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糾結於“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乃至更早期的“新權威主義”之類概念之爭的當代中國政治思潮均體現於相關政治和曆史學者的理論論述。[1] 在這些論述中，論者通常在預設的立場上對一係列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較有係統的見解並相互爭論。本文擬采取一種特殊的視角，即通過對三本有代表性的政治預言小說的文本解讀，發掘出在暗藏在大膽奇譎的虛構故事背後的以隱晦的，非係統性的潛意識形態存在的政治思潮，並認為在這些關於中國未來走向的幻想小說中所含有的種種想象，憂慮，嚐試性的製度設計，其價值並不低於係統的理論論述。從某種意義上說，政治預言小說可能比專業精英學者的論述更好地代表了中國社會中的較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思想傾向。所選取的三本小說均為自1990年代以來出版於中國大陸以外的獨立作品，因為筆者認為，隻有大陸以外出版的作品才能直率地通過小說表達政治觀點。
悲觀主義
集中出現於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這批政治幻想小說，相對於在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出現的一批類似的烏托邦文學作品來說，總體上都顯得悲觀和態度猶移。晚清較有影響的政治幻想小說，不論是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陸士諤的《新中國》，還是吳趼人的《新石頭記》都體現出對於“進步”和“未來”以及民主政體的美好期許和中國民族複興的信心。梁啟超幻想中國實現了代議政製和民族的全麵複興。出版於1910年的陸士諤《新中國》幻想1951年的中國已經實現了全麵憲政，國貨淘汰了洋貨，雖然“海陸軍都是世界第一”，但中國是愛好和平的，決不會發動戰爭。與這種總體的樂觀主義和烏托邦情緒相較，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作者們對中國的前景顯得遠為悲觀和不確定。上述三部作品都預言了中國的一場災難性的危機，而故事的展開都圍繞危機的應對。出版於1991年的王力雄著《黃禍》設想了一個極為慘烈和悲劇性的中國未來——處在內戰邊緣的中國遭到美國和俄國的聯合核攻擊，整個民族被迫向世界各地遷移，尋求新的生存空間。這一民族滅亡的危機更被放置於全人類共同困境的大背景中，而且是一個無解的天問：“人類社會是徹底滅絕？還是倒退千年？何時出現新的平衡點？或者一潰到底？有無逆轉的可能？甚或在腐爛的舊肌體內生長出全新的生命？這在眼前尚屬無法回答的問題。”[2] 相較於晚清小說中以新中國這一民族國家和平崛起於世界為基本出發點的想象，王力雄幻想的卻是民族國家的消亡和原子化，即最終“人類分散成小型的自我管理社團。”[3]李劼在1999年出版的《中南海最後的鬥爭》一書中，盡管改革派政治家李亦鋒最終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建立了“民主聯邦中國”，具有法西斯性質的太子黨將領趙一彪已經向美國發射了一枚帶核彈頭的導彈。陳冠中2009年的小說《盛世：中國，2013》則在小說的結尾借人物之口給出了一個悲觀得宿命的答案，——“可能中國共產黨運氣就是好。可能是中國人活該給共產黨統治的，六十年還不夠···是上天想讓共產黨繼續執政下去。”
新權威主義和精英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部小說中的未來中國都呈現新權威主義的價值取向。這種“新權威主義”傾向首先體現在三部小說全部不約而同地塑造具有獨立思想和政治體製改革傾向的黨內開明派，並給了這部分人相當大的言說空間，從某種意義上，作者們是把希望寄托在這部分人身上的。這一形象在王力雄的《黃禍》中的代表人物是作者著力塑造的主人公“石戈”。石戈具有多重身份：既是獨立的思想者，行動者，又是中共高級官員，既和民間的政治活動人士保持聯係，又出席政治局會議，直至擔任副總理職務。書中寫道：“他的身份究竟有多少層，連他自己都說不清。”石戈的政治立場和理念是複雜和矛盾的：“文化革命的狂熱一過，他的內心就離棄了共產黨。