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家(四)

                                                    我的外婆家(四)

二舅的人生經曆和大舅的完全不一樣，可以說是從小不務正業，因為當時的家境，他也從小就出去當學徒，據說就在常州當學徒時就表現不好，年紀輕輕就玩女人，和一個寡婦鬼混在一起。這個女人還曾經到常州興隆巷家中來找二舅。有一段時間，二舅不知鬼混到那裏去了，長期不歸家，有人說見他腰裏挎著盒子槍。舅婆思兒心切，總是夢見他死了，日夜啼哭，大舅沒法，隻能到處尋找，好不容易將他找回，後來隨大舅到了上海。曾經在一個叫裕華鹽業公司幹過，這個公司關門後，就到大舅的店裏跟隨大舅。可能自以為是“二老板’,曾和一位不賣他賬的，當初跟隨大舅一起從常州來上海的老夥計唐洛如打了一架。這段時間，雖然在大舅身邊，但是沾花惹草的事還是不斷，也許是為了使其成家立業後能夠安分收心，由母親做媒，娶了常州堂叔公家的二女兒為妻。她原本是小學老師，結婚後便安心做家庭主婦，直到“大躍進”才重新拿起教鞭。其實，二舅在結婚前已經染上了梅毒，隻是大家都不知道，以致結婚後也傳染給了二舅母，後來好不容易才治好。大舅去香港後，雖然大舅母還在上海，但一切實權都在他手裏。處理留下的店務如：應付政府的查賬、處理勞資關係等等，確實也是煞費腦筋，而且文化大革命中，又因是資產階級的緣故，被抄家、批鬥、遊街，日子不好過。但在另方麵卻也實實在在地享受了大舅留下的物質生活，例如當年大舅為了裝飾餐廳而買的幾十瓶洋酒，自己一瓶也沒有舍得喝，全部由二舅一人品嚐了。大舅留下的財產也不少，光是母親離開上海去東北撫順之前，二舅埋在母親房內地板下麵的十兩一根的金條就有三十多根，埋在其他地方的當然更不止此數。除此之外還有汽車、鋼琴、電冰箱、紅木家具、古董字畫等等，其價值也都不菲。所有這一切，僅在短短的幾年內就全都化為烏有，似乎不可想象。對二舅的種種作為，母親、大舅母以及其他一些親戚如五叔公等人都有看法，但也無可奈何。大舅母去香港前，怕舅婆和母親以後在二舅手裏日子不好過，偷偷交給母親三百塊銀元，以備不時之需。母親在58年去東北父親處時，將這些銀元鎖在自己房內的大櫥裏，等母親從東北再回到上海時，大櫥內的銀元已經不翼而飛。說明趁母親不在，他已經對母親房間進行了翻箱倒櫃的搜查，可見其不擇手段和貪婪的程度了。由此，我也想起解放前的一件事，有一天，二舅突然到我工作的銀行來找我，要我代他存一筆錢。當時銀行為了鼓勵職工招攬存款，規定凡是職工攬來的存款，到期時，除了按照規定利率支付利息外，還另外給一張附加利息的支票，作為對職工的獎勵。存款到期他來取款時，我將兩張利息支票全都交給了他，他什麽也沒有說就拿著走了。我估計他絕對不會上交到店裏，而是自己中飽私囊了。解放初期，曾有一位大舅原來的蔣姓朋友的太太，因為去香港和丈夫團聚，將家中不少箱子寄存在天津路，另外還有幾箱古籍線裝書，留言請對這些書籍特別給以關注，可見其珍貴。然而對於毫無文化素養的二舅，根本不會認識到其價值，在他眼睛裏，不過是一堆廢紙罷了。終於在一次漬水中被淹。至於對另外一些箱子，肯定要比對這些古籍書重視得多，但按照他能在母親不在時，私開母親的大櫥搜尋錢物的行為，蔣家的這些箱子不可能幸免，如果其中藏有什麽值錢的東西，當然也不會客氣。好的是有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抄家、破四舊等等的革命行動，於是一切都變成一筆糊塗賬，即使蔣家有人來問，也可以一推了之，甚至反過來說“為此受到牽連”。事實上，蔣家也從未有人再來問起過，估計蔣氏夫婦早已不在人世，而其子女也不了解或者不願意為此煩神了。

按理說，二舅前前後後各種手段所得應該不少，但令人不解的是，除了解放初期可能仍獨自在外偷偷地揮霍享受之外，不久便現出“窮困”狀態，一開始還懷疑他是否裝出來，然而後來長期的貧困生活，例如：夥食之低劣，以至於子女出現營養不良情況；為了節約電費，光線很暗時還不開燈，以致影響子女的視力等等，這些又都不像是裝出來的樣子，那麽，那些錢又都到那裏去了呢，這恐怕隻能是永遠的疑問了。

