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的背後： 一則關於方誌敏的史料

方誌敏，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一名堅定的領導人，不僅政治軍事上功勳卓著，還以其深切感人的獄中名篇《清貧》和《可愛的中國》影響了幾代中國人。1934年10月初，方誌敏奉命率領北上抗日先遣隊配合中央主力紅軍戰略轉移，10月下旬，先遣隊到達閩浙贛蘇區與紅十軍合編，此時，紅軍主力已經出發長征。這支幾千人的部隊的任務，是吸引和調動一部分敵人，掩護主力轉移。但在後來的方誌敏傳記作者看來：“以一支隻有幾千人的先遣隊，要完成這樣艱巨的戰略任務，這顯然是要求過高了。因此可以說，先遣隊從一開頭就注定了它最後失敗的命運。”[i]

1935年1月29日，方誌敏兵敗被俘，1935年8月6日，36歲的方誌敏被國民黨當局下令殺害於江西南昌。在這段半年多的時間裏，方誌敏的鬥爭已經成為讀者耳熟能詳的故事：痛斥國民黨江西黨部官員；拒絕顧祝同的勸降；乃至當麵拒絕了蔣介石的勸說，但另一方麵，方誌敏並非真的願意坐以待斃，而是曾經產生過越獄的念頭，或爭取監外就醫，但由於組織集體越獄缺少外援，而監外就醫的申請又未獲批準，方誌敏在6月底即已意識到自己很可能將被處決，於7月初開始寫作一係列政治遺言性質的《遺信》，《給黨中央的信》，《給孫夫人的信》，《給魯迅先生的信》等，並設法通過同情革命的監獄管理人員的家屬送到獄外。[ii]

關於蔣介石親自勸降一事，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方誌敏》一書綜合了幾種回憶文字後予以確認。其中，方誌敏的遺孀繆敏所著1958版《方誌敏戰鬥的一生》中的描述被當作此事的最權威證據，繆敏書中記述蔣介石與方誌敏的會麵是在“一九三五年剛剛入秋的時節”，寫作中特別突出了方誌敏視死如歸的精神：當蔣介石說完：“方先生，你很有才幹，我希望你投效祖國做事，我還要倚重你的。”方誌敏答道：“謝謝蔣先生，我的生命隻有三十六歲，你快下令執行吧！”[iii]方誌敏的女兒方梅在幾十年後的《方誌敏全傳》一書中，卻把蔣介石與方誌敏麵晤的日子，說成是1935年2月6日，在方梅對蔣方二人對話的文學化描述中，方誌敏婉拒了蔣的勸降，並未出現“謝謝蔣先生，我的生命隻有三十六歲，你快下令執行吧！”這樣決絕的字句。[iv]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的《方誌敏傳》則隻寫到方誌敏於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０日，被敵人遊街示眾四天後見顧祝同，寫下“視死如歸”四字後“拂袖而去”，根本沒有提及蔣介石曾親自勸降。

以上相互矛盾的描述令人質疑：一，方誌敏是否見過蔣介石；二，蔣介石和方誌敏如果見麵，是在方梅所說的２月６日遊街的當天上午，還是如繆敏所說的，是在方誌敏被處決不久前。從常理來看，似乎繆敏的說法更接近事實，因為以蔣介石的身份，他最後出馬是比較合情理的，而在方梅本人撰寫的《後記》中，承認《全傳》一書是“文學傳記”，[v]　這似乎使得“合理想象”可以被寬容。

然而，在另一處看似與方誌敏無關的文字中，我們卻看到了對這段曆史的不同描述，使得這段曆史和相關人物變得複雜起來。胡風在回憶自己在左聯的經曆時寫道：

．．．魯迅從內山書店收到一封信，拆開一看，是兩張或三張白紙。魯迅把它交給了我，我猜想可能是秘密文件···我用碘酒擦了，果然出現了字跡。是被蔣介石逮捕關押在南昌的紅軍將領方誌敏的密信，內容是要求魯迅請孫夫人宋慶齡向蔣介石保釋他出來···魯迅看了後，沉默了好一會，說，蔣介石是什麽人？這絕對做不到。隻好把信銷毀了。[vi]

胡風的說法姑且可以看作一個孤證，因為迄今為止，似乎還沒有其他人能證明方誌敏曾主動向蔣介石請求保釋，而為魯迅所婉拒。假如信的原件又如胡風所說被當場銷毀，那就更加死無對證。但是，黨史人物傳記和紀念性文字很容易刻意製造一些戲劇化的場麵，而胡風的晚年回憶文風平實，對方誌敏密信一事也隻是一帶而過，無褒無貶，應該更為可信，至少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替代性的解說。 

[i] 石淩鶴等，《方誌敏傳》，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頁。 

[ii] 同上，第１８７頁。 

[iii] 繆敏，《方誌敏戰鬥的一生》，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105-106頁。 

[iv] 方梅，《方誌敏全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第479-480頁。 

[v] 同上，第５１４頁。 

[vi] 胡風，《胡風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25頁。 

[vii]見張知，《方誌敏》，北京：戰士出版社，1983年，第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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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共產黨人被捕後找魯迅營救，在當時看來是件平常的事情。茅盾在《憶瞿秋白被捕和多餘的話》中曾記敘過瞿秋白被捕後, 化名給魯迅寫信，請求魯迅找鋪保的事。但魯迅為了營救瞿秋白竟然想過自己去開一家店鋪，但按胡風的說法, 他對方誌敏的事卻說不上熱心。或許是親疏有別, 因為方和魯畢竟說不上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