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對中國政治史的思考

    美籍日裔政治理論家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以一篇《曆史的終結》和出版於一九九二年的著作《曆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聞名於世。他在東歐劇變之後慨然宣布歐美自由民主體製已經在全球範圍內獲得終極性的勝利，其論斷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持久的爭議。十餘年後，福山從位於美國政治核心地區的東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跳槽到西海岸斯坦福大學，其學術興趣也更多地從政治學者熱衷的構建理論模型和預言未來轉向一種曆史的路徑，即追根溯源，經由發掘各種政治秩序和思想在全球範圍內的最初緣起和曆史演進，推求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就是說，福山現在更像一位政治思想史家，盡管他最終還是以一個政治思想家的身份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即他的最新成果：《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這本書中，福山關注的要點仍是西方學者慣常探討的核心問題：國家政權，圍繞“國家之前”，“國家構建”，“法治”(rule of law)，“負責任的政府”這幾個論題展開。這也是福山分析人類曆史上各類政府的三個基本指標。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在這部新書中以極大的篇幅討論了中國曆史上的國家形態和功能，並對中國這一個案給予了較為謹慎和持平的分析。

關於國家製度的起源，福山認為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的社會契約理論是欠準確的，因為國家本質上是具有強製性且等級森嚴。這裏福山完全否定托馬斯•霍布斯關於早期人類個體相互殘殺，因而需要國家（利維坦）作為個體人之間建立的理性契約的理論。他斷言，人類從來沒有以個人狀態存在過，也從來沒有刻意自我組織，因為人類天生就具有社會性，隻有在達到較高的發展階段後才開始進行有意識的組織。在筆者看來，這一強調人的社會性的觀點，和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的論斷倒是頗有相通之處（《荀子•王製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福山還評述了曾經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卡爾•維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型國家理論。維特夫在其著名的《東方專製主義》一書中，曾經把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印度和墨西哥這些非西方社會的專製政治傳統歸結為大規模水利工程的催生，維特夫認為隻有中央集權的官僚體製才能管理這類需要建設大規模水利工程的社會。福山對此提出的質疑是：大多數人類早期的水利工程都是小型和本地的，大規模的工程，如中國的大運河之能夠建成，恰是強大的國家政權建立之後的結果而非其起因。福山認為，馬克思把中國和印度一並列入“亞細亞生產方式”（筆者注：正是這一理論影響了維特夫的觀點）並不準確，因為印度體製化的教士階層和宗族勢力對國家起了很大的製約作用。而中國則不然。

福山把中國看做人類曆史上國家構建的一個“範例”，並指出很多“現代國家”才具有的要素，中國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就已具備，比歐洲早了一千八百年，然而中國在發展國家機構方麵的前驅經驗卻極少為西方關於政治發展的論述所重視。福山對“現代國家”這一概念的定義，建立在馬克斯•韋伯的經典論述上，即現代國家意味著一個由集中、統一的科層化行政製度管理的較大量的領土和人口。福山認為，在這一意義上，中國很早就發展出了非個人化、以業績為基礎的官僚任用製度，遠比羅馬帝國的公共行政機構更為係統，是所有文明中最早發展出現代國家製度的。