然而這麽多年來卻從未停止過為共產黨的治國奔忙。‘六四’開槍使他認識到這個殺人暴政注定滅亡，卻又因為未參加任何民主運動而被認定‘政治可靠’，得到重用···他不屬於任何一方，沒有自己的陣營，卻同時反對對壘的雙方。”石戈既反對獨裁專製，又反對群眾運動和煽動群眾，他所倡導的是一種叫做“逐級遞選製”的新型民主機製（稍後將詳述這一虛擬的理論）。他認同的（很可能也是作者王力雄認同的）政治改革路徑是“統治者自我轉變”，因為“假如能利用專製製度的強大權力和效率自上而下地推進逐級遞選製，將是代價最小，成功希望最大，社會過渡最平穩，而人民最少痛苦的和平革命。”這裏，王力雄已經接受了專製製度具有“權力”和“效率”這兩大優勢的前提，並在這一前提下討論如何更好地利用現有的製度。在小說的另一處，王力雄直接以作者的幹預發表了關於“權威”的看法：“權威是中國社會幾千年用以維係統治的核心。喪失權威就是喪失統治的力量···權威在‘改革開放’中遭到的損害並不比滿清王朝覆滅前少。”
王力雄的小說總體上描繪了一個更為廣闊和豐富的畫麵，涉及更多社會層麵和思潮，而在《中南海最後的鬥爭》中，作者李頡更把描寫的重點，完全放在高層的內部鬥爭上。在李頡筆下，中國的未來命運，幾乎完全取決於以李亦鋒為首的黨內開明派和以趙一彪為代表的軍事獨裁者，以及美國的立場和幹預程度。李頡通過人物之口，表達一種和王力雄類似的觀點：“通常是從舊體係中出來的人，並且推行一套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能夠實現和平變革的理想；相反，倘若是從下麵造反的，總免不了使用暴力的方式，並且結果很可能導致舊製度的複辟。”陳冠中則在《盛世》中塑造了一個具有獨立思想和戰略眼光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和國家領導人”，前複旦大學教授“何東生”的形象。何東生是一個高級幕僚，具有體製內和體製外的雙重身份，既能上達天聽，又定期和各色人等一起參加讀書會活動。他是一個“理性的，並且是深藏不露的中國式的理想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對現代西方代議民主製已經心灰意冷，毫無寄望···反而，他越發認為中國的後極權專製大政府，是有能力駕馭現階段的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的，如果中國對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有正確的認識的話。”作為一個現實的民族主義者，何東生強調中國的特色和獨特道路：“中國就是中國，曆史不是白紙可以任意填寫，也不能重來，隻能從現下開始。”他對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理解是中國謀求成為地區領導力量而非全球霸主：“中國世紀是指中國終於可以恢複十九世紀中以前的原有曆史地位。中國坐擁自己的天下就夠了，不貪圖君臨世界。這個企圖，要讓歐美列強知道。中國不想通吃，但歐美也不要阻擋由中國主導的東亞的崛起和一體化。”在內政方麵，何東生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維持現狀，因為“一改就亂。”
與此同時，這三部小說對於民主活動家以及普通民眾的政治理性和能力，以及道德水準都持一種懷疑的態度。王力雄的批判直指民主運動的四分五裂和不負責任。《黃禍》中虛構了以中國國內政治活動家為基礎的“人民陣線”和流亡國外後來獲準回國的民運分子組成的“民主陣線”之間的鬥爭。“人民陣線”領導人在國內被關押多年，吃過不少苦，把“民主陣線”領導人看成投機逃跑，挾洋自重的摘桃派，而海外歸來的“民陣”則認為“人陣”“缺乏理論，目光短淺，不了解世界潮流，更未曾親身體會過民主製度，不可能完成改造中國的重任。”王力雄不無諷刺地寫道，人陣創辦了一份叫做“掏大糞”的雜誌，專門登載民陣的頭麵人物在國外的性醜聞，而民陣則公布人陣的領導人被捕後寫的“認罪書” 。 在王力雄筆下，這兩派人物的共同特點是“極端激烈”，“憤激而不考慮後果”。而在小說中的中共高層眼中，大叫民主的人一旦權力到手就會“把主義丟在一邊”，而一旦民主鬥士們的野心，黨爭，不擇手段暴露無遺，他們必將很快失去人民的信任。根本的問題在於道德的缺失：“中國的傳統道德在不斷的革命和外來文化衝擊中被摧毀貽盡，新的道德體係卻毫無建樹，形成全社會的道德真空···”“人民”的本質是軟弱，盲目，易於恐嚇和操縱的。