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關於清華大學校長讀不通黃遵憲詩的新聞和評論，曾很熱鬧了一下，有的還非常刻薄，現在的人民大學招生處長事件，也頗搶眼。恰巧我正在讀兩本早年台灣出版的書：專記傅斯年的《傅孟真先生年譜》和羅家倫著《逝者如斯集》，雖然其內容幾囊括中國現代史諸多重要方麵，我在其間倒特地注意了一下兩人“做校長”的經曆，轉述如下。
兩位先生中，傅斯年曾於1945年擔任北大代理校長，後在台灣任台大校長，羅家倫是1928年第一任國立清華大學的校長，後來任中央大學校長。這二人是至交好友，1918年創辦《新潮》，鼓吹新文學，又是五四運動身體力行的先驅，上街遊行，原本給我的印象，多少有“激進”的感覺。讀了兩書，發現完全不是。
首先，作為學者和大學校長，這兩人的共同特點是“博”。這無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代精神和對中國傳統的重大突破。中國傳統士人也有“博”與“約”之說，但傳統的博仍在經史子集的範圍內，不會涉及到近代自然科學領域，到了近代，有了明確的學科分類，學人又多成了在某一特定領域的專家，能貫通文理的仍是少數。傅斯年1913年十八歲時考入北大預科，以語言文字為讀一切書的全體，遂於1916年入北大中文係，1919年從北大中文係畢業後，考取山東省官費留學英國。但是，傅斯年很快衝出純文科研究的羈絆，來到英國後，他首先進入倫敦大學學習生理學，打算從生理學以通心理學而進於哲學，而在英國的三年間，他還兼研習數學。當時的大學風氣，對自然科學非常傾倒，想從中獲取科學方法的訓練。但畢竟是文科出身，傅斯年對英國的哲學，曆史，政治，文學的書籍都廣泛涉獵，甚至能在蕭伯納死後著文批評其戲劇作品。1924年，傅斯年29歲，在柏林大學既聽相對論，又聽比較語言學。《年譜》中說，傅斯年不論中國的經史子集還是西洋史哲，無所不讀，“最新的科學書籍也讀得津津有味”，有一次台大教員討論數學課程，校長傅斯年也參加，事後，工學院院長對人說，我沒有想到校長對數學也有這麽深的造詣。可以說，正是在五四一代人中出現了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幾個通才，這並非“學貫中西”和“博古通今”所能涵蓋，打通文理的界限，實則要比在文科內部打通古今更需要勇氣，但這卻是五四一代的風氣，具備了這樣較為完備的知識結構再去做大學校長，不論什麽背景，當不會念不通清詩。
羅家倫也是文科出身，初入北大時學習外國文學，但對於科學的認識並不膚淺，在1928年任職清華大學校長的演說中，羅家倫提出要添設地理係：“我們不要從文史上談論地理，我們要在科學上把握地理···用科學的方法···從地形學，地文學，測量學，製圖學，乃至航空測量學，以得到精密可靠的地理知識”。羅家倫還說，清華的弱點是房子太華麗，設備太稀少，他宣布今後盡量減少行政費用，確定以百分之二十的預算購置圖書儀器。抗戰爆發時，羅家倫任中央大學校長，他因為預測中日之間不免一戰，所有早就預定了幾百口大箱子用來搬遷圖書和實驗用儀器設備，包括航空工程教學用的三架飛機和醫學院的二十四具死屍。為了運送中央大學牧場的國外良種牲畜，羅家倫與航運公司商定，將一艘輪船的一層改造後，裝入“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雞”，從南京千裏迢迢運到了重慶。這些動物雌雄配對，恰如《聖經》中記載的諾亞方舟一般，到達目的後沒有一隻死亡，成為抗戰史上的一段傳奇。如老校長一般廣博固不必強求，但現任的清華校長若有一點這樣的對小事（其實哪裏是小事！）的嚴謹和負責，完全可以，也應當事先把要贈送的詩作讀一讀，請教一下專家，也不致鬧笑話。