福山把早期中國國家政權看做一個“早熟”的出現，因為這個政治和管理上的“現代國家”的建成和鞏固遠早於其他的社會要素，諸如世襲和占有領地的貴族，有組織的農民，植根於商人階層、教會和其他自治團體的城市等等。與此同時，中國國家對軍隊的掌控則遠超過羅馬帝國，以至於國家有足夠的能力阻止任何替代性的政治經濟力量的出現。中國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發展道路直到十九世紀才被歐洲的入侵所挑戰。究竟是什麽促成了中國早期國家製度的過早成熟？福山的結論簡而言之就是——戰爭。首先，福山認為中國和其他社會一樣，經曆從部族（tribe），酋邦（chiefdom）到國家的過程。福山指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早期國家，是在西周時期奠基的,此時的中國處於部族和酋邦的過渡時期。但是中國同時又是一個父係宗族關係極為發達的社會，周代的諸侯國都是家族集團，在父係宗族間的不斷征戰中，國家得以發展。春秋戰國時期，韋伯所指的那種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開始出現，而其最重要的驅動力就是戰爭。中國社會區別於其他世襲貴族傳統悠久的文明的重要特征——任人唯賢（meritocracy）——在福山看來並非是一種文化常態，而是為了在戰爭狀態下為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他進一步推論說，任人唯賢的提升製度首先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軍隊中，然後才擴展到政府官僚體係。同時，供養一支常備軍本身就增加了對支撐其運轉的官僚體係的需求，轉而為“士”階層的上升提供了曆史機遇。戰國時期的秦國被福山看做“現代國家”興起的典型例子。著名的商鞅變法的實質，在福山看來，就是在戰爭的驅動下，以非個人化的國家統治取代舊有的以家族為基礎的權威和土地製度，這一以“國家”衝擊和取代“家庭”的思想趨勢貫穿後來的儒法之爭，乃至毛澤東所進行的當代中國社會改造。

在福山關注的現代政治製度三要素中，他不斷給予古代中國的國家政權建構極高的評價，但是福山對中國曆史上法治（第二項）的地位持全盤否定態度。他以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為參照，指出在這三個文明中，法律都具有超越的，獨立於國家的及與宗教緊密相連的地位，世俗統治者必須受製於法律。在世界幾大文明中，這一意義上的法治唯獨在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除了二十世紀末的台灣。在中國，法律僅僅是把統治者的命令編纂成文，法律所反映的隻是統治者本人的利益，而不是治人者和被治者作為共同體的共同價值，也不具有超越性的權威。漢代以後，儒家文化成為中國的統治意識形態，但是福山指出：沒有儒者相信對皇帝的權力和權威應當有正式的、製度化的製約，於是，對皇權的製衡隻有道德一種。然而福山也認為，儒家的民本思想，即統治者應當照顧民眾的利益這一觀念把政治責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原則引入到中國，即他列舉的三項原則中的第三項。在這一方麵，福山似乎給中國政治打了一半的分數。一方麵，統治者由於天命理論和儒家民本思想影響而在原則上和道義上承認應當對被統治者負責，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麵，政府責任並不是正式和程序性的，而是基於最高統治者個人的道德感和官僚集團的道德壓力。福山再次強調指出，相比其他世界文明而言，古代中國集中政治權力的能力是令人驚歎的。但是他也指出，一個沒有法治和責任的強大國家將走向獨裁，它越是製度化和越現代，其專製也就越加有效。

由於對中國國家政權責任感的部分承認和對皇權與儒家官僚相互製衡的認可，福山明確認定中國古代國家性質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極權（totalitarian）國家，而是威權(authoritarian)國家。由於其管製的有效和精密，他甚至把中國國家政權稱為“高素質威權政府”（high-qualit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這一模式一直延伸到當代中國。福山認為，在當今中國，執政黨事實上取代了過去皇帝的地位淩駕於政府之上，並監督著管製人民的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官僚體係，該官僚體係的素質尤其在其上層是比較高的，因此它能夠帶領國家經曆一九七八年以後奇跡般的經濟轉型。在他二○一一年初針對中東茉莉花革命寫的一篇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中國會是下一個嗎？》中，福山仍然堅持認為中國政府回應危機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靈活性將有效阻止這類運動在中國的發生，因為中國式威權主義的素質遠高於中東國家。