在石戈看來，“群眾是缺乏理性的，一旦被煽動起來就充滿狂暴和血腥。”《黃禍》中反複暗示和渲染的，是政府刻意製造混亂，結果“老百姓很快被嚇住了，對民主運動從普遍支持變成害怕厭惡，甚至抱怨當局軟弱，未采取強硬措施穩定局勢。”在小說的後半部分，當中國遭受核打擊的消息傳出，立即在民眾中引發大規模的謠言傳播和非理性的暴亂，哄搶和奔逃。此時，民運領導人乃至政府都已完全無力控製局勢，王力雄寫道：“群眾對政治行動的反應及其冷漠···隻有搶才是唯一有效的行動。”這種絕望的無政府狀態又為小說中反複暗示的精英對民族的拯救提供了合法性。《盛世》中描述的崩潰則來源於全球金融危機和美元大貶值造成的食品和日用品搶購潮。在小說中，政治家何東生預見到，在危機中“民眾度過了六天惶惶不可終日，謠言滿天飛的日子”，最終“人民呼喚政府不要拋棄他們，懇求國家機器出來拯救自己。”在何東生的構想中，群眾是極其脆弱的，他們最終會因為“怕無政府，怕大亂，大家反而主動願意在一隻並不可愛的巨靈前麵跪下，因為隻有這隻巨靈可以保障他們的生命和財產。”李頡在《中南海最後的鬥爭》中則借中共總書記李亦鋒之口延續了對整個中國民族國民性的批判性思考：“人心已經又黑又亂，盡管這個國家表麵上還死死地抱著大一統，但實際上，人心早已散亂得不成樣子了···這個民族形猶在而神已散，就像一個垂死的人一樣。”“群眾”在李頡筆下，具體化為與李亦鋒舉行對話的大學生。然而，這是一群被狹隘偏執的“愛國主義”教育洗腦的大學生，主張西化改革的李亦鋒不得不教育他們“如今在也不能把愛國主義像階級鬥爭一樣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講到大家都沒有飯吃的地步，對不對？”即便如此，李亦鋒仍然未能阻止大學生上街遊行並且打出“打倒賣國賊”的口號。但與此同時，書中又諷刺學生運動的虛偽：“別看他們鬧這麽凶，完了之後照樣考托福去美國當留學生。”
《盛世》中描繪的體製內戰略家何東生和體製外公共知識分子老陳，芳草地，小希的長篇對話很大程度上暗喻了批判性自由知識分子在當下中國的 困境。在陳冠中的描繪中，堅守啟蒙理想的激進公共知識分子唯一擁有的隻是抽象的正義感和天生的批評和懷疑精神，但是他們並未能就任何具體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提出任何有可操作性的方案。與此相反，小說給了何東生大量的篇幅，讓他充分論述自己的治國理念：從國家幹預經濟，到照顧工人利益，從亞洲門羅主義，到中國的國際定位，何東生儼然成竹在胸。讀者顯然會感覺到，盡管何東生對中國民主化本身持悲觀和犬儒的態度，但對除“政治改革”以外的任何領域都有一整套的計劃，反過來，自由知識分子除了“政治改革”抱有宗教式的狂熱以外，對其他事物幾乎一無所知，“不懂經濟”的他們在何東生大談國家如何幹預經濟以應對金融危機的時候隻能“張口結舌。”
三部政治幻想小說以一種藝術的形式，再次提出了一個纏繞中國人一百餘年至今未解的問題：政治變革與國民素質的關係。三部作品實際上都否定了民粹主義和民間情結而重新回到精英主義的立場。一些悲觀的論述類似於梁啟超在精英主義的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對國民程度和國民性問題的深切反省和魯迅那些著名的言論，但梁啟超所寄望的是持續地開啟民智和“新民”，而當代的作家則似乎更寄望於政治精英自身的素質和道德責任感以及文化精英的策略調整。
美國
對於西方文明的態度，是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末的政治幻想小說 中的重要主題。和晚清小說一樣，二十世紀末的政治想象小說中對於西方也有一種複雜和矛盾，既接受又批判的心態。總體來看，這三部新的政治幻想小說中對西方（美國）更傾向於持批判和超越的態度，而不再把美國看作中國民主化的精神來源和製度樣板。在政治層麵，在《黃禍》中，美國對中國的設計是“一俟秩序穩定，社會恢複運轉，便組織全民選舉，產生新議會，由議會製定新憲法，再建立新政府和任命新的國家元首。” 美國看好的未來中國領導人是主張中國東南部獨立的黃士可，而不是不願受美國操控的石戈，美國的設計實際上也早已被石戈獨立的政治理念所否定。