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住一個大門內的堂叔公們

                                          同住一個大門內的堂叔公們 

除了祖父的五兄弟外，在老家同一大院內還住著另外一些祖父的堂兄弟。其中往來比較多的一係有兩兄弟，大的我叫他為大公公，我出生時祖父住的房子，就是向他租用的。此人學曆比較高，聽說和大漢奸陳公博是同學，曾經在北京當過農商部主事、僉事等小官，日偽時期，因為陳公博的關係，在偽上海市政府裏擔任過秘書、參事之類的閑職。原配夫人知書達理，，但體弱多病，未有生育，小老婆很漂亮，為人比較簡單，在家中地位很低，我們叫她“姨婆”。她生有一子一女，都很漂亮，尤其是女兒，小名叫慧慧，不僅長得美麗，而且風度、氣質都好，連那時還是小孩的我們都十分愛慕她。解放後去了大西南，在一所高校當教師。兒子小名叫同官，在唸大學時受女同學呂獻春的影響，參加了地下黨。呂出身於上海一個不算太小的資產階級家庭，然而她本人卻是一個資格比較老的地下黨員。人長得不很好看，但為人誠懇、爽直，解放後在上海財政局工作，擔任局工會主席，文革初期，抄家時查出收藏有幾根由其資產階級父母所贈予的金條，走資派加上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雙重罪名，終於迫使她從財政局大樓跳樓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結束了資產階級子女投身革命的一生。他們生有三子一女，當父母雙雙被關在牛棚時，隻有其祖母（姨婆）照顧他們，處境十分惡劣。姨婆後來患癌症病逝，晚境十分悲慘。同官叔被“解放”後安排在古籍出版社工作（他的古文基礎甚好），後來也再婚了，然而一個美好的家庭被毀滅，其傷痛是難以平複的。

大公公的弟弟，我們叫他二公公，江蘇師範學堂畢業，一直在常州教育機關工作，生有二子二女，大女兒嫁給一位開有好幾家紡織廠的姓韓的資本家，但她很早就去世了。二女兒本來在常州覓橋小學當老師，經我母親介紹，和二舅結婚，成為我的二舅媽，並長年和我們對門而居，從而使我們和大公公、二公公家的往來也密切起來。二公公的大兒子的其情況和我父親十分相似，也是上海宏才大學畢業，也是進入中國實業銀行工作，也是因為吸毒而丟掉飯碗，不同的是他很年輕時就窮困潦倒而死。他也有兩個兒子， 均由其祖父母撫養。 二公公的小兒子，蘇州工專畢業，後一直在紡織廠工作（可能是他姐夫的廠），成為高級技術管理人員，收入比較高，解放前就在上海中山公園（原來的兆豐公園）附近的兆豐別墅買了房子。他有兩子兩女，小兒子在文革後考上了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在我二弟的係裏，畢業後留校任教，和我二弟來往較為密切。他後來被學校派去上海複旦大學進修（讀研究生），畢業後不肯再回長沙，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收入頗豐。

除了上麵這兩位堂叔公以外，還有兩位，雖然後來來往不多，但一些事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住在我們斜對麵的一位堂叔公，大概是他年齡比較小，所以他的小名錫大的兒子和小名美美的女兒和我年齡相差不大，常在一起玩。鄉間的床都是很大的，帶有床幾板（供放置書和油燈之用），我們就將棉被從床幾板上掛下來，在後麵形成一個狹長的空間，像舞台的後台一樣，我們鑽在裏麵，然後從兩邊出來在床上蹦跳，就像在舞台上演戲一般，玩得十分開心。後來他們搬到常州城裏去了，母親也曾帶我到他們住的地方去過一次，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他們家後麵的院子，隻種了一些蔬菜之類，並無花木，隔牆可以看到一株秀拔的梧桐和一棟古式廳堂的一角，大概是一家院落。不知怎的，每當讀到魯迅的“百草園”時，我就會想到這個荒蕪的小院；每當讀到李後主的“無言獨上西樓”時，便會想起那株梧桐和那廳堂的一角來。聽說美美後來到東北沈陽去工作了。

另一位堂叔公，他的住屋緊鄰著我們租住的房子，因為他長得胖，都叫他“大塊頭”。他在東街開了一家小得可憐的雜貨店，後來當然也以歇業而告終。生有一女三子，女兒是老大， 一直留在家鄉，聽說解放後參加了特務組織，成了反革命。這使我感到很奇怪，因為她文化程度不高，不可能有什麽政治上的動機，唯一可能的是金錢因素。大兒子小名全全，不僅和我同歲，而且還是同月同日生的。據說母親生我時，那位堂叔婆在樓下開玩笑地叫母親說：“這樣熱的天，焐在樓上幹什麽”？沒有過一二個小時，她自己也生產了。全全小時非常頑皮，有一次他在門口的小河中教我學遊泳，在水中故意將我扶著的木板翻了個身，我失去依托，便沉入水底，幸虧一位臨街開診所的土郎中看見，立即跳入河中將我救起。全全也是在1947年進入鄉親徐朗星的九豐搪瓷廠當學徒的。

 

                                   幾位其他外姓親戚

以上都是住在同一個大門內的同族的叔公們的情況，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外姓親戚們應該記述一下。

第一位就是徐朗星，他也是焦溪鎮人，本來在上海開設九豐搪瓷廠，解放前，又在香港開設新廠，發展得很好。和我們是什麽親戚關係，我也弄不清楚，恐怕能夠弄清楚的人也不多了。如果我早幾年寫這本東西，不少事情還可以向母親請教，可惜她也不在了。反正我隻知道徐和五叔公的關係非同一般，另外他到香港後，和大舅也有往來，有段時間他經濟上周轉不靈，還曾向大舅借過錢。此人重情義，不少困難鄉親的子女都投靠到他的九豐搪瓷廠。改革開放後，為了解決家鄉的飲水問題，他捐款在焦溪建了一個自來水廠，此事為家鄉人民所傳頌。他在上海的產業九豐搪瓷廠，交由他的侄子徐國傑負責，國傑少年有為，而且待人誠懇，我曾隨母親見過他幾次，他總是謙恭有禮，給我留下極好的印象。據說公私合營時他的表現很好，也算是工商界的先進人物。

另一位要提到的人叫奚德齡，到底是屬於什麽親戚，也和徐朗星一樣說不清楚，據說此人是國民黨交通部次長曾養甫的紅人，曾經擔任**鐵路局的財務處長。抗戰初期父親在廣州市銀行的工作，可能就是通過他的關係。此人和他的夫人途經上海到什麽地方去的時候，在我家住過一段時間，後來是去了台灣？香港？還是美國？不得而知，不過母親常常提起此人。

還有一個人叫是貽永，大概是祖母娘家的人，他在上海靜安寺附近開了一家名叫“大發”的餐館，父親在最落魄的時候，常常去蹭飯吃，所以此人也要在此一提。

最後要提到的一位叫是愛同，是我祖母的娘家侄子。他原本是小學老師，被打成右派，開除回家。在祖母病故後，患老年癡呆症的祖父就由他來照顧。此人後來得到平反，恢複工作，工資也還不低，母親歸葬時，我們還去看望過他，如今好像也已經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