宗教在中國的地位也是福山關注的一個重點。在論及中國法律的時候，福山已經指出，中國法律不具有任何宗教性，而中國宗教本身並不反映社會和文化共識，而是更多地成為社會抗議的思想基礎。國家從不認可任何高於自身的宗教權威，並很容易地控製業已存在的任何宗教團體。福山談到了中國的天命觀，認為，天命的獲得既不需經過選舉，也不需要宗教儀式的合法化，實際上，沒有一個宗教組織可以代表上天把天命授予統治者，就像教皇加冕一個國王那樣。在這種情況下，天命不過成了軍閥們權力爭鬥之後勝者的自我加冕和對既成事實的追認(after-the-fact rectification)。

福山對中國乃至全球曆史的分析，受到其導師塞繆爾•亨廷頓的極大影響。其中一個重要概念是亨廷頓在其名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提出的“政治衰變”（Political decay）理論。亨廷頓曾經挑戰現代化理論的進步史觀，提出政治衰變的發生並不少於政治發展，政治秩序的獲得隻是多種社會力量在一定階段取得平衡的產物，一旦平衡不能維持，政治衰變就會出現，直到出現一些新的規則和製度來重建秩序。福山以這一理論來分析中國古代曆史，指出，漢代的衰落就是曾經強大的國家權力被貴族精英攫取和中央政府持續弱化的過程。西漢中央政府曾經采取偏向農民而非大土地所有者的經濟政策，但後來遭遇地主集團的抵製；東漢末期中央政府對軍隊的控製弱化導致董卓、曹操一類軍閥的興起；環境災難和瘟疫。其後的曆史幾乎就是一部國家政權不斷重新整合、強化、統一，再衰落，再強大的曆史。

在全書的結尾處，福山提出了一係列有關中國而又舉世關注的問題：今天中國在強有力的國家政權管理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中國可能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並維持政治穩定而完全不要法治或政府責任？因增長帶來的社會動員會不會被威權國家所限製？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力量遠大於社會力量的製度會不會迎來民主？作為關注自由民主體製在全球命運的學者，福山認為第二個問題尤其關係到自由民主體製的未來。在筆者看來，中國在民主和法治較為缺失的狀態下保持數十年的經濟持續增長並維持政治穩定，不論其奧秘、代價和前景如何，不論是否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這一當下事實的確給包括福山在內的西方政治理論家提出了一個新課題。它促使曾經在二十年前斷言曆史已然終結的福山反思西方自由民主製度內在的缺陷和有限性，正如福山所言：“盡管自由民主製度在今天或許被看做最具合法性的政府形式，其合法性其實取決於它的表現。這一表現又決定於它在強有力的國家行為和各式各樣的個人自由之間維係的平衡。”福山以中國為參照反觀西方，認為二十一世紀初葉現代民主體製麵臨的最大問題很可能就是國家的弱化，例如美國已經很難嚴肅處理與保健、社會安全、能源相關的財政問題，利益集團在阻礙削減開支和增稅的計劃，而分權製衡這一西方經典製度則使得問題更加難以解決。在福山看來，美國已經出現了政治衰變的征兆之一，即製度僵化（institutional rigidity），這無異於新世紀的警世之言，其拳拳憂（美）國之心可鑒。但在肯定中國製度具有高素質、靈活性和豐富的曆史資源的同時，福山仍然對中國模式提出質疑，他認為製度化的現代政治問責（在福山的其他表述中，直接使用民主——democracy一詞）的缺失，使得中國曆代政治體製都無法解決“壞皇帝”的問題。中國式的威權體製要求自身必須不斷地產生好的領導人，但卻無法提供任何保障，在一個“壞皇帝”的統治下，不受製約的權力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福山的觀察和分析提醒我們，中國國家政權在曆史的大多數時段都具有超強能力，不僅在曆史上過早成熟和完備，曆經多次衰變後不斷重建和鞏固，在當代的表現——尤其是推進和保持經濟發展方麵——也頗有值得世界其他國家借鑒之處，然而，隻有在法治和政治責任這兩大軟肋得到充分的製度化以後，已經足夠強有力的政府才可能受到製約，中國也才可能真正稱得上是一個現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