在石戈看來，“西方政治製度···根本的錯誤在於選舉範圍過大，使個體選民的局限在大範圍裏綜合成總體的局限”以及“美國社會讓人民選他們根本不知其所以然的總統，卻不讓他們選舉最切身的頭頂芝麻官”，因而石戈不遺餘力地鼓吹他的逐級遞選製；在經濟層麵上，《盛世》中對於中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強於美國這一點深信不疑，而且鼓吹實行亞洲門羅主義，恢複中國古代的朝貢體係，建立中日結盟以驅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政治存在；而在個人層麵上，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黃禍》和《中南海最後的鬥爭》中，都塑造了對美國充滿了仇恨的個體角色。《黃禍》中。美國和俄羅斯一道，在聯合國主持下，對中國的核基地實施了毀滅性打擊，造成了中國的巨大主要反美人物是一名叫做“丁大海”的核潛艇艦長，軍事獨裁者王鋒的追隨者。丁大海曾經去美國進修，而正是這次進修的經曆使得丁大海感到自己和美國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和美國人對他的蔑視。更為可怕的是，丁大海被一位美國女生色誘並最終因為痛打美國男同學而被送上法庭，從此終身仇視美國。《中南海最後的鬥爭》則表現了中國政壇親美和反美兩派人物，也暗示出作者自身的某種矛盾心態。一方麵，正麵人物李亦鋒確實是在美國的協助下實現了中國的最終民主化，書中大量篇幅是關於李亦鋒和美國人的交往和對話，但另一方麵，軍方強硬派領導人趙一彪則充滿了對美國的仇恨，而趙的心態也得到充分的描述。和《黃禍》中的丁大海一樣，趙一彪也有在美國學習軍事的經曆，但是，這種親身體驗並沒有把趙變成美國的朋友：“（趙一彪）深深地感受著作為一個黃皮膚的中國人，在跟美國人相處時的種種屈辱。盡管他從來沒有從美國人嘴裏聽到任何侮辱性的話語，但從他們的眼神，表情，乃至一種很小的動作，嘴角邊一個細微的譏笑中，不斷地被告知，他不是跟他們屬於同一個世界的。”當然，作者也作了一個很落套的虛構，即趙一彪曾經單向地愛上了一個白人女孩卻發現她在和其他人上床。末了，趙一彪發誓，早晚要讓美國人知道。他們犯了多大的錯誤，將付出多大的代價。
在上述兩個例子中，個人的屈辱和挫敗和中國男性的性尊嚴以及民族主義完全混合在一起，成為小說作者所認為的最有說服力的反美動因。如果說，十九世紀末的政治幻想小說，如吳趼人的《新紅樓夢》，還存有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抗衡西方文化的幻想，到二十世紀末，在承認中國傳統斷裂，道德危機的前提下，中國人麵對美國時的心理優勢似乎隻能依托於三點：超越美國模式的製度創新； 現有的集權體製；個人的反美情緒和民族自尊心的混合。
三種前景：法西斯化，聯邦化，烏托邦···
王力雄的《黃禍》和李劼《中南海最後的鬥爭》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中國政治法西斯化的可能。正因為前麵提到的，小說的預設背景均是中國處在某種特殊的危機時刻，而民眾無力自救。在王力雄的《黃禍》中，即便致力於“逐級遞選”以實現中國特色的民主化的石戈也不得不承認，在危機時刻，“法西斯上台有它的必然性。在這個生死之際，惟有強力能重建分配的平均機製，讓每個人都得到吃不飽但是餓不死的一份，而不是一些人飽，一些人死。”軍事獨裁者王鋒則著眼於權威的重建，王鋒認為“權威喪失將是中國最大的危害”，在沒有毛澤東的時代，“權威隻能用鐵與血建立，沒有了自然的凝聚核心，就用強迫來凝聚，沒有了能鎮服眾人的威望，就用實力逼他們不得不服。”在小說中，當南方諸省發動叛亂，要求獨立，中國即將分崩離析，北方在王鋒操縱下舉兵南伐時，小說對法西斯統治在中國的可能性和危險性作了一番分析：“法西斯統治似乎成了唯一能救中國的出路，但是···中國一旦再有法西斯政權上台，就是社會即將崩潰的開始，或者反過來說，中國崩潰之前，一定是法西斯政權上台。”也就是說，實行法西斯統治以應對國內危機雖然有可能性和某種合理性，但最終隻能是飲鴆止渴。《中南海最後的鬥爭》中飽受美國淩辱的趙一彪的法西斯傾向更具有外向型的特點，即以“愛國主義”和反美為主要訴求，最終在滅亡的同時，選擇以導彈襲擊美國。
《中南海最後的鬥爭》著力描述中國實行聯邦製的前景。書中借人物的口分析道：“中國曆史發展將自然而然地走向聯邦國家”，而且隻有當“老大帝國鬆動了，才能使經濟文化的繁榮成為可能。”而《黃禍》裏的“福建自治政府總理”黃士可大聲疾呼“中國為什麽找不到方向，為什麽一直反反複複？···問題在哪裏？在於中國的大一統！”黃進而倡議：“在地方自決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和平和互助的中國聯邦。”黃士可賀王鋒的鬥爭，正是中國聯邦化前景和集權強化之間的搏擊。在這裏，小說作者們似乎回到了１９２０年代初年未能成功地聯省自治的政治試驗的原點，《中南海最後的鬥爭》還明確地對孫中山的武力統一提出了質疑，把曾國藩作為楷模。
