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家(一)
可以說,對所有的人,提起外婆家,都是溫馨、親切、美好的回憶所在,對於我來說,這種感情就更加強烈,尤其是我們最困難的時期,母親帶著我們兄弟三人, 都是在大舅的照顧下度過的,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就住在大舅家裏,所以對於外婆家(大舅家)我們更有一種感恩的心情。但是自從上海解放前後大舅家的人先後離開上海去香港並轉赴美國、新加坡等地,就逐漸失去聯絡,幾十年音訊不通,天各一方。隻有外婆留在上海,和二舅住在一起,經曆了文化大革命對資產階級抄家的驚嚇,帶著對大舅一家的思念,黯然離世。
推算起來,大舅和大舅媽的年齡都已經百歲以上,恐怕不大可能還在世上,就是表弟妹們,也都是七十上下的人了,相別六十多年,如今即使對麵相逢,也互相不會認得的了。我決定寫這些東西時,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覺得自己對於外婆家的情況,尤其是解放前的情況,要比當時還年幼的表弟妹知道得多一些,寫下來,也可以為他們留下一點線索;但同時也存在一絲幻想,冀望有朝一日表弟妹們或其子女在媒體上看到這些內容,從而取得聯係,那麽也就有慰此生了。
我外祖父姓金, 是一個銀行小職員,原來住在常州城內馬園巷,年紀很輕時就因肺結核病去世,留下外婆帶著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 當時家境比較困難,大舅很小就出去當學徒,外婆吳蘭芳是個沒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忠厚的老實人,她和我母親一起靠刺繡維持一家生活。聽母親說,為了省錢,總是到中藥店去買去皮的冬瓜當菜,因為冬瓜皮是一味中藥,去皮的冬瓜是處理品,特別便宜,又怕人家笑話,還隻能偷偷地去買。外祖父還有一個弟弟,弟弟的妻子,也就是我母親的二嬸,為人非常刻薄,對於死去的大伯留下的孤兒寡母,非但不給以照顧,反而處處刁難,外婆則處處忍讓。幸好大舅比較爭氣,努力地工作,在親戚的幫助下(投資),很快有了自己的事業,在常州城內開了一家棉布店,經濟情況有了根本性的好轉。大概也是為了結婚,大舅租住了城內興隆巷14號的房子。這是一個姓許的大戶新造的,但此人後來經濟情況不好,就租給人家住了。這房子共兩進,每進四間,邊上有廚房,還帶有一個菜園子,園子裏還有一口井,菜園子的另一邊和大門朝向周線巷的房主自己住的房子相連。大舅花了不少力氣來布置這房子,不幸的是抗日戰爭爆發,日軍攻占上海後沿滬寧鐵路一路過來,在兵慌馬亂,全家逃難到鄉下之時,家中被歹徒洗劫一空,受到很大的損失。後來大舅向上海發展,常州的房子,除了一間由母親帶著我們居住外,其他由袁、顧、楊三家租住。大舅到上海後,和人合夥,在天津路 開設經營棉布批發業務的棉布號。對方是主要投資者,大舅是實際經營人。由於經營得法,店發展很快,最終大舅全部收購了對方的股份,成為獨資的老板 。大舅初到上海時,住在北京路,而合夥人則住在天津路該棉布號的左廂房內。此人退出合夥後,全家返回原籍靖江,大舅隨即將家搬到此人原來的住處,成為店家合一。北京路的房子則讓給我母親從常州來滬居住。後來二舅結婚,母親又將此房讓給二舅,自己則搬到對麵的左廂房。此房本來是一位 比較小的棉布店老板住的,後來也發了財,在南京路買了房子,因為以前父親曾經在銀行貸款方麵幫過他不少忙,所以他將此屋無償的讓給了父親。大舅的事業發展得很快,賺了不少錢。在此期間,他還和人合作投資過運輸公司,除了搞汽車運輸外,還有過一條跑蘇北線的輪船,一位落魄的親戚曾在船上當買辦。但是由於經營不善,這家運輸公司最終倒閉了。他也曾經投資過銀行業,名為瑞華銀行,位於上海外灘,父親擔任此銀行的會計主任, 但最後也是因為業績不好而停業。盡管在這幾方麵並不順利,但是在棉布業方麵卻收獲頗豐。棉布號並不是通常所說的棉布店,它經營的是批發業務,甚至更多的是在交易所進行的買空賣空的投機買賣,這就要求經營者有很強的駕馭市場的能力,大舅在這方麵是有一定水平的,並且他還善於結交各種關係。記得大舅母三十歲生日(46年),在一家酒樓大擺筵席時,好像還有青海軍閥馬步芳送的禮。可以設想,如果能夠和馬步芳做上生意,光其軍服所需的棉布就是驚人的數量了。另外還有一個人叫楊越甫的,當時常常聽大舅提起,原本以為隻是一般生意上的朋友,但解放後聽說此人由國外歸來,當上了南京市的政協委員,由此看來,此人也是有一定政治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