二舅有四女二男，第一個是女兒， 幼年夭折，二舅極為悲痛，用楠木棺厚葬。二女兒則從小受到父母的嫌棄，一直遭受到不應有的待遇，還算幸運的是出生早了幾年，文革前已經進了大學，逃過了插隊落戶的命運。文革期間從上海科技大學畢業，分配到上鋼五廠，當然不會得到什麽重用，不久，因為上海成立商檢局，向各單位要求人員支援，她就被上鋼五廠塞了過去。對她來說，這下子倒是“跳出龍門交好運”，也許是她工作認真，聽說後來當上了處長。可以推想，當然也首先已經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成員了。她的丈夫是上海科技大學的同學，來自上海郊區，大概出身比較好，在上海儀表局工作，比她更早混上了處級幹部。他們結婚時，二舅將他自己那間房後麵隔出半間，作為他們的新房。後來他們自己分到了房子，搬了出去，這半間房後來又作為老四的新房。

老三是兒子， 因為是長子，受到二舅的寵愛，可是在當時的社會和家庭的大環境下，也沒有過到什麽好日子，高中畢業後，未能再唸大學。他平時沉默寡言，這是家庭和社會環境造成的。不過他沒有在這種壓力下消沉，而是奮發向上，從一個高中畢業生，當代課老師開始，一步步地最後成為一所重點中學的校長，沒有艱辛的付出是不可能的。在社會主義特色的條件下，他必須在業務上和政治上同時作出努力才行。他的妻子是文化局的一名幹部，二舅病重後，他們想在二舅在世時結婚，以給二舅一點安慰，因為沒有房子，想借母親的房間暫住，怕我的弟媳婦不肯，趁一次我去探望二舅的機會，他向我提出此要求，我和三弟商量後同意了，也算是解決了他一時之難。不久後，他自己解決了房子，也就搬出去了。

老四也是一個兒子， 大概隻有初中程度，二舅退休後，他頂職進了花紗布公司，並且娶了二舅一個好朋友的女兒為妻。這個女的是食堂的炊事員，完全是一個沒有教養的愚昧、自私、刁鑽的潑婦，處處想霸占二舅母的東西，當麵謾罵二舅母，丈夫也拿他沒法，幸好後來整個街道拆遷，大家分開了，矛盾才得以緩解。

另外兩個女兒，老五和老六。老五心計較多，也會拍二舅的馬屁，甚得二舅的歡心，但由於先天性心髒病，就業就更加困難了，隻能在街道縫紉組工作。其丈夫是從貴州插隊回來的知青，談吐舉止粗魯，不過為人也不錯，對琳琳十分體貼。 老六小時候因為缺乏營養，到很大還是站不起來，想不到後來卻出落得很好看，而且人也活絡，嘴巴甜，討人喜歡，在一家高科技鐵合金廠當工人，本來聽說要去日本培訓，卻一直未能成行，如今好像已經退休了。她的男的是公交公司的一名幹部，看上去氣質也不錯。

本來二舅家和我們對門而居，父母親去長沙後，三弟調回上海後，便住在母親的房間裏，所以仍能相互知道情況，自從拆遷以後，各自東西，就很少通消息了。二舅母和小兒子分搬兩處，二舅母在浦東獨自居住，幾年前因大出血病故。回想自己青少年時和二舅一家對門而居多年，自己有不少“年少不更事”之處。那時候，咪咪她們常常到母親房間裏來，有時我嫌煩，竟然對他們說“再進來我就砍你們的腳”這樣的話來恐嚇她們，這樣無禮的話，二舅母也沒有計較。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自己實在是沒有道理。但是他們一家人對外婆的態度，卻是不得不令人不滿的，最不應該的是有一次外婆半夜起來小便，跌倒在地上，他們床對著床，竟然佯作不知，任憑外婆躺在地上，最後還是外婆自己慢慢地爬回到床上。由於父母的這種態度，其子女對外婆也不會有太多的感情，反而隻是認為外婆是他們家的一個累贅而已，尤其是老四和老五的表現最不好。那時我愛人的工作單位還在上海，她每月定期去探望外婆時買給她吃的食品，很快就被偷吃光。母親的骨灰歸葬時，我們發現外婆的墳已經破爛不堪，我和二弟和三弟商量後，覺得應該修理一下，顧忌到我們來修會丟二舅子女的麵子，所以要三弟回上海後和他們打一個招呼，如果他們沒有意見，就由我們出麵來修。外原來還擔心他們不同意，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完全同意。要是他們經濟上比較困難，到也可以理解，但事實上是其中有一個是上海商檢局的處長，一個是上海一個重點中學的校長，其收入是可以想象的，隨便那裏省一點，這修墳的錢就綽綽有餘的了，這隻能說明他們對舅婆毫無感情罷了。