王力雄筆下的人物反複申說的“逐級遞選製”似乎是作者幻想出的一種製度創新。其基本思想是把所有的選舉都限定在相互了解的範圍內，如在一個八個人的基本單位中選舉出數人，再由這幾人組成選舉團又選出數人，直至最高領導人。 “人民陣線”領導人刑拓宇曾經激烈抵製“逐級遞選製”，後來卻為其“運轉之靈和見效之快”折服，並因此把１９８９年天安門運動的失控歸結為未能實行這一製度。最後，“逐級遞選製”不僅成為代議製民主和暴民政治的最佳替代性方案，作者還賦予其一種再造道德的力量，書中的理想主義者歐陽中華在自己主持的烏托邦社區中實踐 “逐級遞選製”，最後，在流亡異國尋求生存空間的中國人中間，“逐級遞選製保證的分享不僅是維持生存的唯一方式，也成為美德，犧牲和友愛精神得以恢複的基礎。”王力雄分散在小說中的政治論述反映出一種更為複雜的思想：一方麵在短期內強調權威重建的必要性以拯救民族和應對危機，一方麵對全人類的未來充滿無政府主義的幻想，極為接近1920年代曾經風行一時的“新村”理想。小說中的政治理念搖擺在權威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間。
結論
上述三部政治幻想小說其實都是建立在現實政治社會基礎上的想象，是對中國的現實和未來進行深入思考之後，把諸種可能性和矛盾衝突以戲劇化的方式呈現出來。總體來看，小說作者們對於中國的總體前景基本都持一種悲觀的態度，對中國民眾的素質更是充滿懷疑。這些傾向至少提醒我們，僅從學理上和上層建築層麵討論自由主義，憲政民主和新左派或製度設計似乎是不夠的，因為社會的成熟程度，或者說，對中國民間社會成熟程度和道德基礎的評估，仍將很大程度地製約對民主的追求。對民眾的懷疑導致所有的小說都對民粹主義，群眾運動進行批判，而主張一種穩妥的，自上而下地改革，並把希望寄托在體製內開明派以及這些開明派與體製外知識分子的合作上，並對威權體製作了大量辯護。《黃禍》和《盛世》兩部小說都賦予了體製外知識精英一種拯救萬民的道德色彩，但是暗示他們的局限性和孱弱使得他們最終需要與體製內領導人妥協，而不是與“民眾”結合。這中間不僅含有對貫穿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曆史的民眾情結，左翼政治，暴民文化的深刻反省，也批判地反思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中激進學生拒絕與黨內開明派達成任何妥協的對抗姿態，但與此同時似乎又回到一種保守主義和新權威主義立場。假如以曆史攝喻，則小說作者們的思想已經從激進的共產革命和國民革命退回到了恭親王和曾國藩的時代，希望在當權者和知識分子之間重建一種類似曾國藩及其幕僚的關係。
王力雄和李劼的小說中，都探討了未來中國出現野心勃勃的軍事獨裁者的法西斯化傾向，反映出對軍人幹政的擔憂，但在兩部小說中，軍人幹政都未能取得最後成功。聯邦製也是王力雄和李劼共同關注的問題，《中南海最後的鬥爭》中所呈現的是中國最終走向美式聯邦製度，但《黃禍》的結局是中華民族在被迫地大遷移中實現全民族的延續和重生。聯邦製實施與否並非重點，王力雄力圖以一種烏托邦的“逐級遞選製”作為中國獨創的政治體製，用以替代專製體製，也克服西式民主的缺陷。三部小說中都提醒人們，中國存在對美國不信任，不親近乃至敵視的力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三部小說中都無一字提到中國傳統和儒家文化，在作者們的潛意識中，中國傳統文化早已成為一個空殼，沒有任何實質內容可供現代變革借鑒和吸收，似乎新儒家哲學家把儒家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結合的努力，對幻想小說的作者們並無任何影響。按照作者們的想象，未來中國可能在經曆黨內鬥爭，付出巨大代價後實現民主化（李劼），也可能隻能在曆史虛無和對西方的排拒中走向茫茫未知（王力雄），或者在一種不盡如人意但又無他法可想的狀態下維持後極權現狀（陳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