其次，兩位老校長對待學生的熱誠和負責在今天恐怕隻能是成為追憶。
抗戰初期，南京中央大學在被敵人炮火襲擊的時候，有一天羅家倫突然覺得位於校內的女生宿舍和校外的男生宿舍不安全，於是立即要求女生限時遷離，男生從二三層樓遷到一樓，學生嫌麻煩還不太情願，後來在羅家倫強令之下搬走。結果男生宿舍二三樓果然為炮火打中，一樓卻安然無恙，女生宿舍被炸毀，但因學生已經在強令之下離開，也無一人傷亡。後來有學生來致謝，羅家倫在回憶中指出這是一個有責任心而頭腦冷靜的人份內之事。但這中間，的確有對於青年學生發自內心的關愛。
傅斯年對待學生也非常關心。有一位台大畢業生曾回憶說，傅斯年一到台大上任，立即修建學生宿舍。有幾十個學生在體檢中發現肺病，傅斯年非常著急，馬上命令在校園內空氣好的地方讓出幾間房子，做學生的療養室。患病學生每人領奶粉兩罐，魚肝油兩瓶，菜金三十元。傅斯年自己曾經經曆非常艱苦的學生生活，因此十分同情貧困而有才學的學生，還從學校的經費中專門節省一筆錢設立獎學金，並津貼各種學生社團活動，論文，演說比賽。甚至連學生私人經濟實在有困難去找傅校長，他也肯幫忙。而傅斯年最恨貪汙，他在學生刊物上刊登廣告，要求教授，職員，工友，學生檢舉貪汙。另外，傅斯年也為學生樹立平等待人的典範，兩次在台大校慶大會上都說，“學校的進步，就是靠諸位工人朋友···” 也是不久前，我讀到的一則新聞中說，有一所大學裏的建築民工貼出告示，告誡大學生尊重他們的勞動，聯想到傅斯年的事，覺得校長在這方麵也是負有教導之責的，可又有過那一位當今的校長會在大會上將學校的進步歸於工人而不是“上級領導”？哪位校長又會象傅斯年和羅家倫一樣縮減行政經費來補貼學生，購置圖書設備，反過來幹的可能還有。
自民國初年後，大學風氣漸變。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學生與教師校長之間逐漸平等，而學生日益有激進乃至暴力傾向，傅斯年則完全用民主平等的態度對待學生。《年譜》中說，傅斯年平常含著一個煙鬥在台大校園裏走來走去，有一次看見學生在實驗室看草履蟲，傅說，“我在倫敦的時候也看過的”。有位學生開玩笑說，你吹牛，他哈哈大笑而去。有時傅斯年在校內合作社買麵包吃，常常被學生敲竹杠請客，而傅斯年剛到台灣的時候，經常是囊空如洗。傅斯年鼓勵學生寫信給他，每信必複，有時學生的措辭很不客氣，但傅斯年的回信措辭非常客氣。連戰在北大演講提到北大與台大的自由主義精神傳承，傳遞人不正是傅斯年麽？讀到此，我又想到我1990年代在北京某大學念書，同學中有人因為打架糾紛，覺得處理不公，要見校長------ 一位頗有風度的教授，結果他們在校長室門口就被外間的秘書擋了駕，根本就見不了。在我畢業後幾年，聽說這位大名留在我畢業證上的校長因為學校基建中不幹淨，已經被查處了。傅斯年反對的兩點，不平等和貪汙，他都占了。時至今日，五四精神在官方手裏被扒得隻剩“愛國”的內褲，但學風的紮實和貫通無人提及，大學校長的民主平等寬容之氣更蕩然無存，豈不可笑。
第三，校長如何對待政治。在抗戰之前，傅斯年是基本不介入政治的，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之後，才與胡適等人一起加入新成立的國防參議會。1938年，傅斯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羅家倫的回憶中指出，傅斯年在政壇上除了抗戰外，積極為兩種主張呼籲，一是反對一切違背時代精神，科學理論而開倒車的議案；一是反對危害國計民生的貪汙事實”。傅斯年以他的醫學和生理知識，明確反對將中醫定為國醫，按後來的某人的某種說法，“救亡”是壓倒了“啟蒙”的，但在傅斯年這裏，救亡是救亡，科學啟蒙仍然來不得半點馬虎，兩者何嚐衝突？