趣，甚至完全厭惡，冷漠，覺得不真實，不可認真看待。我曾經見過一個出身不好的人躲進大涼山躲了十年，因為彝族人不管政治。總之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所有政治都徹底冷淡了。
我慢慢地理解了中國曆代為什麽會有這麽多的隱士，理解了隱士為什麽會隱，其實是保持一種完善自我的尊嚴。我對佛感到親切，說來也怪，我在文革中就想讀佛經，但馬列主義認為宗教是精神鴉片，在當時是不可能，受到禁止的。近幾年，我已經進入晚年的時候，加上文革刺激，開始用因果的道理思考世界，對自己的世界觀和看法也產生很大改變，解釋了精神上很多痛苦。另一方麵是用藝術作為寄托。我對儒道釋的興趣的確和文革的刺激有關。佛和道，或明或暗地在影響中國人，影響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包括毛澤東本人。我總覺得毛寫出來的東西是應世的，他的內在，有些東西我們不明白，是道家的。而當年是依靠馬列，我曾經每天研讀馬列經典原著，以做職業革命家為責任，我讀曆史唯物主義，反複地讀毛選四卷，當時的感覺是，他分析得頭頭是道，覺得自己如果在當時，會毫不猶豫地跟他走，當時的我們真是毫無防範的，他一說什麽，毫不懷疑，後來才知道是一場騙局，後來的感覺呢，就是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你問到懺悔，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懺悔，這對曆史是有價值的，是重溫曆史的方式，有助於積累人類經驗。作為個體，對文革是無法回避的，當時的傷害並沒有消除，重溫，回味，懺悔是有必要的。過去的同學朋友見麵，開玩笑問，再來一次文革，還會不會再參加？這個問題回答不了。當時的氣候就是那樣，你知道麽，有一個現象，紅衛兵中年齡越輕的越英勇，對毛越崇拜，願意為他犧牲，這是忠誠的恐怖力量。他的巨大權力，強大理念力量指揮下產生的運動，其實就象希特勒的黨衛軍···太厲害了···
(根據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