抗戰時期，教育界曾經興起辯論，即戰時教育是否應當為當下的抗戰政治服務。到後來，還是確定著眼於長遠，保持原有的學術和教學標準。遷入內地的中央大學，在教學方麵擁有五十六個係科，九個研究部，其內容為當時大學中最全麵和繁複的。羅家倫向來認為，訓練青年應注重基本的知識，和培養厚重的品格，不可過於求速。在《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一文中，羅家倫說，敵人的強，是多方麵促成的，因此，應當是我國的農找著敵人的農來抗，學校找著敵人的學校來抗，“中央大學抗日的對象，就是敵人的東京帝國大學”。但是，“我們希望我們以科學和一般學術，壓倒敵人，就是我們的空軍強大到轟炸東京的時候，我也不希望他轟炸東京帝國大學，像他們轟炸我們一樣”。這是何等的胸襟和遠見！
1946年，國民政府擬請傅斯年出任國府委員，傅斯年致書謙辭，聲言“斯年實一愚憨的書生，事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可見其頭腦中對知識分子該幹什麽非常清醒。作為國立大學校長，與各方的人事關係在所難免，但是傅斯年對招生極度嚴格，他設置的考場滴水不漏，“如臨大敵”，絕對不招收不經由考試入校的特殊學生。而對教授，傅斯年除了少數信任的人外，多辦經由考試的方式錄用，沒有真才實學的人，無論何人介紹，他也置之不理，卻會錄用毛遂自薦，經考察認為合格的人。羅家倫掌清華，也是從重新選聘教員開始。羅家倫在就職演說中說，“為青年擇師，必須破除一切情麵，一切顧慮，以至公之正之心，憑著學術的標準去執行”。經過改組，原清華的教員中，隻有十八人留用。羅家倫與政治人物戴季陶的關係，已有文章略作討論，值得指出的是，兩人相識於1916年前後的學生時代，羅家倫與傅斯年在北京辦《新潮》的時候，戴季陶在上海辦《民國日報》，將一版改作白話文，與北京遙相呼應。國民黨中央籌辦黨務學校，兩人同為籌備委員，因此，他們之間原本就無官場的上下等級關係，更象是經年的老友和同事。羅家倫的回憶文集中，有一篇《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據說國民黨時期的大學校長，都必須是國民黨黨員，對於傅，羅二人的“政治麵貌”，兩本書中都沒有提及，從後來的經曆看，他們是國民黨人是可能的，不過放在曆史情境下觀察，他們或許是“黨員”，但並不是黨棍，這就夠了。
羅家倫的回憶文集中，有三篇都是關於同一個人——蔡元培。不論是傅斯年還是羅家倫，其做大學校長，做人的風格，在有形無形中都是受了北大老校長蔡元培的巨大影響。羅家倫在《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一文中，強調蔡元培強烈的民族意識，融會中西的氣度，對優美和慈祥的精神之追求。蔡元培於大學，力主學術研究自由，但是反對以學術與政治混淆，例如辜鴻銘和劉師培雖然文化思想上保守，但絕沒有在課堂上講過帝製。羅家倫在抗戰中的沉穩堅毅，和蔡元培在五四運動時期所說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一脈相承。從蔡元培，蔣夢麟，傅斯年，羅家倫一係人的身上，延續著一股在中國環境中將愛國與學術獨立努力結合的大學精神（也即啟蒙和救亡並存），也延續著另一股西方文藝複興式的兼容，貫通的博大。
民國時期的著名教授，尤其是西南聯大的名人，我們了解得不少，可是關於校長的思想和作為，以我的寡聞，似乎仍有限，所以一提校長，老是想起《圍城》裏那個道貌岸然然而偷雞摸狗的高鬆年高校長。但願我們今天的大學裏，能多一點傅斯年，少幾個高鬆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